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济：“真堪向天大哭”

《梁巨川遗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第1版

梁漱溟之父梁济，字巨川，清朝末年民政机构一个小官员。职位不高，见识不低，心志不小。用他自己的话说：“今者躬遇一代之末，一国之开，世道人心不绝如缕，思以一身讽世。”

“不绝如缕”本义是快要断掉，常指危局。梁济眼中的世道人心之“危”，在其《敬告世人书中》有明白表达——“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争名攘利，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势将使吾国之教义沦亡无存，吾不知前途何所底止，真堪向天大哭。”

真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型士子。如此情怀，来自家教。梁济自幼生长于“严正有威，管摄周密”的家庭氛围。其外祖父“得秋冬气，严凝刚肃”，对儿辈孙辈皆督责笃实，毫无马虎处。“手容足容色容身容”，都有严格的尺度要求。“动作不庄，随即觉察”;“稍涉于玩，必加痛抶，尤以说诳为厉禁”。

在这样的家庭中，梁济的母亲也成为其时代少有的饱读诗书之人。他曾回忆早年庭训中的母教——“吾母墨迹尚有可宝存者数本。手写《大学》一本，亲自裱褙缝订，为余开蒙时所读者，自同治甲子起至甲戌常温诵之……余六岁在良乡外祖母家，能背诵《大学》带小注通本，为三姑母暨吾母所喜悦。”

另有一书，名《五种遗规》。梁济被规定“逐日逐篇，不许间断”。别的书，或可暂不求懂，能背诵即可。此书“如有未解，必讲说开导，俾得了然”。原因是此书讲“为人之本，不可忽略，欲做好人，须从此出”。

如此养成的好人，碰上世风日下的时代，浩叹回天无力，心情又回到读书上来。梁济遗书中，有大段文字追悔自己当初不好好读书——

余幼孤赤贫，性尤鲁钝，无志趣，不锐学，又家中未延师教授……于学问门径毫无所窥，识见陋极。少时闻潘佐阶指示读顾亭林《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国朝经世文编》等书，母由良乡所存山西书麓中取出《日知录》交付，然以知识低下，俗冗纷忙，视为不急，始终未读。又生平常想俟境遇清闲，将未读之书补行读完，如《史》《汉》《左》《国》、诸子等书真读一番，细心研究，乃回溯数十年，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后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竟未暇读。近廿年时事日迫，年矢日催，又思细阅时务新学诸书，亦未暇及。

格物致知既然不足，修身齐家或可指望，治国平天下则谈不上。梁济心忧至愤，无力平天下，有心醒天下，想到殉身，在遗书中写下自白：“今世风坏到极点，先民古训破坏难存，正急需以德义挽救世风，而人人不务操修，正与救世相反，譬如世有需求，而人无供给，余故勉承母教，作事不避迂拘，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

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有其父“以一身讽世”的决绝与从容——“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一个小官员的自杀，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震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说：“梁先生自杀，无论是殉清不是，总算以身殉了他的主义……他的几根老骨头，比那班满嘴道德暮楚朝秦冯道式的元老，要重得几千万倍。”

胡适在该刊第六卷第四号发文章说：“巨川先生致死的原因不在精神先衰，乃在知识思想不能调剂补助他的精神，所以有一种内部的冲突，所以竟至自杀。”

徐志摩借题发挥作文：“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

梁济为民族性灵存废所虑，极度失望之际，尚怀一丝希望，观数年，思数年，写数年，终至绝望，一朝投湖。与其说是殉清，不如说是殉其理想之国。在《敬告世人书》中，他说：“此事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而心血已枯，笔性最钝，言语艰涩……国变已数载，吾犹尚存，与我素志不符，深觉可耻。”

其谓“可耻”之尤，曰：“官场风习，不惟狃习旧污，抑且变本加厉，于数千年改革之大机会并不视为可重可珍，始终存一自营利禄之心，并无乘势澄清涤秽更新之意，一任伦常破坏，不求代价相偿；一任事理不公，不计再酿革命……致使政治变成伪善，全国人之观念愈趋愈卑……今日剥民膏以养多数无用之兵，其害更惨于甲寅百倍，驱迫国人为娼为盗，否则即不能存活，而一般人犹抱乐观，是尚有我存身之地乎？”

故，说梁济慷慨赴水仅是殉清，有点小看这位“最知耻的人”。他的眼光远大得多——“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清国者，亦可以无气无骨而断送民国，于吾中国立国之本根关系极大，故以一死泣告世人。”如今，民国之断送已成事实，继民国而起之国如何？仍在梁济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