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 阴雨转晴

今天是极高兴的一天，我们去野餐！

说好十一点出发，可是等这等那，等到十一点半才开车。来到一块草坪上。这里有两个大木棚子，几个烤肉架子——我现在知道了，这种随处可见的铁架子是供野餐烤东西吃的，还有秋千、滑梯。天忽然下起雨来，雨点不很大，来得很急，但走得也很急，天又晴了。太阳很暖。

大家一起动手，把冰块和饮料倒在桶里；扎排球网；包玉米——把玉米剥好，抹上黄油，撒上盐和胡椒，包上锡纸；在铁架上放好煤球，再在煤球上倒上汽油，点起火来烤肉了。我只要了一个肉饼和一个半生不熟的玉米。吃完饭，大家就一起唱歌，彼得吹口琴，爱德文弹吉他，唱得好快活。那西德女作家则坐在一边，泪汪汪的。“她是怎么啦？”我说。“她有很多不顺心。”潘耀明说，“她到这儿来过不惯，想家。而且她来这里，她在德国的工作也许就要保不住。”“那她不要来好了。”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女人，神经兮兮的。

彼得放下口琴，叫我一起去打排球。我说我不会，他还是拉我去。起先，爱德文、潘耀明、我、芬兰女作家几个人在一边，打了两局，输了两局。后来，爱德文提出调整阵容，把Alex要过来，把我则推过去。而我一过那边，那边便开始输，输了一局。彼得把菲律宾诗人、印尼诗人几个年轻人叫过去，布置了一通，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第二局开始了，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战术好像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当我要接球时，他们都从四面扑过来，从我这里救走这个球。我很惭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发了几个漂亮的球，为我们这边挣得了一两分。当然，我发球是站在界内网前，并且有两次机会，失了一球还可再补一球，这是两方都同意的，当我发过网一个球，那一片叫好声，也是双方都参加的。

玩得很开心。却也有一点不那么开心的。

潘耀明对Alex说：“你帮安忆联系一些年轻的作家，交流交流吧。”Alex说：“好的。不过，我要去问问，人家有没有兴趣。”我听了这话，心里第一句想回答他的便是：“你还应该问问我有没有兴趣。”可我忍住了没说，因为我并不期待来这里向人家证明我自己，我只想多了解人家。我很好奇。然而终究有点不高兴。潘耀明沉思了一会儿说：“在美国，在香港，你会明白文凭、学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这些，我都没有，我只有小说。然而我的小说，他们看不懂，他们似乎只承认用英文写的。好在，说中文的有的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呢——似乎有点阿Q的味道了。然而我们是阿Q的子孙。

晚上，蓝蓝接我们去看她的录像带，是八一年中国周末的一个晚会。晚会的节目很丰富，是蓝蓝一手搞起来的。有中央舞校的教员许淑瑛的表演，她是蓝蓝请来进行中美舞蹈交流的。在国内从没听说过，因为她从不参加演出，只教学和编舞。然而她在美国却轰动得很。大家都迷上了她，她跳的朝鲜舞比朝鲜还朝鲜——这是南朝鲜女画家朱今嬉女士说的。今年，蓝蓝去中国，看到了许淑瑛，蓝蓝说：“她变了，她身体很不好，衰老了，我忍不住哭了，我对她说：‘你一定要去看病！’后来，我看了舞校学生的一台民族舞，我又哭了，我说：‘你可以放心了，后继有人。’现在许淑瑛带了几个学生去西藏采风，那是她最后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她是个优秀的舞蹈家。”晚会上，还有一个笛子独奏，演奏者是“文化革命”中从广州游泳到香港的，后来到了美国。他开了一个出租汽车行维持生计，业余时间组织了一个乐团搞演出。他有三个孩子，生活得不容易，好几次，有人偷他的汽车；他出去和人打，打得头破血流。他很想家，据说，那年，毕朔望他们遇到他，问他想不想回去，他没开口就哭了。……演出很成功，结束时，全场起立，长久地鼓掌。哦，中国人啊！

外面下了一阵小雨，地，湿漉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