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胡同里的记忆

她把门儿深掩

电影《卧虎藏龙》里面，李慕白白衣飘飘，牵马从徽州南湖的一座小桥上走过，去寻俞秀莲，“杏花零落昼阴阴，画桥流水半篙深，”说的便是这座桥。

青幽幽的石板路，从南湖这一端的田边，伸向南湖那一端的村落，中间，镶嵌着一弯弓形的画桥。走上青石板的小路，走过弯弯的小桥，稍不留神，就走进了一副亦古亦今的立体画儿里。画儿里滴着水墨和颜料，感到了丝丝潮气。而桥上正立着一位妙龄姑娘，粉衫黑裤，明眸皓齿，一条浅色的帕子十分随意地系着乌溜溜的长发，撑开一把白色的小纸伞，似乎在娓娓诉说着什么，脚下的湖面也随着她的绣口而荡起一丝涟漪。

七年之后，当胡适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时，该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这篇论文约9万字，花了9个月时间完成。胡适用杜威等西方人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古代思想家，是这篇论文中的特色。

接下来就是口试部分，胡适走进考场抬眼一望，上面坐着六位大主考，他的导师杜威和夏德也坐在当中。这六位主考中只有夏德是懂汉文的汉学家，但也读不懂先秦典籍，其他五位洋学者汉文一字不识。与他们谈论先秦名家之学，胡适感觉颇有对牛谈琴的味道。在不断的质疑、提问和答复中，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口试终于结束了，虽然结果很不理想，然而这也意味着七年的留学生涯划上了句号。

6月10日，胡适带着行李，返回了绮色佳，直接住到了韦莲司家里。胡适本来打算第二日便离开，但禁不住教授的再三挽留，只得多住了两天。看着自己的意中人大包小包马上就要远航，可能毕生都不得相见，韦莲司心痛不堪，自然没有好精神，只是强颜欢笑，挽留这最后的一点时光。

6月14日，胡适告别韦莲司一家，去了纽约水牛城坐火车，6月21日，胡适从加拿大温哥华搭乘“日本皇后号”邮轮归国，从1910年7月离开上海赴美算起，中间仅仅差了两天就是整整的七年。船上的夜晚异常清冷，一轮偌大的明月悬挂在海面上，将海船甲板照的如白昼一般。孤舟带月，海天冲浪。在这明月映下的江两岸，一边是恋人韦莲司和朋友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等，一边是分别已久的亲人，离家时日太久，胡适浑然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家乡到底在何方了。

而真正让胡适辗转难眠的，却是另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江冬秀。

江冬秀是无辜的，我只能这样说。

1904年，在一年一度的太子会上，江冬秀的母亲第一次看到了眉清目秀的胡适，并且替女儿“一见钟情”，要这个少年做她的女婿，而此时的胡适，也仅仅只有13岁。

冯顺弟听闻此言后却只微微一笑，不肯表态，现今胡家已然落败了，江家却仍富裕。另外，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绩溪的乡风是：“宁可男大十，不可女大一”，因而胡家不想攀结这门亲事。胡家不想高攀，江家却想低就，托本家叔叔上门联姻。胡家不忍再拒，加上算命先生说两人八字相合，冯顺弟也只好允诺了：既然缘分天注定，怎敢违抗？

胡适多年游学在外，不能奉养母亲；加之家庭经济拮据，母亲甚至以首饰抵借过年。这些都让胡适愧疚不已，所以在婚姻问题上，胡适万不敢违抗母命。于是便找各种理由，来自我宽解，以为旧婚约“名分”已定，“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

胡适留美的第二年，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给江冬秀写了第一封信：“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令荒疏也……”

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胡适在称呼上用“东秀贤姊”，以示亲密。接到信后，江冬秀既喜又悲，尚未出阁的她，自然不能执笔以寄相思，况且她又识字不多，不得不请胡适的叔叔代笔，而这封别人代笔的信直到两年后才寄到了胡适那里。

1914年6月6日，胡适的同学任鸿隽给他拍摄了一张“室中读书图”照片，“极惬余意”。于是胡适将此照寄了一张给母亲，又去添印了6张，分别给国内亲友——也寄了一张给江冬秀，并题写绝句一首：

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

传神入图画，凭尔寄相思。

胡适同时也收到家中寄来的照片，见冬秀站在他母亲身侧，触景生情，写下长歌《出门何所望》190字，其中写到未婚妻冬秀的，则是“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持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胡适想的完全是桃花源式的耕读生活：他教冬秀读书，冬秀为他具酒，夫妇耕读和乐，虽然不是琴瑟相随，倒也极具诗情画意。

而今，胡适终于把手伸进了故乡，伸进了乡野的清新时光，看着眼前的风雨山色，他的心情应该是急切而慌乱的。

胡适致信给江冬秀，想要见她一面，却被告知她偶感微恙，尚未痊愈。性急的胡适便直接找到她庄上去，此时岳母已然离世，岳家由舅兄江耘圃主持，他们立即设盛宴招待这位来自美国的乘龙快婿。席间，胡适要求一见冬秀，然后议定完婚日期，于是江冬秀的哥哥耘圃陪同胡适去江冬秀闺房。近门处，胡适被留在门外稍候，耘圃进去通知。

这时楼上楼下聚集了很多江家的男男女女，争相一睹洋博士姑爷的风采。不多时，耘圃出来，面色很是尴尬，原来是江冬秀不肯见这个从未谋面的郎君，他又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江冬秀。一会儿姑婆出来，招胡适进房去，江冬秀却躲在床上，床帐都放下来了。姑婆要去强拉床帐，被胡适拦住了，自己也退了出来。在临走的时候，胡适回头看见帐幔隐隐在颤动，好像是这位老姑娘正在帐中暗自流泪哭泣。

胡适吃了闭门羹，心头有气，但是又一想，此事也怨不得江冬秀，都是旧家庭的旧俗所误，他当晚就在江家本家宿了一夜，清晨留一封信给冬秀：

昨日之来，一则欲与令兄一谈，二则欲一看姊病状。适以为吾与姊皆二十七八岁人，已常通信，且曾寄过照片，或不妨一见，故昨晚请姊一见。不意姊执意不肯见。适亦知家乡风俗如此，绝不怪姊也。适已决定十三日出门，故不能久留于此，今晨须归去。幸姊病已稍愈，闻之甚放心。姊好好调养，秋间如身体已好，望去舍间小住一二月。适现在不能定婚期，然冬季决意归来。婚期不在十一月底，即在十二月初也。

