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东方文明的传播使者

第一节 泰戈尔生平与创作

“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在文化上进入了空前的繁华期，而此时的东方文化却暗淡了不少。在文化格局上，“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化占据着世界的中心和主导权，西方意识形态统治着世界的声音。

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整个印度文坛玄云黯锁，寂寞萧条，只是在民间创作中才出现一些号召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歌曲。直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民族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才真正产生了印度近代文学。进入20世纪，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更加高涨。印度民族文学也随之迅速发展，日臻繁荣。印度出现了艺术上成熟的、为数众多的、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和非宗教性的诗歌。当时的印度进步作家，看到了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的重大危害。他们“开头对于西方无条件的崇拜被后来的批判情绪所代替”。因此，他们认识到研究本国人民的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印度作家为了唤起人民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的感情，多数都用自己的地方语言进行创作。

近代印度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世界闻名的泰戈尔也是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泰戈尔具有独特的地位。他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反映了印度人民觉醒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印度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倾向，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3年，当泰戈尔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人们认为，“东方文化在西方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发出了声音。泰戈尔用民族语言创作，故事题材以东方文化为主题，将东方文化的魅力再次带到西方，并且引发一股‘泰戈尔’热”，可以说，他是东方文明的传播者。

一、生平与创作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近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成就最大，影响最广泛的诗人、作家。1861年5月7日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望族之家。祖父是最早访问英国的印度人之一，是19世纪初孟加拉启蒙运动的支持者。泰戈尔父亲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有子女14人，泰戈尔最幼。他的大哥是诗人，还是介绍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五哥是音乐家、剧作家；姐姐是一位用孟加拉语写作长篇小说的女作家；年龄相仿的侄辈中有不少人也是文学艺术界的活跃分子。他们的家庭是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中心，经常举办文化活动。泰戈尔自幼生活在这样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他并没有完成正规的学习，主要靠自学和家庭教育。他富于文学天赋，很早就写诗，14岁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5岁发表第一部长诗《野花》。泰戈尔1878年赴英国留学，学习英国文学并研读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此后的岁月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并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1884—1891年，任“梵社”秘书，反对宗教偏见和传统陋习。1891年在农村管理父亲的田产，同时搜集民歌、民谣，了解了下层人民的不幸，对他的创作有一定影响。1901年，泰戈尔创办了一所学校，自己亲自讲课，宣扬和传播古老的印度文化。到1921年发展为著名的国际大学，不同国籍、性别、种族的青年都可到这所大学学习、任教。然而20世纪初年，泰戈尔个人生活遭遇不幸，妻子、女儿、父亲相继去世，这在他的诗集《回忆》（1903）、《渡船》（1905）中留下痕迹。1905年，英国政府推行分裂孟加拉的政策，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1910年，长篇小说《戈拉》问世，对教派主义和崇洋媚外两种恶劣倾向进行了抨击。同年，诗集《吉檀迦利》孟加拉文出版，1912年英文版问世，次年此诗集获诺贝尔文学奖。1912年，加尔各答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1915年，英国政府封他为“爵士”。1919年，因英国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泰戈尔声明放弃“爵士”称号。从1913年起，他先后出访美国、英国、法国、丹麦、日本、瑞典、奥地利、前捷克、前苏联、中国等。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享年80岁。

泰戈尔生逢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但他世界观最基本最核心部分还是印度传统的泛神论思想，即“梵我合一”。在《缤纷集》中，他第一次提出“生命之神”观念。他对神的虔诚是和对生活、国家与人民的爱融合在一起的，这使他的诗歌也蒙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外，他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但又不抹杀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些思想中的矛盾都表现在泰戈尔创作中。

综观泰戈尔一生思想和创作发展，可大体分三个阶段：1880—1901是泰戈尔创作和生活的早期。这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泰戈尔是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他广泛接触了社会，亲眼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专横跋扈。他同情农民的境遇，并对农村的社会进行探索，企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在文学上，他边创作边收集，整理民歌、民谣，从民间丰富多彩的口头创作中吸取鲜活的营养和丰富的素材。1881年，泰戈尔出版《黄昏之歌》，此后出版了抒情诗集《画与歌》（1884）、《刚与柔》《心灵》（1890）、《收获集》《金帆船》（1894）、《缤彩集》（1896），哲理短诗《微思》（1899），歌剧《瓦尔米基天才》（1881）等。这一时期的抒情诗表达青春欢乐，描写大自然风光，抒发“自由的，不受拘束的思想”，很受读者欢迎。但是最能代表泰戈尔早期创作成就的是故事诗和短篇小说，他先后完成了一部故事诗集和60余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

1901—1919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1901年，泰戈尔为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离开父亲的庄园，到圣地尼克坦创办一所学校。这时期是泰戈尔一生创作最丰富最重要的时期。从1902年到1905年，泰戈尔先后经历了丧偶、丧女、丧父等巨大悲痛，诗集《回忆》（1903）、《儿童》（1903）、《渡船》（1905）便是这种个人生活悲剧的记录。但是，泰戈尔并未因个人的不幸而一蹶不振。当190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推行分裂孟加拉省的政策时，泰戈尔毅然离开乡村，去加尔各答投身于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他高唱自己谱写的爱国曲参加游行，并在集会上发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演说。1909年泰戈尔在解放运动遭到失败、革命转入低潮时回到圣地尼克坦过半隐居生活，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以及农业改造活动。这时期泰戈尔为民族解放运动写了许多政治抒情诗。同时期他陆续创作表达复杂矛盾思想的诗歌，如《吉檀迦利》（1912）、《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这些诗歌集中表现了人道主义和泛神论思想。泰戈尔还致力于长篇和中篇小说创作，著名长篇小说有《小沙子》（1903）、《沉船》（1906）、《戈拉》（1910）等，这些小说反映了印度现实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印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泰戈尔还创作了喜剧《暗示之王》（1909）、《顽固堡垒》（1911）、《邮局》（1911）等。

