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领导干部访谈篇
回省长纵谈保军粮——访安徽省省长回良玉
从南京军区的一份要讯中，我们了解到一个信息：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同志亲自抓军粮，使部队官兵吃上了优质大米。
带着部队官兵的感激之情，记者于去年11月下旬专程赴安徽合肥，采访省长回良玉同志。
安徽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大别山区是革命老根据地，皖南山区是抗日根据地，淮北平原北部是著名淮海战役的战场，安庆到芜湖的长江水面，曾谱写下“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光辉篇章。如今，这里又不断传出拥军优属的新佳话。
作为省长的回良玉同志，工作之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记者到达合肥的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一上班，回省长就安排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在回省长的办公室，一落座，就切入正题。回省长说，我是8月25日在《安徽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上，看到驻定远县池河镇的部队吃的大米中含沙子多这一情况的，信是部队的一名同志写给报社的。读罢这封来信，我确实有一种内疚感。作为一省之长，驻皖部队的官兵吃的大米质量有问题，我深感自己没有做好工作，很对不起咱们部队的同志。所以，我当即在这封信上作了批示，请省粮食局的领导尽快到定远县调查，采取措施解决军供大米中含沙多的问题。省粮食局主持工作的陈习文同志看到这个批文，中午就带领局里的有关同志赶赴定远县，向部队的同志道歉，并查明了大米中含沙超标的原因。1994年，定远县遭受百年不遇的干旱，稻谷收成不好。临近收割时，又下了一场大雨，有些稻谷被冲倒伏在了地面上。定远县池河镇属于山丘地区，土壤中含沙量大，负责稻米加工的池河米厂，由于加工机械落后，沙石筛除率低，造成大米中含沙量超出规定标准。为此，省粮食局会同定远县粮食局的同志，把部队购买的含沙量超标的大米全部拉回，从外地给定远县调拨了20万斤优质大米，平价供应给部队。为了保证今后粮食加工的质量，定远县还投资20万元，购买了新型粮食加工机械。问题解决之后，省粮食局专门给省政府写了报告，汇报了这件事情处理的过程和结果。在粮食局的报告上，我再次写了批语，肯定和表扬了粮食局这种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我的想法是，要通过这件事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中，弘扬拥军优属的优良传统，多为部队做好事，办实事，建立起新形势下稳固密切的军地、军民关系。
“回省长，您工作这么繁忙，还这么关心军粮供应问题，我们部队官兵感谢您。”听了回省长的介绍，我们由衷地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回省长挥挥手，真挚、诚恳地对我们说，搞好军粮供应，保证部队官兵吃饱吃好，这是对地方政府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我们地方政府应尽的责任。部队平时训练艰苦，体力消耗大，一有急难险重任务，部队官兵都要冲锋在前。1991年我们安徽闹水灾，就是部队官兵从洪水中、从危房中把人民群众救出来。一旦爆发战争，部队的同志还要流血牺牲，不让战士们吃饱吃好，把身体练得棒棒的，那怎么行？我认为，优先给部队供应优质米面，这绝不是搞特殊。还有，保证让部队官兵吃饱吃好，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个生活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部队的凝聚力，关系到部队的稳定，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
“回省长，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94)国发12号文件精神，从1994年6月1日起，军粮由地方粮食部门议价筹措货源，然后按统销价格供应部队，其中的差价补贴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各分担50％。咱们安徽的经济状况目前还不够宽裕，落实粮价补贴是不是有些困难？”我们向回省长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金钱问题”。
循着我们的话题，回省长接着说，依照安徽的经济现状来说，确实算不上富裕。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安徽全省人口占全国的1/20，而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1/30，人均财政收入仅占全国的1/46。我1994年来安徽工作后，省财政、粮食部门的同志都向我反映过军粮供应方面存在的一些困难。我对他们说，有困难向我们反映可以，但对部队的同志不能讲困难，更不能因为有困难而影响军粮供应。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不能只是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的时候才想到部队，平时就应该多关心部队，多支持部队。从安徽军粮供应情况看，每年正常的军粮供应在3500万斤左右。我们在作粮食计划时，每年拿出6000万斤专门作军粮，这不仅保证了军粮的正常供应，而且还有一定的储备，以应急需。我常给政府有关部门的同志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效益，这是对的。但是，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更要多关心军队的建设；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强化国防观念和国防效益。战争年代那么艰苦，人民群众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粮食送给部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还是要发扬这种优良传统。更何况，军队对地方的工作也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我到安徽工作后，下去的第一站就是到革命老区金寨县，在那里就碰到了省军区的领导正在金寨抓扶贫工作，帮助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可以说，驻皖部队的官兵都把安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搞市政建设，他们积极参加劳动，出工出力。建设“希望工程”，部队官兵踊跃捐款，献出自己的爱心。在地方两个文明建设中，部队都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所以，作为地方政府和领导，不把军粮供应工作抓好，怎么能对得起我们的子弟兵？
采访结束时，回省长对我们说，你们总后是负责后勤保障的，我们地方政府给你们当“后勤”。前不久召开五中全会时，我见到了王克部长，请给王部长捎个话，带个好，我们安徽一定进一步做好军粮供应和拥军优属工作，让驻皖部队的同志吃饱吃好，为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尽一份地方政府的责任。
在返回住处的途中，我们回味着回省长的话语，心里想：如果地方政府的领导都能像回省长这样关心军粮供应，军营“米袋子”还有何忧？
短评：
回省长，部队官兵感谢您！
安徽省省长回良玉同志，高度重视和关心军粮供应问题，充分体现了地方领导和政府对军队工作的支持，对部队官兵的厚爱。为此，我们向回省长和省粮食局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随着改革的深化，粮食价格逐步放开，国家粮食部门也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单位，使军粮供应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好军粮供应工作，尤其需要地方各级政府和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改革也好，开放也罢，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宏伟目标，使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地方和军队都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这就需要相互关心和支持。安徽省的领导和粮食部门的同志，宁肯在经济上“吃些亏”，在经济效益上受些损失，也要积极解决军粮供应中的问题，千方百计为驻地部队供应优质米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有很强的国防观念，有很强的全局观念。