回到上庄后，乡人问胡适新人怎样，胡适谎道，见过了，很好，只把真相告诉了母亲。冯顺弟知道后忿忿不平，要去江家讨公道，却被胡适劝阻了。夜里，胡适的心却久久不能平复，咫尺之间的未婚妻不肯见他，这却是为何？此事不能对旁人说，而自己又堵得难受，于是这就在纸上挥洒了出来：

她把门儿深掩，不肯见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正是这一个矜持，一个大度，才理智地跨越了婚前的最后一道沟，胡适也在后来对韦莲司说：“她实在太矜持了点儿！可是，我想我也得到了一点儿教训。”一年后，新婚余温尚在的夫妇二人在北京闲话，无意谈到此事，于是诞生了一首绝妙的《如梦令》：

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汝去年时，为甚闭门相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洞房昨夜停红烛

除去黄山，徽州大抵没有别的悬崖峭壁，反倒是由若干灵动的线条堆积起来的缠绵起伏，一如这个地方的女人，柔美而妖艳。要是非要在这青山绿水之中找出些多情仙妖的传说，那你恐怕要失望了。徽州的山飘渺却不虚无，水柔和却不深邃。留给这个地方最多的，是高大的城墙上留下的一道道历史。

沿着条幽深的小巷往前走，却意外碰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嫁。

红。

映入我眼帘的只有这一个字。满目的红，红彤彤的花轿，红彤彤的衣裳，红彤彤的伞，将那条千年的小巷都染红了。

徽州是程朱理学影响最深的地方，民间历来十分注重礼数。不过这旧时的婚礼习俗，倒颇有些看头。

在成亲的当天，新娘要在天没亮之前洗个澡，换上结婚的礼服，并在迎娶新娘的轿子快要到来的时候，主事人会带着新娘去参拜祖宗，再由新娘的姑妈或舅妈用两根蓝白丝线将新娘脸上、额头上的汗毛绞去，此环节叫“开脸”，否则要被人讥笑为“毛脸”。开脸意味着姑娘的时代已经结束，开过脸的姑娘就要换上“离娘衣”，穿好婚鞋，坐在床上，脚不能落地，只等着花轿进门，兄弟来背了。

男方在迎娶新娘时，要用花轿去抬，谓之“接亲”。接亲人员一般为媒人、喜娘、舅舅、姑父以及与新郎、新娘年龄相仿的青年男女，还有一对“金童玉女”。抬轿者为四人，富贵人家为八人，接亲人马到了女方家里，女方大门紧闭，要待男方在门缝中塞足了“喜包”，方才打开大门，鸣炮让轿子抬进去放在堂前事先准备好的大红毯上。然后就是开始“哭嫁”。据说是“不哭不发，哭哭发发，越哭越发”。所以，别看此时母女抱头痛哭，其实哭声中更多的是乐感而不是悲伤。

期间，突然听到三声炸雷般的爆竹声，那是催促新人上轿的招呼礼节，于是哭声进入高潮。然后，由新娘的哥哥或弟弟背着新娘从房间里出来，踩着麻袋，将新娘送进轿子中。寓意是不能让女儿自己走出来带走了娘家的财气。

花轿出门后，女方家人会偷偷盛一碗水，随着出门的花轿泼出去，象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同时会有人立即将簸箕朝里掀起，并随手将石磨、犁头、杵往压在停放轿子的地方，然后马上把大门闩上。

花轿到了男家村口即止步不前，新娘必须要由新郎背进村子，据说这种习俗是来源于“婚后若是吵架，媳妇就可以声称‘又不是我自己走上门的，是你把我背进来的’典故”。

新娘背进屋，花轿至男宅落地，稍事休息，待时辰到时，即行拜堂礼：新娘披着红头盖与新郎官站在一起，在长辈、亲戚、朋友的众目睽睽之下，听着主婚人先是一串串赞声，由着主婚人一面唱一面拜，“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撒五谷、抛喜糖、而后掀起盖头，步入洞房。

接下来，花烛酒宴散席后，亲戚好友聚集新娘房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逗新娘发笑或是出一些难题来捉弄他们，以此取乐，俗称“炒发”。这一天闹将下来，最累的当属新郎新娘，不过倒也累并快乐着，过了午夜，婚礼便在吵吵闹闹中结束了。

然而，有人却对这种婚礼旧习俗深恶痛绝，扬言要改革，并自创了自己的婚礼仪式，他就是胡适。

1917年12月30日，胡适在绩溪上庄老家与江冬秀结婚。

主婚人江耘圃，证婚人胡昭甫，女傧相叫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年方十六。胡适亲自写了两副对联：一副是“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另一副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下联一时没有想好。这时，他身旁一个绰号叫“疯子”的本家哥哥毓蛟，虽无功名，却有捷才。他脱口而出：“廿七岁老新郎”，巧妙而风趣地对了那幅上联。胡适认为很好，照着写了。

胡适身穿西装礼服，戴礼帽，着黑皮鞋；江冬秀穿花袄、花裙。双方交换金戒指，证婚人讲话，新郎讲话，没有拜天地，向长辈行礼和新夫妇交拜礼，都是以鞠躬代替叩头。这是胡适自创的婚礼仪式，在古老闭塞的深山里，是别具一格的。为此他还和母亲争执了好几天，最后母亲同意了他的改革，但前提是三天后要到祠堂向祖先牌位鞠三个躬。

月上中天，这对迟了十三年的伴侣终于同坐在了窗下，静夜如水，黑暗中仿佛有精灵在偷听他们的窃窃私语：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第二天收拾房间，胡适打开江冬秀的嫁妆，发现里面有一把剪刀，业已生锈，那是江母在1908年准备的，已有十多年了，可惜老人却最终没能等到此刻。那时的风俗是不允许换嫁妆的，所以江冬秀嫁过来时，依旧带着昔日的嫁妆。只见眼前物，却未曾与丈母娘见上一面，如何不教胡适心痛，而面对眼前这个苦苦等了自己十多年的娇娘，他心中却又充满了无尽的内疚：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找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新婚蜜月中另一件大事，便是伴新娘子“回门”。江家此时实际已门庭冷落，这对新婚夫妇在江母坟前默默凭吊，恭恭敬敬行三鞠躬礼。胡适心中感触尤多，由于自己的坚持，由于自己的留学学业，使岳母不能如愿，抱憾终生。他因此写了一首诗告慰道：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村箫鼓，

