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床

无论怎么说，十五岁的大小伙子尿床，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何况我已是“革命干部”。人事处送办公室转呈部长的花名册，我暗暗看过，在我名下的职务栏里填的是“干事”，级别栏里居然填的是“正排”。如果敌人（那时我们天天讲：“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知道我是个尿床的正排级干部，还不把大牙笑掉？身边的同志不笑我，幸好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我与朱可是1949年底先抽到部里去的，去帮助抄写“治安条例”“交通条例”之类的东西。一位姓黄的身材肥胖高大的科长同一位瘦高的面色乌青的警察局长好像在草拟这种条例，然后要我与朱可将草稿誊清，呈交处长、部长审阅。革命队伍中没有警察局长的称谓，故而思之，那位警察局长当属“旧人员”了。果然不错，后来黄科长告诉我们，他是原来的市警察局长。这是个直辖市，局长的官位不小。据说他是起义的。记者出身的他，只当了几个月的局长，解放军进城前夕，不知怎的他就与解放军联系上了。这座城市是五月下旬解放的，部长刚进城时在一间旅社办公，这位起义局长去拜见新上司，着实演练了一番。后来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当日他身着笔挺黑呢警服，零件齐备，皮靴锃亮，腰挎弯刀，庄严肃穆。不知出于何典，进得旅社大门，就将军刀从腰带上取下，靠墙放稳，然后双脚一并，摘下大檐帽托在臂弯上，咔咔咔咔走着正步，令旁边的人目瞪口呆。我们的部长原是小木匠出身，善于运斧，无论在井冈山还是在以后的肃反中，对要砍的脑壳从不手软，这时也被正步走来的警察局长吓了一跳。卸任局长与领导他的黄科长嘴里整天不离“警察”二字，警服的颜色，警服的袖套，弄得我心神不定。我们干训班有位同学就是因怕当警察而跳了井的，可想此时我的心境。可能是受了惊吓，加之我与朱可住在地下室里，三九寒天，阴风阵阵，一晚我竟病了。我自小容易发高烧，一发高烧就说胡话，惊呼不已。朱可起来陪着我，不断用毛巾给我擦汗，按住我的肩头不让我跳起身。第二天我坚持同朱可一起去到办公室，朱可把昨晚我病的情况说给黄科长听，最后还补充说：

“小范烧糊涂了，还叫妈呢！”

黄科长怔了一下，这个粗壮的汉子听到这话，居然眼圈红了。

“去，”黄科长对朱可说，“去陪小范到卫生所看看病。”

“我不去，我好了。”我摇着头。

“罢了，去也没有药，医生可能又是嘱咐喝两碗白开水。”黄科长摸摸我的额头，转身吩咐朱可道，“你去办理一下，到司务长那里给小范登记一个病号饭，要厨房下碗面条。”

朱可去了，我因那碗面条而有些振奋。

警察局长走近几步，关心地问：“你几岁了？”

我望望黄科长，黄科长代我回答：“十五。”

“太小了，本应还在妈的怀里哪。这么小就出来了，怪不得昨晚还在梦中喊妈呢！”警察局长感叹着。

我本想反驳，黄科长先说了：“我们革命队伍中，从来就有小鬼，甚至有的还尿床哩！”

我脸热了一下，赶紧镇定自己。听黄科长的语气，革命队伍既然收了那些小鬼，似乎也就给了他们尿床的权利。

不久，周启民、苏化民、冯克强、胡胜章等一批干训班的同学，也到部里来了，分配在各个处室。

我们的住地叫怡和村，在西商跑马场旁边。这里是市郊，漫天荷塘里，点缀着一幢幢西式别墅。大区机关都在这里。这些红的、黄的、灰的造型各异的别墅，原先是属于洋人和富人的，可能他们还打算回来，所以这些建筑未遭破坏，连室内的家具与地毯都保持着原样。我们住进去后当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949年的冬天，这座有火炉之称的城市特别寒冷，连降大雪，忽阴忽晴。雪刚刚开始融化，往往一夜之间，寒风便将远近树木雕琢成玉树琼枝；水晶般的树挂，白绒般的雾凇，将世界装点得神话一般。就这样，树挂与雾凇反反复复地来去，日子却冻结了。

我住在研究科的地下室。所谓地下室即原先停放汽车及供仆人居住的底层，我们来后在楼上办公，就将楼下做了宿舍。地下室很冷，南下带来的两斤重棉被薄如纸，为了取暖，夜晚睡觉常把棉衣棉裤全盖在身上，甚至闹出把皮带、袜子也盖在身上的笑话，但无论怎样想办法抵御寒冷，寒气依然阵阵进逼。夜半尿急，越急身子就越卷缩得紧，畏缩犹豫中，又蒙眬进入梦乡。待从梦中突然惊醒，怯怯地用手摸一摸身下的床单，那湿漉漉的感觉已经成了无可挽回的事实。

别墅旁边是个豪华的花园，虽久无人整修，但铁栏、亭台及草木依在。用矮柏树植成的绿篱，依然平整，依然不失苍绿的颜色。我将尿湿的床单、褥子铺在绿篱上晾晒，下午忘记收回，傍晚又下了雪，到晚上从办公室回来，褥子已被积雪盖住了。待雪融化，晾晒的东西尚未晾干，接着又是一场雪。如是三四个轮回，我就只得睡四五晚光板了。我的床单及褥子，无疑给冬日的花园增添了一道风景。

