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

一　广和楼旧景

十月二十四日梅氏父子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合演《金山寺》《断桥》，那晚上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梅剧团的同人也相当紧张。尤其是梅先生，对这晚上的演出特别关心。所以唱完了戏回到饭店，他一进门就对我说：“《金山寺》是一出开打的戏，不是普通的文戏可比。葆玖的武工没有很深的底子，又是第一次上演，我真替他担心。唱得好坏不管，我怕他出错。今天能把这出戏对付下来，也算难为了他！”梅先生一面说着，顺手把大衣脱下挂好，倒了一杯茶喝着。“现在葆玖演戏的条件，要比我幼年的时候便利得太多了。有那么许多位前辈，随时可以指教他，纠正他。再说新建筑的戏院，对于拢音这一点是有很好的设计的。灯光的配合也调和。这都对演出有很大的帮助。”梅先生说得高兴，就把当年搭班时的戏馆、骡车、跑马、赛车、行戏这些情形一直谈了三个钟点。等我们谈完了话，东方已经发白了。

“我十一岁初次在广和楼出台，是一种临时的、纯粹客串的性质。到我十四岁那年，才正式搭喜连成班。每天在广和楼、广德楼这些园子里轮流演出。

“广和楼在肉市。前清康熙年间已经有了这个戏馆子。先叫月明楼，又名查家茶楼。可以说是北京城里最古老的戏馆了。它的形式跟其他戏馆大致相同，一定要找出一点区别的话，那只好指出那台前矮栏杆的小柱子。这里雕的是狮子头，而一般的都是莲花头。别的倒也看不出什么。可见得那二百多年当中，舞台形式是没有多大变化的。但是近四十年来的进步，却实在不少，到今天已经变得面貌全非了。那时戏馆里面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戏台的构造是方形，前后有四个大柱子。台前柱子上挂着一副木刻的楹联，大都是名人手笔。后边两个柱子中间，是一堵木板墙。墙的两头，挖出上下场的两个门。门上挂着红缎绣花的门帘，墙上挂的是大红绣花的单片，当时称为门帘大帐，现在叫做‘守旧’。

“‘守旧’的名称，是在新式舞台改用布景以后，遇到有些旧戏仍用门帘大帐的时候，就这么叫起来的。不过从前的大帐，是挂在板墙上，跟门帘并不毗连；而现在的‘守旧’却是软片通景。

“四根柱子的外围，三面都有矮栏杆，约莫有一尺来高。台口的上面横着一根铁杠，名为轴辊，是预备武戏如《盗银壶》《盗甲》《花蝴蝶》《艳阳楼》等表演飞檐走壁技术的时候，好在这铁棍上翻来覆去，做出双飞燕、倒挂蜡等种种不同的姿势。楼下中间叫池子，两边叫两廊。池子里面是直摆着的长桌，两边摆的是长板凳。看客们的座位，不是面对舞台，相反的倒是面对两廊。要让现在的观众看见这种情形，岂不可笑！其实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性质，所以才有这种对面而坐的摆设。

“戏台左右两旁，叫小池子，横摆着长凳。因为离台最近，看时省事，听得清楚，每天就都给一班听戏的行家占据了。

“戏园靠墙的四围，名为大墙。这儿的观众坐的不是木凳，是用砖砌出来的座位，比前面的座儿略高，你得跳着往上坐；‘看座的’（上海叫‘案目’，北京叫‘看座的’）临时给你放上一个垫子，背往墙上一靠，坐着并不难受。而且这堵墙每天有人来靠，早就磨得又光又滑，一点都不脏了。

