书院春秋

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书院给徽州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才，更重要的，它也在为这个地方积淀着底气，为这个地方培养一种人格力量，形成宁静畅达的地域灵魂。

|一|

去雄村的时候，是在炎热的夏天。那一次正好是从婺源回屯溪，我忽然想，去看一看雄村吧，这个名气很大的徽州村落，我竟一直没去过呢！于是就去了雄村。没想到雄村居然离屯溪很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半个多小时，然后一拐，经过一段蜿蜒的山路，就到雄村村口了。

雄村是那种典型的徽州村庄，在村口，有一座雄伟的大牌坊。村落不大，据说目前尚不到2000人。但这个小村风景优美异常，它位于两条龙脉交汇的开阔地上，清澈的练江从它的旁边流过。在江边，有一片茂密的桃树林格外引人注目，虽说现在不是桃花盛开的日子，但完全可以想象春天时的姹紫嫣红。这一块风水宝地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人才辈出，确实“所在为雄”。有一位叫作曹元宇的雄村游子曾作了一首《题雄村图》，对故园做了颇为自得的描述：

练江蜿蜒村前绕，上接岑山下义城。

竹为饰山疏更密，云因护阁散还生。

……

诗中的“竹为饰山”指的就是村中的竹山书院。因为竹山书院是雄村最有名的建筑，自然成了雄村的象征。走进竹山书院后，我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座相当有名的书院竟如此破败，霉苔荒草，野墙断垣，只有园子里的很多株桂花树在落寞地疯长，阴阴的，带有野气。乡政府的人介绍说，原先竹山书院系协议承包给别人搞旅游开发的，但对方一直没有真正投入，乡政府又不便再介入，所以就成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心事重重。我在破败的书院里徜徉着，揣摩石碑上斑驳的文字，想象清晨来临，当柔和的亮光开始映在古旧的瓦檐上时，书院里便会有琅琅的书声泛起，掺杂在练江的雾霭之中，单纯，清脆，缥缈。那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二|

书院是一种气象，也是一种气场。竹山书院是一座二进三楹的学舍建筑，正壁悬有蓝底金字板联一副：“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这副对联既解释了竹山书院名称的由来，也寓意治学和处事的态度。“篑”是盛土的竹器，“山由篑进”，指山由一点点的泥土堆积而成。这样的比喻，跟荀子《劝学》一样，阐述的都是一种学习的道理，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道理。

竹山书院的建造同样受助于徽商。寓居扬州的两淮八大盐商之一的曹堇饴称富宇内，曾奉命接驾第二次南巡扬州的康熙皇帝，这达到了他荣光一生的巅峰。曹堇饴读书不多，但却向往晨钟暮鼓的读书生活，向往着“学而优则仕”。而于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和无奈。在曹堇饴辗转病榻、弥留之际，他再三地嘱咐儿子曹景廷、曹景宸，“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

18世纪中叶，乾隆年间一个春天的上午，阳光明媚，由曹景廷、曹景宸兄弟捐资建造的竹山书院终于矗立在雄村村口。这一天可以说是雄村人的节日，四邻八乡的人都来了。而后，这幢清丽优雅的书院便成了曹姓子弟进军仕途的演练场。后来，族人曾立下规矩，中举的人可以在院内种植桂花一株，以示嘉勉。故而书院的清旷轩，又有“桂花厅”的别称。从建成到现在，园内已长有数十株桂树，平日里郁郁葱葱，而到初秋之时，满庭桂花，香飘数十里，整个雄村都可以嗅到书院的芬芳。嗅香思源，这香气，无形中也成了激发子弟的一种动力。

从雄村走出的名宦当首推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尚书。曹文埴25岁考中传胪(即第四名进士，居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内廷为官多年，官至户部尚书。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任命他为总裁之一。他偏房所生的儿子曹振镛，更是直接在竹山书院就读，刚成年就考中进士。关于曹振镛的苦读，雄村至今还流传着一则故事。曹振镛在竹山书院就读时，顽劣异常，不肯用功，其姐十分着急，规劝他：“你不读书，将来如何登堂入室，承继父业？”曹振镛夸下海口：“他日我定为官，且胜吾父。”姐姐激他：“你若为官，我当出家千里之外为尼。”曹振镛从此潜心攻读，后一举中榜，并官至军机大臣，权倾朝野。其姐为不食言，坚持要出家，曹振镛苦劝无效，又怕姐姐在千里之外孤苦伶仃，只得借当地俚语“隔河千里远”之意，在雄溪对岸建了一座慈光庵供其姐修行。

