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黑兰快车：凡湖到德黑兰

崭新的德黑兰快车驶离了位于戈图尔的边境车站，这个车站像个现代化的大超市，崭新的铁轨发出刺耳的尖锐声响（伊朗的国家铁路系统正在更新换代并向外扩张）。法国造的餐车中，大厨脱下清爽洁白的工作服，展开一块可爱的方毯，跪下来祈祷。他每天要这样做五次，祈祷的地方就在收银台和厨房之间的小角落里。他吟诵道：“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与此同时，用餐的乘客正出声地喝着柠檬汤，嚼着烤鸡肉串。巨大的玻璃混凝土车站里挂着三幅画像：国王、王后和王子。画像有十五倍真人大小，由于放大而显得模糊不清，于是人像显得丰满、贪婪，极有皇家威仪。微笑的儿子看上去像是早熟的小演员，在才艺节目里边跳踢踏舞边唱着“跟节拍走”。这是个古老的国家，现代化的光彩中处处显露出传统的痕迹：做祈祷的厨师、画像、露营的游牧民，还有，在这个世界上运营得最出色的铁路系统中，有人一心想揩点油水。

我又一次把票给列车员看。“一等票，”我说，“你要给我一等的包厢。”

“没包厢。”他说。他指指澳大利亚人包厢里我的铺位。

“怎么没有？”我说。我指着一个空包厢：“我要这间。”

“不行。”他给我一个极为热情的微笑。

那笑容是因为我手里的东西。我拿着三十土耳其里拉（约合两美元）。他把手伸到我手边。我压低嗓门，悄声说出那个东方通用的词：“好处费。”

他接过钱揣了起来，把我的行李从澳大利亚人包厢里拿出来，放进另一个包厢，里头放着一个磨旧的行李箱和一盒饼干。他把包滑进行李架，拍拍卧铺的床。他问我要不要床单和毯子。我说要。他去拿了来，还带了个枕头。他把窗帘拉下，挡住阳光，冲我鞠个躬，又拿来一大壶冰水。他脸上的微笑仿佛在说：“本来你昨天就可以享受这一切的。”

行李箱和饼干是一个大块头土耳其人的，他名叫萨迪克，是个光头，身穿宽松的羊毛长裤和一件弹力毛衣。他来自大扎卜河的上游河谷，那是土耳其较为荒凉的地区；他是在凡湖上车的，准备去澳大利亚。

他走进来，胳膊在汗津津的脸上揩了一下，问道：“你住这儿？”

“对。”

“你给了他多少？”

我把数目告诉他。

他说：“我给了他十五里拉。这人相当不老实，可现在他站在咱们这边。他不会再把别人往这儿带了，这大房间是咱俩的了。”

萨迪克咧嘴微笑起来，他长着一口歪歪斜斜的牙。露出饿相的其实不是瘦骨嶙峋的人，而是胖子。萨迪克此时就显得饥饿难耐。

“我看，有些话还是先说清楚比较好，”我思忖该如何说出后面的话，“我不是，呃，同性恋。你知道，我不喜欢男孩子，而且……”

“我也是，我也不喜欢。”萨迪克边说边躺下睡了。他有睡觉的天赋，只要横躺下就能睡着，而且他总是穿着同一身衣服睡觉，一次也没脱下来过。去德黑兰这一路上，他也从没刮过胡子、洗过脸。

他不大像是大亨巨贾。他承认自己邋遢不讲究，家底却殷实得很，他的脑筋相当灵光，所以生意做得很不错。他先是把土耳其的古董珍玩出口到法国去，八成他还是这一行的鼻祖哩，别人都还没想到的时候，他就已经垄断了欧洲的连环戒[27]和铜壶市场。他在土耳其不付出口税，法国那边也不交进口税。他把成箱不值钱的东西运到法国边境，放在仓库里存着，然后带着样品去法国批发商那儿谈订单，然后把进口的头痛事一股脑都丢给批发商。这桩生意他干了三年，把钱存在了瑞士。

