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纲宋诗批评的历史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 蒋寅

翁方纲（1733—1818）才学博赡，诗、文、书、画兼长，又精于金石鉴赏，今人张舜徽《学林脞录》将他与姚鼐、章学诚并称为三通儒。他的著述虽然多涉及经学或金石学，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乾隆朝名列诗学著作数量第一，堪称是乾、嘉时期在诗学上用功最深的人。他在诗学方面的著述之多、形式之多样，在乾隆诗坛罕有俦比。除了撰有传统的诗话、诗选、笔记之外，校订、笺评前贤的诗学著述是他开的先例，文集中数量丰富的专题论文更是他论诗的独到之处。

翁方纲虽然科举成名甚早，但诗学活动要到乾隆三十年（1765）出任广东学政才开始活跃，是年他在广州度岁，与选拔诸生在药洲亭论诗，撰有《药洲诗话》若干则。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在雷州看《全唐诗录》，钱、刘之后，随手取五古；李杜以前，以《唐贤三昧集》《唐诗选十种》相印证。十二月，又读黄庭坚诗，自觉“今年才于各家各体略见真径路，是以所得较往年稍多”。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很可能是由黄庭坚与唐诗的对比中获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诗风让他感受到唐宋两大诗学传统的差异，同时体会到两者的异量之美。翌年他将视学粤东以来巡试诸州与幕中诸子论诗语加以整理，编成《石洲诗话》六卷，后又增入两卷元好问、王渔洋《论诗绝句》的评析，刊刻行世。这八卷诗话内容虽很丰富，但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多系研究某些专书的札记，而非广泛阅读、研讨的心得。前两卷论唐人，可能是研读王渔洋唐诗选本的札记；三、四两卷论宋人，像是读吴之振《宋诗钞》所记；卷五论金、元人诗，又像是读元好问《中州集》、顾嗣立《元诗选》所记；卷六为渔洋评杜摘记，系据海盐张宗柟辑《带经堂诗话》摘录；卷七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十八首笺说；卷八为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中十六首笺说。全书既没有先唐诗歌评论，也没有明代（高叔嗣、徐祯卿是例外）及本朝诗歌批评，说明他的诗歌批评更接近学者式的钻研而非诗论家的批评。学者式的钻研给他的诗话带来浓厚的专业色彩，而非诗论家的批评则又造成讨论问题的非系统性和偶然性。尽管如此，书中还是留下了他诗学嬗变的轨迹——逐渐由独尊唐诗转向唐宋兼师^a，从而以杜为宗确立起杜、韩、苏、黄、元的宗法谱系。翁方纲的诗歌批评，虽不像他的诗歌理论那么受到关注，但关于正面实作、逆笔、伧等问题已有一些研究^b，我在其他论文中也曾略有触及。不过从清代中叶诗学的流变来看，其中蕴含的诗学史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一 重塑以杜为宗的观念

生当唐人之后，如何创新是每个时代都不能不面对的问题。宋以后人学唐诗的得失及其与唐诗的异同一直是南宋以来诗家热议的话题。翁方纲的看法是，“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然此外亦更无留与后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只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则直从格调为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复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调，依然唐人之格调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贬何、李始见真际矣”^c。如此说来，宋以后学唐者分为三路，一为宋人之深刻，二为金元之丰致，三为明人之格调。其中明人的格调是他极力排斥的——他评价诗人通常就按是否模拟格调来褒贬进退；宋人的深刻则为他所宗尚；金元的丰致他也有所取法，盖丰致又可称风调：“大约自元遗山而降，才气化为风调，逮乎杨廉夫、顾仲瑛之属，一唱百和，残膏剩馥，一撇一拂，几于人人集中有之。即后来西泠、云间诸派风调所沿，其源何尝不出自唐贤，讵可以相承相似而废之耶？”^d此后可取者只有国初前辈中由唐人入手而出入于宋元的王渔洋和朱竹垞，这两家也是他心目中最能独辟蹊径的诗人。王渔洋讲神韵，尤系“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但这样一来，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乾隆诗人面前：“渔洋先生则超明人而入唐者也，竹垞先生则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者也。然则二先生之路，今当奚从？”他的答案是：“吾敢议其甲乙耶？然而由竹垞之路稳实耳！”^a王渔洋的超明人而入唐，即仍走学唐的道路，只不过绝非停留在明人那种字句摹仿的表面，而是要深度体得唐诗的美学精神；朱彝尊的由元人而入宋而入唐则是改由宋、元入手，由宋、元上溯唐人的境界。翁方纲权衡斟酌的结果是朱彝尊更值得取法，或者说在今日走朱彝尊的路更容易成功，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又触及融合唐宋的问题，必须考虑如何在唐宋之间找到一些沟通点。

