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家

老何家，是俺家看牲口的。

他五十多岁，小个，两个凸凸的颧骨上总有两片红晕，眼圈也红红的；一口牙快掉光了，嘴瘪瘪的，说话时像老婆子，声音尖尖细细，样子有些猥琐。

按豫西乡俗，只对已婚女子才称“家”，“××家”就是“××家里的媳妇”的意思。人们称他为老何家，虽说是打趣，但无疑对他也有几分揶揄。

连村上的孩子都喊他老何家，只有俺家的孩子不这样喊他。因为他在俺家干活，大人们再三嘱咐，要喊他老何大叔。但背后，我们照样称他老何家。

他生性和善，总是乐乐呵呵的。每日磨面，他一面把大罗的罗把踩得咣当咣当的震山价响，一面扯起尖嗓高声唱着曲子调：

高文举中状元名扬天下，

游三宫和六院帽插金花，

你看我为官人威风多大，

思姑爹和姑母不能还家呵……

磨面时，他喜欢顶一方蓝粗布方巾，巾上落满白花花的面粉，那样子活像个乡下老太，同青春年少、一举成名的高文举毫无共同之处。但那唱腔却学得地道，感情真挚动人。不知谁发现了这个磨房“名角儿”，有年过大年出会，人们硬撺掇他踩高跷呢。

老何家看起来懦弱，实在他很喜欢同人争胜斗强。

有一年，我父亲从黄河北边回来，带回一匹黑色大洋马，说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这马性烈，欺生，一般人降不住。老何家想骑上遛一遛，人们劝他不要骑，这马比你高一截，翻下来不是好玩的。有人是好心，当然也有人是故意激他。这很有些伤害老何家的职业自豪感，他被激得两个颧骨像涂了两团血，拉出那匹大洋马，一侧身跃上了马背，马前仰后踢，几下子就把老何家撂了下来。老何家愤怒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骑上去，人们劝阻不住，最后一次重重地摔在硬板地上，摔得他三天下不了床。第四天，磨房里没有了这匹马，也没有了老何家。傍黑，人们才看到他骑在大洋马上，顺着麦地中间的大车道，疾奔而来。

“这小玩意儿马同小日本人一样不是玩意儿，非得狠狠治不行。”他跳下马，悠然地拉住缰绳，迎着人们惊愕的目光，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

我家院墙外有一棵老皂角树，皂角树正对住一座马王庙，中间隔条丈余宽的大车道，车道两旁都是很高的石阶。一下雨，全村的积水都从这里流出去，大车道就变成了河。有一天刚下过雨，一帮人在皂角树下闲聊。有个年轻后生望望马王庙里张老九的香烟摊说：

“想抽根纸烟，就是不愿蹚水。”

“不愿蹚水就跳过去。”老何家搭茬了，“你能，你跳嘛！”

“我跳过去咋着？”小伙子恼了。

“跳过去，你老何大叔赏你两盒蝴蝶牌纸烟钱。”

“说话要算数。”

“我说话从来像锤子一样。”

“好，好，没说的，老何家讲话可是咯嘣脆。”有人给老何家凑热闹。

“跳，跳，你小子不跳可是熊包。”有人往小伙子的灶膛里添柴加火。

小伙子站起身，攒攒劲，一段助跑，噌的一声，跳了过去。

“掏钱，老何家掏钱!”人们哄闹着。

“这么容易，”老何家咧咧嘴，“跳一下就值两包烟钱？”

“啊，容易？容易你跳。”小伙子在对面气得蹦起来。

“你欺侮我老胳膊老腿咋？”

“你能你跳，跳过来就不用掏烟钱。”

“跳就跳，跳给你娃子看看。”老何家甩掉汗褂，往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站起身。

人们感到这乐子不能再逗下去，急忙劝阻。万一老何家摔了，大家心里都不美气。

老何家来了性，一抡胳膊，推开众人，往后走了一段路，也是一段助跑，也是噌的一声，跳过去，一个趔趄，站定了。

“好。”有人叫好。

“好了，好了，不输不赢，算平手。”有人想给老何家收场。

“老张哥，来两盒‘蝴蝶’。”只见老何家喘着粗气，手伸进腰带里掏摸一阵，掏出钱，买了两盒烟，扔到小伙子怀里，“抽，让大伙抽。”

