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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科班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回忆录(全2册) 作者:梅兰芳 著


第五章 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科班

一 富连成的前身——喜连成

我们长谈以后的第二天,梅先生起床比较迟了一点。我就对梅先生提出这样的建议:“昨天晚上你太兴奋了,谈得也太久,睡得很迟,这对你的嗓子是会有影响的。在你表演期间,我们夜谈要有点限制,免得妨碍你的业务。”可巧这当儿他有两位老朋友,从北京同车来津,也住在利顺德饭店。他们也走了进来,这样,我们这屋里顿时就显得热闹起来。

梅先生到客厅里用餐,这两位老朋友也都走过来聊天。

有一位谈起他这次在北京没有看过戏。他的理由是一翻报纸,几乎找不到有什么后起的新角儿。他认为北京城是京剧的发源地,现在北京不出人才,别处就更可想而知。长此以往,京剧的前途,是很值得忧虑的。

梅先生听了,很感慨地说:“您这还是指的头路角色。实际上连二三路的配角也快要继起无人了。每一出戏,不是仅只靠一个主角就能唱得好的,配角也占着重要的地位。再说场面上的工作,又是哪一样不要紧?像这各方面的人才,要大量地培植,就非有一个很健全的机构不可。从前有科班,有学校,隔了几年就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现在这些机构,都由于私人经济力量的不足,全都停办,才造成这样普遍的演员荒。回想到叶春善老先生创办喜连成的精神与毅力,从小规模做起,一直维持了三十几年,培养出许多各部门不同的人才,成为今天戏剧界的基本骨干,真是值得钦佩、表扬的。同时富连成的停办,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戏剧界的一个绝大的损失。”

梅先生说到这里,回过头来对我说:“姬兄,你不是在记我的舞台生活吗?我虽然不是坐科出身,但提到我幼年的舞台生活,是离不开喜连成的。我们应该把叶老先生这一段艰苦的经历,很翔实地写下来,作为我自己和后代戏剧界同仁们的借镜。

“萧长华先生是喜连成的老教师,也可以说是这科班的开国元勋,所以讲到喜连成的历史,可以说是没有人再比他清楚的了。趁他在这里表演,每天见面,你快请他讲给你听;等回到北京,大家住得远,见面谈话,就不如现在方便了。”

这天晚上,仍演《金山寺》《断桥》。萧先生在戏里扮一个小和尚,只上去讲几句苏白,工作比较轻松。我想要找他谈谈,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我提早到了后台,一脚跨进他的扮戏房。有一位演员正在勾脸,他说:“您是找萧先生吗?”我说:“是的。”他站起来,走出屋子,手里拿着勾脸的笔,对楼上一指说:“您顺着我的手儿瞧,出门上楼,拐一个弯,第一间小屋子,萧先生就在里面。”

我照了他的指示走上楼去,推门而入。这间屋子是长方形,三面摆着四张铺板床,靠门的一面,放了两只行头箱子,当中摆着一张方桌,是预备四个人化妆用的。

大家看我进去,都向我招呼,笑着说:“许先生又来找资料了。”萧先生坐在对着戏箱的一边,我坐在他身后的床上,把来意说明了,萧先生就开始叙述喜连成的历史。

“你要问喜连成创办的经过,先该从牛子厚东家说起。牛东家是吉林人,名秉堃(诨名牛犊子)。在吉林开设保升堂药铺。同时在北京打磨厂新大同店内开设源升庆汇票庄。他素性爱好戏剧,场面上鼓板、胡琴、唢呐、海笛都拿得起来,可称六场通透。

“他本在吉林组班,到北京邀角。叶春善亲家(叶与萧是儿女亲家)是唱老生的,被他邀往吉林表演。到了那边,临时嗓哑,不能登台,就在后台帮忙,管理一切事务。牛东家看我亲家非常精明干练,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两个人就商量办一个科班。正赶上日、俄发生战事,吉林离开战线甚近,人心惶惶,许多娱乐场所,都陷入停顿状态。牛东家的戏班也无法演出,就请叶亲家先回北京,筹备组织科班。牛东家把本身事情办齐,也跟着就到了北京,开始约请教师,选择地点。最初不过借了几间房做临时的筹备处,先招了五六个学生,这还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九年的事。以后又续招了十几个学生,在琉璃厂西南园找了一所小三合房,才正式成立。到了光绪三十年秋间,就可以接小规模的堂会了。(当时一般市民,遇有喜庆事,多以娱乐点缀,而科班应堂会,所需费不多,因此非常流行。)