从1919年到泰戈尔逝世，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一时期，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泰戈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的斗争。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旁遮普的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时，他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1915年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爵位，以示抗议。此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2年起，为了寻求印度民族解放的道路，他频繁地出国访问，仅在1920年到1921年间，他先后访问过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瑞典、奥地利和德国。在国外发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的演讲。1924年，泰戈尔曾来中国访问，对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他又几次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严辞谴责。

在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他写有长篇小说《最后一首诗》（1929）和《纠缠》（1929）；剧本《摩克多塔拉》（1922）和《红夹竹桃》（1926）；散文集《在中国的谈话》等。1930年泰戈尔访问苏联以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泰戈尔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散文比较著名的有《俄罗斯书简》（1930），这是诗人在苏联访问期间和去美国途中给亲友们所写的一部书信集，共收书简14篇。这部书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苏联的见闻，热切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深刻地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俄罗斯书简》写得朴素真实，充满了高昂的激情。

泰戈尔后期的诗作，不仅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开辟了新的天地。诗人在后期出版的诗集有20多部，主要有《随想集》（1922）、《叶盘集》（1936）等。泰戈尔后期的诗，有不少是总结人生经验的抒情诗；还有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被认为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精华。泰戈尔的后期政治抒情诗，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叶盘集》中的《非洲》，诗人谴责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表现了对非洲人民的深切同情。《敬礼佛陀的人》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胜利的丑恶行径。这些政治抒情诗，不仅没有神秘主义气息，而且也少温和的改良主义情调，而代之以昂扬的激情和战斗的号召。泰戈尔后期的诗作，还开辟了近代意义的孟加拉语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道路。

20世纪三十年代，泰戈尔还开拓了自由体诗新领域，《边沿集》《病榻集》《康复集》《生辰集》等都是用自由体诗写的诗集。他的自由体诗，充满着诗的激情和内在韵律。他认为“自由体诗不仅改变了诗的形式，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诗的概念，甚至改变了其内容”。泰戈尔后期诗体形式上的开拓精神，也表现了泰戈尔晚年生命的活力。泰戈尔极其丰富的作品，为印度近代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泰戈尔的创作，又为借鉴外国的优秀文艺，开拓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艺作出了榜样。泰戈尔的不懈努力和开拓使印度的民族文学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泰戈尔于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逝世。在他长达60多年的创作活动中，总共留下了50多部诗集，30种以上的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30多部剧本。此外，他还创作了2000多首歌曲和2000多幅美术作品，出版了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和化学等方面的论著。

二、泰戈尔创作的主要特征

谈论泰戈尔作品的特征就得谈他的诗歌，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年限长达70多年，而他生长在一个独特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里，受到了印度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是与社会变革、个人经历、家族影响、宗教思想分不开的，他的诗歌创作中浸透着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泰戈尔诗歌分为三类：早期故事诗、中期抒情诗和晚期政治诗。他的诗作中，爱祖国、爱人类、爱自然、爱生活的美好情感和对神的信仰、对现实的苦闷失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乐章。可以这样概括：他的主要风格在于将抽象的思想观念、深邃的哲理意识和无形的精神活动变成生动可感的、具体有形的艺术形象。

首先，他善于通过拟人化和形象化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思想意图。如《吉檀迦利》是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这是一部典型的宗教性的文学作品，它是献给神的歌，是一部充满了哲学思想的颂神色彩的抒情诗。这神是从印度哲学中玄而又玄的梵这个抽象概念演化而来的一个具有人格的有形的具体的神的形象。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它把印度宗教崇拜的单一的那个神，变换为人神合一的形象，这样一个宗教神的形象包含了诗人的哲学思考、内心向往和仰慕，他被赋予了各种可感的具体的形体：上帝、天父、朋友、同志、父亲、国王、主人。诗人使这个形象在现实中活动，在人群中歇足，在阳光下、阴雨中生活，具有和人相同的生命、思想和灵魂，而这些都明显受到希腊神话的影响，而他描写的这个神的形象有时又幻化为太阳、光明、云、风等自然形象，表现出神的无限威力、无上人格，深深烙上了希腊神话和传说的印记。

其次，泰戈尔诗歌的鲜明特征和独特风格还体现在他的诗歌融抽象的哲理性和浓郁的抒情性于一体。泰戈尔的诗歌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他的抒情诗，这些饱含激情的抒情诗中往往充满了深邃的哲理但同时又漫溢着浓厚的抒情性，如《吉檀迦利》的第67首：

你是天空，你也是窝巢。/呵，美丽的你，在窝巢里就是你的爱，用颜色、声音和香气来围拥住灵魂。/在那里，清晨来了，右手提着金筐，带着美的花环，静静地替大地加冕。/在那里，黄昏来了，越过无人畜牧的荒林，穿过车马绝迹的小径，在她的金瓶里带着安静的西方海上和平的凉飙。/但是在那里，纯白的光辉，统治着伸展着的为灵魂翱翔的无际的天空。在那里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有言说。