感谢地方政府和人民对军队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就要努力把军队建设搞好，为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提供可靠保证。平时，要积极参加部队驻地的两个文明建设，遇有急难险重的任务，一定要勇于牺牲，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回答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厚爱，谱写拥政爱民新篇章。
让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军政团结、军民团结，永远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原载《后勤》杂志1996年第1期)
深化体制改革 搞好军粮供应——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罗植龄答记者问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第九次军粮工作会议上，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军粮供应体制改革的通知》，进一步做好军粮供应工作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内贸易部副部长、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罗植龄。
记者：199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国家财税体制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情况，作出了改革军粮供应体制的决定。近3年来的军粮供应工作做得怎样？
罗植龄：军供工作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曾多次强调要搞好军粮供应。军粮供应也是“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的重要内容之一。199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改革军粮供应体制的《通知》下发后，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在计划、经贸、体改、银行、税务、铁路、交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各级有关部门和军供战线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军粮供应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坚持军粮优先原则，较好地保证了军粮供应。1994年至1996年初，由于市场粮食价格的持续大幅度上升，给军供粮源的筹措等增加了一定难度。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各地在粮源安排中优先留足军粮部分，做到了“少谁也不能少军供”，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提供方便，保证了军供粮源的及时筹措，对粮源的数量、质量、品种都给予了充分保障。其次，在抓军粮质量上下功夫，提高了军粮供应水平。为保证军供粮油质量，各地经过多年的工作，总结了严把“五关”的做法：严把货源关，坚持从国有渠道进货，选择质量好的原粮加工军粮；把好运输关，减少周转时间和空间，防止污染；严把加工关，选择责任心强、管理严格、设备良好的厂家定点加工军粮；严把储存关，专仓专库保管军粮，避免混杂；把好供应关，专设军粮标准样品柜，达不到质量标准的粮油决不供应部队。在采取了以上措施后，军粮质量明显提高。几年来，基层军供粮站还普遍增加了服务项目，为购粮军人安排休息室，提供茶水、洗脸水，为购粮的军人提供方便，延长营业时间。遇特殊情况，如军事演习，则实行24小时“全天候”服务，义务为部队送粮上门，如对零星执勤分队、边防部队、军队离休老干部、执行紧急任务的部队，实行“全方位”服务。这些工作的开展，使军粮供应得到了充分保证。
记者：随着国家各项改革的日益深化，现行军粮供应体制遇到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罗植龄：军粮供应体制作为粮食流通体制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适应整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要求。1995年，粮食流通体制实行了以粮食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两线运行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为重要内容的重大改革；1996年，再次较大幅度调整了粮食购销价格。但现行军粮供应体制在运行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第一，粮源安排上的矛盾。军供粮源必须稳定可靠，但按照原来的军粮筹措办法，是由粮食部门多渠道筹措粮源供应部队，由于粮源的多渠道，带来了个别粮食品种质量不稳定的问题。另外，受粮价波动的影响，也加大了军粮筹措的难度，第二，军粮价格相对稳定与市场粮价波动之间的矛盾。军队是吃“皇粮”的，军粮价格应该相对稳定，在市场粮价大幅度波动和军队执行演习、施工等任务进行跨地区调动时，往往会加剧粮食经费的紧张状况。第三，各地驻军多少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由此造成各地区负担不均衡的矛盾。在一些经济不发达而战略地位又很重要的边远地区，军粮筹措、供应任务相对重一些，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各地区负担不均衡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通过深化军粮供应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记者：请您谈谈这次军粮供应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罗植龄：这次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通过改革，完善现行体制，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得起平战双重考验的军粮供应保障体系，更好地为保障部队战斗力服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军供大米、小麦粉原则上用国家定购粮解决，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安排、调剂。考虑到有的省区有些粮食品种无定购任务或定购量不足，拟实行市场筹措和采取特殊办法解决，以保证军粮按质、足量、及时供应。二是加强对军粮的管理工作，改变现行军用粮票管理方式，启用1997年版军用粮票。三是加强军供体系建设，省级粮食部门和驻军较集中的地(市)粮食部门经当地同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可设立专门的军供机构。将军供网点的维修、改造纳入计划，不断改善军粮供应条件。
这样改革既适应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又考虑到了军供特殊情况，保留发扬了现行体制的长处，克服了现行体制的不足，达到深化改革的目的，有利于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军粮供应保障体系。
记者：贯彻落实好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您认为当前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罗植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军粮供应体制改革的通知》，指明了今后军粮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做好军粮供应工作的保证。要贯彻落实好《通知》精神，当前必须把握好三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提高对军供工作的认识。军粮供应，直接关系到军队后勤保障是否有力和军队的战斗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军供工作的认识，切实把军粮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始终不渝地做好。第二，加强协调，形成做好军供工作的合力。计划、经贸、财政、银行、铁路、税务、粮食等部门，要加强协调，互相支持，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军粮供应工作。第三，要采取得力措施，进一步提高军粮供应服务水平。各级粮食部门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做好军粮购、销、调、存、加工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经常督促、检查，有困难及时解决。要改变经营方式，完善军供网点设施，转变经营作风，根据军粮计划，按时、按质、按量、按品种做好供应工作，全心全意为部队提供优质服务。