“楼上正面，名叫散座。设备与池子相同。两旁都称官座，就是现在的包厢。每一个官座可容纳十一二人。前面一排长凳，后面放的高桌，铺设蓝布棉垫，坐在上面比池子舒服。

“靠近戏台上下场有后楼，名为倒官座。在这里只能看到演员的背面。因此这个地方票价虽廉而观众却不十分欢迎，大半拿来应付一般客票和前后台亲属关系人。

“从前戏班的规矩是由‘成班人’负全班的责任，‘管事人’负后台的责任，‘领班人’（又名‘头目人’，有点像后来的经励科，不过没有经励科这样大的势力）负前后台的责任。演员方面分生、旦、净、丑、小生五行，武生并不另外单成一行。譬如《定军山》的黄忠、《蜡庙》的褚彪……是武老生；《八大锤》的陆文龙、《恶虎村》的黄天霸……是武小生；还有武旦、武丑、武二花（武净），反正一切武行都包括在这五行里边了。那时全班的角色整齐，每行都有好几个演员。每天派戏的大权，是操在管事人手里的。另外有两个‘催戏人’，一个负责催演员，一个负责催前场。随便哪一个演员都要等到当天的早晨，才能晓得他自己的戏码。如果你想早点知道，也有办法，普通的演员，可以在头一天晚上先去请问管事人，他会告诉你的。名演员就只要关照催戏人，在头天晚上先去通知他，催戏人也不会误事的。但是这两种通融办法，都要有代价的，这在戏班里叫做‘拿贴饼’，就是送礼的意思。

“当年的戏馆不卖门票，只收茶钱。听戏的刚进馆子，‘看座的’就忙着过来招呼了。先替他找好座儿，再顺手给他铺上一个蓝布垫子，很快地又沏来一壶香片茶，最后才递给他一张也不过两个火柴盒这么大的薄黄纸条，这就是那时的戏单，上面横着只有几出戏目，是用小木头戳子刻好了戏名打上去的，每张收费一个‘大子儿’（当时北京的一个大子儿，等于南方的二十文）。还有一种是在红纸上用墨笔写的戏目，比黄纸条的尺寸要大上两倍，字也看得清楚。这是后台的人，每天写好几十张，拿到前台来卖的，收费也很少，每张不过两个大子儿。这两种戏单内都不注明扮演人的姓名，可是拿在老听戏的手上，一望而知某出戏的主角该是谁扮，配角又是哪几位，他们的估计是很准确的。不过有些名演员，不一定每天准上场，往往临时请假，改由别的人代演。观众听完散去，从来没有发生过退票的纠纷。因为戏单上不写演员的姓名，观众根本无法向馆子交涉，同时也因为各行角色的戏码都硬，少上一个好角，也并不感到十分失望的缘故。

“那时没有海报广告，本日演唱各戏里面应用的主要道具，譬如《艳阳楼》里的石锁、仙人担，《恶虎村》里武天虬、濮天雕所用的兵器与纸扎酒坛，《连环套》的双钩，《碰碑》的碑，《御碑亭》的亭，都陈列在戏馆的门口，让观众看了就可以明白当天大部分的戏目。这是一种拿实物来做广告的方式。”

二　幼年的伙伴

“我在喜连成搭班的时候，经常跟我的幼年伙伴合演。其中大部分是喜字辈的学生。搭班的如麒麟童、小益芳、贯大元、小穆子都是很受观众欢迎的。

“麒麟童是周信芳的艺名，我们年龄相同，都是属马的。在喜连成的性质也相同，都是搭班学习，所以非常亲密。我们合作过的戏有《战蒲关》，他饰刘忠，金丝红饰王霸，我饰徐艳贞；《九更天》他饰马义，我饰马女。他那时就以裘派老生戏见长。从喜连成搭班起，直到最近，还常常同台合演的只有他一人了。我们这一对四十多年的老伙伴，有时说起旧事，都不禁有同辈凋零、前尘若梦之感。

“喜连成贴演《二进宫》一剧，是金丝红的杨波，小穆子的徐延昭，我的李艳妃。在当时是有相当的叫座力的。不过金丝红的嗓音常哑，一个月里倒有半个月不能工作。后来贯大元参加进来，也唱杨波。

