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辞·感言等

等到了四十岁

群像新人文学奖·获奖感言

同获奖作《且听风吟》一道刊载于杂志《群像》1979年6月号。所谓“等到了四十岁……”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当时我三十岁，期盼在接下去的十年间写出一部像样的小说来。三十八岁发表了《挪威的森林》，还记得曾忽然想起：“这便是我那时想象的，（差不多）是第十年了，正好告一段落。”看来一向只会以长跑的单位思考问题，不管好也罢坏也罢。

走出校门后，我几乎没拿过笔，因此一开始文章写得费时费力。只有菲茨杰拉德 “假如你想讲一个和别人不同的故事，那就用和别人不同的语言去讲吧” 这句话，是我唯一的依靠，但想做到却没那么简单。我边写边想，等到了四十岁，我总能写出更像样点的东西吧。至今我仍然这么想。

获奖自然非常高兴，但我不愿一味拘泥于有形的东西，而且已不是那样的年龄了。

前面的路还很漫长

野间文艺新人奖·获奖感言

刊载于杂志《群像》1983年1月号。以《寻羊冒险记》获奖。当时“野间文艺奖”的获奖者《分别的理由》作者小岛信夫，颁奖仪式上就坐在邻座，却没有多交谈。其实我很喜欢小岛先生的作品，只是心想 “作品与作者是两码事”，于是沉默不言。哪怕交谈几句也好嘛。如今想来很遗憾。应该说是还太年轻吧。但我这人大体来说，属于稍欠淳朴的性格。

二十九岁那年我开始写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今年三十三岁。再过几天就该三十四了。总而言之前面的路还很漫长，所以我希望能够不乱节奏，仔细地工作下去。

奖是作品获得的，本不该由我个人说三道四。只是对一直承蒙关照的诸位的感谢之情，能以获奖这种具体形式表达出来，我还是觉得值得庆幸。

但忘不妨

谷崎润一郎奖获奖前后

谷崎润一郎奖迎来不知几周年之际，作为过去的获奖者之一，杂志《中央公论》（2006年11月号）要我撰文谈谈关于这一奖项的往事。我弄错了字数要求，结果文章写长了，杂志将它截短后刊载出来。这便是长的那个版本，自然是首次发表。

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时，我住在神奈川县藤泽市一个叫鹄沼的地方。记得是在不停搬家的间隙中拼命写出来的。如此说来，我的长篇小说大多是在搬家的间隙中写出来的，只是那一次的间隙尤其短暂，手忙脚乱。加上围绕这本书的出版，与出版社发生种种不愉快的事，一连好些天都惶惶不安。不过租的房子十分宽敞，日照又好，我家的猫咪们倒是很开心。

书出版后不久，我得知这部小说获得了谷崎润一郎奖提名。通知我的是中央公论社我的责任编辑。他说：“不过呢，你获谷崎奖的希望几近于无。但忘不妨。”他告诉我，由于我受到（部分）评委的嫌恶，或很难说博得他们的欢心，事态怎么变化也不可能获奖。而我对这方面的隐情一无所知，心想：“哟，原来是这么回事。”恭敬不如从命，便当真把奖不奖的给忘掉了。

因此，公布评奖结果那个晚上，我啥也没考虑。不如说早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家里人有事不在，我便独自跑到外边胡乱对付一顿，喝了些啤酒，在周围逛着玩了一阵。虽说是玩，藤泽火车站周边嘛，也没什么可玩的。回到家后，电话铃响起来：“恭喜您。您获得谷崎奖啦。”记不得我当时是如何作答的，只记得忽然接到通知，心头涌不出真实感来。须知我可是被告诫“但忘不妨”的，于是认认真真地将此事淡忘了。

获得谷崎奖，当然也有几个好处。不必说，谷崎润一郎是位名声远扬、在海外很受尊敬的作家，到外国去的时候，也有人觉得：“既然获得过冠以这位大作家名字的文学奖，总有点来头喽。”文学奖这东西，说到底毕竟是由人评选出来的，我也想尽量保持“但忘不妨”的姿态，但又觉得时不时提起来好像也不失为乐事。

