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贬官前后的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韩偓于龙纪元年（889）“擢进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遗，以疾解”。不久，入任朝中，累迁司勋郎中、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天复元年（901）冬，从昭宗避乱凤翔，以功拜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天复三年（903）二月，因不阿附朱全忠，为其所嫉，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此后即流寓湖南，经江西，于天祐三年（906）入闽，后寓居南安至卒。可知，天复三年是韩偓仕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从这年开始，他结束了受唐昭宗器重而为朱全忠等人嫉恶的朝官生活，开始了贬谪流寓的生涯。这一转折，不仅使他的政治命运、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而且使他的思想情感心态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并由此影响及其诗歌创作，使其诗歌在内容、情感、风格乃至表现手法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此处拟就诗人贬官前后的心态与诗歌创作的具体情况做一探讨，从而加深对韩偓其人其诗的认识。

一

人们的心态受诸如政治、生活状况、理想追求、世界观、文化道德修养等等多方面支配。对于像韩偓这样已经在朝廷为官的封建士人而言，更直接而起重大影响作用的，应是其仕途的境遇。因为上述属于观念形态的诸方面，在韩偓入仕于朝的年纪过五十的人生时期，应是基本确立而呈较稳定状态的，这些方面对于其心态的影响基本上是稳定的，但仕途境遇的变迁与随之而来的生活状况的改变，这时已成了影响其心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对其心态的研究，也就将着眼点放在这一方面。

那么，韩偓贬官前的仕途境遇如何呢？韩偓贬官前有近十年时间任职朝中，而最后的二三年间颇受昭宗器重，为朝廷出力献策尤多，因而升迁颇速，成为朝廷显宦。我们且摘录史籍的记载，以对韩偓贬前的仕途境遇有具体的认识。《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六月记：

上之返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偓皆预其谋，故擢为翰林学士，数召对，访以机密。……丁卯，上独召偓，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诏，则守之宜坚；……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昭宗于光化三年（900）十一月为左军中尉刘季述等人所废并囚禁，后得以反正。在反正中，韩偓参预谋划，得到昭宗的倚重。从此，昭宗多次召见他，访以机密大事。上面即是昭宗独自召见韩偓，访以机密的一次记载。昭宗对韩偓的对策“深以为然”，并且说“此事终以属卿”，可见昭宗对他的宠重信任。

韩偓既为昭宗所倚重，立朝忠耿无私，几次婉辞任相而推荐他人，《新唐书·韩偓传》即谓“帝反正，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苏检复引同辅政，遂固辞”。又记昭宗曾想任命他为宰相，韩偓则“荐御史大夫赵崇劲正雅重，可以准绳中外”。不仅如此，韩偓为人刚正，以礼法立朝处事，凛然不阿。同上书又记载他坚持不起草韦贻范起复为相的制诰之事：

宰相韦贻范母丧，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缞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柩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既而帝畏（李）茂贞，卒诏贻范还相，（姚）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

正是韩偓的刚正无私，凛然不媚附权幸，因此他在朝中后期遭到崔胤、朱全忠、李彦弼等人的嫉恨谗毁。天复三年，朱全忠“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以此可见韩偓在朝廷中的最后一段时期，处境是险恶艰难的。

上述韩偓任官朝中的这一地位处境，必然影响及其心态，并作用于其诗歌创作。可惜现存作于这一时期的诗歌较少，而展现其心态与诗歌创作的史籍、笔记资料也寥寥无几，以此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也只能是大略而已。

