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花朵，不是宝贝（外四篇）

我进小学的时候，共和国才三岁，我学着和大家一起用拖长的武汉腔起劲地齐声朗读课文：“一，开学，开学了。……四，老师，老师爱我们，我们听老师的话！”

我记得小学期间有过种种活动：参加广播电台为《我们的田野》合唱录音；佩戴“少年监督岗”的标志两两结对在公共汽车站和车上一丝不苟地宣传公共守则；找茅房的犄角旮旯扎苍蝇蛹完成“除四害”的指标……那时一部影片《祖国的花朵》让幸福感飞上了全国孩子的面颊，谁又不是被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鼓荡起一生的美好情怀呢？幸好，影片的名字不是《祖国的宝贝》。

一九五六年的“六一”儿童节，我被选为全校孩子的唯一代表参加与空军叔叔的联欢活动，只是要自己前往汉口航空路一带的空军机场。任务是光荣的，道路是遥远的，我怎么搭换乘的车，怎么坐过江的船，怎么千辛万苦找到了地方，一概没有印象了。我记得的场景是爬上战斗机的舷梯，听飞行员的讲解，看着他拉上舱门。此后不久，一架架战鹰掠过跑道划入蓝天……

一个十岁孩子的远征是不是有必要由大人带领，老师、父母和我竟然谁也没去想。单说我们从小的自立能力，可要比现在的宝贝疙瘩们强得多。

野妮子

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她与我同桌。

她是在街巷长大的孩子，秀丽中蕴含着一股野性。课桌中间划有一道楚河汉界，胳膊肘时有推来攮去，该上拳头的时候，她下手比你还凶。

如果哪个男生惹了她，她会追得他满处跑，敏捷得像一只野猫，被她揪住准得挨打，那时她紧咬嘴唇，白皙的脸孔涨得通红。

课间男孩子最喜欢聚在一起打键子——是比赛用木拍以各种姿势托打包着铜钱的纸键，或者把纸键击向空中，在下一次击打之前完成尽可能复杂的动作。她总是抢着参加，玩起来一点也不逊色。

就连“跳八关”（以人体从蹲下到直立八种高度的跳马）这样刚烈的运动也常常少不了她，我瞥见她跳完一次微微喘气，不经意地抹一下额前的头发。

有一次老师安排我和她排演一个节目，唱着“两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一道跳舞。我犹犹豫豫不好意思挽她的手，倒是她大大方方地把臂弯伸了过来，像一位优雅的女士。

某一天她梳了一条长长的独辫走进教室，引得大家叽叽喳喳，小不点儿们有的还咕哝什么“资产阶级”，我注意到她荧荧欲泪，俊美的脸颊泛起了红霞。

不知为什么她早早就辍学了。中学时我在一家劈柴店看见她的父亲“高一成”的名字，当年同学们曾经以此取笑过她，那时我又因此而想起了她。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的同学只剩下她——高华华了。

张家姐姐正色叮咛一句

张家励和白剑星是中南财经学院教工住宅校西区小皮球队的两大主力，踢球是一左脚一右脚，籍贯是一广东一广西，住的也是一门两户，进一个门洞能串两家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张家姐姐已经是华师一附中的高中生了，在我们眼里贵为公主，鲜有理睬我们的时候。有一回张家姐姐揪住我，问我有没听过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面的歌曲，我说知道《拉兹之歌》；张家姐姐说：“还有一首《丽达之歌》可好听了。你听着啊……”她开始唱：“你是我的心，你是我心中的歌……”张家姐姐突然打住，正色叮咛一句：“只听歌，莫管词！”

围着大喇叭听比赛

摆弄收音机是父亲的一大爱好，一生不知给大学、给邻居修理过多少台，真真只为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虽然用的是大电池、只能配耳机，却实在精美，不掀开盖子，谁都以为是一部辞典。祖父关心新闻，爱好京剧，这台收音机成了他的宝物，戴着耳机时常唱出声来，或者笑出声来，而全家人依然那么寂寞。

少年时家住在大学校园内，五十年代文化形态的自然、宽松决定了一天几次的大喇叭广播的丰富多彩。万万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流行歌曲、电影插曲、音乐作品、外国名曲悠扬反复，竟至耳熟能详，而意外地置身于这样的音乐氛围之中，我自小得到了不经意的熏陶与滋养。印度电影《流浪者》放映以后，有一段时间《拉兹之歌》竟成了校园广播的开始曲。一街之隔的省图书馆上、下午工间操时间则播放电影《神秘的旅伴》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它那云南风的旋律至今还不时从我耳畔飘过。

更有奇者，我和成年人一起在喇叭杆下“收听”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灯火阑珊，夜空高远，幽暗中遥远记者的解说声、乒乓球的“咕咕”声、现场的背景声居然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活生生再现出酣战的场景，掀起浪潮般的激情，与现在身临其境的电视转播竟似没什么两样。这一代人的想象力之丰富有渊可溯呢！

电视机款款走进百姓家

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早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时清华大学学生食堂里层峦叠嶂，宿舍活动室里合围如堵。

黑白电视机敲开中国百姓的家门，大约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事了。到了六十年代末，父亲狠心花了280多元买了一台9英寸星火牌小黑白，成了我家最贵重的家当。那时运动方炽，一家老小屈居陋室，这台“星火”相伴送走了多少凄迷沉重的夜晚……后来市面上出现“天蓝地黄”的透明胶片，紧跟又冒出硕大沉重的玻璃放大镜，父亲都搜罗了来，尝试改良9英寸小宝贝的收视效果。

有些爱好无线电偏不信邪的人买便宜零件自己拼装电视机，我见过的最好情况大致是但闻其声，屏幕却永远“风雨飘摇”，难得一刻的晴明。

七十年代中期，电视机走进栉比叠屋的旧城老巷，新婚夫妇得到时尚享受的快慰，又平添了邻里叨扰无度的烦恼，只好将之“藏在深闺人未识”。于是，自己也只好偷偷地看，光不得透，声不得扬，好不辛苦！

我与雅华婚后住在洪山塔下，一年冬天电视播放日本电影《望乡》，小三口步行一站路去朋友家同赏，夜里驮着孩子踏雪而归，逸兴与零霰相激，其情其景，无时不在心中……

八十年代初我出国学习，买回一台14英寸的索尼彩电，加上二手的马兰士分体收录机，我家的视听成色顿时升格为“华丽一族”。我时常用购物小车把电视机在洪山蜗居与大东门父母老家之间拖来拉去——这台彩电不仅给家人带来了久违的欢娱，更重要的是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那年身着红衣的山东少女彭丽媛唱红了一首歌，就叫《在希望的田野上》。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