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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别的，正是陶公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当时社会弥漫着的浓重的老庄哲学思想影响和他晚年因极度穷困勾起其对秦前三代生活的向往，使他意识转换质升，产生深刻的社会批判良知，绘制了人类理想生态蓝图。

关于此，我们循着陶渊明的人生旅程，细细探视他不同时期、境况里的情感波流，便逐一可知。

了解其生平的人都知道，原本，如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士大夫一样，陶渊明亦心仪仕途，并于东晋太元十八年欣然投身官场。这既是因为家贫，从物质生活考虑，找一个“以禄代耕”的铁饭碗。同时也由于自幼饱受“六经”熏浸，怀有一名儒生谋求清明盛世的志向抱负，希冀自己一生有一番不凡作为。潜入事发当时和渊明内心，我们可立感他那“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浩荡胸怀，好不雄心勃发、满腔热忱！

可是，自二十九岁步入仕途，所见所闻却大出他所望：官场晦暗恶浊、权势恃强凌弱、同僚倾轧争宠。特别是司马朝廷推崇门阀望族，他一个不受等级森严的中原王朝待见的少数民族文人、破落世家子弟，不仅政治前程难以拓展，无有实施一腔志怀抱负可能，甚且还须时时察言观色、摧眉事贵来保住职差俸禄，这莫不让他与他人扦格难合继而心情萎沮、困厄惆怅。“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此境此时，稍加注目，人们遂清晰得见，陶渊明先前那一番蓬蓬勃勃憧憬、热忱正逐渐稀释、涣散与消融，代之的是这段时期内心慢慢蒙上了沉郁、苦闷灰暗色调。

不过，虽然落于这一境况，他因骨子里秉承中国文人清纯、正直传统和原儒道德基因，既不愿堕落，也不甘沉沦，乃孤高自守，以坚挺的志向、独立的人格在庞大而腐恶、颟顸的官僚体系中艰难支撑挣扎，孜孜寻觅求索着，以期得缘济世。十余年里，他先后充任过江州祭酒、刺史幕僚和建威参军等吏职。可是，尽管他几度易差，在昏暗现实面前，每次重新点燃的期许却又总是沦落为失望。于是，这一次次希冀的破灭犹似粗粝风沙剥蚀着他的意志，终使他心灰意冷，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忧闷、踟蹰、徘徊。诚如其诗所云：“荏苒岁月颓，此心已稍去。”这时的陶渊明正处于极度彷徨与内心“咔咔”痛苦裂变之中。

当然，虽“此心已稍去”但究竟还未去。我们凝视这一阶段的陶渊明，马上发现他失望但未绝望，心灰并没心死。随后，于四十一岁又应命做了彭泽县令。可以理解，有着自由、孤高自然质性的他，为什么在经受屡次失意折磨、极度踌躇忧煎后还要出任这个官阶只是七品的县令，盖因其是一地主官，同先前所任职差不同，他尚思忖据此而能有一番作为。

然而，自嬴政统一六国实施中央集权的郡县科层结构政体、逐级严控据为一姓所有的天下和西汉刘彻以儒表法里混杂理念强行统治人的思想、固化家天下与君父意识起，中国古代的所有官吏就皆已成服从、服务君主的“家政公司”员工、谋求成为卫护皇室私利庞大专制政体这架机器中的部件，但皇室岂能允许一个小小县令神离这架机器主旨，端着东家饭碗替庶民百姓与主家争利？实际用传统政治伦理道德理念来观照、改变现实，即在大一统家天下专制天地里谋求众生自食其力、不受侵占奴役、自由生活的济世志怀根本无践行可能，因此，时日不长，在感受无望后他遂渐趋心槁。另一方面也是官场的恶俗风习作派始终让他窒息难忍，完全失气，以致出任彭泽县令不久他终于完全醒悟——如历史上很多文坛正直宗师，醒悟于原本热忱与希冀彻底破灭之后，醒悟于内心诸般痛苦挣扎煎熬转而趋于寂寥，醒悟于思想精神涅槃之际。尤幸，醒悟于精力充沛尚大可作为的四十一岁壮美年华。由此，他遂不再“心为形役”，不再隐忍憋屈，敞开心扉慨然释放出囚禁太久的豪情，写下那篇流传千古、满是率真气性的《归去来兮辞》，弃职归隐，走向了人生的拐点，由志怀救赎众生转为躬耕自资、怡然自得、洁身自好的生活。

