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论语·学而》）

有个印象非常有趣。同样是戎马倥偬，南征北讨，曹操的实力政策历历在目，刘备的用武精神则扑朔迷离，似有若无，仿佛刘备的得天下主要不依仗舞枪弄棒，也不曾杀人放火似的。何以留下这种印象？除了尊刘抑曹倾向模糊了读者视线、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牵制了读者的注意力之外，刘备的“温良”姿态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正是刘备的温文礼让淡化了他的用武精神，也淡化了读者的有关印象。如“三让徐州”的姿态，首战曹军惨败后“惜众人、遣众人”的姿态，携民渡江时“欲投江”的姿态等。它帮了刘备不少忙，使他获得了凭借武力无法得到或勿须凭借武力便可获得的东西。

与不畏人言的曹操相比，刘备特别重视舆论的力量。在一次次你死我活的较量中，他把宽仁礼让这张牌玩得烂熟，翻出许多新花样，并取得显著成效。他是个制造舆论的冠军。在那篇“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的著名宣言中，把宽、仁、忠的手段性与面具性，表述得何等明白精确，又是何等深刻的经验之谈！

刘备的经验提醒人们，原来属于道德范畴的宽、仁、忠等等，其本身就具有两重性，既可作为理想人格加以信奉，也可作为人格面具加以利用。在刘备那儿，在通常情况下，由于着意张扬与夸大了他所谓主观真诚的一面，其姿态性、手段性就愈加深隐了。而这又恰恰是刘备性格的另一成功处。

毛宗岗却没有糊涂。他对他心爱的刘备性格多有深心妙悟和俏笔评点：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也？为假辞也？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毛本十一回总评）

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毛本四十一回夹评）

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毛本三十六回总评）

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毛本四十二回夹评）

说到底，刘备的这些夸张表演，都包含着直接的功利目的，即毛氏所说的“结”兄弟，“坚”部属，“买”民心等功效。这是刘备政治智慧的重要内容。

在一连串宽仁礼让的夸张表演中，“三让徐州”是一个杰作。它首创了单单凭借舆论力量获得一块大地盘（乃至臣民百姓）的经验。

与“三让徐州”相辉映的另一杰作是“不夺刘表”。它展露了刘备深远的战略眼光，是对急功近利思想的否定，是道德功利化的另一模式。乍看去，刘备客居荆州期间在刘表、刘琦、刘琮身上的感情投资并无直接的功利企图，他的宗亲意识和不忍之心，不仅约束了他觊觎荆州的欲望，而且，还为他自己招致了新野惨败、携民渡江以及后来与东吴之间扯来扯去的纠纷。毛宗岗起初也曾不无惋惜地说：“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则不正，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则无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卷中一着之错耳。”（毛本四十回总评）“此时玄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后来无数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毛本四十回夹评）可到了赤壁战后，到了不得不推出刘琦作挡箭牌以安定民心并对付东吴的时候，毛氏就改变了看法，发现自己前边的见解失之浅浮，缺乏刘备般的深谋远虑：“马良请表刘琦为荆州牧以安民心，可见荆州之人未忘刘表，其从曹操者，迫于势耳。使玄德于刘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则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则曹操来迫，而内变必作。故知玄德之迟于取荆州，未为失算矣。”这些话显然比前面的话更得要领。他对刘备性格算是琢磨透了。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下》）这是不必急功近利的大原则。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刘备一般不忘其所以（征吴是唯一的例外）。能巧取者，决不强攻；即使在于已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忘留意人心向背，不忘借助舆论力量去争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最佳境地。这是刘备顽强坚忍的内质所派生的“夹着尾巴进取”的政治智慧与行为方式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