老何家不抽烟。他走下马王庙的台阶，把水蹚得哗哗响。

我一直认为老何大叔是个孤老头。有一天，一个女人来找他，我才知道还有个老何大婶。

老何大婶三十多岁，鹅蛋脸，细高挑，穿身月白布衣服，模样儿支支整整的，俺老何大叔到人家跟前一比，就矮了半头。老何大婶住在离我们村九里地的老何大叔的老家，听大人说，她是外地人，去年春上老何大叔花了两石麦子的钱接过来的。

老何大婶给老何大叔带了一手巾兜煮鸡蛋，住了一夜，走了。

以后，老何家也不常回去。不过，好耍闹的人常取笑老何家想他的新媳妇。

我们这群孩子可看不出老何家想媳妇，只感到他比以前更和善了，更喜欢跟人逗趣了，只是有一次听他在磨房踩大罗时，唱曲子走了调：

老何家我中状元名扬天下，

又赶马又罗面头落白花，

你看我当磨倌威风多大，

想奴家思奴家不能还家……

最后一个字拉成个哭腔，很悲切的。

大人们笑他：“魔怔!”

过了一年，一个深秋的早上，大雁悲鸣着拨开迷蒙的晨光，向南飞去。皂角树的叶子落了，几个没有打掉的皂角，在高高的树枝上抖颤，发出沙沙的声响。老何家的一个本家来找他，神情慌张地把他拉到皂角树下，说了一阵。大人们在交头接耳，压低声音，各个面色神秘而紧张。一会儿，老何家跟着他的本家栖栖惶惶地走了。

“老何婶子跑了。”这个消息一公布，整个村子都震动了。有几天，人们田头炕前议论的就只这一件事。

“这下可把老何家坑苦了，两石麦子，两年的血汗钱呵。”

“那女人，我早看出来了，是放鹰的，早晚要飞，早飞早心净。”

“你心净，老何家心里可不知啥味呢！天下怎么有这样歹毒的女人。”

“唉，给老何家留个蛋也好呀!”

“啥，那种女人会下蛋？白想!”

“我说那女人也苦。论公道，咱老何家真不配人家。”

五天之后，老何家回来了。人整个儿蔫了。

他坐在磨房旁他的小屋里，木然地望着一个包袱，不吃不喝。

大人们不停地走过来劝他：

“何大哥，想开点，这种女人不是过日子的，早走早了。”

“他何叔，你可不敢把这事老搁在心里呵，身子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女人嘛，就那么回事，再找要找个有根有底的，会烧灶暖炕就行啦。”

“老何，这女人是个拐钱的，不去想她！”

老何家怔怔地瞧瞧他带回来的印花布包袱，慢声说：“我看她不像那种人，家里的东西一点没少，她过门做的几件衣服，都在这里。”

村上几个见多识广的老太婆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娃子。这娃子扛了一个用麦秸扎的同真人一般大小的草人。

“他何哥，你别愁，咱们想法子把那女人召回来。”一位老太说。

“有没有她穿过的衣服？”另一位老太把一个粗瓷碗放到小桌上，碗里盛满清水，水中有三根明晃晃的纳鞋大针。“有她的衣服？那好。你把衣服穿在麦秸人身上，这就是她了。每天日头没出来，你就用清水把针洗一洗，往她心口上扎。你这边扎，她那边痛，七七四十九天，她非回来不可。”

“这法子可灵验了。”年岁最大一位老太开腔了，“五十多年前，我刚当新媳妇那阵子，俺娘家村子里也出了这种女人，后来就是用这办法把她扎回来的。多少年后，她心口那一片还满是针眼呢。”

三个见多识广、慈悲为怀的老太婆亲自动手解开包袱，拿出衣裳给麦秸人儿穿上，又嘱咐一番，才舒口气离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走进老何大叔的小屋，老何大叔木呆呆地坐着，三根大针仍在清水碗里。

“没有扎？”我看看那个穿套月白色女人衣裤的麦秸人儿，怯怯地问。

“没扎。”老何大叔抚摸着那个印花布包袱。

“你一扎，何大婶真会疼的吗？”我又问。

“会的。”老何大叔凝望着小窗口的一片白云，眼圈红了。

第三天，我同几个小伙伴又到老何大叔的屋里察看，麦秸人儿已被他拆了，那套月白布衣裳叠得板板正正地放在床头。

老何大叔像一株枯了根的高粱秆，蔫得再也返不过来了。

没出一个月，老何大叔默默地死了。

南山坡多了一堆黄土。有一天我同几个孩子弄开小屋的铜锁，拿出那套月白色衣服，暗暗埋在那堆黄土的旁边。

村里人说老何家这一辈子活得不值，我不懂这其中的道理，可是每想起他，心里总是哀哀的。

1985年8月14日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