“我记得开办的经费,只有三百两银子。先起名叫喜连升,因为牛东家经营的事业,牌号里面是都有个升字的。等到光绪三十三年,在广和楼正式演出,才改名喜连成。

“牛东家本人不常在京,关于科班内的经费开支,可以随时到源升庆汇票庄支取。业务方面,完全付托叶亲家全权主持。

“牛东家的原意,等第一科学生训练完成,就想把剧团带到吉林,在他的班子里面演唱。后来看到北京演出成绩甚好,这才改变计划,打消吉林之行,就在北京演唱下去。

“喜连成科班一出台,就‘挑帘红’(内行术语,一唱就红的意思),舆论甚好。到了光绪三十四年,遇到光绪、慈禧的两重‘国丧’。那时的禁令,已经不如以前的严格了,‘说白清唱’的时期很短。停演了一百多天,就继续演出,还是极受社会上爱好戏剧的观众们的欢迎,营业状况蒸蒸日上,这是喜连成的全盛时代。

“到了宣统末年,第一期的学生都倒了仓,第二期的又没有训练成熟。搭班的好角,如麒麟童(周信芳)、小益芳(林树森)、小穆子……都先后脱离;梅先生因为变嗓的关系,也退出了喜连成。因此营业渐渐不振。转过年来,入了民国,牛东家无意继续经营,就把喜连成倒给外馆沈家。从沈仁山接手以后,改为富连成。照样请叶亲家主持一切。所以喜连成科班从创办到倒出,有八年的历史。”

萧先生一口气讲了约莫点把钟,大家静静地都听出了神。他忽然停住了话,侧着头听台上的锣鼓,说:“不好,‘跑城’快完了。我这小和尚也该扮了,我们再谈吧。”就由他的跟包招呼着缓步下楼,回到他自己扮戏的屋子里,静候出台。我把记录下来的喜连成简史,揣到口袋里,跟着也走下楼来,到前台去听戏。

二 富连成

第二天我把萧先生所谈喜连成创立经过的记录拿给梅先生看,他说:“昨天你们谈的只不过是叶老先生与牛子厚创办喜连成的沿革,是前半段的历史。从外馆沈家接办,改名富连成以后的情形,与叶老先生三十年来致力戏剧教育、埋头苦干的实际工作情形,是更有详细记录的必要的,你还要去详细地问他。”

我想在后台长谈,多少是有点妨碍人家工作的。就在一个早晨,直奔国民饭店,访问萧先生。走进屋子,看他早就盥洗完毕,坐在床前一张沙发上闭目养神。他见我进去,忙着倒了一杯茶递给我。坐下来闲谈了一会儿,慢慢地我就把梅先生还要请问的意思告诉他。萧先生说:“我们昨天不是谈到牛东家把喜连成倒给外馆沈家了吗?从沈仁山接办以后,就改名富连成了。拿东家一面来说,就没有牛子厚那么认真而严格了。我举一个例子,譬如喜连成时代,招收的学生,每年在牛东家到北京的时候,总要亲自来甄别一下,有些认为不适宜于学戏的,就叫他们退学转业,以免误人子弟。他的培植人才,抱的是在精而不在多的主张。所以牛、叶两位,可以说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执行这种戏剧教育的工作的。

“按说牛、沈两家同样是个买卖人,这里面可就有了区别。牛东家性好戏剧,通达场面,又本来是在吉林开戏馆的,他对戏班情形算是一个内行。沈东家做的是‘外馆’的买卖,对于戏班的事是外行。他跟牛东家一样也只派来一位会计,专管财政,别的不问。赔赚是东家的事。其实只要有角儿,唱出了名,能受观众的欢迎,馆子的营业,也没有个赔。像沈家外馆的买卖,后来不见好,指着戏馆的营业收入,每年用大车往家里搬的钱就远去了。

