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脚委员

辛亥革命期间，围绕着女人的小脚与男人的辫子，有一场非常广泛的争论，争论双方壁垒森严，并因其截然相反的褒贬态度，分成了“国粹派”与“国耻派”。

我们那个地处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的河南省，有一位辛亥元老，是“国耻派”。据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有一次参观博物馆，看到展品中居然有一双支那妇女的三寸金莲模型，不禁怒火中烧，挥拳砸碎了许多显示大和精神的展品，被作为政治犯，驱逐出境。我见过这个人。我见他时，他已是耄耋长者了。他身材瘦小，面色阴沉，穿一件发白的大褂，那气派远比不上他那些坐在雪佛兰汽车里的当年同志。隔壁一户人家，为田亩上的事同县里一个有名的恶霸打官司，他最恨这个恶霸，听到这事，主动登门帮邻居往省高级法院递呈子。他一来，吓得附近不是天足的媳妇们不敢露面。可是那户打官司家的大媳妇，就不是天足；吃饭时，那位长房媳妇竟敢扭动莲步前去上菜，他老也毫不动容，全无传说中的那种锐气。因而，我们一群等看热闹的孩子十分失望，并对他革小脚命的那段历史，产生怀疑。

新中国成立后，偶尔阅读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里面赫然有他的大名，这使我不能不对他的元老资格重新加以肯定了。

人的联想怪得很，每想起他，我就想到小脚，每想到小脚，我就又想到他革命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得意，颇感惆怅。

这位元老进行的小脚革命，分明很不彻底。辫子革命不管开始受到赵老太爷和阿Q们多么强烈的反对，但还是一次完成了的。到我懂事的时候，除了私塾先生后面拖一条花花白白的细辫之外，就是在那十分闭塞的村子，男人们的头也都光光的了。而小脚则不然，到处可见。所以非得进行二次革命甚或三次革命不可。我见过对小脚进行的二次革命，不过，主持这次革命的已不是那位元老，而是两个十八九岁的放脚委员。

前不久，遇到文艺界的两位老大姐——曾克和蓝光。谈起来，知道她们抗日战争初期都在洛阳及附近农村工作过，活动过；宣传抗日，发动群众。那时，她们也不过十八九岁吧。因而，我又想起那两位放脚委员。

抗日战争开始后，经常有些什么丈量委员、派丁委员、查学委员到村上来。不知道这些“委员”之称是确有的，还是老百姓想当然叫出来的。一天，有两个女兵，步伐英武地走进保公所。保长后来带她们到小学校住下，并叫保丁敲锣吆喝，召集全村小媳妇、大闺女到小学校开会。听说来了两个女兵，乡下人爱看稀罕，来开会的人空前地多，连一些老大娘也拿着纺锤、鞋底，一扭一扭地来看热闹。

两个女兵都是一身黄军装，腰里扎条宽皮带。短发只及耳梢，军帽一压，几乎看不到头发。年纪小点的，长得很浑实，圆圆的面孔黑红，浓眉大眼；年纪大点的，身材挺秀，瓜子脸，白白净净。两个人的神情都很严肃，一派军人风度。

“哟，你看那头发，到哪里去了？活像俩小子。”一位老大娘附在一位纳鞋底的大娘的耳朵上说。

“看如今这些妞们，都疯成啥啦，咱们都得为她们脸红。”纳鞋底的大娘撇撇嘴。

“那高的，给你当男人倒不错。”一个大闺女同她的同伴打趣。

“哎哟，你们看那双脚，多野，嘻嘻……”小媳妇们偷笑着。

保长向大家介绍，这两个女兵是上边派来的放脚委员。这个“委员”不是保长想当然加的，人家有公函，上面盖着驻洛阳一个大衙门的大红印。

长得秀气的女兵向大家讲话。她说抗日不分男女，妇女要抗日，就得放脚，缠个小脚怎么同日本鬼子打仗呢？缠脚的年轻妇女，回去都要放脚，过两天她们要挨门挨户去查。谁都得放，不放不行!