到乾隆时代，经过从叶燮迄袁枚的有力论辩，唐宋诗的艺术价值之争已被超越，剩下的问题是从师法策略得出的对唐宋诗典范性的不同判断。清初钱谦益、王士禛之提倡宋诗，曾使唐诗的典范性受到很大冲击，尤其是杜甫有些被冷落，这是沈德潜和翁方纲都深切感觉到的问题。如何使唐宋诗的艺术精神得以沟通，如何维护杜甫的典范性不至失坠，成为翁方纲诗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生当诗歌传统的接受视野已极大丰富的乾隆时代，究竟该如何确认杜诗的典范性及师法途径呢？就像翁方纲在《苏斋笔记》中说的：

诗必以杜为万法归原处，诗必以杜为千古一辙处，学者皆知此义也。而无如博稽古今，见《选》体以上，若似乎五言必力追杜以前矣；又见宋元以后诸家格调之变、家数之不同，若似乎未能专以杜为定程者。是以诗道纷歧，无又率循也。^b

针对这两个使人犹豫不定的疑惑，翁方纲举出“杜以叙述乱离为长”和“杜不长于绝句”两个最经典的评价，说明学诗不可貌取而必须从精神上领会。“惟不以貌取，而后知上而风雅颂之典则，即皆杜诗也；下而宋元明之流别，即皆杜诗也。于是乎真诗学出焉矣！”^c不只是杜甫，继杜甫开宗立派的苏东坡，也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透悉他和杜甫的血脉相通之处：“宋之有苏诗，犹唐之有杜诗，一代精华气脉全泄于此。苏亦初不学杜也，然开卷荆州五律何尝不从杜来？其后演迆宏肆，令人不能识其诣所至耳。”^a为此他不无自得地启发后学说：“窃尝为喜读苏诗者进一辞，曰：能知杜法，则苏诗皆真诗矣，皆无一处之滋弊矣。持此说以读苏、黄，皆此义也；持此说以上下千古，该遍百家，皆此义也。”^b这样，他就为建立杜、韩、苏、黄、元这一祖四宗的宗法谱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正面实作：沟通杜甫与苏东坡

将苏东坡与杜甫相比拟，乃是翁方纲很独特的看法。这基于他对唐宋两大诗歌传统的基本体认。翁方纲清楚地看到，诗坛对唐宋两大诗歌传统的认识明显存在着偏差：“今论者不察，而或以铺写实境者为唐诗，吟咏性灵、掉弄虚机者为宋诗。”^c这样的区分当然是不靠谱的，甚至恰好说反了唐宋诗的特征。应该说写实境才是宋诗所长，只不过这种长处恰是由李白、杜甫诗歌中的正面铺写倾向发展出来的。翁方纲在《与友论太白诗》一文中曾特别推崇李、杜两家正面铺写的能力，说：“大约古今诗家，皆不敢直擂鼓心，惟李、杜二家能从题之正面实作，所以义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盖非具此胸次者，亦无由而知也。”^d这种能力在他看来又与魄力之大分不开：“杜之魄力声音，皆万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既大，故能于正位卓立铺写，而愈觉其超出；其声音既大，故能于寻常言语，皆作金钟大镛之响。”^e韩愈与苏轼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高下之分。两家同作有《石鼓歌》，翁方纲认为：“苏诗此歌，魄力雄大，不让韩公，然至描写正面处，以‘古器’‘众星’‘缺月’‘嘉禾’错列于后，以‘郁律蛟蛇’‘指肚’‘箝口’浑举于前，尤较韩为斟酌动宕矣。而韩则‘快剑斫蛟’一连五句，撑空而出，其气魄横绝万古，固非苏所能及。方信铺张实际，非易事也。”^f陆游在摹写正面一点上相比苏轼又不免逊色：“竹垞尝摘放翁七律语作比体者，至三四十联。然亦不仅七律为然，放翁每遇摹写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笔势，五古尤多。盖才力到正面最难出神彩耳，读此方知苏之大也。”^a翁方纲看出，陆游无论在内容上、在艺术表现上都学杜甫，只不过生活在南宋那个诗歌语境中，气运所被，终究不能摆脱当时流行的平熟之风，但相比明人之尺摹寸拟，他毕竟有自己的面目。^b由此可见，与其学唐而流于模拟，还不如学宋而自成面目，这就是他认同朱彝尊而放弃王渔洋的理由。