军粮供应管理体制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级政府和财政、粮食、部队等有关部门要在认真学习领会、贯彻执行政策的同时，加强对军供政策的调查、研究，注意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和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
(原载《解放军报》1997年2月13日)
城镇房屋拆迁向规范化法制化迈进——访国家建设部总经济师兼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谨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不破不立。”我国的城镇建设也情同此理，而且更为形象地印证了这句话。一个崭新现代的楼区、街道乃至城市，大都是在旧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因此，拆迁是城镇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但是，在近年来的城镇房屋拆迁中，由于拆迁管理工作不到位，拆迁补偿标准确定机制不完善，行政裁决和强制执行不规范，适合被拆迁人需求的中低价位房屋供应不足等原因，在拆迁中引发出许多矛盾和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如何使城镇房屋拆迁规范化、法制化，既保证城镇建设的顺利进行，又能依法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使之“皆大欢喜”，我们日前走访了国家建设部总经济师兼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家谨同志。
记者：谢司长，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目前城镇房屋拆迁中面临的问题和基本情况好吗？
谢司长：房屋拆迁关系到城镇建设的布局和进程，更关系到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弄不好就会引发矛盾，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对城镇房屋拆迁问题十分重视，多次作出批示，要求下大力气化解拆迁纠纷，确保社会稳定。去年9月，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了《关于贯彻中央领导批示，切实做好城镇房屋拆迁中维护稳定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12月16日，曾培炎副总理在陕西调研期间，专门就房屋拆迁问题作了指示，要求各地要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量力而行，合理确定拆迁规模，严格依法办事，完善房屋拆迁政策，规范拆迁主体行为，并加强对问题突出地区的指导监督，切实做好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记者：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建设部作为国家的建设行政主管机关，对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有关文件精神高度重视，请您谈谈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谢司长：建设部党组十分重视房屋拆迁管理工作，要求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拆迁工作的重要意义，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拆迁管理，努力化解拆迁纠纷，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的贯彻落实，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
——修订和贯彻落实《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7月，根据拆迁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1991年发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新《条例》印发后，及时组织编制了条文释义，对各地拆迁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培训。2001年、2002年先后两次召开了全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工作会议。去年9月，全国房地产工作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拆迁工作座谈会，要求各地全面梳理拆迁案例，认真分析拆迁上访原因，并采取切实可行措施，解决拆迁上访人数增长过快的问题。
——高度重视拆迁上访工作。2002年，建设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系统信访工作的通知》。去年8月，针对房屋拆迁上访，特别是群体性上访增长较快问题，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拆迁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建设部信访工作制度》，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拆迁上访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切实做好信访接待，严格规划审批程序，合理确定拆迁规模，并严格依法行政，建立责任追究制度；9月，配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强调了有关政策。
——及时完善配套政策。针对拆迁评估、行政裁决不规范等问题，最近先后下发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和《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对于更好地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将起到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会同高法进行了拆迁调研，起草了城市房屋拆迁司法解释，完善拆迁司法救济途径。
——加强行政督查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下发后，建设部及时组织调研督查组，分别赴天津、重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辽宁、福建、河南、青岛、徐州等省、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拆迁项目和拆迁上访事件进行重点调研督查。去年9月份，汪光焘部长、刘志峰副部长利用各种调研和参加会议的机会，分别对贵州、浙江、湖南等省拆迁情况进行了重点调研，同当地部分城市、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解决当地拆迁上访问题的主要措施。
——公开通报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去年10月15日，建设部对辽宁、河南、内蒙、四川、山东、湖北等六省(区)的八个违法违规典型案例进行了重点剖析，会同各地主管部门形成了处罚意见，并对其中的部分案例进行通报。