这里诗人把至高无上的神，与天地自然、黄昏、清晨、美与温暖、纯白与光辉融为一体，颂赞着万物的爱和对和平、自由的向往，浸透着博爱精神和对自由宁静的精神境界的永恒追求。这就是他受家庭和《奥义书》的深刻影响的体现，也是他美学思想的体现，即神是无限和有限的和谐统一，这些抽象的哲理，透过拟物的艺术手法和无以伦比的优雅又浓郁的情韵，形象生动地揭示出来。同时也使人体会到诗人对自然万物的爱及永恒广阔的追求之情跃然纸上。

再次，由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突破了浪漫主义直抒胸臆和现实主义客观白描惯用手法，往往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将抽象的意念和内心世界的变化借具体物象来暗示或显现。如：春天、雨季、夜晚、阳光、白昼、天空等都是诗人常用的意象，泰戈尔特别强调运用象征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他的《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其中的新月即象征童心，飞鸟则象征自由，而园丁象征爱情的奉献等。除此之外，诗人还喜欢用短小的诗句表达深远的思想和哲理，并且也喜用寓言来传达思想，这也是印度传统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诗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如：“没有人永远活着，弟兄，没有东西能得以经久。”“花儿萎谢；但是戴花的人不必永远悲伤”“知识对我们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不会有时间去完成它。”

第二节 泰戈尔研究评述

一、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泰戈尔的研究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研究

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刊出他选译的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中的《赞歌》，这是中国最早翻译发表的泰戈尔作品。此后，半农、郑振铎、王统照、王独清、叶绍钧、李金发、黄仲苏、瞿世英、徐志摩、许地山、焦菊隐、冰心、梁宗岱等著名文学家都先后翻译介绍了泰戈尔的作品。当时，正在寻求以新的审美方式、理知结构认识世界、创造世界的“五四”青年以极大的热情传诵泰戈尔的作品，阅读乃至模仿泰戈尔的小诗成为一种时尚，这就掀起了中国的“泰戈尔热”。与此同时，试图理解泰戈尔艺术、思想世界奥秘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在悄悄诞生，并随环境影响而迅速出现一股空前绝后的泰戈尔研究大潮。但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新的政治环境的要求而转入潜流，特别是到了三十年代，只是有人偶尔提及泰戈尔。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关于泰戈尔的研究主要是在二十年代，我们把二十年代看成是中国泰戈尔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一期间关于泰戈尔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成熟期、高峰期和退潮期。

发生期1915年10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泰戈尔的四首诗。这是中国最早发表泰戈尔译著的人。1916年，胡学愚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印度名人台峨氏在日本之演说》一文，此文带有一定的学术色彩，但是还不算是评论界对泰戈尔进行研究的文章。1920年初，第一个试图综合评析泰戈尔文学成就的是翻译家黄仲苏，他在《太戈尔的诗首序》初步阐发了泰戈尔诗歌的基本特征，精辟地指出泰戈尔的作品反映了爱国主义、东方文明和自然精神。由此，这篇小序也就奠定了中国现代泰戈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不久，黄玄沿此思路写出了中国第一篇《太戈尔传》，文章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泰戈尔的生平、艺术和思想，这表现出中国学术界试图全面理解泰戈尔的强烈欲望。王靖在其《太谷尔小说序》中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努力。这些文章虽然难以避免起步时的肤浅，但却处处闪烁着直觉感悟式的真知灼见，大体把握了泰戈尔艺术和思想世界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体现出研究者丰富的感情和独特的个性。这是符合泰戈尔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

成熟期关于泰戈尔的研究在1921年出现成熟的态势，它的标志便是瞿世英、郑振铎合写的《太戈尔研究》的发表。瞿和郑都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作品翻译者之―，也是中国最早的泰戈尔研究者之一。他们通过自己掌握的丰富资料，既深入分析了泰戈尔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及其对印度乃至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又系统阐释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和人格力量，论文以缜密的思路，深刻的见解与优美的文笔相结合，显示出中国学术界对泰戈尔精神世界的不凡认识。

高峰期1923年泰戈尔通过朋友爱英哈司向中国表达了他想访华之意。消息传出，举国兴奋，使刚刚形成的泰戈尔研究潮流顿起洪峰。《文学周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晨报副镌》《时事新报》等报刊纷纷载文甚至开辟专栏，全国著名的文人学士争相撰稿，或介绍或研究。而1924年4月泰戈尔踏上中国土地之时，则真可谓举国唯泰戈尔是瞻。这种盛况极大地促进了泰戈尔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据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表明，仅1923年和1924年间，中国的泰戈尔研究论文就多达近百篇，大致是此前此后研究论著数量的总和。人们从不同的思想立场、不同的侧面评说泰戈尔。既有研究泰戈尔文学成就的，也有探讨他的思想特征、历史文化背景的，而更多的则是从泰戈尔所倡导的东方文明这一点引发，结合中国文化的具体特征而进行东西文化比较。其中较有份量的是郑振铎的《太戈尔传》、王统照的《太戈尔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表象》、瞿世英的《优婆尼沙昙之哲学及其在文学上之地位》、闻一多的《泰果尔批判》、梁启超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评价泰戈尔思想的文章。郑振铎的文章系统介绍了泰戈尔的家庭背景、人生道路、时代环境，并深入论述了泰戈尔的文学成就和美学、哲学、宗教思想。此文1923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925年出版单行本，是由我国学者写成的第一部泰戈尔研究的学术专著，代表着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泰戈尔研究的最高水平。