(按)北京安定门外一带的外馆,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专做跟蒙古物物交换的生意的。譬如拿南方的绸缎、京式的货物,换取蒙古的羊毛、骆驼毛、牲畜。沈家经营的外馆,又是另外一种性质,是专门招待蒙古王公的。在前清时代,这些王公们到北京来,大半是不带钱的,沈家就借钱给他们。替他们购买一切日用必需品,甚至于雇用佣人,这些事也都代他们办妥。他们有时住上一年,沈家就不断地垫一年的钱。等他们要走了,才把垫款总结一下,也只是记一笔账,把利息规定好了,留下一个通信地点就回去了。沈家对这类放款,并不是马上讨取,多则三年,少到一年,才派妥当伙计,前去清算。有些欠户,本利清结,交伙计带回,也有只算利钱而不归还本金的。沈家还是最欢迎这种取利而不还本的欠户,因为这样就有固定的利息收入了。王公们因为北京人地生疏,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周转金融的机构,给他们以方便。沈家就是靠这种放款起家的。

“叶亲家在科班里面,仿佛是学校的校长。所有全班的管理,跟戏馆的营业,都由他一人负责主持。喜连成时代,因为牛东家是内行,有的还参加一点意见;等到富连成时代,沈东家既是外行,又在富字辈快出科以前,得了疯病,所以科班的事,始终没有问过。富、盛两科,出了不少的人才,这全是叶亲家的心血换来的。

“从筹备起,这样继续不断地支持了三十三年,到民国二十四年,叶亲家六十一岁那年的冬天,病死在北京。此后归他的长子龙章担任社长名义。实际上科班的一切责任,都是由他的第三个儿子盛章主持的。

(按)叶春善有五个儿子,龙章、荫章、盛章、盛兰、世长。龙章是成达学校炮兵科毕业,做过东北军邹作华部下炮兵军需,退伍后在富连成服务。荫章是在场面上打鼓的,盛章擅长武丑,盛兰小生有名,世长是唱老生的。还有四个女儿,长女嫁茹富兰,次女嫁宋继亭,三女过继给姓杨的,四女嫁萧盛萱。

“那时候的东家,还是外馆沈家。后来沈家分了家,这科班就归了沈七爷(秀水)。继续办到世字辈快要出科,又从沈七爷手里倒给叶家。

“民国三十二年,叶家也分了家,就把富连成分给叶亲家的第二个儿子荫章,接管了大约有一年的光景,因为用人不当,管理不善,盛章等又全都退出。外加在敌伪统治之下,百业凋敝,馆子营业就大受影响,经营没有了来源,因而被迫停办。

“富连成停办以后,这些未出科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尚小云办的荣椿社,小部分归到了李万春办的鸣春社。还有些已经能够搭班演唱的,就分头接洽,各自找他们的出路去了。

“让我总结一下,富连成前后有四十二年的历史,科班方面教出了七科的学生,共约七百余人。喜字一科有四十多人,连字一科有七十多人,往下平均每科都有一百二十人。戏馆方面又训练出很多的场面、梳头、管箱等工作人员。

“七科是按照喜、连、富、盛、世、元、韵七个字排行的。喜、连两科名称上虽然分了前后,实际上是通连的。当时把招收的学生,年纪大的,归入喜字,年纪轻的,加入连字。往下从富字起,每科里面,再分大小,譬如富字一科,分大富字、小富字。换句话说,一科有两科的人数。在牛东家的手里办到连字,沈东家手里办到世字,最后在叶家手里办到韵字。”

三 叶春善的办学精神

“以上所说,不过是富连成的沿革史。至于您要问到这里面的实际工作,那全是由叶亲家一个人主持的。他一生的心血,都耗在这个科班上了。

“我们那时办戏剧教育,老实说吧,没有什么章程、会议录、报名、考试这些规则的。叶亲家是按着他师父杨隆寿先生办的小荣椿科班的路子走的。

“我先说招收学生的办法。每年不分季节,随时可来学戏。先由介绍人向班主举荐,征得同意,约定日期,由家长带领学生来见。只要学生的五官端正,有很可靠的介绍人,也就是将来录取后的中保人,没有不肯收的。把学生留了,家长就告辞而别了。有些孩子因为年纪太小,离开父母就想家。住了几天,老是哭闹不休,百般地哄着他也不行,只得请家长带回去,劝好了再来。这时候有的家长心疼孩子,就答应领回。这件事就算完了。有些家长来了,不但不带回去,还要狠狠地骂上几句,非让这孩子学戏不可,一定要请老板栽培(当时班主都称为老板),这一下就算成了。再过一两个月的工夫,就来订立契约字据。家长与中保人,都要签名画押。每科订定七年期限,七年以内,一切吃住穿戴,都归科班供给,学生不能自由退学。班主如果发现学生品行不端,屡经告诫而不知改过,可以把他开革。