天复元年前后，韩偓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时，是他在朝中颇受器重，较为得意，心情颇为愉悦之时。他对这段翰苑生活十分重视与怀念，终其生均怀着深厚的情感，这从《笔精》的记载即可见：“偓卒于闽。其子寅亮与郑文宝言，偓捐馆日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而缄甚固，发观得烧残龙凤烛、金缕红巾百余条，蜡泪尚新，巾香犹郁，乃偓为学士日视草金銮，夜还翰苑，当时皆宫人秉烛以送，悉藏之。”诗人至晚年谪居南安时，依然珍藏着当年保留下来的烧残龙凤烛和金缕红巾以为纪念，可见这一段翰苑生活在他一生中的重要地位。透过这些，我们不难看到他当年的心态情感。这心态情感促使他不禁咏歌，而诗歌也漾溢着这一心态情感。翰苑生活使他感到肃穆崇重，雍容适意，不禁于《雨后月中玉堂闲坐》诗中流露出这一心态：“银台直北金銮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对松篁听刻漏，更无尘土翳虚空。绿香熨齿冰盘果，清冷侵肌水殿风。”并在诗末“夜久忽闻铃索动，玉堂西畔响丁东”句下注：“禁署严密，非本院人，虽有公事，不敢遽入。至于内夫人宣事，亦先引铃。每有文书，即内臣立于门外，铃声动，本院小判官出受。受讫，授院使，院使授学士。”诗人特地写下这一翰苑制度的小注，乃同诗中一样，均表露出他处身禁苑中受宠重的地位与优裕适意的生活与心态。这种生活、心态情感也同样见诸另一些诗中：“二纪计偕劳笔砚，一朝宣入掌丝纶。声名烜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贵身。”他讴歌雍容适意的禁苑生活，于草制毕，“紫泥封后”，登楼凭栏，感受到“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天衬楼台笼苑外，风吹歌管下云端”的舒适愉悦；他用诗笔描摹受恩宠被邀预宴的优礼际遇：“玉衔花马踏香街，诏遣追欢绮席开。中使押从天上去，外人知自日边来。……才有异恩颁稷契，已将优礼及邹枚。”昭宗对他的倚重，时时召对访以机密，使诗人在这一阶段的另一明显的心态是独自受到宠重的快畅得意。他有题为《六月十七日召对自辰及申方归本院》的诗，即是在上引《资治通鉴》所记的那次召见后写下的：

清暑帘开散异香，恩深咫尺对龙章。花应洞里寻常发，日向壶中特地长。坐久忽疑槎犯斗，归来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诙谐侍汉皇。

诗人这一次独自召对，时间长达五个时辰，而召对的内容乃如何处置宦官的重大机密。因此诗人极为快畅得意，以至于冷笑东方朔只能以诙谐来取悦汉皇，以此反衬自己“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的受宠重的地位。他还曾以司马相如相对比，吟出“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认为司马相如只是以文才为汉武帝所赏识，而自己则与昭宗君臣际遇，如鱼得水，这一难得的君臣际会殊非司马相如可得知。以此，诗人常满怀着蒙恩感激之心，并屡形之于歌咏：“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笙歌锦绣云霄里，独许词臣醉似泥。”他有一首《宫柳》诗颇值得玩味：“莫道秋来芳意违，宫娃犹似妒蛾眉。幸当玉辇经过处，不怕金风浩荡时。草色长承垂地叶，日华先动映楼枝。涧松亦有凌云分，争似移根太液池。”诗人以太液池边的宫柳自拟。宫柳以其长于宫中，故有“玉辇经过”之幸，又获日华（喻皇恩）映枝之先，因此尽管深涧中的青松（比拟才志之士）高凌云霄，也比不上宫柳能最先禀受皇家和煦的阳光。诗人蒙恩受宠，感激得意之情态于此可见。“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中国士人的为人准则，韩偓当然也如此，因而尽力忠耿报国，效忠昭宗，是他在朝时也是贬官后一以贯之的心态。上引史籍的记载，有的即表明诗人的这一心态。再如《新唐书·韩偓传》记宦官“（韩）全诲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见帝恸哭”。《资治通鉴》天复二年四月载“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韩偓答书许之”，而韩偓则深谋远虑地以“戎狄兽心，不可倚信……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等由劝谏，昭宗悟而从之。这种在内患外忧中效忠报国的忠耿之情，应该说是作为朝臣的诗人最突出的品格特色。为此，诗人胸中总充溢着“孜孜莫患劳心力，富国安民理道长”的责任感与报国济民的激情。