奇妙，又不奇妙

朝日奖·获奖感言

记得这次“朝日奖”颁奖仪式举行时，恰好我不在日本，这篇文章是请责任编辑代为宣读的。责任编辑也不得不事事亲为。这是2007年1月间的事。

从写第一篇小说算起，到今年已经二十八年了。我写文章起步较晚，是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在那之前，我没有特别想过要写小说，说老实话连写文章的经验都没多少。所以像这样长年累月，竟得以作为小说家维持生计，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大奇事，甚至觉得近乎奇迹。但惊奇的同时又感到这样日日坚持写文章，于我而言又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就这样，我一方面觉得“好奇妙”，同时又点头称是“不对，也没啥好奇妙的”。如是至今。只怕今后的人生也会同样继续下去。

于是，学会了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问世，有一定数量的人捧卷阅读，好歹能维持生活，这一事实于我而言才真正是巨大的褒奖。更有甚者，还得到了这样一个奖，也许有些过分了。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迄今为止的文笔活动获得了评价，对此我深表感谢。我希望姑且以此为分界，将心思集中到下一部作品上去。谢谢。

时至今日颇觉突然

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获奖感言

其实为领这个奖，我时隔数十年去了一次早稻田大学。周围变得漂亮多了，印象深刻。留恋倒不太有。那是2007年11月间的事。与副校长交谈，对方和我同岁，一惊。大家都不得了啊。

此次获颁“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谢谢。

听说这个奖并非专以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为对象，我却碰巧在早稻田大学总共学了七年。由于种种原因待了七年，这期间不记得学校对我有多热情。当然，我这一方做得也很糟糕，根本没有抱怨的资格。但时至今日该说是事出突然吧，总之突如其来地这般热情，令我半信半疑，暗忖“当真合适吗”，感到惶惶不安。刚才我一直待在那边的椅子上，只觉得坐立不宁。

据说我是这个奖项的第一届获奖者。因为是第一届，连名头也不曾听说过。电话打来，通知我获奖了，可“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是怎样的奖项，老实说我一无所知。由“坪内逍遥”这个名字看来，我寻思总不至于是物理学或体育方面的奖项吧……于是上网查了查，原来是为了“彰显在文化艺术领域做出显著贡献的个人”。这么一说，更令我诚惶诚恐了。由我来说有点那个，但世上并不如此看待我的人只怕更多。

我还在早稻田做学生的时候，不怎么常来学校，但跑得最多的，我记得是文学部的食堂和演剧博物馆。食堂呢，并不是因为觉得味美，仅仅是缺钱才去的。不过演剧博物馆倒是因为喜欢而去。我们管它叫“演博”，准确的名称应该叫“早稻田大学坪内博士纪念演剧博物馆”。一座古老美丽的建筑，基本一直是空荡荡的，我常常跑到那里一个人看书。

我当时在文学院的电影戏剧系念书，立志从事剧本创作，而演博收藏有大量的电影剧本，记得我是一边读着那些老剧本，一边仿佛白日梦一般在脑海中拼凑电影画面。所以今天仍无法断定自己究竟是在电影院里当真看过那部电影呢，还是并未真正看过影片，只是坐在演博的椅子上，在脑海中随意拼凑出来的东西。为此困惑不已。然而后来我成了小说家，不时觉得这种做法也许颇有裨益。我是没钱去看电影才这么做的，看来贫穷说不定有时也是好事。当然持续太久的话，还是相当够呛。

因此，尽管我还从未读过坪内逍遥博士的著作，但觉得在其他方面，不论是这次的奖也好，还是演剧博物馆也好，我都曾得到多方照拂。

总而言之，获选为第一届获奖者，我觉得非常荣幸。衷心祝愿这个奖今后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广获公认的奖项。但万一今后发展不顺，也盼望诸位千万不要怪罪我。

说句老实话，我写了将近三十年的小说，始终是率性随心地做着喜欢的事情，几乎从不认为自己对什么东西做出过贡献。而且我以为对一位作家来说，最宝贵的奖项或勋章就是有热情的读者存在，而非任何别的东西。但此话另作别论，承蒙诸位给予我的作品和业绩相应评价，我深表感谢。倘若能为文学的新发展做出微薄的奉献，我将不胜欣喜。

