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咏梅诗解读

唐末诗人韩偓咏花诗并不多，不过他对梅花却情有独钟，突然在天祐元年冬作有以下三首写梅诗：

早玩雪梅有怀亲属

北陆候才变，南枝花已开。无人同怅望，把酒独裴回。冻白雪为伴，寒香风是媒。何因逢越使，肠断谪仙才。

梅花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

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

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为尔腊前来。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

为什么此前并未专门写过咏梅诗的诗人，却突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先后三次作有咏梅诗呢？这些咏梅诗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我们说尽管韩偓咏花诗作得不多，但他对某些花如紫薇、梅花却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与关爱。他有《早起探春》诗，前四句云：“句芒一夜长精神，腊后风头已见春。烟柳半眠藏利脸，雪梅含笑绽香唇。”又有《乱后春日途经野塘》诗，其中写道：“世乱他乡见落梅，野塘晴暖独裴回。……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诗人喜爱春天，早起探春最关注的是梅花，见到“雪梅含笑”，诗人不禁为此“长精神”，而当乱中见到梅花凋落，诗人则忧伤徘徊，感受到陵谷变迁、国家城内庭将亡的悲哀。此处诗人已明显地将梅花的凋落与家国的兴亡联结在一起。这种将咏花与家国兴亡、身世际遇联结在一起的政治情结，在其《甲子岁夏五月自长沙抵醴陵……村篱之次忽见紫薇花因思玉堂及西掖厅前皆植是花遂赋诗四韵聊寄知心》诗中尤其明显。此诗前半云：“职在内庭宫阙下，厅前皆种紫薇花。眼明忽傍渔家见，魂断方惊魏阙赊。”诗人对紫薇花的关爱，并不独在赏花爱花之心，而且在于紫薇花对他来讲具有特别的情感意义。韩偓曾为唐昭宗所特别倚重，任命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帝反正，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唐宫廷中的中书省等处种有紫薇花，因此中书省舍人又称为紫薇舍人。韩偓作此诗在天祐元年（即甲子岁）五月，其时他已被权臣朱全忠所嫉恨，外贬流寓于湖南。此时在偏远的乡村篱边见到紫薇花，他不禁追抚在朝中受到昭宗倚重的经历，并清醒地认识到眼下正遭受迫害，远离宫阙，避害湘中。明白他这一身世际遇，就可懂得他对紫薇花的关爱是与他的这一身世遭遇，他的刻骨的政治情结融汇在一起的。而这种身世与政治的情结，也正是我们解读其咏梅诗的钥匙。

韩偓这三首写梅之作，其内含主旨如何？先谈第一首。“北陆”首两句以梅花最早凌寒开放，歌颂了梅花的不畏严寒，凌风傲骨的风骨气派。“冻白雪为伴”两句，着重从梅花在凛冽的严寒冰冻中仍然洁白自守，永葆一缕寒香这一冰清玉洁、幽香贞芳的崇高品质上赞美她。这一对梅花风骨气派、崇高品质的赞颂，当然寄托着诗人本来就怀有的对梅花的赏爱赞美之情。但除此之外还有无别的寓意呢？诗人在被南贬之前虽然也早已赏爱梅花，但并没有特意写下咏梅诗，而在南贬流寓中却有此咏梅之作，其中应还有他自身遭遇寄托的触发因素。如前所述，韩偓在天祐元年五月已遭朱全忠等权奸排挤外贬，流寓于醴陵，见紫薇花而思及在朝中的恩遇，不禁有“魂断方惊魏阙赊”的感慨。而此诗乃作于同年冬天，其身世处境大抵相同于作前诗时，只是此时昭宗已被朱全忠从长安逼迁洛阳，并于八月被杀害，形势更严酷。昭宗被弑消息传到被贬的诗人耳中，当在秋末冬初，这时亦可谓“北陆候才变”，一变而为更严寒冷酷的冬天。在这时节，诗人恰见到梅花凌寒而开，则其以素所赏爱的梅花自寓，以梅花之坚贞纯洁自励之情愫实殊为自然。因此此诗中的梅花，实际上正是处于严酷迫害下的诗人品格处境的形象写照。诗末“何因逢越使”两句，当然还是用陆凯《赠范晔诗》的“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表示对亲人的思念问候之情。不过我们似乎还可以作这种理解：诗人之欲寄梅花给亲属，还意在用梅花向亲人含蓄地表明，尽管他处境险恶，但他会如梅花一样坚贞自守，寒香独处。