“我挣够了钱，”萨迪克的英语算不上完美，“就开了个旅行社。你想上哪儿去？布达佩斯？布拉格？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兄弟呀，全是好地方！土耳其人爱出门旅游，可他们很蠢。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跟我说，‘萨迪克先生，我想要咖啡’——这是在布拉格。我说：‘找服务生要去。’他们就怕啦，眨巴着眼睛，可他们兜里有钱呐。我对服务生说‘上咖啡’，人家就明白了。谁都听得懂咖啡这两个字，可土耳其人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说，所以我就得一直当翻译。跟您说吧，这事快把我给烦死了。那些人总是跟着我。‘萨迪克先生呀，带我去夜总会’‘萨迪克先生呀，给我找个小妞’。他们甚至跟我跟到洗手间，有时候我真想跑了算了。我机灵着呢，从货梯走。”

“我不去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了。我带朝觐的人去麦加。他们付我五千里拉，所有事我全包。我打天花防疫针，盖戳儿——有时候我只盖戳儿不打针！咱医院里有人，哈！可我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我给他们买塑胶床垫，每人一个，吹上气就不用睡在地上了。我把他们带到麦加、麦地那、吉达，然后我就走啦。‘我在吉达有事。’我说。可我去了贝鲁特。你知道贝鲁特吧？好地方啊——夜总会，小妞儿，乐子多着呢。然后我再回吉达，接上这些朝觐过的人，带他们回伊斯坦布尔。很有赚头。”

我问萨迪克，既然他是穆斯林，而且离麦加这么近，为什么他自己从来不去朝觐。

“去了麦加就得起誓，不能喝酒，不能骂人，不能沾女人，还得施钱给穷人。”他笑道，“这是老头子过的日子。我还没到时候！”

如今他打算去趟澳大利亚（他念成“欧大利亚”），因为他又想到了一个主意。那是有天他在沙特阿拉伯闲极无聊的时候想出来的（他说，哪个项目一开始赚钱，他就对它没兴趣了）。他的新主意是，把土耳其人输送到澳大利亚去，那边缺工人。就像把连环戒卖给法国人一样，他会先去澳大利亚的工厂考察一番，看看他们缺什么工种，然后列张单子出来。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搭档会找齐一大批人，做好文书工作，办好护照、健康证明和相关材料。随后，萨迪克来租飞机送这些土耳其人过去。向土耳其人收钱之后，他还向澳大利亚人收钱。他挤挤眼说：“很有赚头。”

正是萨迪克向我指出，那些嬉皮士命定要穷困潦倒。他说，他们穿得像狂野印第安人，可实际上都是美国中产人士。他们不懂得给人好处费，而且，由于他们总是把钱抓得紧紧的，盼着讨到食品、遇见热心肠，所以他们肯定总是失败。对于嬉皮士首领身边总是围着那么年轻的姑娘，他愤愤不平。“那帮家伙长得丑，可我也丑啊，为什么那些小妞就看不上我呢？”

他爱讲自己的糗事。最妙的一件是，有次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间酒吧里遇见个金发女郎。当时已是午夜，他醉得一塌糊涂，欲火中烧。他把金发女子带回家，云雨了两次，然后睡了几小时，醒后又做了一次。次日晚些时分，他爬下床的时候，发现金发女郎冒出了胡茬，随后他看见了假发和那人身下硕大的老二。“‘只有萨迪克，’我的朋友们说，‘只有萨迪克能跟个男人搞了三次，还以为人家是女的！’可我不是喝多了嘛。”

在沉闷漫长的路途中，萨迪克是个好旅伴。这趟火车挂了三十节货车车厢，缓慢地穿越伊朗西北部，朝着德黑兰驶去，途经我所见过的最贫瘠的土地。在这炙烫的沙漠中，设施优良的火车会让人感激不尽，而德黑兰快车真是再好不过。餐车干净整洁，叫人舒心，每张桌上都铺着上了浆的台布，摆着花瓶，里头插着红色的剑兰。饭食的水准一流，但缺乏变化，总是柠檬味道的汤、烤肉串，外加一摞齐整的方面包，好似一沓吸墨纸。卧铺车厢里的空调凉得晚上要盖两条毯子。火车离开欧洲越远，好像就越奢华。在加兹温（沙漠中又一个大超市模样的超大型车站）我发现我们已经晚点了十个小时，可我没要紧事，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比起准时来，我都更喜欢舒适。因此我踏踏实实坐着，看书，午饭时听听萨迪克在澳大利亚大干一场的计划。车窗外的风景渐渐有了特色，山丘和高原出现了，随后是郁郁葱葱向北延伸的山脉；村庄多了起来，还有喷吐着火焰的精炼厂，没过多久，我们到了德黑兰。