有个人来看女婿，

匆匆别后，便将爱女相许。

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徽州女人

徽州山水虽妩媚，却远不及徽州的女人。徽州女人的故事之悠长，是一辈子都说不尽的，她们生是为了这徽州而生，死却也是为了这徽州而死。倾尽一生来演绎一幕幕如梦如幻的话剧，而她们的谢幕却丝毫不华丽，静得像一滩水，一滩徽州的水。

无意间听到徽州的一首民谣，道出了徽州女人的心事：“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这般苦，不如嫁给卖油郎，白天同桌，晚上同床。”

徽商走之前家里给娶个媳妇，一辈子也见不着几回面。家家厅堂里都有一张合欢桌，从桌子的摆放可以看出男主人是否在家。男人离家，圆桌一分两半，东西面墙而立。男人回家，桌子合圆方在厅中间。

来徽州之前，我就听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

婉容在十五岁时乘着一顶花轿成了别人家的媳妇，那一张火红的盖头揭开了女人的一生，也埋葬了女人的一生。

丈夫是一个徽商，排行老五，所以刚嫁作他人妇的婉容被别人唤为“五嫂嫂”，新婚的日子总是甜蜜的，郎情妾意，如白糖里洒满了蜂蜜，甜腻而后味十足。少男少女的心思，也同天上的繁星一般清晰，只愿此生常相随。

然而好梦难留，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丈夫背起沉重的行囊与婉容挥手告别。细雾迷住了婉容的眼，远处的空气中也飘着淡淡的忧伤。天地间遥遥的雨线串起江上的水，轻泛层层涟漪勾起婉容的满腹心事。她的泪水溢满惆怅，望着丈夫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在烟波浩渺里。那是她们婚后的第七天。

丈夫走的第一天起，婉容就开始了细数归期。

丈夫在外面求名利，婉容一手操持这个家，洗衣，做饭，收茶园……一年一年，昔日如玉葱般的手指也渐渐磨起了老茧，只是不见丈夫回家的身影。每年，都会收到丈夫寄来的一份家书，说不久便回，不久便回，可每年，这个誓言都在重复。寂寞无助的日子里，婉容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将日常辛苦积攒下来的积蓄，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岁。

皖南大地那随处可见的贞洁牌坊上几处风中摇曳的茅草几度枯了又荣，新安江水流淌着太多徽州女人的泪水，不知多少次地潮涨潮落。婉容仍然梳着整齐的发髻，孤零零地伫立在村口桥头，在凄风苦雨中苦苦地盼着自己丈夫的身影。那七重古老的门，锁住了女人的一生。

日子在盼望，渴望，失望中渡过一年又一年，五嫂嫂也熬成了五婆婆，仍不见丈夫回来。婉容已记不起丈夫的模样，只把心底的一丝牵挂当作爱情来点缀。等待已经不再是需要，而是煎熬。在婉容四十七岁时，终于含怨而死，那一刻，丈夫还是杳无音信。

后来丈夫还乡，婉容却早已不在了。打开妆匣，里面已积聚了二十几颗珠子。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一颗珠子一年泪啊，这里头凝结着多少相思和哀怨!

一世夫妻仅七天，这就是旧时的徽州女人。

旌德县江家老宅后面，是一座并不甚高的山，山上漫山遍野都是柿子和野核桃，而这两样也是胡适的最爱。天已深秋，偶见大雁从上空飞过，墙上的茅草在寒风的吹拂下瑟瑟发抖，江冬秀穿了棉袄，拿根长杆在山后打核桃。

刚好一个顽童从她身边经过，向她喊道：“你别打了，糜先生不会回来吃的，他在美国娶洋女人，都生下浑身是毛的小洋人了。”这种谣言已经在山里传遍了，却从未有人当着江冬秀的面说过。江冬秀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心中剧痛，转身拿竹竿追打这个多嘴的顽童。可惜人家跑得太快，小脚女人根本追不上，只好无奈地扔下竹竿，蹲在地上痛哭。

白天还好，江冬秀最怕的是黑暗的夜晚，黑暗得让人窒息。漫漫长夜最难熬，孤枕难眠，寂寞难耐。无奈中，抛洒出一把铜钱，吹灭油灯，俯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摸索起。复而又抛，如是三番。直到东方发白，雄鸡啼鸣。

那一年，她已26岁，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姑娘。

听到胡适在外面娶了洋女人的流言后，老姑娘江冬秀不时到上庄来，表面上是来陪伴未来的婆婆，其实内心里是想得到胡适的消息。江冬秀的家虽说已走下坡路，但是仍有大片良田，家中仆佣也有好几个。可是上庄的胡适家已败落，凡事都得亲自去做，大家都在起早摸黑地干活，江冬秀自然也不好袖手旁观，每天五点就起来，喂鸡喂猪打扫庭院。有一天天还没亮，她正在院子里扫地，江村一个姓曹的表哥过来办事，看到江冬秀正在扫地，大吃一惊：“哎哟，冬秀啊，你在娘家做小姐，怎么到了婆家反倒变成了下人？”江冬秀心里正委屈，一听这话，马上哭起来：“这里全家老小都在做事，我怎么好意思不做？

可是，纸总归包不住火，江冬秀的母亲知道女儿在胡家受的委屈，就狠下心掏出私房钱给冬秀买了个叫梅香的丫环，江冬秀只要一来上庄，梅香必定陪着同来，代替冬秀在胡家干活。

终于上天被打动了，把她的如意郎君送到了她身边，她不懂他的哲学，不懂他的诗，她只是在意他。只是她比他大一岁，这种爱让人觉得更加心疼，更加迷幻。

新婚不到十天，北京的蔡元培等人就打电话叫胡适来京任教，胡适自是百不情愿，推脱之下，胡适在家又住了一个月，于1918年1月24日启程赴京。新婚的余温尚在，家里又丢下了江冬秀一个人。

我造访胡适故居的时候，特意观看了胡适和江冬秀完婚的新房。门上的“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对联早已掉落，自是不必说。只见房间里面陈列着一架雕花大木床，床头挂着一把铜剑，卧室内还有一张四仙桌、一张三屉桌、一口大衣橱，均已油漆斑驳。地面铺地坪，窗户高而窄，由于久不住人，显得很潮湿阴冷。

