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魁天下 扶丧故里

早在二百多年前，文天祥的同乡、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就曾说，要说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南宋建都一百二十余年后，临安人口已超百万，城内殿阁楼台林立，市肆坊巷喧嚣，商业发达，文化气息浓厚，其繁华程度更胜当年，加上现下参加殿试的数万士子及随从进京，又正逢端午佳节前后，京城更是热闹非凡。

参加了殿试，天祥本可以陪着父亲和文璧游览山水名胜，探访寺观祠庙，品尝风味小吃，更可去瓦舍观看民间的技艺表演，什么小唱、大曲、京词、耍令、吟叫、打硬、踢弄、相扑、傀儡、舞绾、说诨话、装秀才、划旱船、耍和尚等等，那里的节目可谓百戏杂陈，勾挠着人们的胃口。

然而父亲高烧持续不退，有时竟至昏迷，已经起不了身了。文天祥一边等着发榜，一边忙着请郎中，抓药，煎药，在客栈里尽心待奉父亲。

殿试是五月初八，发榜唱名要到二十四日。中间这段时间，考官要阅批试卷，然后由主考官从中选取前十名，交宰执复审，最终由皇帝钦定高下。

自古说御试策对是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对话，盖因这是考评士子的学识水准，同时也往往是皇帝征求治世之策的一个渠道。南宋“兴文教，抑武事”，标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理应格外重视这“第一次对话”。南宋的第一任皇帝似乎也做到了。绍兴二年（1132），赵构要求考生直抒胸臆，放胆建言，并提示考官说：“今次殿试，对策直言人擢在高等，谄佞者置之下等。”考生张九成果真在对策中无所畏避，直击高宗软肋——恐金、听谗、纵欲、重用宦官、忘却父兄之仇，可谓一针见血，却果真被擢为第一名。

然而朝廷从来就是两张皮，更多的时候，殿试于皇帝亲览更像是一个秀场，更像是为获取一个善于“纳谏”的虚名，考生也不傻，他们因此也多为揣摩人主意向，投其所好，以表忠诚，而力避“逆龙鳞”的言论，否则，结果就可能与考试目的相背驰。

殿试的这种流弊也败坏了士风。文天祥在他的《御试策一道》中就对这种日益败坏的士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斥学子“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入仕前只为追名逐利而学，入仕后只知道投机钻营，这些人于国于民何利？文天祥的质疑何其尖锐！可考生的命运掌握在考官手里，考官则唯皇帝的鼻息是瞻，当今理宗赵昀已不是当年的高宗赵构了，从他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就可看出他的好恶。文天祥在试卷中对不良学风好一通猛批，加之揭露抨击当今朝政的激烈言辞，还指望能有好果子吃吗？

幸运的是，文天祥遇到的这届主考官是王应麟。

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居官期间，敢于针砭时弊，建言直谏，有直声之美名。后见权臣阻斥，无可建树，遂辞官潜心于学术，著有《困学纪闻》等六百多卷，后世相传千古第一童蒙读物《三字经》，就出自他手。他在中进士时曾说：“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后又指出，南宋大病有三：一是民穷，二是兵弱，三是财匮，归根是士大夫无耻。可见他与文天祥秉性相通，志趣相投。

文天祥的卷子到了王应麟手里，他见这篇洋洋万言策对主题峻拔，论道透彻，大气磅礴，文采飞扬，更难得的是充溢、偾张着士子的血性，挺立着士子的坚骨，便不由得叫好。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把文天祥的卷子列入前十，呈送给理宗皇帝。

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理宗竟也看好这封卷子，他非但没有拍死文天祥，还把他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

要知道，当今的理宗皇帝已然是个沉溺享乐、喜狎佞人的昏君了。

那边是国门累卵，国库告窘，他这里却是荒淫无度，穷奢极欲。为博得宠妃阎氏的欢心，他不惜耗巨资为阎贵妃建功德寺，其规模之大，用料之贵，装饰之豪华令人瞠目，百姓恨极，有人在寺内法堂鼓上用大字书一联：“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一个阎贵妃却也不能满足色欲，后宫每年都要从民间挑选大量美女充作嫔妃。这也不够，还要召妓淫乐，名妓唐安安“歌色绝伦”，便被留于宫禁，她用的妆盒、酒具以至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打制。理宗如此，他的宠臣董宋臣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为满足理宗纵欲的需要，他卖力地将佑圣观建得富丽堂皇，还大兴土木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理宗身边还有一个佞人丁大全，此人面呈蓝色，狠毒贪残，靠走阎贵妃和董宋臣的路子得宠。还有一个马天骥，此人在理宗的女儿结婚时，献上罗细柳箱百只，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内放一百万贯的楮币，从此官运亨通。