谢谢。

身边肯定还有许多

每日出版文化奖·获奖感言

2009年11月。我那时候也不在日本，仍然是请责任编辑代读。我不禁感叹：如此看来，世界上的奖项倒还真多。弄不好奖项的数量比作家还要多……总不至于吧？

此次获颁“每日出版文化奖”，不胜荣幸。对选我的各位深致谢意。

所谓小说家，就是以时间为对手作斗争的人——我平素一直是如此思考和工作的。年纪更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只具备比较单纯的意义，即“要写出经得起时间洗礼、尽量不会风化的作品来”。然而随着年岁渐长，我明白其中又加入了倒计时的要素，即“以剩下的人生，还能写出多少篇作品来呢”。

还能写出多少篇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时间准备材料，几年时间执笔写作，还需要巨大的能量。因此，这样写出的一部长篇被众多读者拿在手里，获得相应的评价，对我来说就是无上的激励，也是新的热情的源泉。

如今，常常有人说小说迎来了艰难的时代。人们不读书了，尤其是不读小说。这已成为世间的共识，然而我不这么认为。试想我们在长达两千多年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将故事的火苗延绵不绝地守护下来。那光芒，在任何时代里、在任何状态下，都保有唯独那光芒才能照耀的固有领地。我们小说家应当做的，就是从各自的视点出发，尽多地发现那固有领地。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唯有我们才能做到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一定还有许多。我如此坚信。

现在我正在写作《1Q84》的《BOOK3》，大概明年就可以出版。我将全力以赴，争取等明年书出来时，诸位不至于说：“哎呀，早知道就等上一年再说，那样就不必把奖发给他啦。”

谢谢。

任凭风吹叶摇

新风奖·获奖致辞

这是由书店经营者发起评选的奖。好像是因《1Q84》为全国书店销售额做出了贡献而获选的。像这样的评选理由明白易懂，令人神清气爽。我也为能对书店经营贡献绵薄之力感到欣喜。2010年1月。

此次荣获二○○九年度“新风奖”，深表感谢。我在二十一年前，即一九八九年，因为《挪威的森林》也曾获得这个奖项，这要算第二次了。这样的事情一生中居然会发生两次，我可是连想也没想过。无论如何，作品的存在意义获得了在一线售书的诸位认可，从事写作的我感到无比高兴。

书这东西，当然不是说能卖得多就算好。但如此多的人真正前往书店，付钱买书，恐怕还会捧在手中阅读，我想也能算一大成就。因为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一个事实：书对我们而言，至今仍是传递珍贵信息的实际又有效的手段。这不管对于作者，还是对于从事图书制作与流通的诸位，以及众多读者，无疑都是可喜的事实。

围绕书籍的状况近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从事与书籍相关工作的人，这变化中有许多一见之下似乎都不是可喜的事。与以往不同，我们必须同多种多样的新媒体竞争。看来我们正置身于一种信息产业革命的核心，其中有无从预料的价值重组和势力变化。

但不论发生什么变化、如何发生变化，这个世界上一如既往，都有些思想与信息只能以书籍的形态传播。一如既往，都有些灵魂的跃动与震颤只能化作文字用故事的形态表现。三十年来我始终坚信这一点，坚持着小说写作。而且，通过《挪威的森林》和《1Q84》两部作品得到这样的评价，这对我的信念来说，或许将成为一大保证。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痛感“坚持写作”的重要。任凭狂风劲吹枝叶飘摇，正是相信根深干壮的信念，支撑着我坚守至今。

四月中旬《1Q84》的《BOOK3》预定出版。我祈祷它能畅销，又不至于到脱销的程度。谢谢。

探索了自己内心世界的未知场所

《海边的卡夫卡》获选《朝日新闻》“零年代（2000－2009）的五十部作品”中的一部（第二名），应报社之邀写下感言。刊载于2010年4月11日的晨报。已经习惯遭受批判，偶然得到褒扬便会惶恐（其实不然）。不过《海边的卡夫卡》对我来说是重要作品，得到高度评价，我还是愿意坦诚地表示感谢。