“小益芳是林树森的艺名。我同他唱过《浣纱计》。以后他就南下到上海搭班，我到上海演唱，又常常同台表演。他饰《抗金兵》里面的韩世忠一角，声调高亢，工架稳练，最为出色当行。

“律喜云是喜连成的学生。小生律佩芳就是他的哥哥。他和我感情最好。他学的是青衣兼花旦，我们合演的机会最多。如《五花洞》《孝感天》《二度梅》等。两个人遇到有病，或是嗓音失润时，就互相替代。可惜他很早就死了，我至今还时常怀念着这位少年同伴呢！”

三　骡车

“那时各园子都是白天演戏。我每天吃过午饭，就由跟包宋顺陪我坐了自备的骡车上馆子。我总是坐在车厢里面。他在外跨沿。因为他年迈耳聋，所以大家都叫他‘聋子’。他跟了我有几十年。后来我要到美国表演，他还不肯离开我，一定要跟着去。经我再三婉言解释，他才接受了我的劝告。等我回国，他就死了。

“民国以前北京城里的交通工具，除了骑牲口，就是坐骡车。骡车又名轿车，分自备和租赁两种。自备的叫做‘拴车’；租赁的要到车厂子去雇，有点像后来的马车行、汽车行。所不同的，雇车是不论钟点，起码要算半天。还有一种叫‘站车’，是停在胡同口上，临时讲价，那就等于现在散雇的三轮车了。

“旧社会里是动辄要分阶级的，骡车也不例外。有一种叫做‘后档车’的，车身的尺寸和车后的档子都特别加大，只限于王府贵妇乘坐。其次还有‘大鞍车’、‘小鞍车’的区别。大鞍车的尺寸也比较宽舒，车厢外面底下的一段是用红呢围着，也有‘品级’管住，不能随便乱坐的。从车厂子雇来的全是小鞍车，他们是根本就不预备大鞍车的。

“骡车的车厢形式，是上圆下方，两旁有窗，前面空着没有车门的。里外都有‘车围子’。外围一律都是用蓝布做的，内围就大有分别了。普通用布和绸做成夹的，讲究的是夏天用亮纱，冬天用灰鼠或是鹿皮。门前空着怎么办呢，就挂上一个‘车帘’。也得按季节更换，夏用亮纱，冬用棉布。可没有人拿皮毛做车帘的。当中还嵌着一块小玻璃。底下的‘坐垫’，大半是用布、呢、缎做的。本界的同人都喜欢装饰他们的自备车，最精致的，能在四周开出十三个窗子，叫做‘十三太保’。

“冬天坐骡车倒很暖和。不管有多大的风雪也打不进来。到了夏天，车厢外面增加了两种设备：（一）两旁都支着一个不到一尺宽的小帐篷，还有绸子挂着，叫做‘旁帐’，又名‘飞檐’；（二）前面用两根竿子，支出一个蓝布的篷子，跟车辕差不多长短，刚好连骡子也遮在底下。等到太阳过去，就可以把它去掉的。可是坐在里面并不见得凉快。尤其是女眷们，还要放下车帘，就更不透风了。所以坐骡车是夏不如冬。再说北方的天气，夏天也常有阵雨，就得用油布做个套子，整个把车厢罩着，另外在车帘上也罩一层油布，这样就不怕淋雨了。

“车沿底下经常挂着一条漆得很讲究的小长凳子，这是预备老年人和女眷们上下车的时候接脚用的。还有一种附带的用处哪，譬如车不用了，照例要把骡子卸下来，拴在一边。这条长凳，在这个当口就又可以用它架车辕。有些不架的，就把两根车辕朝天竖着，倒有点像现在的两尊高射炮。女眷们坐车，往往车还架在凳上，她们就先坐了进去，再由车把式（北京称赶车的叫车把式）拉着车去就骡子，或是牵了骡子让它倒退了来就车辕。

“坐车的习惯，都喜欢跨沿，比较舒服敞亮。我因为怕嗓子吹了风，妨碍工作，所以总是坐在车厢里面的。有时唱累了回家，就在车身摇晃之中，不自觉地睡着了，一会儿撞了头又会惊醒的。