“天下之患三：曰宦者，外戚，小人。”正如监察御史洪天赐说的，董宋臣、丁大全、马天骥依附阎贵妃，弄权乱政，脏浊纪纲，加剧了朝政黑暗，士风败坏。刚任右相的董槐是个直臣，一向坚决主张抗击蒙军的侵扰，几年前四川守军接连打败仗，他曾请缨主持四川军事。甫任右相他就直谏，说现今害政者有三：一是皇亲国戚不奉法，二是执法大吏久于其官擅威福，三是京城司不检士，将帅不约束部下，任其胡作非为，要求除去三害，其矛头直指阎贵妃、董宋臣之流。这几个人对董槐既惧又恨。丁大全以自己是台臣之便，寻机诬陷弹劾董槐，就在文天祥参加殿试后一个月，任相不到一年的董槐就被罢免。但诏书还没下，丁大全便迫不及待地在半夜调兵围住董府，把他劫持上轿，骗他说要把他抬到大理寺去，出了北门却扔下他一哄而散。有人写下“空使蜀人思董永，恨无汉剑斩丁公”的诗句发泄不满，还有人怒不可遏地在宫门上写下“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八个大字。理宗对这一切却置之不理，任由这些人为自己的享乐奔走效劳。

就是这么个宁信奸佞不用贤臣的昏君，为什么会把有违“勿激勿泛”、通篇带刺的文天祥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呢？

要说是理宗装，以博取一个“纳谏”的虚名笼络人心，那也太牵强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考官原来提交的第一名更加有悖“勿激勿泛”，竟然直点董宋臣和丁大全的大名加以斥责，为理宗不容，因此理宗把他从第一名抑置为第二甲赐进士出身，而让文天祥顶替上去。但这也说不通，因为在文天祥前面还有五人，拿掉第一名，也轮不上文天祥顶替。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天祥在卷中主张剿灭国内盗贼以除心腹之患，正合理宗的心意。文天祥在关于盗寇与边备一题中指出，蒙古军南侵是由国内农民起义引起的，蒙古军不是不可战胜，而内部盗贼与蒙古军勾结乃是问题的症结。他于是献言道：“臣愿陛下将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则寇难一清，边备或于是而可宽矣。”

此说也难以站住脚，因为正如文天祥所说，“本朝以道立国，以儒立政”，实行的是守内虚外的祖法，一向把内控作为头等大事，文天祥的主张并无新意。

至于理宗为何青睐文天祥的卷子，还有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说是因为文天祥在策对中大谈理学，而确立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把理学定为官学正统，正是理宗的功劳。

理学是在南宋儒学各派互争雄长中形成的新儒学，它的成长也历经坎坷。宁宗时的权臣韩侂胄结党营私，骄奢淫逸，受到朱熹的抨击，就把理学打成伪学，史称“庆元党禁”。史弥远开始也崇理学，但他逼死济王赵竑后，遭到理学家们的弹劾，便也反身排挤打压理学家。到了理宗，他独尊理学，跟他的身世经历有关。理宗本是赵宋宗室的远族，出身低微，他是通过史弥远为自身利益搞的政治阴谋登上皇位的，上台后又借湖州事变逼死了原皇位继承人赵竑。在上台前，理宗就师从郑清之学习程朱理学，亲政后为了稳固统治，在治国上有所作为，也为了争取士大夫的理解支持，瓦解对他的非议和反抗，又请大儒真德秀兼侍读，把“毋不敬，思无邪”作为座右铭用金字写在选德殿的柱子上，同时在全国大倡理学，并于淳祐元年（1241）下诏确立理学为道统。可以说，理学是理宗的精神支柱和统治法宝。

文天祥是江万里的再传弟子，在策对中确也深得理学要义，对理学有深刻的阐述和发挥，诸如“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诸如“茫茫堪舆，坱圠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当是时，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诸如“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凡此无不得之于气一元论自然观、朴素的辩证宇宙观等理学精要。

但要说文天祥是因大谈理学而被理宗擢升的，却显得勉强。难道别的考生能不谈理学吗？难道考官们的眼光都还不如一个理宗皇帝吗？自理学被钦定为道统，科考经义或策论，遂都以朱熹和二程的说教为圭臬，成为士子们的敲门砖，而考官也均被理学门人把持，本届主考官王应麟就是以经入仕的名儒，他们评定试卷还能有别的标准吗？