“谁不放脚，就是不想抗日。汉奸才不想抗日呢！”那黑小子般的女兵，把大脚片跺得咚咚直响。

场上再没人言声了。有的小媳妇吓得哆哆嗦嗦，有的大闺女在找机会溜走，到女兵教大家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时候，场上的人已不多了。

那两天，两位放脚委员真的挨家挨户去查，去动员。有些缠脚的扯开了丈二裹脚布，放了脚，也有些东躲西藏的，保长就把儿媳妇藏起来，说是回了娘家。

下晌，保长的儿媳妇到碾盘上碾谷子，被两个委员看到了。那媳妇丢下簸箕就跑，两个委员甩开腿猛追，天足在小脚面前显示出了优越性，没跑半条街，保长的儿媳妇就被手里掂着皮带的黑小子女兵逮住了。

“我看你往哪里跑？就凭你这双金莲？”

“黑小子”胜利地龇龇牙，笑了。

“为什么不肯放脚？”大点的女兵问。

“我公公不准……”小媳妇哭了。

“你回去，我们找你公公说理。”

傍黑，村民们端着粗瓷大碗一面喝红薯叶面条，一面诡秘地说道着。都说村里来了两个狐狸精，专叼闺女媳妇的小脚……

“保长，半夜打两枪，吓走她俩。”

“不急，急什么？”保长诡谲地笑笑。

驴上槽，鸡进窝。村庄刚刚安静下来，赵肉头家像失火似的，传出一片哭叫声。

“我要你放脚，我要你放脚。”赵肉头把铡草的铡刀搬到院中，扯开嗓子吆喝，“看我把脚给你铡了!”

赵肉头是个肉头户，日子过得富裕，身下有个十七八岁的闺女，名叫槐花，已许了人家。这时槐花嘤嘤地哭着，一双变形的脚，还浸在热水盆里。

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人们有些不解，赵肉头一贯来性情“肉”，今日是咋着啦？

“肉头老哥，我说你就别动火了。”保长不阴不阳地说，“如若你把槐花的脚铡了，槐花还怎么抗日呢!”

“铡是铡不得。”肉头的老婆哭哭啼啼地，“可到秋上人家就要接人，要是人家嫌脚大，悔了这门亲，咋办？不得情害她一辈子？”

“铡，非把这不争脸的脚铡掉不可！”赵肉头把铡刀往上一提，失去理智地吼道：“槐花，你出来！”

“大义铡脚，事关风气淳化之为也!”私塾先生傲慢地把辫子拉到胸前，口中念念有词。

“铡吧!”只听一声大吼，“黑小子”已把一只脚搁到铡刀的刀座上了。

“铡吧，怎么不铡呢!”“黑小子”向赵肉头仰仰下巴。

赵肉头呆在那里。

“你想干什么？破坏抗日？”秀气的女兵威严地扫视了一下赵肉头和保长他们。

赵肉头战战兢兢地把铡刀向外移了移，等“黑小子”的脚离开了刀座，慢慢放下铡刀，舒口气，强充硬汉地说：

“我女儿的脚，你们管不着。”

“就是要管!”“黑小子”叉住腰，一脚踢翻了铡刀。

“肉头，你闹得太不像话了。派丁、派款，咱村没有少过，这放脚的事，也是为了抗日，你这般闹腾，上面不知道还当是我抗日不力呢，叫我的脸往哪处搁!”保长义正词严，把肉头数落了一番，又走上前对女兵说：“这两天两位委员辛苦了，先回学校歇着，肉头的事，明天到保公所理论。”

正在这时，我那总想显点威风的祖母，差人来请这一干人过去说话。

我祖母在地面上大事管不了，却爱管点闲事。自从放脚委员进村，她就听到不少议论。她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对大脚片子虽无好感，却也不特别憎恶。因此，对放脚不放脚，她总觉得无可无不可。但为此事村上竟闹到这种地步，她认为到了非她老人家出来说话不行的紧急关头了。