对于翁方纲这样崇尚以学问为诗的人来说，作诗的要害当然不在于妙悟，而在于铺陈、排比，更难的则是铺排而后能化。化是与“大”相联系的概念，也是区分天工和人巧的境界，所谓“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其李（白）之谓也”^c。在他心目中，李白五律是“自然入化”的代表，此外还有苏东坡《夜泛西湖五绝》“以真境大而能化，在绝句中，固已空绝古人矣”。^d以善写真境而达到化的境地，苏东坡所以成就其超越古今的大家地位，也成为翁方纲终极的理想。事实上，能不能超越时代，的确是大家、名家所以成立的重要标志。^e翁方纲谈到宋人不祖苏而祖黄的现象，曾指出：“宋诗之大家无过东坡，而转祧苏祖黄者，正以苏之大处，不当以南北宋风会论之。舍元祐诸贤外，宋人盖莫能望其肩背，其何从而祖之乎？”^f他不仅看出苏东坡在宋代正像杜甫在唐代一样，有着难以位置的超越性，而且更认定这样的大家必有难以效法的独绝之处，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仿效王渔洋之取道于黄庭坚。

三 逆笔：沟通杜甫与黄庭坚

在翁方纲重定的典范谱系中，元好问是他夙所心仪、一再推崇的七古大家，韩愈则是被叶燮与杜甫、苏东坡相提并论的古今三大家之一，惹人注目的只有黄庭坚的入围。^a郭绍虞先生曾说：“渔洋虽不废宋诗，却不宗宋诗中之江西诗派，而覃溪所得则于山谷为多。”^b这里指出翁方纲多得力于黄庭坚，大体不错；但要说王渔洋不宗江西派，却又不尽然。王渔洋恰恰是清代最早力挺黄庭坚诗的重要人物，门人查慎行更是使黄诗流行于世的重要推手，曾宣称：“涪翁生拗锤炼，自成一家，值得下拜。江西派中无第二手也！”^c其难弟嗣瑮也有诗响应：“后五百年谁再到，香留一瓣待涪翁。”^d黄庭坚的声价由此扶摇日上，稳踞宋诗的代表诗人之位。

自清初以来，黄庭坚诗尽管已获得较高评价，但要说典范性在哪里，或他与杜诗的渊源在哪里，其实并不清楚。翁方纲对黄庭坚的研究和推崇，不仅阐明和提升了黄庭坚诗的典范性，还在文本的具体层面揭示了他与杜甫的共同特征，以“逆笔”说沟通了两者的渊源。翁方纲首先指出，黄庭坚藉逆笔求新，以突破东坡藩篱的创新，体现在逆笔和用事两方面：

诗至坡公，才力之雄肆，风格之深厚，殆无可以复变矣。是以山谷用逆笔矫变出之，实即坡诗之小变，遂以苏黄并称。又，其使事工于运用，无□鞴之迹而肌理所从出，则实仍杜法也。^e

现在看来，翁方纲之倾倒于黄诗，似乎不是由钻研王渔洋诗学而窥入山谷境界，倒像是受到钱载的启迪，从而体会到黄庭坚逆笔的魅力。前人论文章向有用逆之说，清初文章批评家吕留良曾说：“文之一气呵成者，必用逆不用顺。盖用逆势，则一句磬一句，一层剥一层，涧翻云涌，势不可遏，读至终篇，恰如一句方佳。”^a钱载论诗，最忌顺滑而重视逆笔，就是要严防笔轻滑之弊。他批翁方纲《七榕行》“此珠当已历百年，百年前事凭谁溯”一联曰：“此句放手即不入调，软而俗、轻而滑矣。”批《春日药洲杂咏十首》其一又曰：“此首顺而滑，删之。”^b参照批《题朱竹幛子》“少逆笔，则轻滑不免”^c之说可见，顺滑之弊是缘于无筋骨，因此他批《王右丞画江南初冬欲雪时歌》有“熟极而清泻，无钩勒之筋骨”^d的说法。翁方纲《七言诗歌行钞》曾引钱载说“山谷纯用逆笔”^e，他很可能就是由此受到启迪，而专门写作了《黄诗逆笔说》，将逆笔解释为李后主的拨镫法：