也许，上述原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使理宗赏识文天祥的卷子呢？

笔者认为，此事有必然性，或也有偶然性。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要来自文天祥扣住了试题中“夫‘不息则久，久则征’，今胡为而未征欤”的策问，以法天地之不息为主题，博学而深刻地畅发了不断奋发有为、改革新政、以图振兴的施政观。

而今昏庸怠政、贪图享乐的理宗，当看到文天祥的卷子，会不会恍若回到他意气风发、改革图新的当年了呢？开初，史弥远把他从一个村童推上了皇座，无奈做了十年傀儡，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病死，才始得亲政。这时他正值而立之年，被压抑多年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改次年为端平元年，每日与大臣论道经邦，“中书之务不问巨细，内而庶政，外而边防，丛委，尽归庙堂。无一事区处不关于念虑，无一纸之申明不经于裁决”。他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雄心，在政治上起用理学名士和正直大臣，经济上整顿楮币和盐业，思想文化上崇倡理学，军事上选拔良将、练兵造船、加强四川和京湖防务，全面推行史称“端平更化”的变革，并取得了值得夸口的成效。

但凡一个有过梦想的人，一个曾为梦想奋斗过的人，到了梦逝之年，他的情思免不了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摆荡，在朝气蓬勃的当年和黄昏暗淡的今日之间摆荡，宿命感不知何时便会猝然抓住他，曾经的热血风华和激情岁月不知何时会抓住他，让他在旧梦中沉溺迷失。堕落了的、失去了锐气的理宗，当看到文天祥的试卷时，他的旧梦是否在那一刻被“法天地之不息”的火焰照亮了呢？他情感的钟摆是否在那一刻定格在那激情燃烧的浪漫年代了呢？是否就在那一刻，他触到了文天祥一颗殷切赤诚之心了呢？是否就在这一刻，他大笔一挥，把文天祥的卷子由第七名擢升为头名状元，惠幸于他，或是把他推向不幸了呢？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可以商讨。

果真如此，文天祥的锐意进取精神在所有考生中当是最为出类拔萃的。

侍从皇帝阅卷的王应麟，见理宗皇帝把文天祥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立即趋前参贺：“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五月二十四日，皇帝临轩唱名的日子到来了。

等待唱名的这十多天里，整个临安都笼罩在端午佳节的气氛里，城内外家家插菖蒲、石榴、蜀葵、栀子花之类，市肆坊巷到处是卖粽子和各色美食的摊子亭子车子，寺观祠庙善男信女如织。西湖景区更是热闹，尤其是举行龙舟比赛，岸边和游船上的看客忘情地助威呐喊，一派对时行乐的太平盛世气象，外敌大军压境的危情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文天祥后来写了一首《端午感兴》的诗：“流棹西来恨未销，鱼龙寂寞暗风潮。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将自己的心情与此类气氛做了鲜明的对比。

这段时光对文天祥来说实在是一段晦暗的日子，不说国忧伤怀，单是父亲日见加重的沉疴就让他食不甘味无心旁顾。

唱名这一天，文天祥给父亲喂过了药，来到东华门。

两日前发榜时，榜上有名的新进士们曾被领到净慈寺，排练了觐见皇帝的礼仪。今天各人先领一张上有红印钤的“入集英殿试讫”凭证，然后由殿直引入集英殿，列队站好。

当理宗皇帝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龙袍登上玉墀，隆重的唱名开场了。

宰执先进前三名卷子，分别点读于御案前，然后拆号，报上新进士的姓名。

理宗此前也不知道前三名考生的姓名，当听到他亲擢的状元叫文天祥，不由微微一顿，要过卷子看了一眼，许是颇感吉利，顿时大悦，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文天祥原名云孙，字天祥，考贡士时便以天祥自名，改字履善。皇帝金口这么一开，友人后又以“宋瑞”为字称呼他。

卷子随即传到阶下，几名卫士遂齐声呼唱文天祥的姓名。

文天祥按照礼制，等到呼唱三四声后，方从人众中走出应答。卫士过来把他领往御前，边走边问他的籍贯和父名。到得御前，文天祥躬身作礼，廷上问以籍贯、父名，由卫士代为应答。此时，想必皇帝已看清了这位新科状元的容貌。按《宋史》的描述，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文天祥这般仪表堂堂，想必皇帝心下又是一喜。

第一甲共取二十一名。一甲唱名毕，分列三班，头名单独为一班，第二、三名为一班，四名之后为一班。接着第二甲唱名。唱毕，皇帝就退朝了，唱名的仪式便告结束。余下的三甲不再唱名。

