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对而言，《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现在略陈《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的学术构想。第一章“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已见于上述。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属于断代性质；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覆盖了全国。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况且，就资料而言，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例如《史》、《汉》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限于时间和精力，《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衣冠文物之盛，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同时，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因此，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内容分四部分，围绕的是“江汉”和“洞庭”两个地名，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一般情形，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例如，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特指”与“泛指”，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指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西汉水”，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有汉，因之可称“江汉”。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而全然不顾“江汉”、“吴”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不可一日或缺的。因此，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一目了然，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时代往往虚构，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三章“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因而其中的“地理”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第一节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其中第一节视角比较独特，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相关研究都很少；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特别是关于“潇湘”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潇湘八景，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毕竟非其研究主旨；而关于“潇湘”语汇的探讨，则必然要对“潇湘”意象进行分析。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从文学角度探讨“潇湘”意象，虽然也不能不考量“潇湘”作为地理实体，但目标还是其中的“意”，如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①。而《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关键是考察其中的“象”；即，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在中古文学中，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第四章“‘禽言’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然后对其展开讨论；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毋庸赘言，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颠覆、转化的过程。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更受制于文化取向、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环境产生刺激，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中古以前，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诗》三百虽然以“关关雎鸠”开篇，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而且，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诗中有“鸟言”，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因而，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山水诗。中唐以后，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酝酿到北宋，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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