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路与框架

近现代以来发生的认知模式的改变，强化了对传统的反思。这种反思不再限于具体论断，而深入到对传统认知模式的质疑。在“五四”反儒批孔的风潮中，郭沫若就敏锐地指出孔子评述中存在的“凸凹镜”现象：“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神，透过后代注意的凸凹镜后是已经过歪变了的。……崇信儒教，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了的影像；反对儒教，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这个歪斜了的影像。”“凸凹镜”一说，正是深入到认知模式层面的精辟之论。吊诡的是，郭沫若认识到了认知层面的“凸凹镜”问题，但是他自己在“重写型”小说的创作中却结结实实落入了“凸凹镜”陷阱之中。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细展开论述。

如果借用“镜子”的譬喻，现代“重写型”小说的观念性特点正是拜“镜子”所赐。立足文本的内部分析、关注现实语境的小说社会学研究，不能说这些研究完全没有涉及现代“重写型”小说的观念性问题，但是此类研究聚焦在“镜子”形成的影像及其背景——小说文本和现实语境——之上，而忽视了对“镜子”本身——重写者的认知模式——的探究。即使是强调作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往往由于没有意识到“镜子”的存在而使得研究滑向偏至的方向。学术问题能集中体现本书研究对象所处时代的认知特点，通过小说与学术之间的对照，不仅能够区分“镜前之物”与“影像”的同异，还能辨识成像的“镜子”。换句话说，只有将现代“重写型”小说放在学术背景中来考察，才能把握其观念性，更好地认识这些小说。

可以看到，学术的具体知识（学术观点）和知识型（学科研究方法）往往直接在小说中体现出来。比如，重写史乘的现代“重写型”小说，其立意往往在于颠覆或者修正历来中国史家的叙述，多立足西方的新史观重新讲述中国故事。而重写中国神话的小说，受到神话学知识型的很大影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学术和小说关联的讨论一定要警惕落入“影响说”的陷阱。所谓“影响”，指的是单向的“影响与被影响”或者“复制与被复制”的关系，这当然不是本书的立意。因为从学术入手进入现代“重写型”小说的研究，除了考察学术的具体知识和知识型两个层面，还有更深入的第三个层面，即探究学术和小说背后共享的认知模式。

研究现代“重写型”小说，尤其是研究这些小说的观念性问题，与学术的关联是切入点、方法论，而讨论中真正触及的问题还在于小说的认知模式体现出来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一个独特时段的交汇，也可以说，古今、中西问题正是潜藏在现代“重写型”小说的观念性背后的关节所在。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将现代“重写型”小说的前文本分为先秦诸子、中国神话、史乘、希腊神话、宗教典籍等几类。给前文本归类，主要参照了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学术类别，也根据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所调整。和前文本类型相对应，本书将联系诸子学、中国神话学、历史学、宗教等学术观念来探讨现代“重写型”小说如何重写前文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重写先秦诸子、中国神话、史乘等涉及的主要是古今问题，而希腊神话与宗教典籍（主要是基督教《圣经》）的重写则指向中西问题。

以上文类主要依据学术“西化”之后的分类，比如神话学、历史学、宗教等，而“诸子学”则是纯粹的中国学术。诸子是指中国先秦诸子，但诸子学其实是晚清才发展起来的，“五四”之后很快又被来自西方的“哲学”概念所代替。诸子学是中国文化传统内部嬗变的结果，但随着继之而来的“西化”风潮而消退。诸子学的消退，中国哲学的兴起，正是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文化/学术转型的产物。现代文学中重写诸子的小说虽然创作于“诸子学”已经被“中国哲学”替代之后，但小说的诸多观念正和诸子学所开启的风习遥相呼应。

和诸子学的“纯正”中国特色不同，“神话学”是完全来自西方的学术概念，而西方的神话学也是18世纪才形成的新的学术领域。现代重写神话的小说多试图“合理”地解释神话故事，这种倾向和作为学术的神话学之“科学性”可相互印证。