当科丙辰榜共有六百零一人中榜。同榜登科的人彼此称同年，文天祥的同年中另有两位孤忠劲节的人物，一位是比文天祥大十岁的谢枋得，即原来的第一名，因在试卷中直击董宋臣和丁大全，被下置为二甲第一名。此人性好直言，以忠义自任，与人谈论古今治乱国家大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南宋末年知信州，拼死抵抗元军，城陷后遁迹福建乡野，时常穿麻衣向东痛哭，后被元朝“访求遗才”强行送往北方，不屈绝食而死。另一位是与文天祥同庚的陆秀夫，二甲第二十七名，此人稳重干练，铁骨铮铮，在抗元名将李庭芝府中任职时，大敌当前，李府分崩离析，唯独陆秀夫临难不惧，誓死抗战。祥兴二年（1279），宋军与元军在厓山海上大战溃败，任左相的陆秀夫怕受国辱，毅然背起幼帝赵昺跳海殉难。文天祥的《集杜诗》有记，“炯炯一心在，天水相与永”，极赞他的耿耿忠心。

唱名仪式结束后，朝廷按照甲第名次，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发放敕牒，并赐袍笏、御馔。

殿内仪式演毕，接着是光耀无比的游街。新科进士们皆绿袍丝鞭，披红戴花，骑上高头大马，在侍从和杂沓的黄旗簇拥下，出皇城的东门东华门，经由繁华的商业街，前往状元局。盛大的游街队伍所经之处，两旁观者如云，喝彩声不绝于耳，时见豪家贵邸为凑热闹、沾喜气，在门前披红挂彩搭建起的牌楼。

文天祥披红戴花，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仪表堂堂，意气风发。

金榜题名时，这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大荣耀。宋人说人生有四大快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全国有多少士子，从乡试、省试到殿试，能闯关登第的幸运儿又有几人？为能金榜题名，多少人青灯熬瘦骨，多少人痴傻误终生，又有多少人倒在了荒野半途，潦倒悲苦不为人知。曾有人同考场纠缠了一辈子，年过七十犹不死心，进了考场却笔下枯涩，只写下“吾老矣，不能为字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连朱熹的得意门生，一生著述甚多的大儒陈淳，也是屡试场屋不第，直到六十五岁才以特奏名中第的。

及第者飞黄腾达、踌躇满志；而落榜者前程暗淡、风雨洗面，真个是悲喜两重天。唐代诗人孟郊屡试不中，以诗遣闷：“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再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等到四十六岁终于考上进士，立马就变了，趾高气扬地赋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新科进士们一朝登上天子堂，成了时代宠儿，个个扬眉吐气。北宋士大夫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也不可及也。”状元登第，连大胜而归的大将军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何等的殊荣？

走在游街队伍的最前面，刚刚二十一岁的文天祥无疑是兴奋的。但他后来写道：“自隋唐以来，世人尊异科第，若青云者，放之而为之辞。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忧责之始。”他认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当金榜题名之时，在人们的仰视下更应谦虚谨慎，自内心承担起忧国忧民的重任。

到得状元局，进士们迅即被嘈杂的人群团团围住。官差忙着向新科进士们赠送钱物，配备差役；江湖术士们找到曾让自己算过命的进士，满口跑舌头自炫测算的能耐，要进士为他题诗签名，以抬高自家的身价；更多的是从家乡跟来或在京城的亲戚朋友师生同窗，忆往思今，七嘴八舌讲不尽赞誉庆贺的话，气氛甚是隆重热烈。这中间还有许多富豪显贵，宋有榜下择婿的风俗，他们乘机择婿来了，女孩儿也有跟了来，拉住中意的进士攀谈的。传说曾有老者中第，被媒人追逐得不胜惶恐，自嘲地调侃道：“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龄，四十年前三十三。”

文天祥的身边更是被围得个水泄不通，他又像参加殿试那天被挤出一身大汗，而他的内心也不平静。此前，在集英殿唱名毕，受赐袍笏和御馔后，他即向理宗进了一首谢恩诗：

于皇天子自乘龙，三十三年此道中。

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

但坚圣志持常久，须使生民见泰通。

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

文天祥祈愿皇帝一如既往法天地之不息，坚志力行，造福国民。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尽忠报国的决心与豪情。达则兼济天下，光明的前程召唤着他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而谁也不会想到，他从此也如一星烛火和一叶孤舟，将自己抛入狂风暗夜和大河日下的狂涛中，演绎出千古一人的悲壮故事。