写小说时，我不太思考其中是否包含有当代意义的主题。就算思考，终究也搞不明白。所以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代被如何解读，是超越我想象的问题。至于下一个时代，就越发搞不明白了。不过，人类的基本思维未必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幻不定。关于《海边的卡夫卡》，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其中刻画了几个过去未曾碰触的人物形象。让这样的人物在故事世界自由地东奔西走，借此探索了自己内心世界一些未知场所。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觉得，这种个人的探索与普遍的（或说同时代的）探索巧妙而有机地结合，不正是我视为理想的故事形态吗？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事。

一边啃着甜甜圈

这是2000年3月应韩国的广播电台“Radio Korea”（今KBS国际广播电台）之邀写的寄言。这家电台以韩国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你最想见的日本人”的民意调查，而我入选第二位（第一位会是谁呢），于是要我写一篇寄言。本来希望我自己朗读，可我这人最害怕抛头露面，还是请人家代读了事。

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客居美国，在几所大学教书。当时每周有一次一小时的“office hour”。所谓“office hour”是美国大学特有的制度，在每周规定好的时间里，不论是谁都可以去敲老师研究室的门，将师生关系的条条框框抛在一边，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话题。想提问题就可以提问，有事相商就可以商量，单单是闲聊也没关系。是一段非常随意非常自由的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访问过我的研究室，一面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一面无所不谈。美国学生也来，日本学生也来，中国学生也来。韩国学生也来了许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得知在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有不少读者相当热心地阅读我的小说，感觉有点吃惊。当然，我的小说被翻译过去的事实，作为知识我是知道的，但根本没想到实际竟有那么多读者。

而且听他们说，他们并不是把我的小说当作“某个遥远的外国的小说”，而是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极其自然地进行阅读和欣赏。尤其是同韩国及中国台湾的年轻人谈论小说时，几乎不曾意识到国家、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当然，差异肯定存在，但我们谈得热火朝天的主要是共性，不是差异。

得知他们是这样怀着亲切感阅读我的小说，我非常高兴。我写小说的重大目的之一，就在于同读者分享故事这个“生命体”，并以这样的分享为杠杆，在心与心之间挖掘出个人的通道来。不管你是谁，不管多大年龄，不管身居何处（不管是在东京，还是在首尔），这种事情全然不成问题。重要的是你能否紧紧拥抱我写的故事，把它当作“自己的故事”，仅此而已。

我原本就不会积极外出与人交谈，平素写小说时几乎从不见人。尤其是对着初次会面的年轻人，几乎可说是一言不发。然而托美国大学“office hour”的福，我有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外国的年轻一代见面，并且亲切交谈。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我切实感受到如果能写出好故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成为可能。

我暗自担心，大家与我实际见面交谈之后，会不会仅仅收获了失望呢？因为本人既不风趣，也不出众。但有人愿意来见我，还是令我高兴，让我感激。要是office hour这样的形式能够永远存在，一边吃着甜甜圈，一边与大家共度午后一段时光，那该多好。

好的时候非常好

安西水丸先生的千金阿香小姐2002年5月6日结婚时，我在美国，便写了这篇贺词，请人代读。我以为婚礼上的贺词宜短不宜长，便干脆写得极短。想弄得更短只怕也不容易了。阿香后来好像生活得美满幸福。我猜大概不是因为这篇贺词的缘故。

阿香，恭贺新婚。我也只结过一次婚，所以好些事儿也不太明白，不过结婚这东西，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不太好的时候呢，我总是去考虑别的事。但好的时候，是非常好的。祝愿你们有很多很多好时候。祝你幸福。

高墙与鸡蛋

耶路撒冷奖·获奖致辞

2009年2月，为耶路撒冷奖的获奖致辞写下的东西。当时以色列政府因对加沙骚乱的态度成为众矢之的，我获得耶路撒冷奖一事在日本国内及国外受到激烈批判。说句老实话，对我来说还是拒绝领奖更轻松。我好几次打算这么做，可是一想到在遥远异国阅读我的书的以色列读者，便觉得还是有必要赶到那里去，发出自己的声音，道出自己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字一句地用心写下这篇致辞的原稿。非常孤单。还记得我一遍遍反复看录像带《正午》，之后毅然奔赴机场的情形。

我以小说家的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市。如果换个说法，我的职业就是编织巧妙的谎言。