萨迪克买了张当天去马什哈德的火车票。他本来没打算去的，但排队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两个漂亮姑娘在买三等车票，还看见售票员给她俩分了一个包间。在伊朗火车的三等车厢，性爱没有等级之分。萨迪克要了张三等票，而且被分到了同一个包间。“天赐良机啊！祝我好运吧。”

德黑兰，一个脱胎于村庄的兴旺城镇，是个没有古迹也无甚趣味的地方，除非你对糟糕的驾驶和恶劣交通有特别的嗜好。这里的交通状况比纽约还要坏上二十倍。据说这里以后要修地铁，但德黑兰的管道设施是村镇水平的，污水被泵入地下，而地面上就是楼房。所以，要是挖隧道的话，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霍乱爆发。我遇见的一个人证实了这个想法，他说在这城里随便哪个地方，你只要往下挖个十英尺，就能碰到污水，过不了几年，挖五英尺就行了。

尽管这座城市规模大，也有簇新的外表，可它依然保留着市集最令人厌恶的特点。这一点跟因石油而富裕起来的得州城市达拉斯很像，而且德黑兰也具备它的全部特色：虚假的光艳，尘土和炎热，塑胶的味道，金钱的迹象。这里的女人很可爱，她们手拉手轻盈地到处走（就连最时髦的女郎也不例外），或弯腰挽着蒙着头巾的矮小老妪，走在人行道上。除了过分讲究衣装，财富没给伊朗人太多表现余地。事实上，冻得人直哆嗦的空调似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伊朗富人能穿上时髦的英国服装，那是他们的格外偏爱。在堕落颓废的气氛中，有一点十分特别，几近野蛮，那就是女人的缺席。你极少能看见女人跟男人在一起，几乎看不见夫妻，情侣的身影更是绝了迹，到了黄昏，德黑兰变成了男人的城市，成群结队地徘徊闲荡。酒吧里全是男人，他们穿着昂贵的西装，喝着酒，焦渴的眼睛不断在房间里搜寻，仿佛在期待女人的身影。可女人是没有的，性的替代品十分悲哀，而且显而易见：电影海报上画着身穿短睡衣的丰腴波斯女郎；有肚皮舞娘、脱衣舞女、大腿舞女的夜总会，里头还有头戴可笑帽子的喜剧演员，他们讲的每个波斯笑话都要提到掏了钱又遭人拒绝、没能尝到风流滋味的冤大头。金钱把伊朗人拉向一边，宗教把他拉向另一边，结果就造成了一个愚蠢而又饥渴的怪物，对他来说唯有女人才能解饥止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头戴三重钻冕的丑陋偏执狂、自称为‘王中之王’的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政府；一支执行枪决的行刑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法律。”

没有那么可怕，但同样恶心的是，伊朗人喜欢吃用胡萝卜做的果酱。

由于石油的缘故，德黑兰有很多外国人。这儿有两份英文日报和一份名叫《德黑兰日报》的法文日报，还有一份德文周刊《邮报》。毫不奇怪，英文版《德黑兰日报》的体育版面被如此缺乏波斯风味的新闻占据：对棒球选手汉克·阿伦的特写报道（“伟大的球员，伟大的人”）；届时他当着一批淡漠的亚特兰大人的面，就快要打破贝比·鲁思一辈子714支本垒打的记录（“亚特兰大是棒球的耻辱”）。除了一条关于伊朗自行车队的简短报道之外，余下的体育新闻跟美国的差不多。用不了在德黑兰走上太远，你就能发现这些报纸是给谁看的。城里可不缺美国人，就连在边远地区干活的美国钻井工人，也可以在工地干完七天活之后，就到德黑兰来待上七天。因此，这儿的酒吧有种狂野西部小酒馆的气氛。

卡斯朋酒店的酒吧就属于这一类。高个子美国男人懒洋洋地倚在沙发上，对着瓶子喝杜柏牌啤酒，几个板着脸的太太或女朋友坐在他们身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还有个男的坐在吧台边滔滔不绝地说话。