“唉，这脚大脚小，有什么关系呢？”祖母见到大地方来的人，总要尽力讲“官话”。

“老太太，你不赞成妇女抗日吗？妇女要参加抗日，就得放脚。”“黑小子”说得激昂慷慨。

“俺不赞成抗日？俺家几千人马都在黄河北同日本人真枪真刀地打着呢。”祖母说的几千人马就是我父亲的部队。她喜欢把父亲的部队说成“俺家的”，这是她说话的一种风格。

“我们知道老太太是拥护抗日的——”

祖母的虚荣心极容易得到满足，还没等那位长得挺秀气的女兵说完，就笑了，笑声打断了女兵的话。

“是嘛，放脚有什么不好，我使丫头都使大脚的，大脚能跑。”祖母转过身瞧着保长，绷紧满是皱纹的脸。“这点道理都不懂，挨家挨户说一说，叫年轻媳妇和闺女家都放脚抗日!”祖母态度庄严，字字脆响，俨然抗日英雄。这种英雄，祖母是乐意当的，反正我家也没有人需要放脚。

保长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有老太太支持，这工作就好做了。”秀气的女兵颇有心计地笑了笑。

“挨门挨户再说一说。”祖母更来了精神，“凡是放脚的，不论媳妇闺女，每人补一斤红糖，二十个鸡蛋。”

“老太太，这也不是坐月子。”保长狡黠地眨眨眼皮。

“也不叫你出，也不叫保公所出，这笔开销从俺这里出。”祖母平时极省，一时心血来潮用钱却也阔得很。

“好，好。”保长应着。

祖母瞧了一下一直没敢出声的赵肉头。

“肉头，你的事咋办？”

“呵呵……”赵肉头掀动了两下嘴唇，讲不出声了。

“这样吧，要么你叫槐花放脚，要么你为放脚的闺女媳妇们捐一石麦，怎样？”

“我，我捐一斗吧。”赵肉头想着一斗麦子，疼得心直往下坠。

“不行，人家抗日，你不抗日，拿一石麦子叫人家吃吃，应该吧？”祖母逼视着赵肉头，她最能揣摩赵肉头的心情。一石麦就是五百斤，赵肉头不是拿不出，但要他拿这个数，他宁肯不要女儿的脚。

赵肉头屈服了，同意女儿放脚。

保长轻蔑地瞅了瞅哭丧着脸站在自己身旁的赵肉头，轻声说：“看你那熊样，像死了爹。怕啥？今黑半夜吓跑她俩有啥难的。”

祖母又发话了：“把两位委员的行李搬到前院客厅里，要她俩住在这里。两个闺女家，住在学校空落落的，总不好。”还没等两位委员表态，祖母拉住一位的手又说，“闺女，在我这里歇几天，有啥难的，直同我说，看谁敢欺侮你们。”

一声“闺女”，祖母把自己置于两位委员之上了。这正是祖母的不凡处。

放脚委员离村之后，保长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风声，说这两个女兵是吃“红”饭的。不过，谁也没有再想这件事，只是有的闺女媳妇又把脚悄悄缠上了。

过了一年，那个秀气的女兵又来了。这次她不是什么委员，而是小学校新聘的音乐老师。她姓李，我们都叫她李老师。

她教我们唱了许多歌。她还会画画，演戏；哪里有庙会，就带我们去演唱，宣传“抗战到底”“打倒汉奸”。傍晚她常带着我们到村里唱歌，大家排着队，一面走一面唱，最常唱的一首是这样的歌：

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

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谁永远能跟着它一路前进，

他一定永远地不会消亡……

后来她被从三青团区队部受训回来的两位老师挤走了。人们又传说她是共产党，这一次大概是真的了，以后再没听到她的消息。

又有一些闺女媳妇把脚缠上了，这可能是放脚和赤化有点关系的缘故。山民们有时是很敏感的。

小脚得到彻底解放是土改时候的事了。那可以说是第三次小脚革命。

1985年8月18日　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