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势将伸而反蓄之。右军之书势似欹而反正，岂其果欹乎？非欹无以得其正也。逆笔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顺势也，故逆笔以制之。长澜抒泻中时时有节制焉，则无所用其逆矣。事事言情，处处见提掇焉，则无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陈，事所欲详，其不能自为检摄者，亦势也。定以山谷之书卷典故，非襞积为工也。比兴寄托，非借境为饰也。要亦不外乎虚实乘承、阴阳翕闢之义而已矣。^f

陈伟文研究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曾论及逆笔，就其节制笔势的作用做了很好的阐发，唐芸芸也续有阐发。^g但张健指出逆笔的节制意在蓄势，也是很值得重视的见解。^h翁方纲曾经在《与友论太白诗》中，以李白《圮桥》为例阐明逆笔“势蓄而不泻”的原理。在翁方纲看来，黄庭坚的逆笔源于学杜。他认为历来学杜“不必与杜合而不容不合”者，只有李商隐和黄庭坚两人，而两人得力处又各有不同：“义山以移宫换羽为学杜，是真杜也；山谷以逆笔为学杜，是真杜也。”^a关于逆笔，他除了在评论山谷诗时提到之外，还曾与法式善交流过自己琢磨黄庭坚诗用逆法的心得，见于法式善《陶庐杂录》记载：

覃溪先生告余云：“山谷学杜所以必用逆法者，正因本领不能敌古人，故不得已而用逆也。若李义山学杜，则不必用逆，又在山谷之上矣。”此皆诗家秘妙真诀也。今我辈又万万不及山谷之本领，并用逆亦不能。然则如之何而可？则且先咬着牙忍性，不许用平下，不许直下，不许连下，此方可以入手。不然，则未有能成者也。^b

在此，翁方纲不仅注意到黄庭坚喜用逆法，而且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动机，经与李商隐对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前人技巧上师法承传的复杂情形。这的确是心得之谈，对认识、比较杜甫、李商隐、黄庭坚诗歌艺术的异同很有启发。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李商隐学杜不必用逆的看法后人并不认同。姚莹曾指出：

七言律诗，五、六两句最难工，以上四句雄骏直下，至此力竭，气难转运故也。昔人论此，推义山《马嵬》一首，其五、六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盖用逆挽法也。然此法亦本少陵。《诸将》第一首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第二首云：“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义山实本于此。盖以锁上斗转，更开收结，章局既变化，而气骨益见开拓。^c

这并不是姚莹一个人的看法，其他诗论家也有类似的见解。许印芳评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一联，即指出：“第四句乃逆挽法，老杜惯用此法，学杜者亦多用之，不独温、李二家。”^d这里的逆挽法就是逆笔。虽然无论怎么说，逆笔只是章句调运的一种模式，尽管能营造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大家之“大”尚无必然联系。翁方纲再三推崇黄庭坚的逆笔，无非是寻觅可觅的路径，借鉴可鉴的艺术手法，可以视为现实的取法策略。但他这一论说客观上起到通过黄庭坚沟通唐宋两代诗学的作用，坐实了黄庭坚作为杜甫正宗传人的地位。

事实上，王渔洋提倡黄庭坚诗虽有助于其地位的提升，但还不足以赋予黄诗以典范的品位，可与杜、韩、苏相提并论。乾隆前期秦武域称边连宝“以杜为主，韩、苏为辅，斯道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舍先生其谁与？”^a黄庭坚还没有进入宗师行列中。要经过翁方纲的具体阐发、剔抉，乃至在不同场合的一再表彰，他才得与杜、韩、苏共享俎豆。前引翁方纲《粤东三子诗序》告诫后学“吾学侣宜博精经史，而后其诗大醇。诗必精研杜、韩、苏、黄以厚根柢，而后其词不囿于一偏”^b，虽然宗旨仍不离质厚二字，但已填充了具体的典范谱系和取法路径，与蒋士铨、姚鼐对黄庭坚的推崇相呼应，最终奠定乾隆中叶以后诗歌取法的基本走向。^c这到乾隆末年，在崇尚性灵抒发的袁枚眼中已是很无奈的现实：“今之士大夫，已竭精神于时文八股矣；宦成后，慕诗名而强为之，又慕大家之名而挟取之。于是所读者，在宋非苏即黄，在唐非韩则杜，此外付之不观。”^d不光是他不理解，至今我也觉得很难说清，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将清代诗歌的趣味和艺术取向推到了这一方向。

四 揭示宋元诗的负面特征——“伧”