如果说第一首的主旨乃在于以梅自寓自喻的话，那么第二、第三首咏梅诗的内含就更丰富而深隐了。除了自寓外，其中的政治情结远比第一首深厚与强烈。这两首诗中的“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玉为通体依稀见”、“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为尔腊前来”等句，从上述以梅自寓的角度来加以阐释，并结合韩偓遭际处境来解读，并不难理解。但此外的一些诗句则蕴含深邃，诗人借此要表明什么，就不易从诗句字面的浅层意思解读了。其诗中三昧又如何呢？只要解读两诗中的一些重要诗句，则通首之意能豁然明白。

解读这些诗句，韩偓的家国兴亡的政治情结依然是一把金钥匙，这也就必然要弄清楚与两诗有关的时事背景与政治局势。“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乃就梅花赶在春前的深冬迎寒开放的习性而赞颂她。这确也是切题之咏，乃一般咏物诗之常规。但是，韩偓此句之真正含义决不仅于此，而是有深刻寓意的。这首诗乃天祐元年十二月作，此时诗人仍在被贬避难的湖南境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这时昭宗已被杀害，唐昭宣帝在朱全忠的挟制下即位，实际上已是改朝换代了。《旧唐书·哀帝纪》于天祐二年十月记“时政出贼臣，哀帝不能制”。又于稍后的十二月载朱全忠飞扬跋扈，极为“忿恨，语极不逊”，“帝忧之。甲午上召三宰相议其事，柳璨曰：‘人望归元帅（按指朱全忠），陛下揖让释负，今其时也。’帝曰：‘运祚去唐久矣，幸为元帅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大宝，归于有德，又何疑焉。他人传予意不尽，卿自往大梁，备言此怀。’乃赐璨茶、药，便令进发”。以上所记具体时事尽管韩偓作此诗时尚未闻知，但“运祚去唐久矣”的时局，韩偓久已了然。这一在朱全忠控制下的朝廷，也就是韩偓诗中含有讥意的“春光”之所指。其二，朱全忠是个耍弄权术，狡诈虚伪之辈。为了掩恶饰非，他在派人弑杀昭宗之后，却能“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请讨贼”。与此相类，为了收买人心，他也通过昭宣帝向素所嫉恨的韩偓发出了招贤复官的消息。韩偓得知复官消息大致在赋此诗稍前，其时他有《病中初闻复官二首》。诗人对复官的态度又如何呢？在这两首诗中，诗人回忆了往昔在朝的遭遇：“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又表明态度云：“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在水茫茫”，“宦途巇崄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他在朝中时曾因受昭宗宠信，又忠直敢言，不依附权奸，敢于据理力争，以致触怒邪佞，招来谗谤排挤。《新唐书·韩偓传》如下记载可让我们明白韩偓上述诗句的具体内涵。当时宰相韦贻范丧母，按当时礼制应在家守孝。但他谋求还位，昭宗只好让韩偓起草起复的诏书。但韩偓据理拒绝草制书。“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李）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姚）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又载“（朱）全忠，（崔）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谮偓喜侵侮有位，胤亦与偓贰”。又韩偓因荐王赞、赵崇为宰相而触怒朱全忠，“全忠见帝，斥偓罪……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到诗人在朝中的险恶处境。他后来在《安贫》诗中回忆这一段经历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现在朱全忠控制的朝廷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又想以复故官招回韩偓，诗人又怎能不三思而后行呢？对于朱全忠政权的本质他是早已认识清楚的，并已领教其滋味了，他是决不肯复官回朝与他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这正如他《息兵》诗中所说“多难始应彰劲节，至公安肯为虚名”。出于这样的考虑，诗人当然拒绝回朝，而决心“稳泊渔舟隐姓名”了。这也就是他“梅花不肯傍春光”句之深层含义。