“我找到那狗娘养的说，‘用X光给照照这焊点’，他呆瓜似的看着我。都三个星期没X光了。这堆破玩意儿肯定早晚得塌。他对我说……”

“我们在库姆遇见奥尔布赖特夫妇了。她穿了件漂亮透顶的裙子。”沙发上的女人说。她的鞋子已经踢掉了：“她说就是在这边买的。”

“他娘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台前的男人说，“我告诉他要是我觉得这玩意儿不合格，我就不离开工地。要是他还这么着，他就继续干他这破工作。只要老子愿意，我随时可以回沙特去。”

一个穿着牛仔裤的中年大块头进来了。他脚步有点蹒跚，但面带微笑。

“吉恩，你这狗娘养的，快过来。”吧台前的男人叫道。

“嗨，罗斯。”大块头答应着，几个伊朗人往旁边挪了挪。

“一屁股坐地上之前先坐这儿来。”

“请老子喝一杯，小混蛋。”

“喝个屁，”罗斯掏出鼓鼓囊囊的钱包给吉恩瞧，“我只剩下一百里拉了。”

“他们是得州人，”沙发上的女人说，“我们是俄克拉荷马的。”

酒吧里更嘈杂了。罗斯冲着吧台旁一个男人叫着“嘿，哥们”。那人弯身抱着个酒瓶，从后头看，他已经烂醉如泥了。吉恩站在几英尺外，喝着啤酒，歇气不喝的时候就咧嘴笑。

“嗨，韦恩，”罗斯对那个弓着腰的人说，“今儿晚上咱们揍谁啊？”

韦恩摇头，吉恩用手蹭蹭脸颊，他的手被晒得很厉害，文身几乎都看不见了。

“喝一杯，韦恩，”罗斯说，“喝一杯，吉恩。问问比利想干吗。”

罗斯一巴掌拍在韦恩背上，轰隆一声巨响，韦恩跌到了吧椅间的地板上，金色的运动服揪到了胳肢窝。比利过来了（他一直在跟女人们喝酒），帮着罗斯和吉恩把韦恩架回吧椅上坐稳。韦恩粉色的后背露了出来。他的脸是刮过的，长着一对招风耳，胳膊肘支在吧台上。他抱着酒瓶的样子，活像水手在强风中紧紧抓住桅杆。他斜眼盯着自己的两只手，咕哝着。

之前一直沉默的伊朗人，此时开口跟服务生用波斯语说着什么，好像是在提意见。比利察觉到了，冲其中一个伊朗人说：“你跟他说什么呢？”

“过来，哥们。”罗斯对另一个伊朗人说。他对韦恩挤挤眼，韦恩有点酒醒了，站起身来。罗斯一下子拽住那个伊朗人的衣袖：“跟你说句话。”

沙发上的女人们起身要离开，抱着手袋往门口走去。

“嗨！”罗斯冲她们喊。

“你们这帮小子又要动粗了。”

女士们走了。发觉事态不妙，我也跟着她们走到了喧嚷的街上，同时发誓我一定要搭上最早一班火车，逃离德黑兰。

离开伦敦前，我在地图上画了一条路线。我本来想从德黑兰一路往南，去往卡里德巴德，再到达伊斯法罕，然后从这里往东南方向去，到亚兹德、巴夫格，最后到达铁路终点扎兰德。然后我打算坐汽车穿过俾路支斯坦，在伊朗的扎黑丹火车站搭乘巴基斯坦西方列车，一路向东去往巴基斯坦。

“这条路线当然可以，”一位使馆官员说，“但我不建议你这么走。去奎达得耗掉你将近一星期的时间，就算别的都不考虑，这时间也太长了，因为你没法洗澡。”

我说，我刚刚经历了五天没澡洗的日子，这不算什么。我真正担心的是俾路支人：他们是不是在打仗？

“宁可信其有！”

“那您觉得，这条路线不大好喽？”

“要我说，冒这个险挺蠢的。”

别的旅行者可能会直面挑战，去往东南方，而我庆幸有机会反其道而行之。我谢过使馆官员的建议，买了张火车票，去往东北部的马什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