我们知道，相对清奇雅正的唐诗美学主流，日益走向日常化、生活化、口语化的宋诗仿佛天生带有粗鄙的原罪。自从钱谦益倡导宋元诗风，就不断招致诗坛的抵斥。时人断言：“诗必袭唐，非也。然离唐必伧。”^e伧也就是粗野，在内容上意味着与文雅相对的鄙俗，在风格上意味着与细腻相对的粗糙。事实表明，学宋元诗的确难免流于伧即鄙俗粗糙的结果。但问题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些“伧”的苗头都是在杜诗中萌生的，翁方纲也注意到杜诗以绍古之绪“杂入随常酧酢布置中”，首开日常应酬之风的趣向，但出于尊杜的价值观，纵然注意到杜诗这种世俗色彩，也没影响他对杜甫这部分诗作的评价，反而是宋元诗人一再被他目为“伧”^a。从苏舜钦“尚不免于孱气伧气”^b，到元代玉山唱和中杨维桢原唱与诸公和作“纵集妍丽，皆不免伧俗气耳”^c，“伧”仿佛是一个时期诗歌的通病：

张耒：气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称着色，一着浓绚，则反带伧气，故知苏诗之体大也。^d

唐庚：其诗有“满引一杯齐物论”之句，然新而带伧气矣。^e

陈与义：盖同一未得杜神，而后山尚有朴气，简斋则不免有伧气矣。^f

周必大：未能免于伧俚，已入杨诚斋法门矣。^g

范成大：《巫山图》一篇，辨后世媟语之诬，而语不工。且云“玉色赪颜元不嫁”，此更伧父面目矣。^h

杨万里：（咏秦桧诗）篇末用杜语，亦带伧父气。ⁱ

杨万里：（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叫嚣伧俚之声，令人掩耳不欲闻。^j

陈唐卿：亦有打浑处，然伧俚矣。打浑最要精雅。^k

王彧：《和二宋落花诗》，颇伧劣。^l

刘因：纯是遗山架局，而不及遗山之雅正，似觉加意酣放，而转有伧

气处。^a

伧既然意味着内容的鄙俗、风格的粗糙，那么翁方纲目为粗的评价，也等于是伧的另一种说法。如《石洲诗话》卷四云：

清江三孔，盖皆学内充而才外肆者，然不能化其粗。正恐学为此种，其弊必流于真率一路也。言诗于宋，可不择诸！^b

清江三孔博学多才，自然不会有鄙俗之气，所不能消除的粗只能是肌理之粗，联系《诗话》同卷所举王令“肌理亦粗”、唐庚“肌理粗疏”、周密“肌理颇粗”之类的批评^c，可信他所感觉到的宋元诗之“伧”很大程度是和肌理之粗相联系的。这其实是宋元诗的通病，而且很大程度上与学杜不当有关，清初冯班即已断言：“今人学杜甫者，只欠细润。”^d到乾隆间纪晓岚评《瀛奎律髓》中宋诗，更不离粗、野、鄙、俚、滑、俗等字，就是苏、黄两家也未能幸免，质言之仍不出一个“伧”字。翁方纲出于为尊者讳，矛头避开了两人——既然要树他们为典范，又岂能不维护典范的尊严？但对宋元诗整体的评价却不容宽假，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师法的界限。不划清这一界限，随意学宋元诗的粗率之风，最后必将流于伧的结局。翁方纲上文用“真率一路”指伧，或许矛头指向主率意言情的袁枚性灵派。众所周知，袁枚性灵说的直接源头是南宋杨万里，《随园诗话》开篇第二则就举杨万里的说法，表示深爱其言：“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e而上举两则诗话表明，杨万里在翁方纲眼中恰恰是不脱伧父俚气的作者。这样看来，他提醒学宋诗者留意宋元诗之粗，实际上也就是要将南宋、元诗排除在诗史传统的视野之外，以免学者沾染其“伧”气，重蹈宋元诗的流弊。