“拿我在富连成几十年的经验,所看到的学生,犯规最大的要算是‘逃跑’。有些学生天性好动,不惯受这种有规律的约束,等到年纪稍大,就要想逃。我记得连字辈有一个唱花脸的学生,学到六年上,离开出科不远,连逃六次。每次把他找回来,怎么说也没有用。最后只好把他开除。他出科以后,并没有搭班演唱过,听说后来做了小偷儿了。

“科班收的学生,年纪最小的才七岁(高富全的艺名叫七岁丑),最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把这一百多个小孩子凑在一起,吃饭穿衣、大小便哪一样都离不开人,实在不很容易应付。每天晚上学生睡了,就派两位教师整宵不睡地看护他们。可是叶亲家还不放心,他住在科班的前院,每晚必到学生住的屋子,查看两次。这件工作,几十年来就没有看见他间断过。热天夜里起来,还不算什么难事;要在严冬腊月,西北风刮得满院子地叫,他也是照样这么做。那种肯把人家子弟看得比自己孩子还要重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再说凡是起科班的,为什么都招收年轻的孩子呢?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这里面也有个原故。我们这一行,不是只靠关着门死学就能成的,台上的经验要仗着实习。所以一面学艺,一面演唱,这样经过了长期的锻炼,才可能有培养成一个好演员的希望。可是每人在发育时期,生理上必定要经过倒仓的阶段。如果收的学生,都是十五六岁的大孩子,他玩艺儿没有学会,嗓子已经倒了,没法让他在台上练习。等他嗓子变过来,再学也就晚了。您要知道,一个好演员,没有不是靠幼工结实才能成功的。

“头科的学生倒了仓,二科的跟不起来,这是任何一个科班的最大难关,因为私人起班,财力到底有限。一切经费,都要靠馆子营业的收入来维持的。学生倒了仓,叫座能力锐减,马上会影响到营业的收入。如果主要的角色,如老生、青衣一类,倒了一个,或是觉得自己学生的阵容,不够坚强,还可以向本班以外物色相当人选。当时梨园行子弟在家里学戏的也不少。他们正需要借台练习,所以有一般搭班的小演员,就这样应运而生了。在科班方面,借此也弥补了自己这个缺点。这叫做互相利用,两全其美。要是倒仓的学生太多,营业实在支持不住,科班就要在这个时候垮下来了。

“跟喜连成先后或同时起班的,有田纪云办的‘玉成班’,后改名‘小吉祥’(坐科的有老生李玉奎、花脸张玉峰、武旦陶玉芝)。陆华云办的‘长春’(坐科的有花旦荣蝶仙、老生李春林、张春彦)。郭际湘(即水仙花)办的‘鸣盛和’(坐科的有老生张鸣才、李鸣玉)。李继良办的‘三乐’,后改‘正乐社’(坐科的有青衣尚小云、老生韦三奎、武生王三黑)。俞振庭办的‘斌庆’(坐科的有武生孙毓堃、青衣徐碧云、老生王斌芬、小丑朱斌仙)。这里面除了‘武庆’、‘三乐’的历史比较长久,人才也出得比较多些,余下都是办了一二科就完了。虽说也还有别的原故,主要的还是受了学生倒仓的影响。

“我们科班里学生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早晨七点起床,全体练功学唱,三小时后到十点半收工。戏馆十二点半开锣。没有工作的,在家里练功。有工作的,都上馆子。先由教师点名,把这一群小演员排列得整整齐齐,个子小的放在头里,大的放在后面。一律都是穿着袍子马褂。教师们率领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鱼贯而出。到了馆子,各人都按着戏码扮戏。六点多钟散戏,照样排队回来,进门再点清人数,才散队休息。晚上继续用工,到十一点半收工。