退潮期在1925年至1929年间，泰戈尔的作品虽仍不断译成中文出版，但研究文字却寥若晨星，呈现出退潮的特征。此间主要的成果是当时出版的郑振铎的《泰戈尔传》和许地山写的《中国文学所受的印度伊斯兰文学底影响》。许地山从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视角宏观考察了中印文学的渊源关系及其流变过程，高度评价了泰戈尔在这一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由于新的政治环境，到了三十年代，只是有人偶尔提及泰戈尔，关于泰戈尔的研究也进入退潮期。

纵观在二十年代出现的近200篇研究论著中，除了一些介绍、颂扬的文字外，绝大多数文章高度集中于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何谓泰戈尔思想的问题。通过分析得出，当时不管持何种观点的人对于泰戈尔的人格、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几乎一致肯定，综观当时众多的论著可知，所谓泰戈尔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作结，就是‘自我的实现与宇宙的相调和’，‘精神的不朽与生之赞美’，‘创造的‘爱’与人生之‘动’的价值，后一句是前两句的手段，前两句是后一句证实的目的”。

其次，如何看待泰戈尔思想的问题。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而泰戈尔对东方文化的宣传则在很大程度上给它火上添油。因为泰戈尔四处疾呼要复兴东方精神文明，反对西方物质文明。他认为世界文明形态分为两种，即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东方的精神文明，并认为“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他的理想是复活东方文明，创造人类第三期的世界，一个重和平、祈神灵、爱同类，绝不互相攻夺残杀的大同世界。泰戈尔的这些主张遭到当时相当多人的反对，有的从政治上剖析其错误，有的从哲学上分析其荒唐，有的则从宗教立场予以反驳。而对于泰戈尔思想，有的持否定态度，有的持肯定态度，不管是否定，还是肯定，在论及泰戈尔的思想时，一般都是将其置于东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中，从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建构自己的研究框架，阐发自己的思考结果。这就为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历史内容和文化背景，并由此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新领域。”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有关泰戈尔研究一直没有中断，然而在一个“百花”凋零的时代，成果寥寥。直到“百花”竞放的新时期，泰戈尔的研究园地才重现勃勃生机，在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之下，结出累累硕果。我们将这个时期的研究分为两个：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泰戈尔研究的一个重点是资料的挖掘和清理。东方比较文学大师季羡林率先发表了《泰戈尔与中国》，全文分为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怀、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几个部分。文章发表于1979年，因而有些观点仍带有时代的印记，但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研究者，季羡林的文章为后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开启了新时期有关泰戈尔研究的序幕。1983年张光的《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作为继季羡林之后又一篇系统探讨“泰戈尔热”的文章，其意义不容忽视。文章将二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泰戈尔热”置于宏阔的世界背景下来理解，认为泰戈尔热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1984年柳鸿的《泰戈尔和中国新诗》从宏观的角度谈泰戈尔对中国新诗发展所做的贡献，认为他给新诗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使得中国新诗进一步摆脱了旧诗词的影响。文章以冰心、郭沫若为例具体阐发，由面到点娓娓叙来。1987年方锡德的《冰心与泰戈尔》则从微观角度深入论述泰戈尔对冰心创作思想和艺术的影响，作为较早的一篇系统论述泰戈尔对冰心艺术影响的文章，其中的许多观点已经成为有关研究的权威。倪培耕的《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1981年全国泰戈尔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后发表于1986年的《南亚研究》第1期上。文章从翻译文学史的角度来关注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对1913—1981中国的泰戈尔研究译介做了概括评价，资料翔实，论述较为深刻。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学术稳步发展、走向繁荣的时期，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加之八十年代的研究作为基础，因此泰戈尔研究取得了较前更加丰硕的成果，有关研究从文学、文化、思想三个层面进一步展开。此部分的评述首先对总体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然后对分类比较研究的成果进行考察。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总体比较研究成果，它们对泰戈尔与现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关系做了宏观的阐释。如2001年河北出版社出版李岫、秦林芳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文学·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对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其思想和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做了详尽而细致的分析介绍。还有一些论者从泰戈尔思想艺术的某个方面入手进行比较研究，如1995年《铁道师院学报》第三期徐坤的《泰戈尔在华影响的负面效应》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分析泰戈尔在华的负面影响，立意新颖，不落窠臼。2000年《山东师大学报》第三期秦林芳的《泰戈尔哲学思想与中国现代作家》重点分析了泰戈尔“泛神论”的宇宙观和“爱的哲学”人生观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思想的影响，阐述了中国作家接受其哲学影响的内在动因，并对其影响的复杂性做了分析。

由上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研究仍然是重在影响研究，或取宏观的总体比较，或取细微的局部比较，但也应看到对传统影响研究的超越，出现了多种角度的比较。平行研究有秦弓的《鲁迅与泰戈尔》，该文认为关注鲁迅与泰戈尔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鲁迅的东方文化观，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泰戈尔热”。

综观“泰戈尔与中国”研究，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可观的，然而泰戈尔作为一位个性鲜明，并且和中国现代文坛有密切联系的诗人，有关比较研究领域尚有诸多学术的空白需要学者们继续耕耘。