——推广典型经验。多次以简报形式向各地印发了一些地方房屋拆迁的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在去年11月至12月举办了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部分地级市、部分县级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培训班，系统介绍了拆迁条例的主要内容和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这里我还要特别介绍一下，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下发后，各地对贯彻落实通知精神也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措施加快解决拆迁纠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对拆迁上访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加强督查指导。辽宁省政府要求各地对拆迁上访问题逐户建立档案，并组成5个联合督查组，对14个重点案例由省政府领导直接协调处理。安徽省从建设、国土资源、农业、劳动保障等部门抽调人员配合省信访局，集中处理信访问题。二是完善地方性法规，健全工作制度。上海、天津、南京等城市建立了拆迁公示、信访接待、投诉举报、拆迁承诺、拆迁监管等制度。上海市成立了“为被拆迁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志愿团”，为拆迁居民提供司法救济。三是合理控制拆迁规模。浙江、江苏、陕西、四川等省规定，市、县人民政府要编制房屋拆迁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报同级人大或上一级政府备案。浙江省规定，当年房屋拆迁面积原则上不超过上年商品住宅和经济适用住房竣工总量的40％。南京市为缓解拆迁矛盾，去年暂停了审批新的拆迁项目，集中力量解决拆迁遗留问题。四是妥善解决拆迁历史遗留问题。湖北、内蒙等省(区)对拆迁范围内未办理建房批准手续的自建房屋，凡符合规定的，督促相关部门补办有关手续，并给予合理的拆迁补偿。上海市到12月中旬，已经有51％、176户拆迁矛盾得到化解。五是加大中低价位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实行最低单价保障和最低总额保障，切实解决弱势群体的拆迁安置问题。南京市对拆迁房屋市场评估价低于政府指导价，或货币补偿款低于最小套型经济适用住房总房款的拆迁户，实行最低单价保障和最低总额保障；同时，每年再建设100万平方米中低价商品房。天津市通过新建住宅小区，收购旧住房，并将一部分普通商品房转化为廉租住房，用于安置拆迁居民。六是加强拆迁单位和拆迁人员管理。河北省对拆迁人员进行业务知识、法律法规培训。山西省规定，在拆迁期限内，不得采用停水、停电、停止供暖、阻断交通等强制手段。七是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北京市制订了《拆迁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对7起暴力拆迁责任人以涉嫌故意伤害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依法吊销了13家违法违规拆迁单位的资质。上海市对幕后组织、策划拆迁上访的责任人，由公安机关对涉及违法行为调查取证，对涉嫌犯罪的7名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
记者：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是一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下一步还有一些新的措施和法规出台吗？
谢司长：造成房屋拆迁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满，有的是长期不能回迁，也有的被拆迁人漫天要价。根据当前的情况，建设部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办通知精神，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加大督查力度。建设部将继续组织督查组到有关省市进行督查，对问题突出的事件进行通报。同时，要求各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切实加强对市、县的督查工作。
——加大配套政策的实施力度。通过培训、督查等办法，督促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今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性意见》和3月1日开始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进一步规范拆迁评估和行政裁决行为。
——结合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拆迁中违法违规行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的通知》精神，全面开展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并将拆迁作为专项整治的重点。
——加强拆迁规范化管理。积极推行拆迁公示、信访接待、投诉举报、拆迁承诺、拆迁监管等五项制度，规范拆迁委托行为，禁止在拆迁中采取大包干的方式，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对拆迁单位资格管理，进一步规范拆迁行为。
——改善住房供应，满足被拆迁居民的住房需求。加快适合被拆迁居民购买的中低价位、中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步伐，缓解拆迁安置房屋供应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完善廉租住房制度。
——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提倡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拆迁纠纷，完善房屋拆迁司法救济制度。
记者：我们的《百姓生活》杂志3月1日正式创刊，也适逢《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正式施行，请您详细谈谈相关的内容。
谢司长：2001年7月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了行政裁决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对于保障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条例》对行政裁决条件、程序、时限等未作具体规定，在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滥用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的行政行为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错误地认为拆迁裁决可以不受条件和时间限制，达不成协议就行使行政裁决手段，组织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一些拆迁单位采取停水、停电等不正当手段，胁迫被拆迁人搬迁；一些地方不经行政裁决，就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因拆迁行政裁决和行政强制执行不规范引发的上访，已经成为群体性拆迁上访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行为，维护拆迁当事人特别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建设部下发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了行政裁决及强制拆迁的程序。《裁决规程》对拆迁人、被拆迁人申请裁决需要提供的材料，受理申请、做出裁决和强制执行的条件、程序、时限，裁决书的内容以及不服裁决的司法救济程序等作了详细规定，并明确要求书面裁决和申请强制执行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增加了行政调解程序。《裁决规程》规定，申请裁决必须提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协商记录，未达成协议的被拆迁人比例及原因。经调解，达成一致意见的，出具裁决终结书；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书面裁决。部分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裁决时应当予以确认。
第三，建立了拆迁听证制度。《裁决规程》规定，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户数较多或比例较高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受理裁决申请前，应当进行听证。具体标准、程序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前，应当邀请有关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等，对行政强制拆迁的依据、程序、补偿安置标准的测算依据等内容进行听证。
第四，确立了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裁决原则。当事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且未经房屋所在地房地产专家评估委员会鉴定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委托专家评估委员会进行鉴定，并以鉴定后的估价结果作为裁决依据。