文天祥正忙于应酬，忽有公人分开众人，把一人护持他跟前。

那人黑头土脸一把拉住文天祥，连声说：大人，不好了！令尊大人不妙了！

自从殿试前夕父亲文仪一病不起，文璧就充当了照顾父亲的主角，以至放弃了殿试。按说这也是父亲的抉择，知子莫如父，父亲太知道两个儿子的秉性和情志了，他叫天祥一人参加殿试，留下文璧照顾自己，他不知道，这也预示了两个儿子往后的命运。说是忠孝不能两全，从事实上看，后来文天祥为了国家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不能说是尽了孝，而文璧侍母顾家，却为敌国所用，恰是没能尽忠，兄弟俩的归宿可谓大相径庭。这里有必要提一句，不少传本说文璧也参加了本届殿试，但没考上，是不确的。先有江万里在为文仪写的墓志铭里所载“（参加省试后）礼部具奏二子，天祥奉君命先对于广殿”；后有刘岳申在为文璧写的墓志铭里说：“公与丞相俱学，俱贡，俱第。将入对，太师疾病，独留侍，丞相擢进士第一。至开庆己未，公始对。”文璧与哥哥同年录为奏名进士，参加殿试却是等到开庆元年（1259）。

在状元局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文天祥匆匆赶回客栈，只见昏迷中的父亲印堂发暗，牙关紧咬，连汤药也无法进食了。文璧告诉哥哥，就当他们游街的时候，便有几拨人跑来报喜，父亲听说他夺得状元，顿时容光焕发，在床上撑坐起来，要酒饮了一杯，兴奋地回忆起他们几兄弟自小学习的故事，又为霆孙夭亡伤心了一回，可到了下午就不行了，口齿含混不清，突然就昏死过去，请来郎中也无法救醒。文天祥试了试父亲烫手的额头，心生一种不祥之感，却又天地不应徒叹奈何，只能暗自神伤，想父亲对他兄弟几个的好，想父亲对乡亲邻里的仁，想父亲治学的辛勤与才情，也想来京城这一趟的苦乐与不测，想途经玉山时那位和尚的话，为不该让父亲跟来京城而自责不已。文天祥在父亲的床沿坐到天亮，胡思乱想了一夜。

一大早，文天祥即向朝廷请假，得准假三天。后几日，文天祥避开一切活动，专事侍奉汤药，探访名医，伺候父亲。其间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最恼人的是那些看相算命的术士，死磨硬缠甚至连唬带蒙地索要题诗签名，见说父亲病重，道巫又争要作法驱魔，文天祥不堪其扰，又不便动气发作，直弄得身心俱疲。父亲自病倒后，病情起起伏伏日趋恶化，这次接连几日昏睡不醒，直到二十八日才睁开眼睛。这是天祥中状元后，父亲与天祥第一次相见，光彩和精气神倏地回到父亲的脸上。天祥赶紧向父亲俯下身子。

父亲笑了，他自知大限到了，这是他们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便说：“朝廷策士，擢汝为状头，天下人物可知矣。我死，汝惟尽心报国家。”

文天祥用力点头。

父亲看了一眼文璧，又看定文天祥，费力地说：“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

听父亲这般说，文天祥立刻就想哭，先是捂住嘴哽噎，终是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文璧也早已哭作一团。

当天夜里，即文天祥登第状元的第五天夜里，父亲文仪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二岁。

在文天祥《纪年录·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宝祐二年（1254），亦即前年，“公梦召至帝所。帝震怒，责其不孝，公哀诉，以臣实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赐以金钱四，遣去。公出门，而震雷欲击之，自叹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不免雷击。’惊觉，汗如雨。”天祥自认为“以臣实孝”，却又做旁责自己不孝的梦，可见他的孝之情结有多深，他对孝的标准有多高。由此也可体悟到，父亲去世对他的打击会有多大。

《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新科状元的父亲病逝绝非小事，临安府迅疾将此消息上报朝廷，朝廷即派官吏前来治理丧事，同榜进士也纷纷送来礼金。

按礼制，登第后新科进士们还要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如去国子监拜谢至圣先师孔夫子，到礼部贡院出席皇帝所赐闻喜宴（鹿鸣宴），参加为全体新科进士举办的团拜会，还有立题名碑等等，名目繁多，要忙上一个多月。后来在六月二十九日的闻喜宴上，皇帝赐予新科进士们一首诗——《赐状元文天祥已下诗》，其中有句“诚为不息斯文著，治岂多端力在行”，“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想必是对文天祥的谢恩诗及御试策的回应，但文天祥当时并不在场。

沉浸在悲痛中的文天祥顾不上这些了，于六月初一便离开临安，与弟文璧扶柩回家乡庐陵。

得知新科状元护送父亲灵柩路过，沿途多地官府和望族争送祭礼钱物，文天祥一概谢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