三、国外研究

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泰戈尔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是各界最关注泰戈尔的时期，之后各界对他的关注程度急剧下降。在1961年诗人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书。在泰戈尔诞辰125年，学术界关于泰戈尔的认识开始重新有了兴趣。从研究分类来看，在1990年之后印度出版的图书中，有关泰戈尔的评论性著作74种，关于他文艺思想和作品分析的著作24种。

最早关于泰戈尔的研究是罗伊，1913年罗伊发表了《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Rabindranath Tagore：India's Greatest Living Poet）一书，该书为我们提供了泰戈尔早期生活的传记和他诗歌的部分评论。该书还指出了泰戈尔同时代人对他的崇敬之情，比如他的同代人威廉·B.叶芝。此外书中还提及诗人经历过的讽刺是来自传统的印度文学团体。1939年莱斯尼出版《泰戈尔自己的个性和工作》（Rabindranath Tagore His Personality and Work）详细分析了泰戈尔的个性以及泰戈尔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状态。在传记研究方面，关于泰戈尔的传记多达二百多种，其中代表有E.汤普逊的《诗人与剧作家泰戈尔》和K.克里巴拉尼的《泰戈尔传》。汤普逊是英国文艺评论家，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执教，对于研究泰戈尔研究提供的材料和观点具有一定价值。克里巴拉尼，是泰戈尔的孙女婿，从1933年到1941年在桑地尼克坦与泰戈尔生活在一起，担任《国际大学季刊》的编辑，他对于泰戈尔以及创作背景的研究材料的掌握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的。这些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泰戈尔的生平和事迹提供了依据。

总体来看，2005年扬森·吉普塔出版的《泰戈尔的哲学·阿什盖特世界哲学系列》（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Ashgate World Philosophies Series）是第一个全面介绍泰戈尔的书籍，该书不仅介绍泰戈尔的哲学、泰戈尔的政治主张以及宗教的思考，而且还介绍了泰戈尔的诗歌和他的杂文，以及他对人类背景主题与自然世界生活整体性深刻敏感性思考。此外，该书还探讨了泰戈尔广泛的思想，包括他的灵性思想，他对死亡的意义的理解、他伟大教育的创新以及泰戈尔对话题婚姻的意见和他对印度教的独特理解。

泰戈尔作为文艺创作者，国外关于他的文学理论和思想也很广泛，班纳吉的《泰戈尔：21世纪的理论更新》这一重要的著作探讨了当代著名学者对泰戈尔的贡献，主要分析泰戈尔在文学、音乐、戏剧、美学、政治、艺术与当代理论对后殖民文学和社会理论的发展。这本书是在当前理论活动中的创新，为泰戈尔的评论打开了一个空间。拉达克里希南的《泰戈尔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解释了印度哲学、宗教和泰戈尔艺术的理想，提到泰戈尔的作品就是表达印度哲学和宗教的一些熟悉的真理，这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和泰戈尔哲学以及文学思想提供了参考。Supriya Roy的《泰戈尔：他的艺术世界》（Rabindranath Tagore：His World of Art）追溯了泰戈尔作为艺术家的一生，文中提到，泰戈尔的独特观点贯穿于他的写作中，他的艺术世界聚焦于艺术家的世界，包括文化影响、视觉发展以及在他的艺术和写作中都运用了色彩。文中还分析了泰戈尔在印度现代艺术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美学思想，以及他对桑特尼酮的介绍。

对泰戈尔的研究除了传记、文艺理论以及哲学思想外，还有关于泰戈尔对教育贡献和独道见解的研究。Kumkum Bhattacharya的《泰戈尔：在教育理念和创新实践的冒险》（Rabindranath Tagore：Adventure of Idea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Education）涵盖了泰戈尔极具独创性的教育哲学的方方面面。文中提到泰戈尔作为诗人、国际主义者、人文主义者，以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欧洲人，生活在世界文明两个世纪的巨变之中，并预见了殖民主义的解体和文化的全球化，他对教育的看法使创新的个人处于探索知识的中心，他回避了小学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人工区别，提倡尽早播种人文主义的种子，培养个人对教育的享受和挑战传统的勇气，他在鼓励独立思考和采取行动作为反对殖民压迫和屈尊俯就的同时，预见到了现代对批判性思维的关注。Matthew Pritchard的《泰戈尔的脸谱舞蹈艺术教育：音乐是没有词的教育》（“A Poem in a Medium Not of Words：Music，Dance and Arts Education in Rabindranath Tagore's Santiniketan”）一文提到虽然从泰戈尔最初的理想发展到目前的艺术和音乐部门，但他认为泰戈尔的美学和教育哲学仍然有很大的挑战。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比在欧洲同一时期发展的高现代主义思想更能与进步和博雅教育兼容。这些研究给我们研究泰戈尔提供了新思路。

总的来看，国外的泰戈尔研究范围广于国内，其研究方向大致类似于国内，从研究内容来看，或侧重其哲学思想，或侧重其文艺理论，或生平以及他的教育思想。除此之外，关于泰戈尔的研究还有他的著作研究，其中研究最多的当属《吉檀迦利》。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外以著作形式研究泰戈尔明显多于国内。从国外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泰戈尔的研究从初期关注泰戈尔的生平到后期泰戈尔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作品再到研究。