当然，韩偓在朝的最后一段不长的日子，由于与崔胤等人政见分歧，崔胤又勾结横蛮专权的朱全忠谗毁迫害他，此时他虽然也有“报国危曾捋虎须”的不屈己献媚、阿附权贵的正气与胆量，如《新唐书》本传所记：“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不过也必然在某一情势下表现出忧虑甚至是惧祸的心态，这尽管在现存他这一时期的诗作中没有反映，但是在史册中却有所透露。《新唐书·韩偓传》即记他拒草韦贻范复任相制后，“自是宦党怒偓甚。（马）从皓让偓曰：‘南司轻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荐，今日北司虽杀之可也。两军枢密，以君周岁无奉入，吾等议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对”。《资治通鉴》天复三年二月记在崔胤的怂恿下，朱全忠怒韩偓荐赵崇、王赞为相，斥偓罪，欲杀之，昭宗只好“贬偓濮州司马。上密与偓泣别，偓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上述的“偓不敢对”以及在与昭宗泣别时所言，均可反映诗人为国为己的忧虑与惧祸之心态。

二

贬谪，特别是忠而见谗，位尊而远斥的贬黜，这对于被贬者来说，不仅政治地位、生活状况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其思想情感、心理心态也必然会发生震荡与裂变，这对感触灵敏、情感细腻的文士尤为明显。何况对韩偓来说，他不仅位尊望重、忠而见黜，而且他的被贬是在颇受昭宗宠重，可昭宗又为权奸挟制，爱莫能救的这一极为特殊的情势下发生的。那么贬后情感、心态的复杂多样及其变异也就很自然了。概而言之，有以下种种。

对朝廷和往昔朝中生活的深情怀念。诗人受到昭宗的倚重与优礼，自己也发挥了一位重臣的“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的作用。对这一君臣际会经历的追念，确实成了韩偓贬后心中不断泛起的一种既神圣而又不免怅惘的情感。他流寓天涯至死犹珍藏的烧残龙凤烛与金缕红巾，即是这一情感心态的见证。而且，这也见诸其诗作中。在湖南他见到含桃，“感事伤怀”，所赋诗有“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句，并注云：“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从长沙往醴陵途中，忽见到村篱畔的紫薇花，遂触景生情而赋，诗题中谓“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是诗首四句云：“职在内庭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花。眼明忽傍渔家见，魂断方惊魏阙赊。”甚至形之于梦中，其《梦中作》再现了往日朝中景象：“紫宸初启列鸳鸾，直向龙墀对揖班。……扇合却循黄道退，庙堂谈笑百司闲。”其怀念朝廷及往昔生活之深情于此可见。当然，这种情感是基于他忠于唐室，感恩依恋昭宗的心态之上的。以此从贬谪至唐亡后，他“诗文只称唐朝官职，与渊明称晋甲子异世同符”，“自贬后，以甲子历历自记所在”，决不称臣于后梁，他常回忆起“紫殿承恩久，金銮入直年”的蒙恩岁月，为此而“心为感恩长惨戚”。