“赶车的技巧，大有好坏。本领大的讲究要跨得好、跑得好、压得好，三样都好。‘跨’是坐在车沿的左边赶车，‘跑’是在地下随车走，手里拿着鞭子，离开车身好几尺宽，远远地在指挥骡子。‘压’是更难了，当时的道路不平，譬如拐过弯去，他预先已经知道那条街是左边高，右边低，他就下车用膀子压着车走（赶车的一定是在左边的），如果是相反的右高左低，他就把车辕架起一点来走。总而言之，他能不让车子失去平衡，自然车就走得稳了。他们指挥骡子，也有一种专门的口号。一路走着，他们嘴里就念念有词地喊着‘答’、‘吁’、‘哦’、‘坎儿’。‘答’是前进，‘吁’是停止，‘哦’是转弯，‘坎儿’是暗示骡子脚下有了障碍物。北方人说话没有入声字，惟有这个‘答’，可就照入声念了。有趣的是骡子都照着口号行动，从来不会违抗命令的。

“我们后来坐的马车、汽车都是在旁边开门，车身又低，所以上下车都很便利。惟有骡车的车身既高，又要从正面经过车沿才能上下。因此上骡车也得有技巧才成。年轻的小伙子，谁肯用凳子接脚呢，都学会了窜车沿的习惯。你瞧他走到车跟前，一手按住车辕，斜着一纵身，先坐上车沿，再倒着往里退。等身子退进了车厢，就盘腿而坐。没有坐骡车是伸直了两条腿的。他们讲究要‘款式舒泰’。有些外省人初到北京，不懂退着进去的门道，上了车就硬往里扒，他不晓得扒了进去，再想转身，那可不容易了。

“一辆骡车好坐几个人呢？个子高大的只能坐一位，两个人就显得挤了。坐到三个人，在紧里边的一位，名叫‘垫底’。那个罪过就大了。车轱辘的外层是铁的，走在这七高八低的路上，来回摇摆着，发出格磴格磴的响声。远一点的路程，坐车的身子要不结实，真能把他给颠散了。而且越是坐在紧里边，越是摇晃得厉害。车往左晃，人也得顺着晃到左边。你要是跟它的劲头拧了，管保你碰得鼻青脸肿。这是常有的事。

“从前坐骡车也不断地出事，因为路上尽是又宽又深的明沟；车挤的地方，稍不留神，两辆车一撞，或是骡子惊了，只要车把式一个控制不住，就有翻车的危险。遇到这种意外事件发生，坐车的就得全靠双手临时相机应付，来保护他自己的生命了。我伯父的老师李春泉（李四），不就是跟余紫云坐车进城赶堂会，半道上骡子惊了，把他摔下车来，左耳扎掉，回家就得破伤风症死的吗？

“以上说的还是白天的交通情形。要是晚上坐车出门，那种滋味更不好受了。第一是道路不平，第二是路灯不亮。走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两旁的铺子里也不像现在这样灯火辉煌，更谈不到有什么橱窗的装饰。在这暗淡的灯光之下，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家挨着一家的那些古老建筑的影子。从大街拐过弯来，进了大小胡同，恐怕连房影子都不容易看见了。只觉得车身格外摇晃得厉害。在我坐车的时代，已经有了路灯的设备。可惜挂在墙上一盏盏的都是外面用纸糊个架子，里边放上一盏油灯。对于走道和赶车的人的帮助实在有限。这就是四十几年前北京的路政。今天回想起来，只好说是别有风味吧。”