第三节 泰戈尔重点作品鉴赏

一、《故事诗》（Metrical Tale）

《故事诗》出版于1900年，共收诗歌24首，并有序诗一首，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也是创作于1900年，其余的一些是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如《无上布施》作于1898年，《婆罗门》作于1893年，最早的《戈宾德·辛格》作于1886年。这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叙事诗集，几乎每首诗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读起来就像一篇篇的小说，只不过作者是用诗歌的形式呈现给了我们，使之具有了诗歌的美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和传送。

“故事诗大体分为四组：佛教故事、印度教故事、锡克教故事和马拉塔及拉其斯坦的英雄故事。佛教故事取自《撰集百缘经》《菩萨譬喻鬘》和《如意树譬喻鬘论》；印度教故事取自《歌赞奥义书》及《敬信鬘》；其余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

由此可以看出，实际上印度传统文化对泰戈尔的影响要大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印度古代典籍对其的影响更是极为深远，它们往往成为泰戈尔创作的素材。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他的创作取材于印度古代典籍，但却绝不是简单照抄，而是十分具有独创性的，甚至有很多故事与原来故事的内容完全不同，只不过是借古人之命来为自己的故事服务。

例如《报答》一诗在佛教故事中写的是一个强盗和一个妓女之间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们的人格不可能高明到什么地方。但在这首诗中，作者却使主人公化身为一个无端受冤枉的商人，而女主人公则是一位名满全城的美女，这样写来更容易表达出作者的内心，即在爱情和理智之间的艰难抉择，而不必再考虑道德问题，否则诗歌的主题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爱情是极其高尚、纯洁的，若要两个品德并不高尚的人来演绎就很难使人信服了。有些虽然与远古时极为接近，但在作者的艺术处理下也使其具有了新的意义。

例如取材于《撰集百缘经》的《供养女》，讲述了信奉佛教的频婆娑罗王在被儿子阿阇世王篡位杀死以后，就下令全国不得再信奉佛教，不准供养佛陀。但虔诚的宫女师利摩蒂却依然遵从着自己的信仰，到佛塔前供养并点燃了佛灯，虽然最后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故事虽然与佛经故事极为相像，但经过作者的加工之后，特别是在英国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之时，此时无疑具有了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坚定自己的信仰、勇敢反抗殖民统治的更高层次的意义。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

在《故事诗》中，可以说每一篇的篇幅都不算太长，但它们却都具有极大的内容蕴含量，往往一个任务的个性特点通过寥寥数笔就能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例如《被俘的英雄》中开头两句：“五河环绕着的英雄之国/辫子盘在头上的锡克”。只此两句似乎一个剽悍的、不屈服的民族就屹立在我们面前。再如在《轻微的损害》中当宫女马乐蒂劝皇后不要焚烧穷人的茅屋之时，皇后说道：“抛过一边去这廉价的慈悲心肠！”只一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疯狂的、无情的冷血女人。

二、《吉檀迦利》（Gitanjali）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著名的一部诗集，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诗人从他的孟加拉文《吉檀迦利》《奉献集》《渡口集》等诗集中亲自挑选合成英语的一部诗集，共收集诗歌103首。诗集于1912年出版，在欧洲引起轰动。叶芝为诗集写诗序时写道，“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梦寐以求的世界”。当时泰戈尔的大多数作品尚未介绍给世界，单凭《吉檀迦利》就获得了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意为“献诗”，即献给神诗篇。他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作为泛神论代表作的《吉檀迦利》，描写了诗人对神的赞颂，对神到来的渴望，与神失之交臂的失望，以及与神合一的狂欢，寄予了诗人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从诗行间，令人感受到诗人生命激情，若无形的力量，引导着读者走向诗人构筑的激情与爱的世界里。印度本是—个崇尚宗教的国度，千百年来人们孜致以求努力在宗教的神秘世界之中寻找人生启迪和慰藉。泰戈尔将现代西方人文主义、科学思想与印度传统宗教相融合，潜心汲取印度各种教义中的积极因意，用西方现代文明与印度古典哲学精神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的“诗人的宗教”，这种生命哲学的深刻内涵，充分体现在《吉檀迦利》中。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泰德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师姐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励志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

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祖国觉醒起来吧。

泰戈尔泛神论的前提是人性的觉醒和生命的觉悟。《吉檀迦利》努力提升人的地位、人的自信和人的尊严，与神的融合使得人的生命和使命变得无比的珍贵。泰戈尔的这一艺术表达是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的东方实践。泰戈尔作为思想深邃的哲人，深沉思考的结果是，人的自信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体现使得有理由不再仰视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神，而是可以拉近与神的距离，将神融入人的生命、生活等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活动之中。由于人神的融合，传统的人的生命与生活变得充满幸福与快乐，并感到自身的崇高与卓越。

三、《飞鸟集》（Stray Birds）

《飞鸟集》创作于1913年，初版于1916年完成。《飞鸟集》其中的一部分由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文格言诗集《碎玉集》（1899），另外一部分则是诗人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诗人在日本居留三月有余，不断有淑女求其题写扇面或纪念册。诗人曾经盛赞日本俳句的简洁，他的《飞鸟集》显然受到了这种诗体的影响。