治史本来一直是中国学问的重要内容，但是从梁启超批评旧史学、倡导“新史学”开始，及至“五四”之后形成新的史学学术框架，西方史学观念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占据主流位置。在现代“重写型”小说中，重写史乘的小说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大泽乡起义的故事被多次重写，阶级史观是重新看待历史的新的工具。“官逼民反”、“改朝换代”这样的中国旧式观念被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主题所取代。茅盾《大泽乡》、孟超《陈涉吴广》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重写的。

此外，希腊神话是欧洲文明的种子，民国期间各方面入手译介希腊神话的工作一直未得到很好的研究，而中国人重写希腊神话的小说更容易被忽略过去。虽然后来有“言必称希腊”之说讥讽自民国初年开始的西化倾向，但时人却往往慨叹中国对希腊的陌生。其实此间隐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关节，隐藏着学人与作家婉曲的心态与抉择，实在不应该视而不见。

涉及中西问题的还有重写宗教题材的小说。基督教于晚清重新进入中国，民国时期属于新教与天主教的中国神学家曾联手开展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为基督教的“中国化”、“本地化”从学理与现实层面寻找依据。在这样的文化、学术背景下，现代文学中也有相当数量以《圣经》为前文本的“重写型”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有教内教外之分，有褒贬倾向的不同，呈现出当时面对异域宗教文化所产生的不同反应，但是他们创作背后深层的认知结构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

本书前四章分别讨论前文本为先秦诸子、中国神话、史乘、希腊神话、宗教典籍的“重写型”小说，论述时每章各有侧重。就小说与学术的具体关联来看，有的侧重新知新识，有的侧重学术知识型，也有的侧重认知模式，在论述中有错落的安排。研究重写先秦诸子、中国神话、史乘的小说，主要联系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问题；研究希腊神话、宗教典籍的重写，则主要联系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影响重写的现代认知模式，其实就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说的现代性思维的“深度模式”。

除了研究小说创作思维模式、认知结构的变化，本书也同样注意小说的文本分析、具体阐释。第五章更是集中从文体角度进一步解析现代“重写型”小说文本，通过对“杂文化”、“仿格与戏仿”、“稳定反讽”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凸显出现代“重写型”小说作为一种观念性写作的文体特色。

本书讨论的小说既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不少文学史上“失踪者”的创作。在大量的现代“重写型”小说中，鲁迅《故事新编》无疑占据着特殊的中心位置。鲁迅和传统的关系一直是引发争议的话题。鲁迅的反传统姿态为人所瞩目，而他的创作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也为人多所探究，有人将此间“言行不一”的反差解释为鲁迅无意识中对传统的继承。有意思的是，一贯“反传统”的鲁迅在生命最后阶段赶出了《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几篇直接与传统对话的“重写型”小说，将其与以前创作的《补天》、《奔月》、《铸剑》合成小说集《故事新编》。在《补天》与《铸剑》瑰丽的氛围、《非攻》与《理水》刚健的风格中，鲁迅与传统之间呈现出的毋宁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关系。而《出关》、《起死》对传统中蕴蓄腐败的成分的批判更是发人之所未发，《采薇》的“稳定反讽”则呈现出鲁迅面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复杂心态。从重写的角度看，《故事新编》未尝不可以视为鲁迅的“文化遗言”，我们探寻这些“重写型”小说背后的认知模式，或许就能发现鲁迅面对传统与西学独特的批判意识，他既有与同时代人相似的文化积淀、文化焦虑，其独特的内在批评理路又超越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同时代人“凸凹镜”般的认知模式。

就重写范围而言，《故事新编》的前文本涵盖了神话、史乘、诸子；在审美层面，运用“稳定反讽”的《故事新编》文本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结构。可以说，对这部小说集的讨论贯穿了本书大部，加之鲁迅还有重写基督教《圣经》等涉及其他范畴的作品，因此，《故事新编》与鲁迅就成为本书的一条线索、一个向度，很大程度上，其他重写文本正是在与之对比的基础上获得了自身的坐标。

1. 郭沫若《儒家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郭沫若《文艺论集》，第88页，上海：光华书局，1929。
2.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唐小兵译，第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