四　跑马与赛车

“北京的风俗，每到一个季节，都有一种应时点缀。这里面尤以跑马赛车为最盛。像元宵节的白云观、三月三的蟠桃宫、端阳节的南顶（永定门外），都是跑马的地方。

“跑道是经过选择的一条宽坦的旷地，长约一里，宽约两丈，临时用土垫平。跑道两旁，许多赶会的商贩，预先搭着席篷，中设茶桌，预备看热闹的人憩坐。

“当时跑马的惯例，是单骑下场，讲究的是要马走如飞。同时骑马的人的姿势，要腰干笔挺，不许倾斜，从起步到终点，一气贯串。马的步伐需要单腿迈步大走，如果双腿搂窜，就不合要求了。两旁观众也必报以倒彩。这纯粹是一种娱乐，不像后来的跑马，观众可以买票，跑着头马、二马，还能得彩，就带有赌博性了。

“参加这种盛会的，大半是一般社会上的闻人。亲贵中的涛贝勒与肃王、巨商中的同仁堂乐家、戏剧界的谭鑫培，都是此中能手。最令人瞩目的是谭老板，一下趟子（就是下场）观众就叫好不绝。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人，精神抖擞，姿态飘逸，头戴黑缎小帽，上缀红结，正面钉一块碧玺，身穿梅花鹿皮坎肩，下穿皮套裤，足登快靴，荷叶袜子（是一种双层布袜，袜上还绣有黑花），腰系‘搭膊’（即腰带），稳坐在鞍上。只见马尾飘扬，马步匀整，蹄声的合拍，如同戏台上快板一般。观众看到他实际骑马的姿势，更会联想到他在舞台上上马、下马、趟马的各种抽象的姿态。拿来做一种对照，非常有趣。所以两旁彩声雷动，他本人也顾盼自喜。

“赛车的分两种：一种是车夫执鞭，车主跨沿；一种是车主执鞭，约请名流跨沿。骡子的步伐与跑马相同，也讲究大走，不许搂窜。这时候我们戏剧界里的好车都齐集会场，一显身手。如王楞仙、杨小朵、陆华玉、朱素云、俞振庭等，都是赛车跑马的健将。我那时年纪很轻，只能跨沿，还不能执鞭。”

五　“行戏”

“北京各种行业，每年照例要唱一次‘行戏’。大的如粮行、药行、绸缎行……小的如木匠行、剃头行、成衣行……都有‘行戏’，大概从元宵节后就要忙起，一直要到四月二十八日才完。这一百天当中，是川流不息地分别举行的。‘行戏’的性质，无非是劳动者忙了一年，借这个名义，大家凑些份子，娱乐一天。举行的地点，除了有些行业有固定的会馆外，大半都是假座精忠庙、浙慈会馆、南药王庙、正乙祠、小油馆……这些地方。

“‘行戏’不带灯，总在上午十点开锣，下午五点打住。例外的只有药行。日夜两场戏，规模最大。‘行戏’的观众，对于艺术欣赏的水准并不低。他们经常在馆子听戏，每出戏的情节内容和演员唱的好坏，本来就是相当熟悉在行的。我在‘行戏’里，总唱《祭江》《祭塔》一类单人的唱功戏。因为分包关系，非把时间拉长不可，各人只能派唱单出的戏。”

“分包赶戏的滋味，我在幼年是尝够的了。譬如馆子的营业戏、‘行戏’、‘带灯堂会’（带灯堂会是说日夜两场戏），这三种碰巧凑在一起，那天就可能要赶好几个地方。预先有人把钟点排好，不要说吃饭，就连路上这一会儿工夫，也都要很精密地计算在内，才能免得误场。不过人在这当中可就赶得够受的了。那时萧先生（长华）是喜连成的教师，关于计划分包戏码，都由他统筹支配。有时他看我实在太辛苦了，就设法派我轻一点的戏；钟点够了，就让我少唱一处。这位老先生对后辈的爱护是值得提出来的。

“我赶完台上的戏，回家还要学戏。我有许多老戏，都是在那时候学的。每年平均计算起来，我演出的日子将近三百天。这里面除了斋戒、忌辰、封箱的日子以外，是寒暑不辍，每日必唱的。这可以说是在我的舞台生活里面最紧张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