第五，完善了拆迁裁决的司法救济程序。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行政裁决工作人员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应当回避。
第六，规范了拆迁强制执行行为。一是申请强制拆迁必须提供七个方面要件。二是未经行政裁决，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拆迁。三是拆迁人未按裁决意见向被拆迁人提供拆迁补偿资金或者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不得实施强制拆迁。四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实施强制拆迁，应当提前15天通知被拆迁人，并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被拆迁人自行搬迁。五是行政强制拆迁应当严格依法进行。强制拆迁时，应当组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被拆迁人单位代表到现场作为强制拆迁证明人，并由公证部门对被拆迁房屋及其房屋内物品进行证据保全。
第七，对违法违规行为提出了处理意见。一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或者行政强制执行人员违反本规程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警告；造成错案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错案责任；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拆迁人、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在实施拆迁中采用恐吓、胁迫以及停水、停电、停止供气、供热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或者擅自组织强制拆迁的，由所在市、县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并依法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采访结束了，我们深深感到有关房屋拆迁法规、政策的完善和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被拆迁人切身利益的关怀。这些法规的贯彻落实，将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也使我国城镇房屋拆迁迈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原载《百姓生活》杂志2004年第1期)
敢碰“难点”问题 提高保障水平——访广西军区后勤部部长李绍庄
广西军区既有边防，又有海防，部队驻地偏僻、分散，当地经济比较落后，自然环境恶劣，后勤保障面临的“难点”问题多。广西军区后勤部李绍庄部长去年初上任以后，敢碰“难点”问题，主攻薄弱环节，使后勤保障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不久前，我们在广西边防某团参加后勤管理现场会时，借机采访了李绍庄部长。
我们问李部长：边海防部队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执勤任务重，工作生活中的确有不少困难，您和机关的同志是怎样了解这些难点问题的？根据您调查的情况，边海防部队面临的难题主要有哪些？
李部长略一思考，向我们介绍说，对边海防部队的困难，我们广西军区的首长、机关原来也是有所了解的，但不够深、不够细、不够全面。为了真正摸清底数，对症解决问题，去年初军区党委在扩大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各级后勤要深入边海防部队开展调查研究，全面细致地摸清边海防部队后勤保障的现状和难题。各级后勤严格按照军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把围绕后勤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作为年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精心设置课题，认真拟制提纲，周密安排工作，并把完成课题的好坏作为考察全年业务工作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军区刘司令员带领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跑遍了所有边防连队，现场解决问题，为我们后勤机关做出了好样子。我作为广西军区后勤部的部长，也专门拿出一个半月的时间，率机关战勤和财务、卫生、军需、运输、营房等业务处领导，组成专题调查组，深入所辖边海防部队所有连队，8个边海防县(市)，行程2000多公里，并走遍了所有边海防连队的阵地、哨所和岛屿，采取现场察看、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检查帐目和抽考提问等方式，对全区边海防部队后勤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找出了严重困扰边海防部队的“五大困难”和“四个原因”。
接下来，李部长向我们具体介绍了“五大困难”和“四个原因”。
五大困难是：
第一，水电、接待、卫生事业等项经费超支不堪重负。全区边海防部队水电费每年超支达120多万元，边海防部队80％的连以上单位都存在水电费超支问题，许多连队水电费超支都在1万元以上，个别连队达4万多元；各边海防军分区、团接待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边海防军分区每年开支都在35万元以上，多的达60万元，边海防团也都在25万元以上，多的达35万元；全区边海防部队卫生事业费每年超支也都在100万元以上，边海防团每年超支达8万元左右；此外，还有公杂费、营房管理费、燃料费等都存在超支问题。
第二，亟待整修的营房、道路较多。新调整部署的连队无营房，无法按部署到位；有12％营连的营房破损严重，面积达8800平方米；有近三分之一的单位营房大面积漏水，面积达43万平方米，部队营具大部分已老化破旧，急需更新换代，需整治经费1550万元。
第三，农副业生产缺地、缺水、缺技术的问题突出。有近四分之一的连队租用地方老百姓的土地种菜，共200亩，每亩租金都在1000元以上，部队负担很重。边海防部队用水供应仅够维持日常生活，旱季时，生活用水都很困难，发展生产所需的水更加困难。各级每年也为基层培养了一些种养骨干，但一些单位保留骨干不够，缺少生产技术人员的问题比较普遍。
第四，部分后勤装备缺乏。各边海防团救护车已配发多年，多数不能使用；连队官兵作训服、胶鞋严重不足；阵地、哨所无防潮棉被；连队炊具几十年一贯制，无任何更新改善，有的甚至已多年没有配发。
第五，滞留在部队的伤残病人员较多。目前，长期滞留在我区边海防部队的伤残病人员有几十人，部队为之花费了大量的医疗费用，其中有两个团每年为伤病残人员付出的医药费分别达20万元以上。
接着，李部长又介绍了造成这些难题的四个主要原因。他说，造成“五大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我们分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部分供应标准偏低。由于边海防部队所处的环境特殊，部队现行的经费标准远远满足不了边海防部队建设的需要。如水电费，年人均标准军官仅为450元，士兵只有150元(含补助标准)。而我区部队分散驻守在2000多公里长的边海防线上，特别是一线连队阵地、哨所多，有的驻兵点山高坡陡，需二级甚至三级抽水，用电量成倍增加。近年来，水电费价格不断上涨，部分地区每度电费高达150元以上。加上连队用电器具如冰柜、抽水机、磨浆机、功放机、电视机、电风扇等不断增加，用电量大幅度增长，边海防部队年人均水电费超支达70元左右。又如卫生事业费，年人均标准团以下军官为120元，士兵为90元(含补助标准)，随着医药费用的不断上涨，标准经费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边海防部队缺医少药的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一些营房失修严重。近年来，我区边海防部队多次调整部署，使少数连队无营房，重建新建又资金不足。我区部分驻守在重要关口的连队营房多为50年代建的砖木结构房屋，经过40多年的风侵雨蚀，天面塌落，墙体开裂，地基下沉，已成危房，根本无法住用。由于经费不足，整治进度十分缓慢。此外，连队营具从组建配发至今，从未更换，破损严重，修修补补，既不规范，又影响使用。
三是农副业生产自然条件差。由于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边海防部队蔬菜种植每年形成春、秋两个淡季，同时受暴风、暴雨、暴晒及低温多雨的危害，使部队农副业生产投入多、产出少，加上个别单位主观努力不够，造成一些单位肉菜自给率低，官兵生活水平提高不大。