返回到宿地，刚好看到一大帮人围着电视品头论足，往近了，看见上演的正是最近热播的《徽州女人》。剧情讲述的还是深宅大院里女人的苍凉命运：女人十五出嫁，丈夫剪辫出走……十年后。丈夫杳无音信。公婆和长辈忙着为女人改嫁，丈夫的电报回来了……又是十年后。丈夫仍不归，女人绝望。小叔送来养子，她有了期盼……再过十五年。丈夫回来，带回了妻……

随后响起了片尾曲，却又一次将我带到了高墙大院之中：

古宅中住着徽州女人，

一年四季，紧闭着门。

夜深人静时她飞针走线，

画窗映着她孤独的身影。

有谁能看到她的伤心？

凄美的脸庞挂满泪痕；

有谁能听见她的叹息？

她在思念中孤独一生。

徽州女人，苦苦地等，

一生一世守着缘份；

徽州女人，痴痴地等，

温婉静雅，不染风尘……

窗前月，相思尽染

胡同是古老北京的特色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老北京的代名词。大片的四合院就分布在数不清的胡同里，京腔、京调、京味都是胡同的产物。有人说，胡同、四合院，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人们之间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再也不能在高楼大厦里体现出来。

最有意思的是北京的胡同名称，非常值得人咀嚼。什么“扁担胡同”、“耳挖勺胡同”、“豆芽菜胡同”、“羊肉胡同”、“小沙果胡同”等等……后来，胡同的名字变得好听了，粗俗的逐渐变文雅了。名为“鸡爪”的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名为“牛血”的胡同改成了“留学胡同”；“大哑巴胡同”，现在已变成“大雅宝胡同”，而“钟鼓寺胡同”，原先也是“钟鼓司胡同”，因为清朝时有过一个官衙叫“钟鼓司”，就设在这里。后来因为这里有个小庙，慢慢又变成了“钟鼓寺”。

我不知道现在我面前的这个钟鼓寺胡同14号院是不是就是胡适昔日的故居，但从文献上来看，胡适的确在钟鼓寺胡同14号院同新婚夫人江冬秀度过了一段笙磬同谐的生活。

胡适回国后已来过北京一次，结识了蔡元培等人，并被蔡校长任命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月薪三百元，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当。

初来北京的胡适住在朝阳门南竹竿巷的缎库胡同里，当时他是与高一涵合租一院，房钱不过每人每月三元。缎库胡同距天安门不远，从天安门往东走，经过高大的红色宫墙，向北拐进南池子大街，前行两三百米，就到了缎库胡同。胡同拐角一处院子木门的左上角，上面“缎库胡同8号”提示这里就是胡适初来北大的居所。

婚后独自北上的胡适，自是感伤寂寞，心头有万般滋味。就在这个小院里，他抬头仰望天空，看见鸽子成双成对在空中游戏，白羽映着蓝天，格外和气，便觉忧从中来：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

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清怀，别离滋味，

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此诗寄到江冬秀手里后，满心欢喜，甜蜜无限，但又觉得胡适所写乃闺中秘事，不宜为外人道也，于是在信中叮嘱胡适：“二函收到，深为欢喜。此诗从头细看一遍，再又看一遍。笑话，此诗只有夫妇说说笑话，千万不可与别人看……不过四五个月，又要相见……你我不必挂念，夫妇同到北京，日夜相见，可多多说说笑话。”

胡适体贴娇妻，为方便两人相互倾吐思念之情，于是在信中嘱咐道：“如不愿他人见了，可用纸包好，附入家信中。”后来胡适更是假借梦见母亲生病为由，赤裸裸地表露对新婚妻子的满腔关爱：“你自己的病，可好了没有？昨天我看到一书上说，女子月经来时，切不可有发怒、忧扰、气恼诸事。我想你前两个月不痛经，是因为心事宽了之故。本月又痛经，想是因为心事不宽之故。下月月经将来时，可以先扫除一切心事，再看还痛不痛。无论如何，望你写信时，也细说自己身体如何，千万要写信，不可忘记。”两周后，仍不见江冬秀来信，胡适又写信催她：“我从前有信要你写信与我，何以至今无信来。这个月月经来时，还痛经吗？……千万写信寄来。”胡适还在这句话下面，划了强调语气的圈圈。后来胡适还用蜜月期二人所照的相片为饵。这些照片一共十八张，他带回北京冲洗，从二月中旬开始，就陆续把照片寄回家。他哄着江冬秀给他写信：“看见你的照片了，可好不好？你多写几封信与我，我便替你多印几张回家去送人。”

此前，他还写过一封更加情意缠绵的信给江冬秀：“你为何不写信与我了？我心里很怪你，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领略你此时心中想什么？你领略我此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我昨夜到四点多钟始睡，本日八点钟起来，故疲倦了，要去睡了。窗外的月亮正照着我，怜惜你不在这里。”这封心中有隐语、也有暗示，对妻子的恋爱和思念呼之欲出，也是他们新婚最亲密、最缠绵的写照。

元宵节的第二天，胡适起床后洗脸，要照镜子，却遍寻不着，剃须刀也不见了。胡适检查之下，这才发现遭了贼，丢了好多东西。不久后胡适便搬出了缎库胡同，住进了钟鼓寺胡同，一方面是这地方距离北大更近，另一方面胡适想让江冬秀来北京，于是租下了这个院子。这院里有九间正房，五间偏房，两间套房，与江冬秀的亲戚江朝宗住宅相隔一条巷子，房租每月二十元。

曾经拜访过胡适的毛泽东1920年7月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收件人地址是：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此时的毛泽东不知道胡适已搬至这里了。

胡适原来的想法，是蜜月以后就把江冬秀带到北京。然而事与愿违。由于母亲为他张罗婚事，忙到了生病。虽然在胡适离家之前母亲的病已经痊愈，但在此时把母亲抛下总有些说不过去，再加上北京当时时局不稳，于是胡适把江冬秀留下，只身来到了北京。

后来胡适几番写信向母亲倾诉“我在此亦很寂寞，极想东秀能来。此人之常情”之类的话。并以暑假没时间回家为由向母亲诉苦。终于，母亲同意江冬秀来北京，5月30日，江冬秀便与侄儿思永离家，在江家小住了两日，接着由兄长耘圃带领来到北京，同行者还有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