对误国篡权的权奸的痛恨蔑视，以及坚贞抗暴的不屈挠心态。诗人被贬后，朝廷很快就被朱全忠、崔胤所控制，昭宗被逼迁都洛阳并被杀。哀帝立后不久，何皇后又遇害。柳璨、李振等群小也大肆迫害戮杀朝士。在李振的怂恿下，“时全忠聚（裴）枢等及朝士贬官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天祐四年（907），朱全忠干脆逼哀帝逊位禅让，自己登后梁帝位。韩偓遭到迫害后，又在贬中经历了这一段残暴血腥的历史沧桑，作为李唐皇室的忠耿臣子，他自然对这些权奸充满了憎恶嫉恨，屡屡将此心态情感流泻于诗中。其《感事三十四韵》即记下了唐将亡时这一权奸误国篡权、谗害忠良的鬼魅横行的政局：“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谅直寻钳口，奸纤益比肩。晋谗终不解，鲁瘠竟难痊。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嗾獒翻丑正，养虎欲求全。万乘烟尘里，千官剑戟边。……中原成劫火，东海遂桑田。”他对权奸们既痛恨，又充满了蔑视的讥笑与诅咒，既以“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讥乘时窃位之辈，又借“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之句诅咒仗势恣威、迫害忠良的柳璨、李振之流。这一对权奸误国篡权、残暴奸佞的痛恨，最集中地表现在朱全忠被其子所杀后，诗人感此而作的《八月六日作四首》中，其中“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金虎挻灾不复论，构成狂猘犯车尘”、“图霸未能知盗道，饰非唯欲害仁人”、“簪裾皆是汉公卿，尽作锋芒剑血腥。显负旧恩归乱主，难教新国用轻刑”等等诗句犹如钢鞭，有力地鞭挞着这些历史的罪人，显示了诗人正义的历史批判。作这一批判，韩偓是最有资格的。他在强权迫害、群小肆虐时，从不阿附屈服，即使在被贬流寓中也能坚贞不屈，不被拉拢收买，不屈服于伪政权之下。约天祐元年冬，他以梅花自喻抒志：“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为尔腊前来。”梅花的坚贞标格与形象即是诗人凛凛风骨的写照。如果考虑到诗歌乃作于唐昭宗被弑的数月后，其时实际已是朱全忠的天下这一背景，则“不肯傍春光”，风雪的强暴侵凌，实际上正表明诗人不阿附朱全忠政权，而敢于抵御强暴的心态。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后朱全忠政权几次召他返朝复职，但他一直拒绝，“天祐三年，复有前命，偓又辞，为诗曰：‘岂独鸱夷解归去，五湖渔艇且糟。’已而梁篡唐，乾化三年，复召，亦辞不往。”他非但自己拒召不往，当唐旧臣郑璘将应举荐赴洛阳仕于后梁时，诗人以“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怅沙堤别筑基”等诗句“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同样也显示了诗人于唐亡后的不肯傍后梁“春光”，耻作梁臣的心态。

远祸避害，宁肯隐居的心态。朱全忠等人所控制的唐末，由于对朝士迫害贬戮不断，“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如“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征之，不起”，后柳璨召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终于避免入任而放还山中。韩偓在这种政局下，又身遭迫害放逐，也自然难免远祸避害的心理。他有过太多的“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的遭遇，以此在贬逐流寓中时刻警惕设防，以免遭害。曾赋诗自谓“咋舌吞声过十年”，又曾颇寄深意地提醒水禽“劝君细认渔翁意，莫遣罗误稳栖”，劝告翠碧鸟“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他的一再不肯应召回朝，固然有不愿屈附朱全忠之意，也与这种远祸避害的心态相关。以此他诗中常有这一心声的流露：“宦途巇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道方时险拟如何，谪去甘心隐薜萝”，“宦途弃掷须甘分，回避红尘是所长”。既然认定宦途险恶，心存远祸避害之意，则诗人所求也只能是隐逸一途了。他诗中不断地流露出这一心态：“屏迹还应减是非……世乱岂容长惬意，景清还觉易忘机。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在这种心态下，他贬谪以至入闽后，不断有描写隐逸生活与情感的诗篇，如《小隐》、《卜隐》、《闲居》、《南安寓止》、《幽独》、《秋村》、《息虑》等，而且也坚定地走向隐居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室的覆亡，身体的老迈病残，其隐逸的心理更趋于平定，他将身心融入隐居生活中，从中体验到“景寂有玄味，韵高无俗情。……忙人常扰扰，安得心和平”的情趣，最后终老于南安乡中。