《飞鸟集》乍眼看来，内容似乎包罗万象，涉及的面也比较广，白昼和黑夜、溪流和海洋、自由和背叛，都在泰戈尔的笔下合二为一。然而，就是在这种对自然、对人生的点点思绪的抒发之中，诗人以抒情的彩笔，写下了他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索，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他的诗像珍珠一般闪耀着深邃的哲理光芒，不仅唤起对大自然、对人类、对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而且也启示着人们如何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理想追求，让整个人生充满欢乐与光明。泰戈尔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以一颗赤子之心，讴歌的是对人民的真挚的爱，抒发出对整个大自然、整个人类，以及整个宇宙间的美好事物的赞颂。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十分注重对自然的描写，一只鸟儿、一朵花、一颗星、一个雨滴也都具有人性与生命力。他热爱整个大自然。他认为人类情感和自然力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或自然融入人类的感情，或人类的感情融入自然。只有融入自然才能净化自己的生命。自然不仅提供了暗示的形象，而且还积极地协助我们抹去人类生活中一切分离的痕迹；情人可能会分离，而这种分离将淹没在阳光里欢笑的绿草和繁花之下。读了他的作品，便令人觉得宇宙的活动和人生的变化是有意义的，是快乐的，便给人以无穷的勇气。在诗里他还赋予了“晨的意义”。“每日清晨的到来，并不是一件以无休止的单调重复着的琐碎小事，而是一种永恒的惊奇。因为它在光明战胜黑暗，自由战胜束缚的生命的戏剧中是一支重要的插曲。如第325首“不要说‘这是早晨’/并以昨天的名义将它打发掉/象初次看到的一个新生的/尚未取名的婴孩那样看待吧。”又如第32首“神自己的清晨/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新奇的”。

四、《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

《新月集》诗歌主要来源于泰戈尔在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诗集《儿童集》。内容体现诗人通过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途径来实现社会改造这一任务，而爱则是人类的社会理想，是宣传人类爱的产物。作家郑振铎：“我喜欢《新月集》。《新月集》具有这样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婪的成人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的心里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山寻宝，它都能使我们的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读者只要一翻开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泰戈尔在《新月集》中采用了三重的叙述视角：孩子，母亲，诗人。每一首小诗都是一个纯粹视角，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孩子，又或者是诗人自己的俯观的全知视角；纯粹视角下的诗歌主人公身份的单一性，排除了作为社会人的个体身份角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产生诗歌语言在情节叙述和情感表达上的单纯新奇，不包含世俗社会的功利思虑和多重社会化后人们认知事物的套版化思维的因索；它更多体现的是诗人的情绪感觉，而非人们惯常的理性认知。

从艺术表现来说，《新月集》意境轻盈、优美，语言隽水、浅近，节奏鲜明，富于音乐性，其总体形式又是新颖活泼的散文式，读来给人以清新、愉悦之感。此外，全集的37首小诗，构思都十分精巧。它们几乎都含有哲理，又充分表现了童心母爱、自然美。但三者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寓理于情，寄情于景：理、情、景达到了紧密和谐的统一。在诗句中，人们看不到孟加拉毒烈的太阳，干燥的土地，看到的都是葱绿的树木、洁白的芦苇、闲游的鸭子等诗意化的美帧景观。杜甫曾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说明当人们以情感观照自然时，自然就会随心成形。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了一幅恬静、悠闲的工笔画，表达了诗人对和谐生活的无限向往。

《新月集》中，诗人时而化身天真可爱的孩子，时而变成温存和善的妈妈，通过儿童新奇活泼的想象和母亲真纯怜爱的话语，把这种爱化作美丽的具体形象，产生了一种掠人心魄的魅力。在诗集中，诗人对神的爱体现在对自然与人最崇高的神性的爱上。在泰戈尔心中，神、真理、无限是同义语。人和自然是有限的，有限与无限必须统一融合，世界才会充满爱，呈现出欢乐与和谐。也就是说，在和谐统一的世界里，有限显现无限，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泰戈尔心中的神，不像西方的上帝那样虚无，那样的高高在上，难以企求，它存在于大自然和人中，是切实可感的“无限”。“从无限流向有限的泉水——就是“真”，就是“善”，也就是说，有限以真、善、美显示无限的神的存在。

五、《摩诃摩耶》（Mahamaya）

《摩诃摩耶》发表于1892年，他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崖中，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几个剧本，以及许多哲学、政治著作和游记书简等。在他的创作中，尽管诗歌使他驰名世界，但短篇小说也不容忽视，若以其创作的数量，娴熟的技巧，特别是深刻的主题与诗歌相比，可谓独具一格毫不逊色。《摩诃摩耶》在他的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中享有盛名。

《摩诃摩耶》讲述了一个哀伤感人的故事：二十四岁的名门之女摩诃摩耶正和家世低微的青年罗省波热诚相爱，但她的哥哥强迫她同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在火葬场上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按传统习俗，她将与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由于暴风雨的突然降临，才使她未被烧死，美丽的脸上却留下了烧伤的疤痕。被迫以幕遮面的她逃到了罗替波家里，并要他发誓永不拉开她的面幕，这样“这两个没有伴侣的狐独的人，在一起过了很久”。后来，在一个月夜，他违背了他的誓言，拉开了她的面幕，看到了她被烧伤的脸，她没有回答一个字，头也不回地出走了。小说中，泰戈尔还通过设置出身名门的摩诃摩耶与家世低微的罗耆波之间超乎世俗的真诚爱情，表现年轻人对自由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来对抗这个冷酷残忍的悲惨世界，同时也清晰地显现了泰戈尔自己先进的社会理想和进步的婚姻理念。