小别胜新婚的欣喜还没有淡去，胡适就在信中对母亲俏皮地抱怨：“自东秀来后，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东秀说，她奉了母命，不许我宴睡。我要坐迟了，她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讨厌得很！”这抱怨中倒有一半是欣喜和得意，而这种喜悦感似乎延续了好几年，在1920年12月17日，阴历十一月初八，是胡适的阳历生日，又刚好是江冬秀的阴历生日。胡适说这是“百年难遇的巧事”，就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为纪念：

他干涉我病里看书，

常说，“你又不要命了！”

我也恼他干涉我，

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

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

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

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

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

他喊道，“哼，又做什么诗了！”

要不是我抢得快，

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这妙趣横生的一幕就发生在钟鼓寺胡同14号，而现在，我们只有在书里，在代代相传的记忆里，才能找到一星半点失去的曾经。我向本地人打听附近的一条胡同，他说没有，这地段，满大街都是写字楼了，哪有什么胡同啊。我不信，一个劲地说：肯定有，我几年前还来过。

可我始终没有找到，青砖灰瓦上，写着偌大的“拆”字，被圈了起来。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

初冬的胡同里，童年时代就有的“冰糖葫芦”一直薪火相传，幸好这段历史尚未被切割。

北大添个年青人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件极具导航意义的重大事件，北京大学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经过一番摧枯拉朽的改革与开创，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更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现代化的革命性进程中一面最耀眼夺目的战旗。蔡元培为北大聘请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陈独秀；陈独秀到北大后向蔡元培力荐胡适。而正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揭开了改造、振兴北大的历史序幕。

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人同岁，都是1879年出生，按中国生肖属相为属兔。而后生胡适，是生于1891年12月，刚好少于他俩12岁，也属兔。当时有人戏称：“北大添个年青人，玉兔常伴月照明。”

胡适到北大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中国古代哲学史》讲稿，此课定一年讲完，共讲九十点钟。

按照一般腐儒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从伏羲氏开始讲起，讲一年也只能讲到《洪范》。而胡适却以截断众流的魄力，以《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把商朝以前隔断，从东周讲起，称西周为“诗人时代”。这一举动无疑惊世骇俗，学生们听了“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有人还说他是“思想造反”。

堂下学生中也不乏有几个颇有文学修养的才俊，渐渐听出些道理来，顾颉刚就找到同宿舍国文系的傅斯年，劝他也去听一听。傅斯年非常喜欢西洋书籍，节衣缩食在日本丸善株式会社邮购书。他听了胡适的课，很受启发，并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的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要闹。”

胡适的别样教育镇住了北大那一班深有学识的翘楚，蔡元培评价他“心灵手敏”。多少年后，冯友三在《三松堂自序》里也对胡适的哲学课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此时的胡适年仅27岁，风度翩翩，校园内皆称他胡博士。他学贯中西，口才又好，所以又得了个最好的“教书匠”的雅号。

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内外，聚天下英材而讲之。讲台之下，笑声四起，掌声如雷。有时“说瘾”大发，对学生讲起课来，与朋友吹起牛来，天花乱坠，南腔北调，天空海阔，文白齐鸣，白话口语，之乎者也，也全然不顾了。有一次，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越说越来瘾，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在黑板上写了“胡说”，引起一场“哄堂听胡说”的大笑话来。

1919年2月，胡适将一年来的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式出版。该书以他哥大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将他的教学深化实践北大哲学史讲义内容进行充实，缀成一部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中古、近世）——体现他述学观点（明变、求因、评判）的17万字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论著，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作，也成为胡适立身之基石。

蔡元培校长早在1918年8月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指出该书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足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这是一部用白话文撰写，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论著，出版才两个月就再版，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东风，如虎生翼，所以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国，到1930年，已出第15版。他的中国公学同学熊克武从四川来信说，“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远离京华、沪上的内地四川，也竟如此热烈。

后来胡适给美国的朋友写信，也对此书极为称道：

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此外，梁启超先生也对这书有专门的评论。1922年3月4日、5日，北大哲学社请梁启超讲演，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了两次，每次大约两个小时。第二次胡适出席了，并对梁启超的批评进行答辩。梁启超评胡适讲孔子、庄子最不好，但讲墨子、荀子最好。并称：“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梁启超认为，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这种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胡适却不同意，说梁启超的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完全是卫道者的话，使他大失所望。其次，梁启超讲庄子的宇宙观是静止的，这点胡适更加不同意。此外还有《老子》一书晚出于战国之末等问题，与胡适的见解也大有出入。

梁启超讲完以后，胡适在台上发言，答辩颇显其才华之非凡。根据当时在场的陈西屏回忆：

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已先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乎不算过分。

遗憾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光有上卷，却没了下卷。这也给另一位北大才子挖苦他留下了口实。

他就是章太炎。

章太炎时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生重视国学，最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认为白话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将来就没有“文人”了。章、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轻”之意，曾有“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的非议。章太炎不但在教师、文人圈内外，一有机会就要贬胡适，且语言尖酸刻薄。有时在学生中，也戏称胡适是“著作监”。学生不懂什么意思，就请教老师。章太炎即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下册没有也，故曰著作监也！”一时在北大校园内外“著作监”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胡适在北大大讲白话文。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说：“没有的。”那位同学道：“白话文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去。复电就是用白话文写的。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那学生写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虽好，有时却容易醉人；水虽淡，却又必不可少。纵观整部现代史，无论是文学变革还是北大复兴，胡适都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正是有了胡适这汪源远流长的水域的灌溉与滋润，北大方才成为今日的北大。

一世深恩

“生在杭州，穿在苏州，玩在扬州，吃在广州，死在徽州。”

在绩溪的时候，当地人讲述，徽州男人一生中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娶老婆，二是盖房子，三是砌生宫。这三年事办好了，一生之愿足矣。

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徽州盐务巨商、歙县棠樾鲍氏宗族有一次选定了一处好“风水”，地点是在歙县雄村曹氏宗祠大院里，雄村曹氏为绅商大户，还出过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那样显赫的中央级大官僚，自然极不好惹。为此，鲍氏族人挖空心思，在曹氏宗祠附近某个地方砌起一圈围墙，在墙内筑了一座假墓，墓下再挖一条地道，通向曹氏宗祠大院地下。然后乘夜深人静之时，将祖宗棺材通过地道运进“风水宝地”。可是，此一举动不巧被附近的人看到了。鲍氏族人为了不泄露天机，遂以重金收买人身。但此事后来还是被曹氏家族发觉，遂告到了官府。不过，在官府派人到雄村调查之前，鲍氏又以每只一两银子的高价，大量收购蜘蛛，将之放入新修的假墓中，结果一夜之间蛛网密布，鲍氏得以证明不是新葬，而是久远的一座老墓。