四是后勤管理水平不高。有些单位领导对后勤管理重视不够，经费把关不严，开支随意，大手大脚，尤其是接待费开支，存在接待范围过宽、接待标准过高、陪餐人员过多的问题。个别单位卫生防病意识较差，连队官兵看病困难。有的单位车辆维护保养不够，车容车况较差，封存管理不按规定，营产营具计价挂帐管理不够落实，军工自建、修旧利废没能很好地开展。一些基层单位跑、冒、滴、漏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杜绝，个别单位伙食粮浪费严重。部分后勤管理人员素质不够高，尤其是连队司务长队伍中士兵任职的比例过大，司务长想管不会管、敢管不善管的问题较突出。个别营连卫生员业务不熟，有近三分之一的边海防一线连队取消了军医编制，进一步加剧了边海防官兵看病就医难的问题。
“情况明了，难题找准了，其原因也分析透了，军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我们问李部长。
李部长说，为了快速有效地解决边海防部队存在的“五大难题”，我们后勤部能解决的马上予以解决。我们难以办到的，则向军区党委写出专题报告，并争取上级机关的支持。具体讲，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制定整治规划。我们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上下结合、远近结合的整治规划。军区去年初从预算外收入中安排了350万元为基层解决实际困难。9月份，又从有限的机动财力中安排了150万元用于解决边海防连队的急难问题，并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三年内为边海防部队解决营房维修、水电供应、营具更新等问题。后勤各业务部门也积极调整经费物资，用于扶持边海防部队发展农副业生产，配齐一线连队的常用药品，搞好油库(站)建设和营区道路维修，开展营房水电设施整治等。同时，军区后勤还派出了医疗卫生、水电设备维修、科学种养等多支服务队深入连队上门服务。军区后勤还下拨专项经费，为每个建制团建立了“司务长之家”，为基层后勤干部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训练场所。
——严格监督检查。为提高连队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各级后勤领导和机关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和基层连队，了解和掌握建设进展情况，监督检查建设质量，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我们投资250万元进行的某海防团营房综合治理项目，从规划、建设到验收，军区刘国裕司令员先后3次率工作组上岛检查指导；军区后勤部刘胜益副部长先后4次上岛并蹲点近2个月，现地进行勘察，组织施工和监督检查，确保了工程项目高速度、高效益、高质量地顺利完成。边海防部队的车炮库整治，一线连队的供水供电及营连卫生所室的规范化建设，在各级后勤的严格监督和积极支持下去年也全面完成，为边海防部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深入基层巡回指导。各级领导机关想基层之所想，帮基层之所需，在组织上门为连队官兵服务的同时，注重帮助和指导连队抓好各项后勤管理工作。军区每季度都组织工作组深入连队蹲点，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有重点地指导和帮助部分连队提高建设标准；各级后勤机关根据业务工作要求，及时组织工作组深入部队进行巡回指导，现场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去年6月份，我们后勤部张成林副部长率有关业务处长及边海防军分区后勤部长、供应科长深入各边海防团检查部队农副业生产和生活供应情况，指导各边海防团副食品生产基地及连队搞好生产，确保农副业生产“产到”、“补到”、“吃到”的全面落实，为改善边海防部队官兵的生活创造了条件。
听完李部长的介绍，我们又提出一个问题。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解决基层的难题给钱给物，搞好硬件建设固然重要，但要使长劲，见长效，还必须提高基层部队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知在这方面军区机关有何举措？
李部长说，是的，仅仅靠给钱给物，并不能完全解决边海防部队的实际问题，还必须善于调动基层的工作积极性，克服那种“困了给个枕头，饿了送个馒头”的做法，注重教方法、传技艺，增强基层的“造血”功能，提高基层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这方面，我们着重抓了三点：
首先是抓好典型引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级后勤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靠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带动后勤建设水平的全面提高。军区重点抓了某边防团基层后勤全面建设和军区炮兵团副食品生产基地及生活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先后在这两个单位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边海防团参观见习，听取经验介绍，进一步统一了边海防部队基层后勤建设的路子，提高了建设标准，使各边海防部队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同时，各边海防部队还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抓好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典型培养，引导和带动部队的后勤建设，在后勤战线上呈现出了比、学、赶、帮的生动局面。
其次是提高后勤队伍素质。强化后勤管理关键靠人才。各级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坚持做到择优选能，注意把那些思想好、作风正、热爱后勤、吃苦耐劳的人选配到后勤工作岗位上，对当家能力弱、管理水平低、不思进取的后勤人员及时进行调整。我们还广泛开展了爱岗敬业、廉洁奉公的教育，帮助后勤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学习各项法规制度，自觉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再次是大力开展技术服务。为增强边海防连队自我保障能力，各级后勤在搞好保障服务的同时，认真开展了技术服务。各边海防军分区都定期邀请当地农业科研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连队指导养猪种菜；军区三〇三医院各科室与边海防团卫生队定点挂钩，实行专项医疗指导；军区专门邀请水电设备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深入边海防连队开展业务咨询，指导和帮助连队水电工提高技术水平；同时还通过购置和汇编各后勤业务的图书和音像资料下发连队，组织岗位练兵、业务评比竞赛等，为基层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服务。
采访结束时，李绍庄部长说，我们解决边海防部队难点问题能取得明显成效，主要是军区首长对后勤工作很支持，我们提出的问题军区党委都千方百计给予支持解决。另外，后勤机关内部也很团结协调，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对基层的问题不解决不撒手，所以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部长的介绍，使我们明白了难与不难的辩证法。肯想、肯干，敢于面对挑战，矢志不移，再难的堡垒也能攻下。
(原载《后勤》杂志1998年第5期)
西南，那片难忘的圣土——访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王世麟少将
祖国的西南边陲，是高原的“故乡”。西藏高原牵着云贵高原，携着川西高原，构筑成高高的天然边防线。这里是世界的屋脊，小小寰球的“制高点”。这里有旖旎的风光，丰富的矿藏，但这里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气候变幻无常。这里战备任务重，后勤保障难度大，是锻炼人的好地方，但这里也使人历尽艰辛，令意志薄弱者望而却步。
早听说成都军区后勤部王世麟部长对这片土地很熟悉，也早听说他脑子里装的情况很多，谈话富有逻辑，也很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借到成都出差之机，我们一起登门访问了王部长。
知情人说，王部长很忙，工作的弦一天到晚绷得紧紧的，即使坐在车上，大脑也总是开动着。因此，一落座，我们便开门见山，请王部长谈谈组织西南战区后勤保障的情况，或者说体会。