当然，编织谎言的并不只是小说家。众所周知，政治家也常常说谎。外交官和军人也说谎。二手车推销员、肉铺老板和建筑行业人员也都说谎。可是小说家和他们不同，他不会因说谎遭受道义上的谴责。不如说越是撒出巧妙的弥天大谎，小说家越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获得高度评价。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通过编织高明的谎言、创造逼真的虚构，将真实从别的场所揪出来，将别样的光芒投射其上。多半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将真实原封不动捉在手中，准确地予以描绘。所以我们才要把真实诳骗出来，引诱到虚构的场所，置换成虚构的形态，来抓住真实的尾巴。为此，我们必须先在心中究明真实的所在。这将成为编织巧妙谎言者的宝贵资格。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编织谎言。我将尽力做到诚实。即便是我，一年中也有几天不说谎的日子，今天正好赶上这样的日子。

我要实话实说。对于我前来以色列接受这耶路撒冷奖，有不少人告诫我“最好拒绝领奖”。还有人警告我说，如果去的话就要开展拒购运动，抵制我的书。他们的理由自然在于这次加沙地区发生的惨烈战争。迄今已有超过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市中丧生。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消息，其中许多是孩子和老人等非武装平民。

我接到获奖通知以来，也曾多次扪心自问。在这种时期访问以色列领取文学奖，究竟是否妥当？这么做会不会给人印象，觉得我在支持纷争的一方当事者、支持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并积极行使这种军事力量的国家，认可其方针？这当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另一方面，我的书在书店遭受抵制，当然也不是我乐见的局面。

可是经过深思熟虑，我下定决心到这里来。理由之一是有太多人忠告我“别去为好”。像许多小说家那样，我也许算那种“性情乖张”的人。人家越说“别到那里去”、“别做那种事”，越是有人发出这种警告，反而越想去看一看、越想去做一做，这原本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就是这样一类人：任凭逆风如何狂吹，只要不是亲眼看到、亲手触摸的事物，他们决不会相信。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我选择来，而不是不来。选择亲眼看看，而不是什么也不看。选择向众位发言，而不是什么也不说。

请允许我向众位传递一条讯息，一句个人的心声。这是我写小说时，时时记挂心头的一句话。我并没有把它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镌刻在大脑的墙壁之上。就是这一句：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对。不管墙是何等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我仍会站在蛋一边。正确还是错误，是由别人来决定，或由时间和历史来决定。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是站在高墙一边撰写作品，那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这则比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单纯明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弹、白磷弹和机关枪是坚固的高墙。被它们碾碎、焚毁、洞穿的非武装市民是蛋。这便是意义之一。

但不仅仅是这些。其中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请这样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只蛋，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和包裹这灵魂的脆弱外壳的蛋。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而且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对着一堵坚固的高墙。这堵墙是有名字的，它叫作“体制”。这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东西。可在某些时候，它会自行其是，会杀死我们，会让我们杀人。它冷酷，高效，而且有条不紊。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光亮，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描写生与死的故事、描写爱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夏天过世了。他是位退休教师，还是兼职僧侣。读研究生时被征召入伍，去中国大陆参加了战争。在我的孩提时代，每天清晨早餐之前，他都要朝着佛龛做长而深沉的祈祷。有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说：“是为死在战地的人们。”不分敌友，为所有命丧沙场的人祈祷。从背后望着父亲祈祷的身姿，我觉得那背影中总是飘漾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他的记忆也随之消逝了。我始终不知那是怎样的记忆。不过那背影中曾经存在的死亡气息，仍旧残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为数不多然而宝贵的东西。

我想向各位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超越国籍、人种和宗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是面对体制这坚固高墙的一颗一颗的蛋。我们看似毫无取胜的希望。墙太高太坚固，而且冷漠。如果说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那只可能来自我们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相信彼此灵魂的融合能产生的温暖。

请试着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独断专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只有这一点。

获颁耶路撒冷奖，非常感谢。感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有人阅读我的书。我想对耶路撒冷的诸位读者致谢。完全是由于你们的力量，我才能站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分享某种东西——某种十分有意义的东西。能够来到这里，向诸位说几句话，我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