胡适的母亲，就葬在这仙境般的小镇绩溪。

1918年11月，胡适前往天津拜访梁启超先生，回来后准备一场讲演，讲演的题目是“丧礼改良”。不料胡适的讲演还没有开始，就轮着他自己实行“丧礼改良”了。

胡适的母亲走得太仓促，先是患了感冒，接连呕吐咳嗽，吃不下饭，庸医误开了“三阳表劫”的药剂，服下后加重了病情，虽然又请了别的医生来看，但已无力回天。

对于母亲的死，胡适极端痛苦，交加着深切的自责和愧疚：“私心犹以为先母在中年，承欢侍养之日正长”，岂知母亲已油尽灯枯，体气久衰，这次北上竟成了永别，这可谓“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胡适换上了孝服，将要动身南下回绩溪奔丧，临走时来了两个北大的学生，向胡适道：“我们此次来，一是送先生起身，二来呢，适之先生向来提倡改良礼俗，现在不幸遭大丧，我们很盼望先生能把旧礼大大改革一番……”

话还没说完，就看见胡适穿着孝服，于是不好再说什么，告辞了。

胡适回家后，夜里伤心痛苦难寐，思念着母亲依旧清晰的笑容，禁不住泪如雨下，用滴血的心写下了一首《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的悼母诗：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

遥知前面，老母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

都云散烟销！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

“好呀，来了！”

在丧礼期间，胡适披麻戴孝、以鞠躬代替磕头，亲笔书写“魂兮归来”四个黑字挂在灵前。他不用阴阳师，自己找了一块靠近父亲墓旁的地方，为母亲入土下葬。出殡当天，正是胡适和江冬秀的结婚纪念日，他没有请和尚道士作法念经，而是召开追悼会，自己在台上致辞，居丧期间，他还用心从长辈亲戚处询问其母事，用文言文书写《先母行述》。

冯顺弟，绩溪县中屯人，16岁做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

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

对亲人她至情至性，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冯顺弟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虔诚，但却受了迷信的蛊惑，自然无法起死回生。

对儿子，他尽心竭力，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家中兄弟间分了家。冯顺弟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冯顺弟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

期间她曾大病一场，却没有通知儿子，只请摄影师为她拍了一帧照片藏起来，命家人说：“我这番果真死了，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儿子，仍按往常每月修家书去美国报平安，如同我活着时一样，不要惊动胡适。等胡适学成归国，就把这帧小照给他看。他看到我的这帧小照，如同见了我一样。”

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只有46岁，却是笑着走的。宽容、牺牲贯穿了她的一生。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

1919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有可能与他有关，所以参与了这场讨论。同样，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召开这个临时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并“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

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后者看到前者“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作为深知陈独秀人品和思想的朋友，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十六年后给汤尔和的信中明确表达自己对陈独秀离开的惋惜：“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更表示：“是夜先生之一轮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自信若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北大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当不至于迅速左倾，终于创建了共产党，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僵而演变为“五四运动”，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

就在此事发生后没多久，在绩溪上庄的江冬秀生了一个男孩。

而此时的胡适，却不知道是喜是悲，胡适一直提倡“无后主义”，他认为，“后代”这个观念带给中国许多罪恶，并真诚地主张铲除这个由“后代观念”所衍生出来的一切迷信。“后代”这个观念必须由另一个理念来取代，那就是生理上的后代是没有价值的。就如培根所说：“一个没有后代的人才有最伟大的后代。”同时，胡适也看出“后代”的观念有其内在的顽固性，断不可能轻易全盘瓦解，因此他认为：“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人们看清楚，盲目接受旧礼教的祸害。同时，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到结婚并不是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家庭也不是一种避免不了的罪恶。他们应该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动物性的功能之外，人生应该有一种更高尚的目标。”

为了纪念母亲，胡适给儿子起名“祖望”，这再一次体现了他反封建的精神，彻底丢掉了宗族辈次排名顺序。斗情未酣的他在当年夏天写了一首小诗《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

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

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每周评刊》的文艺栏后，一个叫汪长禄的人致信胡适，责问他为何“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回信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父母毫无感情。

但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病，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开始了实践的街头革命。6月11人，陈独秀，高一涵与胡适三个安徽同乡在城南“新世界”吃茶聊天。陈独秀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些传单向其他桌子的客人散发。不多时胡适和高一涵先行告退，只留下陈独秀一人，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过了不大会儿，警察便来了，把陈独秀拘捕起来，送进了警察总署的监牢。

当天半夜，一家报社来电话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胡适一时睡不着，就写下了一首笔锋尖锐的诗《权威》：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这首诗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权威”比喻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北洋政府，胡适希望这个政府早点垮台。在陈独秀被捕的时间里，胡适心急如焚，展开多方营救，他致信警察厅厅长，致信《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后释放了陈独秀，后陈独秀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南下去了上海。

但同时，陈独秀和胡适也已感到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曾经志同道合的战友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默契，分手已经不可避免。

1921年10月5日，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原因是明知故犯继续出售已被查封的《新青年》杂志。这次逮捕他的是上海法租界当局。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的总书记了。因而，他的被捕立即引来众多目光的关注。胡适是第二天才获得消息的，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想而知他的激愤心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更可见他对陈独秀情意的深重。与第一次一样，胡适随即展开了营救。在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努力营救之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又第三次锒铛入狱，罪名是收受俄罗斯巨款。这一次，胡适依然为了朋友不遗余力，在详细考察案中重要证据之后，才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了一封“有理有据”的长信，最终得到陈独秀罚款四百元结案了事的结局。

再过了十年，1932年10月15日，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被国民党工部局逮捕。这是他第四次被捕，也是这次被捕，致使他坐牢长达5年。然而，在这5年里，胡适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他的营救。

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行为却仍然很像共产党员，因而一直是国民党追捕的对象。正因为如此，陈独秀自然是以“政治犯”的名义被捕的。既然是“政治犯”，有人便主张在非常时期，对待政治犯应当斩立决。

