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究竟哪里人？

《安徽商报》近日一条考古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当涂县新市镇临川村陶庄自然村的陶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越国贵族土墩墓。奇怪的是，这座墓葬中竟然出土了西域的物件“蜻蜓眼”！

考古人员介绍，“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为玻璃制成，做工极精美。公元前2500年人造玻璃出现于西亚及埃及，先是单色玻璃，1000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公元前10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眼睛文化”发源于西亚或印度，当地人认为眼睛有避邪功能，游牧民族在迁徙的路途中，喜欢在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可以避邪，也可以用来交换所需之物。当涂越国贵族墓中出现这种“蜻蜓眼”，说明在战国时期，这里的王公贵族和西亚各国有着密切的来往。

战国时西亚玻璃制品的出土并不是孤例，前些年湖北发掘的曾侯乙墓，就有类似的玻璃装饰品出土。算起来时间上更早。“蜻蜓眼”在中国的出现，说明西域和东土之间，一直是有着联系的。除了“蜻蜓眼”之外，还有一些活物，也可以作为东土和西域交流的实证，比如说驴，有人考证出，即是周朝的时候，从北非一带传入中国的；骡也是稍后一点，由西域地区传入的。畜生和物件是人带来的，以此类推，当时应有贸易、文化以及人际方面的交流；高一层次的，还有思想的碰撞，语言和文字的杂糅。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绝不是现在想象的那样画地为牢，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来往和交流。只不过很多文化现象，没有引起统治者以及“主流知识分子”的足够注意，或是把握不住，没有载入史书罢了。

这么一想，有关墨子的一些说法，就变得有理由了——一直以来，有人根据墨子的长相、打扮、思想学说体系，判断墨子不是史书上所说的宋国人，极可能是印度人。主要论据为：第一，墨子肤色很黑，墨子的黑可能是印度人，印度虽主要是雅利安人种，但印度阳光太烈，晒了很多年后，人的皮肤自然黝黑了；第二，印度也称摩罗，中国人称印度人为摩罗差，“墨”和“摩”同音；第三，墨子的形象“摩顶放踵”就是印度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最早持这种看法的是近代学者胡怀琛先生。这个胡怀琛，是我的宣城同乡，泾县溪头人，文字大家胡朴安的弟弟。胡怀琛在1928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意思就是一个黑色的外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印度人。

持这种看法的还有王国维的弟子卫聚贤先生，他也认为墨子之学源自印度。卫聚贤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墨子小传》中说，墨子“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且认为墨子的弟子随巢子也为印度人，并认为《山海经》作者可能就是随巢子。卫聚贤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清华研究院读书，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同学有陆侃如、冯沅君、刘节、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吴其昌等人，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卫跟梁启超、王国维两位大师情谊很深，1927年6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王国维情绪消沉，卫聚贤请王国维到自己老家太原休养，王国维没答应。第二天一早，得知王自沉昆明湖，卫悲痛万分，号啕大哭。卫聚贤对中国历史的著名看法还有：中国人发现了美洲，也发现了澳洲，并且，很多中国名人先于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卫聚贤说东晋高僧法显就曾到过美洲，这个还算靠谱；比这不靠谱的，说孔子、张衡、李白、杨贵妃女士等，都去了美洲。卫聚贤也不是乱说一气，为了有理有据，他还亲自带队现场勘察——1974年，75岁的卫先生带着一帮人乘坐仿汉代的木船，带着仿汉代的食物，不载现代化仪器设备，从香港起锚，一直驶向浩瀚的太平洋，以模拟证明早期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航行。船只快到彼岸百里处失事，幸得遇人搭救，方免于罹难！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墨子一事的观点上，与胡、卫二人的观点也有些相似。梁启超曾说过《墨经》与印度《因明学》暗合，墨子之学不像是中原学说。近代佛教大师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佐证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说法。

卫聚贤属于“在野”派学者，在野派与在朝派史家，是有区别的：在朝派原则性方向性强，不敢乱说乱动，后面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在野派则不一样了，可以顺着历史的现象，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卫聚贤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很多见解是颠覆性的，他的观点和判断，有时候就像是在放“原子弹”——他说中国的龙形象由鳄鱼转化而来(这一点，与周作人的观点一样)；他怀疑屈原的存在，提出“屈原”就是贾谊“冤屈”的改字颠倒。卫聚贤不仅说墨子是印度人，还认为老子与扁鹊也是印度人。老子出关是干什么呢？不是去西域“化胡”，而是回家，回自己的老家——你们中原人太痴迷于权力和战争了，算了，不跟你们玩了，我回我的老家去了。

说老子与墨子是外国人并不奇怪，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人，都不是中原人，尤其不是炎黄这一系的，随后慢慢变成“中国人”；并且就当时而言，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并不明确和固定。孟子就说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也被称为“戎狄”。至于唐朝的皇帝，是李家人当皇帝前被赐姓的。陈寅恪考证说李家人是天生的“虬髯”，就是卷毛连鬓胡子，这样的生理特征显然不是蒙古人种。唐太宗死前嘱咐“丧葬当从汉制”，那是生怕把他当胡人埋了。至于唐代其他一些人，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李白很可能有吉尔吉斯斯坦血统……既然后来有这么多胡人，那么，春秋战国时东土有一两个入了中国的胡人，也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就像荣格转引的李提摩太和佐伯好郎的观点，认为中国道教金丹支派的创立人吕岩，也就是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是一个信奉景教的基督徒！这就相当令人震惊了。连奇崛突兀的道教也不是孤立诞生的，它也有滋生的营养。这真是——“哪有东方西方，不会各自一方。”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歌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