那时早晚要学习，干部必读十二本，一本一本接着啃。《社会发展史》是学过了的，正在学《政治经济学》。冬天学习时有一盆炭火，有种暖洋洋的气氛。一晚学习结束，一个与我同室住的同学用一把无柄铁铲，将炭盆里的余烬铲回来取暖，放在两张床铺中间。房间仅容两张床，床间的距离很近。由于冷，我在床上不断蜷曲滚动，到后半夜我俩都被浓烈的烟味呛醒了。惊起一看，满室浓烟弥漫，我的棉衣则扑在地上冒着闪闪的火星，一只袖子几乎被烧断，张开一个六七寸长的大口子。几个同学都为我发愁，无论从哪方面说，这对于我都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向总务处再领一件棉衣？不可能；向哪个同志借一件，更不可能，没有谁有两件棉衣。但穿这件断袖棉衣万万过不了冬，并且事关观瞻，会影响新政权的形象呢！几个人聚在一起想办法，忽然周启民说，他有块旧布（至今我不明白当时他怎么会有块旧布）可以打补丁，“颜色不同是吗？我还有件旧衣服可以罩在外面。”他一面说一面拿出宝贝旧布与旧衣。虽说旧衣的颜色浅了点，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讲究那么多了，只此一法，一致决定立即上街找裁缝店去。

周启民、朱可、冯克强和我带着一块旧布，沿着西商跑马场旁边的渣甸路向中山大道走去。雨绞着雪，气温似乎突然变暖，我们迎风冒雪，仰着满脸的雪水高唱起来：

像暴风雨中的海燕，

我们要展翅飞翔；

我们是汹涌澎湃的海浪，

奋勇向前。

我们倾诉着全部的真诚，唱出心中的最强音。风在听，雨在听，雪在听，大地在听，一切被倾倒了被感动了；啊，我们也被自己的歌声陶醉了。我敢发誓，我这大半辈子再没有听过如此美好，如此令我感动的歌声了！

从渣甸路转向中山大道，雨雪中的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不要以为解放了几个月，所有店员都认识到自己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了，都是新政权的主人翁了。我们进了几家裁缝店，都被店员或老板用卑夷、疑惧、厌烦的目光推了出来。后来我们走进一间单门脸的裁缝小铺，同一个脖子上搭条软尺的老裁缝说了好一通好话，老裁缝才接了这个活儿，要了我们五千元人民币（合新币五角）。那一冬我就是穿着这样一件补过的棉衣，快快乐乐地在积雪与泥泞中走过来的。

在那批同学中我年龄最小，在部里我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总是能得到别人的照顾。我记不得1950年之后我是否还尿过床，但我感到我在长大。那时每月的津贴大约是七万元（合新币七元），除了买一块肥皂一支牙膏，也只有两三块钱可以零用了。逢星期天我们的主要活动除了偶尔拿着首长不要的戏票去看诸如梅兰芳、荀慧卿、言慧珠、赵燕侠等名角的演出，更多的是到江汉路及交通路的书店看书，一看大半天，偶尔也买一本。从球场街走出来，走到中山大道口，有一间著名的老通成饭店，据说里面的三鲜豆皮做得好，好吃得很。我们几个人每经过那里都要议论一番，但不知价钱如何，不敢贸然进去。一怕违反纪律，二怕我们的粗布衣服遭白眼。我们对美味的三鲜豆皮只能够坐以论道了。1950年的夏服发的是苏式绿军装，干部服与战士服有很大差别，我们发的是大盖帽、上衣开襟、袖口镶红边的干部装，虽然警卫团的战士看着我们不服气，故意在我们通过机关大门口时高喊“敬礼”口令，吓得我们尽可能少进出，但穿上新军装，人确实精神很多。一个星期日我们从老通成门前通过时，我忽然提出要进去吃三鲜豆皮，几人怔了一下，没有讨论，就都跟着我挺起胸膛走进店去。

我们围桌坐下，一个年纪较大、面容和善的堂倌（服务员）走过来问：

“同志，吃什么？”

“三鲜豆皮。”我说。

“要多少？”

这一问难住了我们，谁知道三鲜豆皮是圆的还是扁的，是论碗还是论斤。大家相视而坐，一时语塞。毕竟我是上过馆子的人，稍一想，很老到地回答：

“你看着办吧。”

“那就每人先来个中碟？”

天哪，原来这宝贝三鲜豆皮是论碟的。

我有些神气，我想我这次的表现多少会冲淡一些学长们对我尿床的印象吧。……

事隔几十年，今年春节过后出差北京，特意到新华社莲花小区宿舍探望周启民、周移珊夫妇，谈起过去，想喝酒。谈话间不知怎样提到电影《江山》，更引起了对几十年前那段生活的回忆。我谈到尿床，谈到烤火，谈到补衣服，谈到三鲜豆皮，周启民有时会说他记不得了，我一急，忙提醒他：“是这样……你怎么会记不得呢？你怎能记不得呢？”

几十年狂风暴雨呼啸而过，遥远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杯里的薄酒，愈来愈浓烈醇厚，启民的眼睛里闪出了泪光。……

那时，我们多么纯真啊！

2004年6月11日于广州丽江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