在这紧要关头，胡适联合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等学界名流向当局请求将陈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庭，并呼吁法院公开审判。同时，他又与外交部长罗文干致信蒋介石，请求“依据法律进行特赦”。

此时，蒋介石是很看重胡适这位“诤友”的，他很清楚胡适日后可能的利用价值，自然不敢怠慢胡适的建议。尽管他远在武汉，却亲自将陈案的移交情况电告胡适。一番努力之下，陈独秀最终被移交到江苏高等法院。同时，法院同意公开审判，并允许陈独秀请律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独秀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独秀颇有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曾经在致信汪精卫时，提出请他出面。汪精卫倒也给面子，给胡适写信，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此时国内的抗日环境，已容不得蒋介石再在陈独秀身上花工夫，何况陈独秀也已吃了5年牢饭。于是，蒋介石一点头，司法院长便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林森批复后，8月23日，陈独秀就被释放了。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已经远赴美国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试图通过美国的一家图书公司，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因陈独秀不肯而作罢。

当年谭嗣同弃尸菜市口，三日无人敢收尸，是湘潭会馆的一个老仆佣，为其收尸送回湖南。袁世凯的大公子克定，晚年潦倒，日本人高官厚禄利诱不受，宁忍清贫，而他的朋友张伯驹收留他，供奉十年，不取一文。胡适在陈独秀身陷牢狱，孤立无助时，伸出援手。这些才是大的人性，大的道德。

今天，让我们从历史的尘埃中重新拾起这两人之间的友谊，抹去污泥浊水，再次见证他们耀眼的光芒。

一对安徽老乡，两个思想先锋，虽然政治主张相悖，却不改往日的友谊。“双峰并立，两水分流”，这水，却永断不了联系。就像胡适自己说：“我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我们三个朋友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些曾今盛极一时的寺庙，留存下来的不知还有几座呢？那作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的鸡鸣寺，倒充满了诱惑力。

站在鸡鸣寺山门口，绿树葱茏，但见黄墙黑瓦，飞檐翘角，古朴幽静，我们拾级而上，抬头望去，山墙上，“古鸡鸣寺”四个金字熠熠生辉。

进入寺门，才知道这里容量很大，有豁然开朗之感，但布局却非常严谨，错落有致。过观音殿，后面就是豁蒙楼。据说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一天与其得意门生杨锐同游鸡鸣寺，在一处废墟上畅谈国事，忧愤难平。杨锐反复吟诵杜甫《八哀诗》中的诗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4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杨锐与谭嗣同、林旭等遇害。1904年，张之洞复任两江总督，再登鸡鸣寺，睹物思人，提议在鸡鸣寺那处墟址上建楼，并亲手题写了“豁蒙楼”匾及长跋。梁启超作楹联：“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人楼。”以表内心感慨。

古老的历史遗迹常常连带着许多传说，甚至依附着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的牵强附会的故事，让人感到离奇莫测，难以证明，但又常常舍不得放弃。

鸡鸣寺门前坡下有一古井，传称“胭脂井”。多少年来，人们喜欢将胭脂井与陈后主和张丽华的故事联系起来，似乎其中有个难解的情结，因为历来亡国君王的情感故事似乎令人更感兴趣。南朝陈后主，在位不到8年，荒政误国，最后无力与南下的隋军抵抗，当隋军进入皇宫时，陈后主走投无路，带着两个宠爱的妃子躲进景阳楼下的枯井中，这口井就是胭脂井，最后被隋军大将韩擒虎活捉。之后，晋王杨广担心“美色误国”，将张丽华处死。

美丽本无罪，何来的误国之说？可怜张丽华，不仅身死，还落得了千古骂名。那口胭脂井此后被称为是“辱井”，后来清周宝瑛有诗曰：“可怜此井为何辜，一辱至今不能洗。”

而这口被后世称为“辱井”的胭脂井，却是另外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1920年夏，三十岁的陈衡哲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经胡适的大力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她既是北京大学最早的女教授，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教授。1920年8月22日，抛弃了“单身主义”的陈衡哲终与任鸿隽订婚，并在当晚，邀胡适于鸡鸣寺，于豁蒙楼共进晚餐，见证他们的爱情。胡适在此以诗赠友，写下《我们三个朋友》祝贺这一对新人：

上

雪全消了，春将到了，

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

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人将别了，——

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

此会何时重有？

下

别三年了！月半圆了，

照着一湖荷叶；

照着钟山，照着台城，

照着高楼清绝。

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陈衡哲来北京后，一下车就看到胡适与任鸿隽一同到火车站来接她，当晚他们一起住在胡适家。第二天胡适陪同任鸿隽到陈衡哲家，拜见他的岳父岳母。婚礼当天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书赠婚联曰：“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前四字是希望朋友早有儿女，后四字是期望陈衡哲不要因为结婚而放弃了事业。

第二年夏天，陈衡哲怀孕待产，胡适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参谋馆务，暇中曾寄诗一首给任氏夫妇：

遥祝湖神好护持，荷花荷叶正披离。

留教客子归来日，好看莲房结子时！

7月31日，胡适途经南京时得北京家信，知陈衡哲生一女。他特意为此登上豁蒙楼，重温“我们三个朋友”的旧梦，并赋诗与任氏夫妇：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姐妹花。

所谓“姐妹花”，指去年8月胡适得女，下接今年7月任鸿隽得女。胡适为女起名“素斐”，与“莎斐”相近，同是Sophia之音译。胡适给孩子取名，从来都是破除传统，不按家族辈序；但胡适也从不追求洋气。给女儿取名“素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借了自己女儿的载体，向陈衡哲袒露心声。而任氏夫妇为自己的女儿取乳名“荷儿”，其意明显是来自胡适给他们的“咏荷”诗。

但不幸天不佑人，这双“姐妹花”之一的素斐，于1925年夭折，这个只活了5年的小生命就这样如游丝般飘然逝去。任氏夫妇为了安慰胡适，又依中国人的风俗，请胡适认他们的次女“以书”做干女儿。这一代“我们三个朋友”之间的神情，也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

对于女儿的死，胡适虽然万般感伤，却一直强忍着，直到1927年，在3万里外的美国纽约，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难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今天我哭她，也只是怪我自己对她不住。”