“教授的课程,全是有关戏剧艺术的。识字念书,就没有专门老师担任了。虽说是时代不同,但是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有些学生后来能通文墨,都还是出科以后自修得来的。可是叶亲家每隔几天,在课余就召集了全体学生谈话一次。把一些做人的基本条件,很浅率地譬解给他们听。他常对学生说:‘艺术是应该认真学的。可是只靠学好了艺术,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将来出去,还是行不通的。’

“这一种用口头演讲,来增加学生的常识,补偿他们因不念书而造成的缺陷的方式,也是他三十年来一直坚持下来没有改变过的。

“教师方面,有教得长的,有教了一个短期就走了的。我教的年代要算最久。遇到教师不够的时候,生、旦、净、丑,哪一样我都对付着教。此外就数教武生戏的最多,有杨万清、丁连生、董凤崖、茹莱卿、赵春瑞(专教黄派武生,他是跟黄月山把场的)、宋起山、贾顺成(宋、贾两位是练武工先生)。还有一位老前辈姚增禄先生,也来教过。教老生的有王月芳(是谭鑫培的徒弟,后改唱青衣)、徐春明、蔡荣贵。叶亲家自己也教老生,但他管的事太多,不能常教。教武生的又有刘春喜,教青衣的有苏雨清(苏从头科律喜云教起,一直教到盛字科)。教丑的有勾顺亮(是梆子班的名丑)、郭春山。

“唐宗成在科班历史很早。从喜连成最初演出,他就是场面上的负责人。他跟叶亲家是换帖弟兄。学生都管他叫唐老叔。那时每天馆子打鼓的有三个人,分头半工、中半工、后半工。他是管打后半工的武戏的。从头科打到三科,就耳朵聋了,不再上场工作。可是场面上的管理,他是一直负责到底的。学生因为倒仓而改行打鼓,向他学习的,就有好几位。如花旦应喜芝、青衣张连弟、老生方富元、刘富溪等。本班学生以外,场面上经他训练出来的人才,那更是不计其数了。每科学生期限规定七年,到了五年左右,就要由他们的成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了。看他实在不够演员条件,就叫他改学场面。学场面也不行,改学梳头、管箱等行。有些七年满期,看他艺术还没有成熟,就把家长与中保人请来,说明原委,劝告他再续二年。总之叶亲家办学的目的,要使这科班的学生,出科以后,大小都有一种成就,不至于受到失业的痛苦。

“学生的待遇,不论学的艺术好坏,一律平等。每人手巾一条,每星期到规定的澡堂洗澡两次。这澡堂是跟科班订有特约的。白天吃馒头,晚上吃饭。煮一大锅菜。像现在快到冬天,就是猪肉熬白菜。五个人一排,自己拿碗去装。有回教的学生,就另给他们预备菜。叶亲家常派佣人偷偷地也去装一碗,尝尝味儿,要不好的话,就要跟东家派来的会计严厉地交涉,不能让学生缺乏营养。我们教师们的菜,是四菜两碗。他是在家里吃饭的,可也常来坐下同吃。这也是带着有考验厨子的用意的。

“学我们这一行,刚上台万不能有错。某一处要错惯了,还是每唱必错,内行术语叫‘闹鬼’。这是有台上经验的演员们都知道的。所以小学生如果犯了这种错,初犯加以警告,再犯就不客气要挨打了。学生里面,派定一个掌刑大师兄。只要听听这名称,就知道挨打是常事。当时有一句‘戏是打出来的’的话,其实也不全对。遇到极笨的孩子,脑筋老转不过来,打也没用。挨打的还是聪明的学生占多数。就因为他有戏剧的天才而不肯认真用功师父望他成名心切,才有挨打的资格。要放在现在办学,再打学生,这不是成了笑话吗?可是在四十年前,也不仅是学戏的有体罚,哪一家书房、哪一处私塾,不是老在先生桌上放着一块长方形的戒尺呢?还有一般的学徒们,那就更不用提了。这是时代进化以后必然的改革。

“梅先生说得好,叶亲家起班有三十来年,可佩服的是他那种精神与毅力。要论他办教育的知识,哪能有后来的新脑筋。您要明白,他不是一个身通六艺的大才子,他也是一个坐科出身的老艺人。不怕您见笑,恐怕他肚子里是没有念过几本书的。”