现在，与竹山书院隔着河流的对岸的山上，一抹绿树修竹之中，坐落着寂静的慈光庵。当年，曹振镛的姐姐就一直在这座尼姑庵里出家至死。这样的故事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牺牲？说明为一种价值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三|

尽管竹山书院里桂树满园，但在我眼中，它并不算一个很出色的书院，只算是一个比较合格的科举工厂。真正散发着思想光华的，是明代之前的那些徽州书院，在那里，才能依稀看到闪亮的火花。

1998年，我曾去过位于绩溪县龙井村的桂枝书院遗址。

这个书院是宋景德四年(1007年）绩溪人胡忠建立的，它是绩溪历史上第一个书院，也是安徽省最早的书院。据说，这个书院是在苏辙的倡导下兴建的，当年苏辙曾任绩溪知事，受他的影响，当地文风蔚起，书院大兴，社学和私塾也纷纷建立。由于岁月久远，桂枝书院现在已是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只有残留的碑文，昭示着昔日的荣光。我不知道桂枝书院的山长是谁，谁又曾在这里讲过课。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河流的源头，水总是清的。桂枝书院创办的宗旨不是为了科举，为了功名，而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

没有资料能翔实地介绍桂枝书院的风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既然题名为“桂枝”，想书院里必定满园丹桂。这也难怪，宋朝的读书人一直把置身于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追求着精神上的相对独立。因此，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正好体现了理学人士对于自身的超越。

同时兴建于宋朝的，还有位于徽州府的紫阳书院。在这里，朱熹曾经做了两次非常著名的讲演，在徽州引起了轰动。在此之后，紫阳书院重建，宋理宗亲自为书院题名，紫阳书院成为徽州最有人气的地方。紫阳书院昌盛之时，书院里刊刻着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王阳明也为书院题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紫阳书院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就像一盏灯，照亮着徽州的山山水水。

宋代徽州共有书院15所，除一所官办之外，其余的均为民办。而宋代之后，民间书院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兴盛，书院的出现，使读书、教书成为一种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歙县的师山书院、斗山书院，休宁的东山书院、天泉书院，婺源的明经书院、福山书院，祁门、绩溪的东山书院等，在当时都远近闻名。尽管这时候的书院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比如对科学技术的忽略、轻于务实、流于清谈等，但却有着自由讨论学术、交流思想的传统，并且可以自由地批评官府、批评官员，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道德要求。这些早期书院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拓宽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的思维宽广度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一个个经天纬地之才，就这样从一座座书院中成长出来。徽州也因此成为“东南邹鲁”。在此时，书院给徽州带来的不仅仅是人才，更重要的，它也在为这个地方积淀着底气，为这个地方培养一种人格力量，形成宁静畅达的地域灵魂。

|四|

但到了明代之后，随着统治者的狭隘和严酷，徽州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在文化上也急骤堕落。明朝更像是地主或者干脆是地痞流氓在统治，律政不守信用，教育机械浅薄，书院大都摒弃了高妙的思想，转而以八股求功名了。这样的倒退，不仅仅是教育的倒退，也是一个民族智力的倒退。

我一直对于明王朝比较看低。在这个王朝里，君王低劣而阴暗，大臣昏庸不作为，制度严酷而暴戾。统治者既没有政治理想，也很少有政治手段，只是靠着愚民和残忍来维系统治。它一方面用严刑峻法扼杀思想自由、扼杀创造力、扼杀商品流通；另外一方面又滥用道德伦理的力量，通过大力旌表的方式，以虚名延伸统治。徽州遍地的牌坊、匾额等，都出自这样的背景之下。明王朝统治的277年，包括政治、文化、经济在内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裹足不前，有的甚至转而倒退。而这时候，正值人类历史进入关键时期，科学和理性挣脱了长长的昏暗，坚定地抬起头来，眼前一条金光大道。在欧洲，表现为经过文艺复兴，进入近代史的阶段，科学精神抬头，自由文化兴起，人文思想昌盛。但中国呢？明王朝之前，中国的文化和经济还在世界上有着优势，但经过一个漫长的明王朝之后，已经被世界潮流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明王朝就是这样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世界科学化的潮流中，按理说，教育应该朝着更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努力，但明王朝倒行逆施地搞起了八股科举，以生硬的道德纲常束缚全民族的思想。在这样的情形下，徽州书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思想的火花暗淡，灵魂在慢慢丧失，自身的文化特色被庞杂而强势的社会风习所埋葬。以自由文化起头办起来的书院，慢慢地变成了科举制度的小作坊。