两诗中还有“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等句，对其内容的理解也是解读的关键。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桃李”、“夭桃”是极为轻蔑的，之所以如此，乃在于“夭桃”的“倚东风势”以及“盗天和气作年芳”。“桃李”、“夭桃”指谁？“调鼎”句为我们提供了线索。《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调鼎即调盐梅之意，亦即指宰相之职。因此此人此时必为宰相，这个宰相即是柳璨。据《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表》，柳璨天祐元年正月从左拾遗超资级骤升宰相。柳璨乃逢迎依附朱全忠，并在韩偓作此诗后不久即大肆谗害朝臣的小人。《旧唐书·柳璨传》记朱全忠的爪牙“蒋玄晖、张廷范谋杀衣冠宿望难制者，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余人，相次诛杀，班行为之一空，冤声载路”。《新唐书·奸臣传》下《柳璨传》亦记他“为人鄙野，其家不以诸柳齿。……崔胤死，昭宗密许璨宰相，外无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驺士传呼宰相，人皆大惊。……遂以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岁，其暴贵近世所未有。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望旧臣，与同位，颇轻之，璨内以为怨。朱全忠图篡杀，宿卫士皆汴人，璨一厚结之，与蒋玄晖、张廷范尤相得。既挟全忠，故朝权皆归之”。柳璨就是这样一个依势谗害朝臣，且又粗鄙为人不齿的小人。他的暴贵也是出于偶然的机遇。《旧唐书》本传载“昭宗好文，初宠待李谿颇厚。洎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荐璨高才，召见，试以诗什，甚喜。无几，召为翰林学士。……翌日对学士，上谓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奖任。若令预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张文蔚曰：‘陛下拔用贤能，固不拘资级。……若循两省迁转，拾遗超等入起居郎，临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谏议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惬。’即以谏议大夫平章事，改中书侍郎。任人之速，古无兹例”。可见柳璨之骤贵，正如韩偓诗所讥嘲的“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诗人对于这样一个倚仗朱全忠邪恶势力的小人充满了鄙视与轻蔑，并发出了警告和诅咒，故有“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之句。果然如诗人所预言，柳璨因行恶太露太过分，以致连朱全忠也心恶之，遂在不久后除掉他。《旧唐书》本传记他“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可见他自己也知其罪当诛。诗人对这个“盗天和气作年芳”，一旦“倚东风势”便猖狂的小人，真不愧有先见之明。

明白了上述的时事史实，我们对韩偓这几首咏梅诗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读，并由此懂得这些诗并不是一般的写物咏物之作，而是渗透着诗人的身世遭遇与家国兴亡政治情结的寄托遥深的作品。

原刊于《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6期

1.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92页。
2. 《全唐诗》卷六八○，第7792页。
3. 《全唐诗》卷六八○，第7793页。
4. 《全唐诗》卷六八一，第7800页。
5. 《全唐诗》卷六八一，第7814页。
6. 《全唐诗》卷六八二，第7815页。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八三《韩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89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01页。
9. 《旧唐书》卷二○下，第803页。
10. 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二六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637页。
11. 《全唐诗》卷六八○，第7793页。
12. 《新唐书》卷一八三，第5388－5389页。
13. 《全唐诗》卷六八一，第7807页。
14. 《全唐诗》卷六八○，第7794页。
15. 《旧唐书》卷一七九，第4670页。
16. 《新唐书》卷二二三下，第6359－6360页。
17. 《旧唐书》卷一七九，第4670页。
18. 《旧唐书》卷一七九，第46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