信后，胡适附了一首诗，名曰《素斐》：

梦中见了你的面，一忽儿就惊觉了。

觉来总不忍开眼，——

明知梦境不会重到了。

睁开眼来，双眼迸堕，

一半想你，一半怪我。

想你可怜，怪我罪过。

留着这只鸡等爸爸来，

爸爸今天要上山东了。

那天晚上我赶到时，

你已经死去两三回了。

病院里，那天晚上，

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

你那一声怪叫，

至今还在我耳朵边刺！

今天梦里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声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久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

这首诗一语双关，既悼亡，又无限怀旧，读来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陈衡哲在北大当教授的日子里，胡适经常出入陈衡哲家，甚至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陈家的孩子非常依恋胡适，胡适离开后，陈衡哲的女儿小都和以书看见妈妈下班回来，胡适伯伯却没有跟着她回来，很不高兴。以书失望极了，拉着妈妈的手说：“请胡伯伯再回来吧，请胡伯伯再回来住吧——我好想他，我要会写信，马上就会写信给他。”陈衡哲写信将这件事告诉胡适，然后说：“可见她爱你的深了，她们两人都盼望着胡伯伯回来住。”

多年来，胡适和陈衡哲的友谊长期成为报刊的花边新闻。建国以后，这三位朋友就天各一方，任陈夫妇留在上海。任鸿隽主持中国科学社末期善后工作后，任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科协副主席。不过由于他们的儿女去了美国，得以保持了间接消息往来。1961年11月任鸿隽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故，生前有次女任以书陪伴在侧，曾经叱咤风云的“我们三个朋友”终于谢幕。第二年，任鸿隽的儿子写信告诉已定居在台北的胡适，并附上了母亲陈衡哲的三首悼亡诗，此为其一：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

“人生事事足参商，

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

回黄转绿孰承当？

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庄子大智，在妻子死后击缶而歌，不是不悲伤，而是已从那层境界中解脱了出来。我们没法达到庄子的那种超然物外，立在天地之间，感受生命代谢，花草枯荣，却永远解不开这种心念。

人生本来无形，死后又回归自然，想想似乎也不必心生悲伤。但这些才华横溢的文学泰斗，却逃离不了死亡搭成的长长的生命隧道，漫步在其中，寻找逝去的感伤。是逃离不了？还是不想逃离？

百尺的宫墙

白天的故宫是热闹而喧嚣的，游人如流水般进进出出，纷乱不堪。当夕阳收起了它的最后一丝光，面对空荡荡的广场，它显得那么安静，那么深邃，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场，一幕幕历史在你眼前涌现过，如昙花一现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和落寞。

这个明清两朝天子住了五百年的豪宅，自然是北京城里最大的私人住宅，有着六院三宫共九千余间房的规模。传说一个婴儿若出生在故宫里，每晚给他换新房睡，他要到二十七岁上才会再住到曾住过的“旧房”里。皇城怕极了遭贼，所以有着“内九外七皇城四”等三重城墙保护。所谓“内九”，就是有着九个门的北京内城；所谓的“外七”，就是前门外有着七个门的外城；纵然如此险固，其主人还不满足，硬是在内城九门深处，筑了十米多高，还带五十二米宽护城河的四门皇城。

这个皇城，像极了牢狱。

大部分的皇帝，终其一生，也只在这些地方活动了，这“内九外七皇城四”，就成了禁锢他们生命的枷锁。纵使它再壮观，再华丽，也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只有深居里面的人，才明白它是一个监牢，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监牢。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在溥仪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一个白胡子老头跪在隆裕太后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读着一份文件”，可当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而读着的这份文件，正是清帝的退位诏书。

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从此，帝不成帝。

废帝在这里慢慢长大，读书，惶惶然地生存了下来。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渐渐长大的傅仪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

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当他看到面前的一部电话时，心痒难耐。他兴致勃勃地照着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你可是杨小楼？”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

又一次，他给胡博士打电话：“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那边问：“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统？你是皇上？”那边一时愣了。傅仪的声音干脆利落：“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为了谨慎起见，胡适特意去拜访了庄士敦老师。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他俩人都担任过会长。

庄士敦告诉胡适，宣统现在已经能够独立，不受太后的牵制。在前不久他把辫子剪去，又自己雇车去外面看病。而且他已经读完了胡适的《尝试集》和《文存》，这次约见胡适，是为了争取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完全独立。

1922年5月30日，宣统派了一个太监来接胡适。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门外有护兵督察处小坐了一会儿，然后进宫门、春华门，到了养心殿。殿的东厢外面装了大玻璃，太监们掀起门口挂着的厚帘子，请胡适进去。

胡适进去后，一个穿蓝色袍子、玄色背心，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迎接。胡适上前鞠了一躬说：“皇上好。”傅仪说：“先生好。”并以手示意胡适坐在一张蓝缎子的方凳上。十七岁的皇上看起来很清秀，但单薄得很。

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当日的报纸，里面有《晨报》、《英文快报》等。皇上正在读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胡适可认识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皇上说自己近来也作新诗，也赞成白话。

谈到出洋留学的事，皇上说：“我们做错了很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自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谈到后来，皇上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着了，胡适言道有什么找不到的书，他可以想办法。这样东拉西扯，谈了大约二十分钟。

这一次见面，在紫禁城内外仿佛炸开了一个重磅炸弹，傅仪周围的王公大臣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胡适为此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以表明心迹：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然而此时胡适的心里，却是颇不平静的，少年皇帝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心中自然而然地萌发了一种要保护这个孩子并把他救出这个“理智的监狱”的念头，他感觉傅仪只是一个很寂寞、很可怜的少年，是一个一心向往红墙外面的世界的孩子，就像他在诗中所写：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为此，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胡适对“优待清室条件”修正决议大表抗议，他说：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办法，由国家宣布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这封信在《晨报》上全文登载后，他的此番“抗议”立即遭来抗议声一片，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无一人支持他。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

而北京大学的李书华、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要更加激烈，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直言胡适的“抗议”是错误的，同时表达了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的遗憾。

最终皇帝还是被驱逐出宫了，偌大的紫禁城，没有了一丝生气。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夕阳照在紫禁城上，城墙显得更加凝重、冷峻和寂寥，宫中的雕梁画栋也已渐渐褪色，旧时代不可复制，遗留下来的画面在游客的眼前渐渐被拾起，但这一段历史却被永远地湮没在光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