彼时，陶渊明那抑制不住地决绝脱却官场这一迷途，以返归乡里的无比轻松畅快心境匆忙打点行装，对一种自斟怡颜、舒啸赋诗美好生活、快意人生和新的价值坐标的憧憬、急切期待的一一情形，力透遥遥时空，清晰突兀地呈现到我们面前，足让人怦然感受到一个中华道德文化所推崇的出污泥而不染清纯文人的天真本质：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引壶觞以自酎，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这一由尽吐为官胸中所积块垒到对今后满是浪漫主义遐想的内心活动，既再度充分彰显出他十分单纯的书生气质，也表明了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认识正处于一种朦胧的、不自觉的承前启后的转型之中。

对于陶渊明仕途数次易职乃至最后弃官归隐的看法，人们往往感觉多是由于其恣性、超旷和不拘的性格。其实，缘由并不止这些，在洒脱、飘逸表象下分明还有着诸多无奈。如赤子公心对统治者家天下意志专制的无奈，人的自由因子对权势强蛮的无奈，纯正理性对污浊悖逆场域现实的无奈。且正是主要因这诸般无奈，高士陶渊明原本天性所喜的道家的不争、循依自然、逍遥退隐思想成分遂膨胀、激荡起来，致使他恕不伺候，拒绝了做犬儒文官，由庙堂而至江湖，毅然返归田园山水，成为一名游离政治与世事的典型中国文人，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避离现实的味道。

那么，陶渊明以“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无比激动、急切期待心情所返归的田园境域能让他怎样呢？

确实，经历了仕途的痛苦忧煎、挣扎彷徨，一朝摆脱厌恶的官场回归恬静乡梓，这让他如鱼得水，意惬神合，在此后二十年间没有羁縻的岁月里物我两冥，如闲云，如野鹤，把满腹情思投注到了田园、山水之中，耕植耘收农事之暇，源于内心受文化思想浸润所拥有的高贵，自主开发生命的底蕴，或歌咏惬意悠然归田生活，或吟诵乡野山川秀美景致，或同田夫、友人饮酒唱和，畅抒友情与以已然旷然的胸怀创作出大量拥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炼、意深旨远、横亘千古的“陶体”艺术风格的诗文辞赋，凸显出了他人生的极致绚丽色彩。虽然其间又有诏“征著作郎”，江州刺史檀道济也曾劝其重返仕途，但私谥“靖节”的陶渊明“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诗·九》），究不为所动，岿然素心淡定，遨游于天籁般艺术世界，乃至建树卓越丰伟，成田园诗歌开拓与集大成者、中国文学里程碑人物。

可是，充沛丰美的精神难解物质的短缺困厄，诚天籁大音亦无法把人剥离生存尘世。掀开一千六百余年厚厚岁月尘封，我们旋即瞅见，就在归隐乡里的陶渊明躬耕吟咏、怡然自悦的时期里，物质生活却极度拮据穷困，仅每天所必需的衣食都匮乏难继，不得不时常过着“寒馁常糟糠”的窘迫日子，甚且靠借贷、朋友周济与出外乞讨来维系。比如，其“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这些诗句就是他当时窘境的一一真实记录。

而作为一个洁身自好者，陶渊明对物质本不多求，是甘于安贫守贱的，唯想通过“躬耕自资”能维持一种“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衣，粗絺以应阳”的温饱安宁日子即可。岂料，现实很让他憋气，连这一点期望也没法达到：自己和乡里田夫们每年辛勤劳作，从自然灾害肆虐下夺得的不多收成往往很大一部分被赋税吞剥。此外，宁静乡里还难免遭受战祸荼毒戕害……因而，原已淡泊素心的陶渊明此时想着这些，又忍不住对昏暗不公的世道露出“金刚怒目”之容，愤然握笔直抒“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饮酒·羲农去我久》）与“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咏荆轲》）这样有关政治的感慨。并且被迫重新正视现实，沉入对归田生活的检视与人类理想社会的探寻思索之中。

于是我们随之看到，这位中国田园大诗人晚年思想再起波澜，深切意识到，强秦以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归梓里亦不例外，芸芸众生、万物皆为等同大盗的君主囊中私产，难逃奴役与搜刮盘剥，而异常痛苦、忧患。

但是，由于“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和怯于强权专制黑暗政治压迫，陶渊明尽管洞悉浊世根因，时时愤懑、忧虑，却未能像他《读山海经》诗第十首所写的那样，“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始终不没济世之志，投身现实政治，而是趋于向往、沉湎上古时期，即秦前三代那种日作夜宿、不愁衣食、没有欺压掠剥、炊烟袅袅、充满温情、依靠伦理道德维系的小共同体形态的宗亲社会，以致画饼充饥，写出充满浪漫色彩的绝世奇文《桃花源记》，为人们勾勒了一幅远离现实、悬浮世外的悠然自得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