伤悼故国，欲报国而不能的怅恨。贬官以来，特别是唐亡梁立之后，韩偓心中弥漫着一种浓厚沉重的伤悼故国的情绪。此时他有如被放逐行吟泽畔的屈子，为故国的颓败沦亡而神伤心哀，不时地发出黯然愤郁的歌吟。“悽悽恻恻又微，欲话羁愁忆故人。……萍蓬已恨为逋客，江岭那知见侍臣”，这是唐亡前一年的悽恻之音。而作于唐甫亡时的《故都》一诗，则是一首极为感怆人心的哀悼故国的悲歌，那“故都遥想草萋萋……宫鸦犹恋女墙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强魂必噬脐”之句，浸染着亡国后天涯旧臣的悲哀郁愤之情。《感事三十四韵》诗回首自己受宠信时的朝中往事以及国家乱起、逐渐沦亡的重大事件，最后感时伤世，悲极而歌：“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为伤故国而几近狂癫，世事无情而只能叩问苍天，诗人的哀悼故国，终与贬中屈子同一心态。此后在诗人的有生之年，他总不能从这种心态中解脱。“秦苑已荒空逝水，楚天无限更斜阳”，伤悼无奈之情伴随着诗人度过了人生黄昏岁月。不过，也应看到诗人在这期间仍存报国济世之心，《有瞩》诗中云“安石本怀经济意，何妨一起为苍生”，《疏雨》诗中云“但欲进贤求上赏，唯将拯溺作良媒。戎衣一挂清天下，傅野非无济世才”，《感事三十四韵》更明确抒发“四夷同效顺，一命敢虚捐”的以死报国之情。然而诗人贬官南荒，后又遭遇新朝篡立，他真感到“掩鼻计成终不觉，冯无路敩鸣鸡”的徒有报国之志而又报国无门的怅恨。

三

作家的心态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创作的。前面我们论述了韩偓贬官前后的心态及其变化，并涉及到其诗歌创作在内容、情感上与其心态的呼应情况。以下，我们着重阐述其贬官后的心态对其诗歌创作的立意、表现手法以及风格方面的影响。

首先，在诗歌立意上，诗人因贬后心态的作用，常喜借用各种事物来表达贬后的各种感受与心境。其《失鹤》诗云：

正怜标格出华亭，况是昂藏入相经。碧落顺风初得志，故巢因雨却闻腥。几时翔集来华表，每日沉吟看画屏。为报鸡群虚嫉妒，红尘向上有青冥。

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失鹤咏其心态。既有自己“标格”、志向的自白，又有自己“初得志”不久，即遭遇故朝（巢）毁于血腥之中的哀痛；在对故国的哀思与期盼中，同时抒发了对谗毁嫉忌他的群小们的蔑视。值得玩味的是诗人有三首咏柳之作。写于入仕前见于《香奁集》的有《咏柳》：“袅雨拖风不自持，全身无力向人垂。玉纤折得遥相赠，便似观音手里时。”作于入仕后在翰苑时的有前文提及的《宫柳》诗。而《柳》：“一笼金线拂弯桥，几被儿童损细腰。无奈灵和标格在，春来依旧袅长条。”则乃贬后所咏。这三首成于不同时期的咏柳之作，其立意不同。第一首乃一般的咏柳诗，第二首则以宫柳比拟自己优渥受宠的际遇，而第三首的立意则受其贬后心态影响，乃着意表现诗人虽遭残害被贬出宫，但犹如旧宫芳林苑中灵和殿前的宫柳，他的“灵和标格”依然故我，不因贬逐而变节失态。由于诗人深受权奸的迫害，目睹新贵小人的擅作威福贬戮朝士，出于对他们的憎恶蔑视心态，其诗也时有立意于此者。如《观斗鸡偶作》：“何曾解报稻粱恩，金距花冠气遏云。白日枭鸣无意问，唯将芥羽害同群。”显然立意在讥刺柳璨、李振之流。又如《火蛾》中写其“非无惜死心，奈有灭明（一作趋炎）意”，意在指斥那些趋炎附势投靠朱全忠新朝而为非作歹之徒。诗人对“须穿粉焰焦，翅扑兰膏沸”的“火蛾”们，既伤且恨：“为尔一伤嗟，自弃非天弃！”