翁方纲论诗惯于在诗歌史的大背景下把握具体诗人、具体作品的得失和意义，这是他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凭藉博学和透彻的历史眼光，他论宋诗也不乏精彩见解，但从诗学史的意义来说，还是这三点最为重要：（一）巩固了苏东坡的宋诗宗师地位。苏东坡在诗歌史上虽拥有远比黄庭坚更具有说服力的大家地位，但除了骋才使气和熔铸雅俗这两种让人佩服却未必欣赏的能力外，似乎也没有更多强硬的优点。继王渔洋发掘苏东坡七古声律的典范性之后，翁方纲更由正面实作沟通了苏诗与杜甫的关系，就使得苏东坡作为大家的内涵有很大充实。（二）提升了黄庭坚诗歌的典范性。通过逆笔之说，实现了黄庭坚与杜甫的沟通，从而使黄庭坚顺理成章地与杜甫、韩愈并列为清代后期诗坛的不祧之宗，同时也扩大了宋诗在嘉道以后诗风中所占的份额。（三）以“伧”的评价限制了南宋、元诗的典范值，甚至将其排除在典范序列之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袁枚性灵诗学对杨万里的推崇，使宋诗传统的影响源仅限于北宋，并以杜、韩、苏、黄、元的典范谱系对嘉、道以后诗歌以杜、韩、黄为宗主的师法路径有所启迪。当然，我还没看到这些见解在嘉、道以降的诗论中被祖述和称引，但能感觉到它们溶解在当时的诗学主流中。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宋诗的普及，与桐城派的文法观念融汇交织在一起，随着桐城派文学教育的强大影响普及和渗透到诗学中去的。将翁方纲的逆笔说与方东树的顿挫说联系起来看，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消息潜通之处。

a 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b 有关翁方纲的宋诗批评，可参见吴淑钿：《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8页；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08页；张高评：《翁方纲〈石洲诗话〉论宋诗宋调——以苏轼、黄庭坚诗为核心》，载《文与哲》第22期，第403—440页；张然《说“伧”气——从一个角度谈翁方纲的诗论与创作》，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10期；唐芸芸：《逆笔：翁方纲论黄庭坚学杜》，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1期；吴中胜：《翁方纲与近代宋诗派：以陈衍为中心的讨论》，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c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7页。

d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68页。

a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27页。

b 翁方纲：《苏斋笔记》 卷九，《复初斋文稿》，《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657页。

c 翁方纲：《苏斋笔记》卷九，第8658页。

a 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第8687页。

b 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第8690页。

c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29页。

d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117页。

e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375页。

f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07页。

a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8页。

b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自后山、简斋抗怀师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气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杨诚斋，而平熟之迳，同辈一律，操牛耳者，则放翁也。平熟则气力易均，故万篇酣肆，迥非后山、简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国是，不觉暗以杜公之心为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诚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则自作放翁之诗，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岂后之空同、沧溟辈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语！”《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9页。

c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373页。

d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08页。

e 这个问题我曾在《家数·名家·大家——有关古代诗歌品第的一个考察》（《东华汉学》15辑，2012年6月）一文中略有阐述，可参看。

f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26页。

a 有关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可参见邱美琼：《由求同到证异：翁方纲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b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七十三节“翁方纲肌理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2页。

c 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乾隆四十二年张氏涉园观乐堂刊本。

d 查嗣瑮：《送同年陈秋田之官长宁三首》其二，《查浦诗钞》卷十，乾隆刊本。

e 翁方纲：《苏斋笔记》卷十，第8693页。

a 曹鍴辑：《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俞国林：《吕留良全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97页。

b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6辑，第276页。

c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6辑，第277页。

d 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6辑，第282页。

e 翁方纲：《七言诗歌行钞》卷十，苏斋丛书本。

f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第105页。

g 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8页；唐芸芸：《逆笔：翁方纲论黄庭坚学杜》，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1期。

h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7—708页。

a 翁方纲：《同学一首送别吴谷人》，《复初斋文集》卷十五，第158页。

b 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页。

c 姚莹：《识小录》卷五，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143—144页。

d 李庆甲辑：《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四，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8—1029页。

a 边连宝：《病余长语》卷七，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256页。

b 《岭海楼黄氏家集》卷首，广州富文斋刊本。

c 这一点陈伟文已指出，见《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第104—105页。关于翁方纲对苏、黄的具体评价，可参见张高评：《翁方纲〈石洲诗话〉论宋诗宋调——以苏轼、黄庭坚诗为核心》，载《文与哲》第22期，第403—440页。

d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e 孙廷铨：《梁苍岩蕉林近稿序》，《沚亭文集》卷下，康熙刊本。

a 有关翁方纲诗论中的“伧”，张然《说“伧”气——从一个角度谈翁方纲的诗论与创作》（《江汉论坛》2006年第10期）一文曾有专门讨论，可参阅。

b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03页。

c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72页。

d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22页。

e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1页。

f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2页。

g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4页。

h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5页。

i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6页。

j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37页。

k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40页。

l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45页。

a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48页。

b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21页。

c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443页。

d 冯班评方回评张祜《金山寺》，《瀛奎律髓》卷一，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e 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