王部长说，西南战区大部分属于高原地区，边界线长，地理状况复杂，多数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畅。尤其是西藏高原地区，冬季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6％，夏季也只及内地60％。全国唯一不通汽车的县在西藏，雇人从林芝、墨脱往我们的边防哨所运一公斤物品，光运费就要花18元。要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保障好部队的战备、训练、执勤，难度确实很大。我们的体会，就是要做好结合的工作，一切从当地实际出发，在结合上动脑筋，下功夫。一个省、一个县、一个乡，要把本地区的工作抓好，就要把中央和上级的精神同本地区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做后勤保障工作也一样，西南战区有许多特殊的情况，也必须把中央、军委、总部的有关精神、政策、规定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照抄、照转、照套不行，完全按内地部队的样子干也不行。比如，按规定军区机关要从生产收益中给战士每人每天补贴8分至一角的生活费。这部分钱是补到战士的碗里，还是补到生活设施上？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先把这些钱集中起来，给各个团建生活服务中心。因为我们的部队大都驻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底子薄，条件差，手上没有几个钱。把补贴生活的钱一集中，再加上从其他渠道筹集的钱，到1991年，我们所有的团队都按要求建起了生活服务中心。虽然战士们在一段时间里少吃了毛把钱的补贴，但有了生活服务中心，自己加工的食品多了，计划性强了，管理严了，漏洞少了，促进了连队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普遍比较满意。
听着王部长唠他的“结合经”，我们禁不住频频点头。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不正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吗？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大到小，从宏观到微观，从全国到大西南，理儿是一个。我们被王部长的谈话深深地吸引着，又津津有味地听下去。
当然，从实际出发，搞好结合，不是另搞一套，更不能离了谱，偏了辙。我经常强调，要结合得好，出效率，出效益，必须吃透两头，那就是上级精神和本地实际情况，而且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国家发展经济有一个生产力标准，我们部队有一个战斗力标准，在我们后勤，保障力就是标准。只要有利于提高保障力的事，那就可以大胆地去干。我们从成都往拉萨运一吨物资，需要1000元运费。从林芝、墨脱再运到边防执勤点，一公斤又要花18元。因此，我们制订了一项政策，鼓励驻西藏的部队种粮、种菜、养猪、养鸡，每生产一公斤粮菜、肉蛋，又确实减少了运输量，最高的可奖励2元钱。这样，极大地调动了部队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积极性。去年，西藏军区粮食、蔬菜、猪肉、禽蛋产量分别比1990年增长42％、65％、52％、87％。奖励的钱从哪里出，现在还没有定下来。我说，反正我们减少了运输量，节省了运费，不管哪级出，哪家出，奖励费必须兑现，现在正在协调。我还对驻西藏部队的同志说，我们的种植技术、养殖技术，对藏族群众都不要保密，要给他们树立生产样板，向他们推广优良品种，主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西藏只有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才能安定。所以在西藏发展生产，不仅有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益大。
见王部长端起杯子喝水，我们又趁机提了个问题：您作为军区的后勤部长，对各部队之间、各业务部门之间是如何搞好横向结合、协调的呢？
王部长说，搞好部队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结合，协调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始终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综合保障能力，提高综合效益上。对业务部门的事，我一向坚持不插手，他们对自身的业务工作，积极性高得很。我要管的，是部门间“扯皮”的事，都想推而不管的事。驻西藏的部队，多少年来都是烧柴做饭，可是随着森林面积的减少，柴是越拉越远，价格是越来越高，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军民关系越来越受到影响。不少部队光拉柴消耗的油料，就足够做饭用的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用烧油代替烧柴，经总部批准，这个问题已于去年得到解决。从现在的情况看，油料部门吃了点亏，运输部门是划算的，军需部门是满意的，部队是高兴的。抓横向结合，我的体会是如同一个乐队一样，光买鼓不行，光买号也不行，必须买全套乐器。你平时怎么吹、拉、打、敲我不管，但一上台就必须搞“合奏”，看着我的“指挥棒”来，这样才能有整体效益，才能提高综合保障能力。
搞横向结合，协调各种关系，您作为“指挥”、“裁判”，会不会遇到一些矛盾？我们问王部长。
当然会遇到矛盾，矛盾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嘛！咱们中国有句俗话，心底无私天地宽。作为军区后勤的主官，可以说权力很大，经费、物资的分配，向谁倾斜，都关系到各个单位的利益。谁先谁后，谁多谁少，我的“指令”、“裁决”，都可能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引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有时可能会很尖锐、激烈。我有一个原则，秉公办事，一切从工作出发。我下部队不吃请，不喝酒，不收受任何礼物，只要有利于工作，有利于提高效益，提高保障力，有不同意见也要干。如果等意见完全统一，认识完全一致，什么事也干不成。比如营房综合治理和副食品基地建设，我们在资金投入和投量上，不搞平均主义，不撒胡椒面，而是突出重点，向全训部队、边防部队倾斜，而且一个团一个团地过，根据各自的实际，有的团拨给一万，有的则拨给三万、四万，达到治一片成一片，建一个成一个。这样，虽然有先有后，有多有少，但周期短，效益好。与其把周期拉得长长的，大家都不受益，还不如让一些部队先受益，最后大家都受益。实践证明，只要心底无私，不为个人捞好处，绝大多数同志最终是会理解的；需要“拍板”、“定音”时就会表现出应有的果断、勇气、力量！
“丁零零……”电话铃声响了，一个会议正等王部长去参加，我们的访问只好结束。
离开王部长的办公室，我们强烈地感到，王部长脑子里装的东西确实很多，很多。一位“老机关”告诉我们，王部长一年到头老下部队，从1969年西藏军区归属成都军区，他单是进藏就达32次。由此可见，王部长对部队情况的熟知，得益于他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得益于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执著追求。
祖国的大西南，这片令人难忘的圣土，为了捍卫它的尊严，许多战友曾把热血抛洒在这里；为了它的繁荣，多少同志默默地把青春奉献在这里。我们，则在这里获得了一次满意的采访，找到了“结合的艺术”，寻到了敢于“拍板定案”的真谛：无私就能无畏！
(原载《后勤》杂志1993年第5期)
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访总后某兵站部部长王根成
漫漫青藏线，越戈壁，过草原，翻昆仑，跨江河，横亘于“世界屋脊”，遥遥四千余里。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大部分路段缺氧30％～50％，人称“生物禁区”。正是在这里，总后某兵站部的官兵奋战了36个春秋。他们不但为边防建设和青海、西藏两省(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创造出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青藏线魂——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访问了兵站部部长王根成大校。
我们叩开王部长办公室的门，说明了来意，王部长“哈哈”一笑，热情地伸出了那双握了几十年方向盘的手，欢迎我们这“不速之客”。王部长今年51岁，高高的个头，浓密的黑发，黑里透红的脸庞带有明显的高原痕迹。他1958年参军来到高原，当过战士、班长、排长、营长、团长等，在高原走过了32个春秋的风雪历程，对兵站部的情况“了如指掌”。
落座之后，我们首先“扫瞄”了一番部长的办公室，塞满眼帘的是桌上和窗台上那一盆盆摆列有序的花草，有吊兰、仙人掌、马蹄莲、萝卜海棠等等。也许，常年奔波在沙漠戈壁，荒原秃山上的人都更迷恋绿色和生命。
王部长给我们沏茶倒水，望着他那憨厚的面孔，我们首先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咱们兵站部为什么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作为青藏线之魂呢？”