这类在贬谪心态影响下，以别见立意为重要特色的诗作，其立意内容除上所言外还有多种，譬如《净兴寺杜鹃一枝繁艳无比》诗，以“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偏滴此丛多”句，抒发哀伤故国之情；《玩水禽》、《翠碧鸟》，借劝诫水鸟而以远祸避害自警；《鹊》诗则以“偏承雨露润毛衣，黑白分明众所知”等句，写自己在朝际遇与品格，又以“莫怪天涯栖不稳，托身须是万年枝”句状贬后心态；《雷公》诗又有“必若有苏天下意，何如惊起武侯龙”句，立意于希冀天下贤豪起而拯世济民等等。通观韩偓诗，这种重在抒发贬后感受与心境，别具立意之巧的诗作大量出现，是其贬后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云：“致尧闽南逋客，完节改玉之秋。读其诗，当知其意中别有一事在。”

其次，与上述特色直接相关，在贬官后的涉及政治局势和与此有关的一己情志的诗歌创作中，其表现手法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其一，在抒情写志叙事上，在朝时多采用直抒胸臆、据事铺写的方法，如《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雨后月中玉堂闲坐》、《从猎三首》、《锡宴日作》等均是；而贬官后上述手法呈现弱化趋势，转向更多地采用含蓄婉转的表现方法，如上举《火蛾》、《观斗鸡偶作》、《失鹤》等作皆如此。其二，任官在朝时，他极少有比喻寓托而成的诗篇，但贬官后则大量采用此法。这不仅表现于个别诗句，而且多有通首如此者。他作于湖南的两首咏梅之作，即以梅花自寓，以夭桃喻朝中得势权奸；《鹊》、《柳》等咏物之作，实际上均是寓托之什；《翠碧鸟》之“挟弹小儿”，《玩水禽》之“依倚雕梁”的“社燕”，“抑扬金距”的“晨鸡”，也均有所喻指。其三，典故的应用较贬前增多。贬官之前韩偓较少用典故，贬谪流寓中，尤其在涉及政局、时事人物以及抒发自己情志的诗篇中，诗人却较多应用典故。比如《感事三十四韵》、《八月六日作四首》、《有感》、《余卧疾深村闻一二郎官今称继使闽越笑余迂古潜于异乡闻之因成此篇》、《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等作皆有大量典故。且以后诗而言，“桑田变后新舟楫，华表归来旧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废，子牟欢抃促行期”等句均含典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其诗中多有旧典寓含今典之处，即以前朝典故人物寓指当世实有人物与事件。如《感事三十四韵》诗中的“恭显诚甘罪，韦平亦恃权。……晋谗终不解，鲁瘠竟难痊。只拟诛黄皓，何曾识霸先。嗾獒翻丑正，养虎欲求全”，《八月六日作四首》中的“左牵犬马诚难测，右袒簪缨最负恩”、“金虎挻灾不复论，构成狂猘犯车尘。御衣空惜侍中血，国玺几危皇后身”、“袁安坠睫寻忧汉，贾谊濡毫但过秦”等，句中的典故均有其时现实的人物与事件与之对应，而诗人之意乃在于用旧典喻指比附今典。这些表现手法的采用，均与诗人贬后已变化了的特殊的心态直接相关。