梅先生看完了这次的纪录,很满意地说:“今天的资料,是太有价值了。叶老先生从几个小学生教起,教到七百多人,场面、梳头、管箱等工作人员,还没有计算在内。在近代戏剧教育史上说,是有他很重要的地位跟不可磨灭的功绩的。有一句老话,‘事在人为’,这是一点不错的。你看喜连成头二科的学生,不都是外行子弟吗?从三科起,本界子弟就占了大多数。这就是说,同行中看他办得有了成绩,才肯把孩子往里边送的。

“你还没有知道,最初他那一班优秀学生出路的困难呢。当时北京老角好的这样多,刚出科的学生,就算艺术学得地道,在科班里演唱,也是很红,等搭到大班里面,不定让他配一个什么零碎角,那真惨了。有些逼得没法,只好开码头往外跑。可是年轻的孩子,到了上海这种繁华世界,眼睛会看迷糊的,就容易堕落下去。我知道跟我同台演唱的喜字辈学生里面,就有遭遇到这样命运的。这也是使叶老先生看了难受的事情。有一天,他对萧先生说:‘兄弟,你多受累,帮我点忙。咱们在二十年后,我要让各戏班里如果没有我们科班的学生,就开不了台。’这也可以看出他受的刺激有多重,才下了这样大的决心。等到三科的学生出科前后,这重难关也就逐渐地打破了。”

“你看这科班有什么缺点没有?”我问梅先生。

“缺点不能说没有。”梅先生说,“可是要分着讲,这里面一切管理方法,还是按照老路子走的,还是时代关系,我们也不必批评。我觉得还是教师方面请得太少,如花旦、老旦、小生这几行,都没有专任的教师。幸亏有一个包罗万象的萧先生,才能训练出这么许多名演员。他不是说生、旦、净、丑都能教吗?这一点不假,并且哪一行都教得好。小翠花(学名于连泉)的花旦、马连良的老生不都是他教出来的吗?所以萧先生在富连成,真可说是一位大功臣了。

“前辈的办事,是全凭他个人的经验,放手去做的。有些地方,我们认为他的办法太老了,思想太旧了,不合乎现代教育的条件,我们尽可以改善,甚至于不去学他。但是他办事的肯负责任,几十年到底不懈的精神与毅力,这是值得拿来做我们的模范的。

“为什么办到我们这一界的教育,过去老是办不长久呢?这理由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科班和学校,不收学费,就没有固定的经费。全靠学生在戏馆演出,拿营业的收入,来培养他们自己的艺术。萧先生所说的学生倒仓问题,固然影响戏馆的营业,对科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是遇到市面不景气,就是学生嗓子不倒,营业也准好不了。我来说几个后期办戏剧教育事业的人。程砚秋办过戏剧学校,尚小云办过荣椿社,李万春办过鸣春社,他们都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结果因为受了敌伪时期百业凋敝、营业一落千丈的影响,全都被迫停办了。尤其像小云因办荣椿社,甚至破了产,还是不能维持下去。可见得这种教育,要用私人经济力量来办,就好像大海里的一只小船,遇到了风浪,谁也支持不住,那翻船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政府出来主持,才能建立起一个很坚固的基础,把我们戏剧界旧的艺术精华保留下来,新的思想加进去,成为一种最完整的舞台剧。这不是我个人的理想,总有一天要实现的。

“我这几十年来,因为业务繁忙,多半偏重在自身的艺术上用功。余下有限的一点时间,也只办了一个国剧学会,专门收集有关各部门的戏剧史料,与不断地约请几位戏剧专家到学会来演讲。这是对一般戏剧艺术有了根底,还想进一层深造者的研究机构。会里还附设一个国剧传习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学生,如刘仲秋、郭建英、高维廉……都是传习所的学生。教师方面有我和余叔岩、尚和玉、萧长华、王瑶卿、郭际湘、鲍吉祥、冯蕙林、钱宝森、王荣山、孙怡云、朱桂芳等。可惜我南迁以后,因为种种关系,不久就停办了。所以讲到实际的训练工作,我的贡献最少。不但对叶老先生这种办学的成绩,自愧不如,就连程砚秋、尚小云他们,也比我强得多。等我哪天能够放弃舞台生活的时候,我还要在这方面尽我一点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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