王部长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就侃侃而谈起来：一个民族要有民魂，一个人要有灵魂。在青藏线，也特别需要有一个激励高原官兵斗志的线魂。在这里如果离开了“三个特别”的革命精神，青藏线就会凝固、中断。因此，“三个特别”的精神，完全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之必须。比如说苦，在内地工作也有苦和累的问题，但在青藏线，那就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苦，而是特别的苦，苦得让一般人受不了。这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有首民谣：“六月雪，七月冰，八月封山九月冬，一年四季刮大风。”咱们的部队，有70％的单位，60％的官兵常年驻扎、执勤在平均海拔4000米至5300米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藏北高原上。这些地方，大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沿海地区的50％左右。内地的同志初到这里，会感到头痛脑昏，心慌气短，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人，则唇发乌、脸发紫，指甲凹陷，心脏等器官产生变异。这里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六摄氏度左右，最低时达零下四五十度。50年代，汽车部队和兵站的同志，住的都是白布帐篷，晚上睡觉，鼻子呼气经常结冰，被子常和大地冻在一起。暴风雪一来，把帐篷掀起拔走的事经常发生。当然，经过30多年的建设，沿线部队的吃住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但高寒缺氧等恶劣的气候条件没有变。你们想想，没有点“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别说在这里工作、奋战，就是住下来也难。直到现在，有些从内地来的人，坐着车跑趟唐古拉都感到受不了，只好望山兴叹！
听了王部长的介绍，我们对青藏线的“苦”有了比较深切、细致的了解。当然，我们更期待着早日去翻昆仑，登越唐古拉，亲身体验一下风雪高原的苦和亲眼目睹一下战斗在那里的官兵们“吃苦”的风采。
稍停，王部长重新点燃一支烟，又给我们讲起“特别能忍耐”的精神。
忍耐，不是说干部战士在艰苦的风雪高原上消极等待，苦熬时光，而是指广大官兵在长期的高原工作、生活中，不怕损身子，苦妻子，误孩子，亏父母，公而忘私，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你们或许知道，赵南起部长在视察青藏线部队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青藏线工作，损了身子、苦了妻子、误了孩子、亏了父母，这不是牢骚，而是青藏线干部战士生活的真实写照。”医院对在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工作的干部战士的身体进行过一次普查，总发病率为997％，其中血色素增高的为888％，心脏物理检查不正常的为837％，肺活量降低的为331％，肝功能异常的为32％。整个兵站部系统近10年有14名在职团职干部去世，平均年龄47岁。格尔木大站近三年病故5名营职以上干部，平均年龄仅有342岁。驻格尔木的三四〇五工厂，从1960年到现在共有42名职工病逝，平均年龄只有456岁。据有关科研部门调查论证，青藏高原人均寿命比内地少10岁。由于高原气候恶劣，干部家属随军不能随队，家属随军后住在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家属院，丈夫则在几百公里外的雪山兵站、泵站和机务站工作，一个“山上”、“山下”，相距竟有几百公里之遥，成为军营里的“牛郎织女”。汽车部队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执勤，家属来队探亲守“空房”的屡见不鲜，有的家属来队休假45天，夫妻团聚的日子则不到半月。至于家务，这些“兵丈夫”更难顾及。所以我们这里有个说法：做军人的妻子难，做高原军人的妻子难上难。加上高原教学条件差，就业门路少，不少子女的前途也被耽误了。在青藏线工作的干部战士，没有那种“特别能忍耐”的牺牲奉献精神，恐怕一天也呆不下去。
面对艰苦环境的磨难和个人牺牲奉献的考验，要在风雪高原完成运输、通信、输油、施工等各项艰巨任务，必然要具有一种“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不然车轮就不会转，油龙就不会流，载着各种命令的电波就不会畅通，这一点儿不难理解。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请王部长重点谈谈青藏线的官兵在常年奋战中创造的业绩。
问起这个，王部长的脸上立时显现出一种自豪的神情，就像掘井人见到了清澈的水，就像辛勤耕耘的农民看到了金黄的稻谷。他如数家珍，娓娓谈来：
30多年来这里的建设可以概括为“三条线”，从西宁到拉萨的2000公里地上公路运输线；从格尔木到拉萨的1080公里的地下输油管线；从格尔木到拉萨的1680杆公里的空中通信线。对这三条线，知晓的人已经很多了，重点给你们介绍些具体数字。我们的汽车部队，30多年来已在风雪高原上行驶了20亿车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5万多圈，运送进藏物资500多万吨。为修建格尔木—拉萨输油管线工程，我们管线工程部队的官兵靠钎打镐刨，人背肩扛，在“世界屋脊”上开挖土石方54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铺一条从拉萨到北京的1米见方的堤坝。可以说：“三线”的畅通，是用青藏线官兵的汗水和鲜血换来的。
“三个特别”的革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震颤、感动。在青藏高原工作奋斗，须臾也离不开这种精神。但是从主观方面讲，铸炼和实践这种精神，每个人都需要非凡的毅力、韧性。那么，兵站部的领导是怎样在干部战士中培养和铸炼这种精神的呢？提起这个问题，王部长若有所思，再次点燃一支烟，向我们道出了个中“秘密”。
青藏线特殊的艰苦环境，是培养和铸炼“三个特别”精神的矿床，这一点前边已经说过了。但是，任何一种高尚的精神，都不是自然生发的，需要引导、培育，需要剪枝、打叶。30多年来，我们在部队中始终没有放松理想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50年代，重点进行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教育；60年代，重点搞了雷锋精神教育；70年代，重点抓了“两不怕”精神教育；80年代，突出了“五种革命精神”和“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老山精神教育。可以说，正是这些精神，融合成了我们的线魂——“三个特别”精神。同时，3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本部队培养、树立、宣传具有“三个特别”精神的先进典型，使这种精神逐步在青藏线扎根、扩展，最终成为全线官兵的精神支柱。再有，我认为也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靠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带出“三个特别”的革命精神。这些年，我们在兵站部上上下下叫响了一个口号，“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每年，我们部里的领导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青藏线上奔波。遇到重大任务，都亲自跟车上路，到第一线指挥。今年春节，范银瑞政委带上爱人，到唐古拉兵站与干部战士一同过年，许多战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这几年，上级发给兵站部师、团干部60张疗养证，在职干部只去了2人。上级规定，家属已随军的干部，每年就地休一个月高原假，但有80％的干部一次也没休过。
见王部长只谈别人，我们就提醒他谈谈其自身所起的作用，但他总是“绕道”，一谈自己就“卡壳”。后来，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王部长的一些情况。王部长在兵站部领导中资格最老，同期入伍的他已是“孤家寡人”。他是“老高原”，老模范，在高原奋战了33个年头，没有到内地疗养过一次。除因公到北京、西安开会、出差，他没有到过内地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从当汽车连长，到当团长，跟车队出发，每晚他总是最后一个进客房，干部战士称他是“实干家”。
也许，只有大大小小的“实干家”聚集在一起，才能铸炼出“三个特别”的青藏线魂！
访问结束了，我们生发出说不尽的感慨。青藏线官兵铸造出了“三个特别”的革命精神，将我军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战斗在其他地区和岗位上的官兵们，在提倡过“紧日子”的今天，该如何去奋斗呢！
(原载《后勤》杂志1990年第8期)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