最后，贬后的心态也影响其诗歌风格。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诗人目睹权奸当道、兵连祸结，经历忠而遭贬、唐室衰亡的沧桑巨变，在此“国家不幸诗人幸”之际，他的心态情感顿改，变得忠愤悲郁、黯然沉挚，此时已罕有早年那风流轻靡、词致婉丽的香奁之作，与在朝时温婉和丽的主流诗风有异。其不少涉及政治与个人遭遇的诗作，如《故都》、《安贫》、《感旧》、《八月六日作四首》等，诚如《四库全书总目·韩内翰别集提要》所言：“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全唐诗录》谓其“后遭故远遁，出语依于节义，得诗人之正焉”，指的也是这类风概的诗作。因此，我们说这种悲愤沉郁、风骨凛然诗风的出现，正是贬后遭遇与心态影响所致。其二，由于唐亡前后政局混乱残酷，诗人又惨遭谗毁贬斥，于易代换朝之际，拒不称臣于新朝，现实已逼得他改换旧心肠，怀有避难远祸唯恐不及之心理。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当忠愤之气冲激得他情不自禁赋诗抒发情志时，他也就有意识地采用曲笔，或用比喻寓托，或借典实暗指，或委婉立意，将诗作写得意蕴深藏，若显若晦。有时有的诗句则诗旨迷离，甚至有点晦涩难解，如《八月六日作四首》的个别诗句即如此。以此也就形成了他部分诗作含蓄委曲的风格特色。这种特色在他仕于朝时是不太多见的。其三，韩偓贬官入闽，最后寓止南安村居至卒，其间村居生活的平淡闲静，环境的自然幽美，甘于隐逸不仕的心态，让诗人欣赏热爱这一生活与环境，他的心态情趣与之逐渐协调融合，以此不少描述村居生活与景色的诗篇中，呈现出前所少见的自然冲淡且不乏韵致的特色。这类诗作颇让前人称赏。罗大经云：“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余摘十首题壁间，每菜羹豆饭饱后，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间，令儿童吟诵数过，自谓胜如吹竹弹丝。”其所摘即有韩偓的“闻说经旬不启关，药窗谁伴醉开颜。夜来雪压村前竹，剩看溪南几尺山”、“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诗。这类诗作尚有不少，如《深院》、《野塘》、《即目》、《蜻蜓》、《清兴》、《晨兴》、《山院避暑》等，而“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断年不出僧嫌癖，逐日无机鹤伴闲”诸句亦颇能见此诗风。

综上所述可见，韩偓贬官前后诗歌的种种变化不同，乃由其心态的变化不同所致。

原刊于《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87页。
2.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53－8554页。
3.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9页。
4.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7页。
5.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8页。
6.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9－5390页。
7. 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五代诗话》卷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8.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87页。下引韩偓诗均见此书卷六八○至六八三（第7787－7846页）韩偓卷，仅标诗题，不具注。
9. 《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
10. 《中秋禁直》。
11. 《锡宴日作》。
12. 《中秋禁直》。
13. 《锡宴日作》。
14. 《苑中》。
15.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8页。
16. 《资治通鉴》卷二六三，第8573－8574页。
17. 《朝退书怀》。
18. 《安贫》。
19.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9页。
20.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8－5389页。
21.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第8604页。
22. 《湖南绝少含桃偶有人以新摘者见惠感事伤怀因成四韵》。
23. 《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贵就深僻以便疏慵由道林之南步步胜绝去绿口分东入南小江山水益秀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
24. 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3页。
25.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五《韩偓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1页。
26. 《感事三十四韵》。
27. 《秋郊闲望有感》。
28.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六月，第8643页。
29. 《梅花》。
30. 《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
31. 《梅花》。
32. 《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
33. 《十国春秋》卷九五《韩偓传》，第1371页。
34. 《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
35.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第8644页。
36.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第8645－8646页。
37. 《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之一。
38. 《即目二首》之二。
39. 《玩水禽》。
40. 《翠碧鸟》。
41. 《病中初闻复官二首》之二。
42. 《雪中过重湖信笔偶题》。
43. 《即目二首》之一。
44. 《卜隐》。
45. 《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缄后因书四十字》。
46. 《闲兴》。
47. 《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抚州如归馆雨中有怀诸朝客》。
48. 《感旧》。
49. 《故都》。
50. 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5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韩内翰别集一卷”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2页。
52. 《五代诗话》卷六，第230页。
53.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甲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54. 《寄邻庄道侣》
55. 《醉著》
56. 《残春旅舍》。
57. 《春尽》。
58. 《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