当然，以徽州人原先的智力，对付八股的“小儿科”，自然是不在话下。从1647年到1826年的近200年时间里，徽州府共产生了519名进士，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5前6名。而与此同时，江苏省却只产生了一甲进士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徽州当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或者“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类的科举故事，不胜枚举。但这样的“辉煌旧梦”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民就那样懵懂着，死心塌地地陷入了一种僵死的游戏之中，与世界的潮流背道而驰。要是没有徽商这泓活水，这块插满牌坊的土地更会像坟墓一样死气沉沉。

这种僵死的八股科举对于社会进步几乎是毁灭性的。我们甚至可以套用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于伽利略案的评价：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使得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同样，这种僵死的八股科举方式，“结束了中国长达上千年的求知精神，并且使得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历经几个世纪都难以复苏”。也正是从明朝开始，“文字狱”开始流行，特务机构的“东厂”“西厂”检控成灾，中国缺乏基本的、健康的人本环境，科学文化的近代化也变得无从起步，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争先恐后地当起了专制政权的“家奴”。言论自由的扼杀，以及教育方向的误导，最终造成了人格变异、创造力萎缩、良知缺乏，各种猥琐和卑劣欢呼雀跃。

徽州变得沉寂了。在明朝统治的数百年中，徽州几乎没有产生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建立后，在吏制和科举上，仍旧沿用明朝的老一套。只是在清朝乾嘉年间，徽州才出现了一批颇引人注目的学者，他们是婺源人江永，休宁人戴震，歙县人程瑶田、洪榜等。不屑于八股的他们，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在我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饱学之士，因为他们的治学精神，是真正“求真求是”，是“治国、齐家、修身”的事业。在一片科举的洪流中，只有他们，固守于偏僻的书院或乡村，积薪传火，战战兢兢地维系着一脉微弱的火种。

|五|

在到雄村之前，我们还去了对岸不远处的柘林村。去柘林，是为了看汪直墓。前不久，传闻汪直的墓碑被砸，我们很想去看看事情的真实情况。经过一番打听，我们找到了汪直墓。只见墓上堆满了许许多多柴火，也许，当地村民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回避一些矛盾吧。正午的汪直墓周围非常安静，我们掀开了那些柴火。汪直墓碑其实没有被砸，被砸的只是据说是汪直后人的日本人在一边立的一个纪事碑。我们在墓前拍了几张照片后，仍把那些柴火还原了。也许，该尘封的东西还让它尘封一段时间吧，很多历史还不是露面的时候，还要继续躲在黑暗中，品尝自己的孤伤。

我在想的是，汪直出生在柘林，那么他在少年时就极可能渡河来过雄村，甚至极可能在雄村上学。当然，这样的情形只是假设，并且毫无意义。因为汪直的一生，实在与徽州提倡的东西南辕北辙。但在雄村出生的尚书曹文埴是知道老乡汪直的，也了解汪直。曹文埴在主持《明史》编纂时，就曾经为明朝时牵涉进严嵩案的胡宗宪翻案，把胡宗宪的奸佞帽子给摘了。胡宗宪是绩溪人，是曹文埴的徽州老乡。曹文埴这样做，不知道有没有乡情的因素在内。曹文埴在了解胡宗宪的身世时，肯定知道胡宗宪杀害他更近的老乡汪直一事。对于这个大逆不道的老乡，曹文埴在面对时肯定心情很复杂。不过，他还是不敢斗胆给汪直翻案，毕竟，对于汪直，不仅明王朝不能接受，清王朝同样也不能接受。

曹文埴不愧为科举制度生产出来的精英。就做官、做人来说，他显然要比汪直，甚至比胡宗宪都要聪明得多，也圆滑得多。他在朝廷做着大官，而他的兄弟在扬州做着大生意，官商勾结，名誉地位赚钱都不误，居然还深得皇帝的宠信。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有好几次，都是曹文埴出面在扬州承办一些差务。而当曹文埴在朝廷当了几十年命官之后，眼见得靠山摇摇欲坠时，曹文埴便“见好就收”，主动提出告老还乡。这样的“世事洞明”，那些毕生专注于“大学”的鸿儒哪能达到呢？这种扭曲人格的本领，非得是打小有科举“童子功”才能练就的。

现在，昔日的竹山书院静静地安卧在练江边上，风光旖旎，一派安宁。在雄村，已很难从当今的世景感受到昔日的荣光和典雅了。历史渐行渐远，当年的荣光和高贵仿佛像没有出现似的，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巢，这样的气韵一旦割碎，就会烟消云散，很难复原，像历史的诸多旧梦，无法挽留，也无法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