在情节上，小说工于构思，借力于巧。在情节处理上，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一系列偶然的事件：摩诃摩耶与罗誉波在破庙里幽会，意外地被她哥哥发现，她本未答应罗看波的求婚，但当她哥哥来到他们面前时，她却拉住罗普波的手臂说：“好吧，罗誉波，我会到你家去的。你等着我吧。”这无论是对罗誉波，还是对她哥哥，都是一个意外。然而，更加意外的决定给她以冷酷的打击，哥哥当晚决定把她嫁给在火葬场小屋里等待死神降临的一个老婆罗门，婚后第二天她成了寡妇，她没有悲伤，罗誉波反而有点高兴，但始料未及的事给她以残酷的一击，她必须与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她被绑住手脚搁在火葬堆上，点上了火，人们简直毫不怀疑火焰马上就要结束她的生命。但“火焰窜上来的时候，正好起了狂风暴雨……大雨顷刻之间便把火葬堆扑灭了”，她才能又一次走到罗誉波面前……这些情节是巧，是一种偶然，如果把这一切放到她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去考察，就不是巧，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作品在语言上具有抒情性，他“把抒情诗与短篇小说结合起来”，“他的短篇小说情节简短，篇幅不长，但容量很大却差不多都像诗那样优美动人”。矛他的《摩诃摩耶》在语言的运用上，就富有浓厚的诗歌味道和强烈的抒情色彩。小说的主人公摩诃摩耶，就是作家用满蘸着感情的浓墨塑造出来的，是强烈感情的高度概括和鲜明爱憎的集中体现。作家写道：“摩诃摩耶是名门之女，今年24岁，正当青春美貌的年华，像一座带有早秋阳光色彩的纯金塑像，像阳光那样宁静而光芒四射，还有着一副像白昼光辉一样的自由无畏的眼神。”这语言像散文，更像是一首诗。作家正是用这样凝炼、言短情长、余味不尽、耐人深思的诗的语言，描绘了摩诃摩耶，使她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情力量，使人从作家的一系列比喻中就可清晰地看到这个美丽姑娘的思想性格。

思考题

1．作为20世纪重要的作家，泰戈尔的创作具有哪些主要的特征？

2．结合作品，谈谈你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的理解。

3．《吉檀迦利》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4．谈谈你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东方文明的传播使者”这句话的理解。

5．结合泰戈尔的诗歌，谈谈“诗人的宗教：自我超越”这句话的认识。

学术观点

印度近现代社会知识界中最突出的人物，除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之外，几乎都还是将精力投入到现实的社会活动家。这些作家在艺术创作中首要表现的理想，是政治的、社会的和自由思想的。泰戈尔在这些众多的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他的哲学世界观中，一生都未曾间断过积极寻找将印度从外国殖民桎梏里解救出来的方法，堪称是印度近现代进步思想意志的象征。他在政治家无能为力的领域里，引领人们去发现隐藏在艺术创作深层的思想内涵。泰戈尔的天才思想，正是在印度投入社会还是不投入社会这两大知识阵营的势力彼此消长，并逐渐发生影响的环境中孕育生成的。在他青年时期，其家族中有的人由于接受了英国统治者的思想而不大赞成涉足社会。而泰戈尔几乎对当时的每一个涉及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重要问题都做过论述。由于他一贯坚信人的统一性，因此他对印度社会人为地在人和人之间制造隔阂的种姓制度进行了严厉而持久的批判。由于他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精神，所以他强烈反对西方残酷无情的国家主义。泰戈尔通过自己的努力，诠释了关心民生、关注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如何为迷惘中的人民指明前进中道路的。泰戈尔一向主张民族之间的文化要相互交流，东西方二者不可偏废。这种“世界意识”很早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萌动，并在多样化的家庭教育中得到展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世界意识”，就通过不同的教育渠道深深植根于泰戈尔的理性，这块东西方文化杂糅的沃土之中了。泰戈尔在筹建国际大学并实践他的教育理论时，正值他的“世界意识”逐渐形成文化心理定势的过渡时期，也是他的“世界主义”付诸于行动的重要时节。（孟昭毅：“重读泰戈尔与世界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59页。）

在诗学话语构建中，泰戈尔虽然继承了许多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和诗学范畴，却没有走印度古典诗学重修辞和重形式的老路。印度传统诗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与中国诗学和欧洲诗学构成古代世界诗学三大体系。印度古典诗学有两大传统，一是注重文学审美的味论和韵论，二是注重文学形式的庄严论或修辞学。二者虽然有重审美与重修辞之别，但都注重诗的形式。庄严论主要在诗德、诗病等诗的语言修辞层面上打转转，韵味论也同样关注具体的语言运用和表现技巧，二者都很少关注文学与世界，文学与人等本质性的、本体论的问题。泰戈尔诗学主要从文学与人、文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本质问题。在东方诗学话语转型的同时，西方文论也在经历话语转型，即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20世纪末的怀疑主义思潮、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的流行对文学的存在价值产生了冲击，文学创作领域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和早期象征派的兴起也对传统文学理念造成颠覆。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低潮，传统文学理论衰落，受到质疑；现代文学理论正在孕育或奠基，还没有形成文学理论流派。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转型的范例。二者的互动首先表现为旗帜鲜明地反对科学主义，为文学争取与科学平等的地位。近代以来理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科学主义思潮流行，实证主义方法泛滥，使诉诸人类情感、泰戈尔率先以自己的诗学与西方对话。这样的时代使命和对话的努力，使泰戈尔诗学与西方现代文论形成对话互动关系。无法实证的文学及文学研究边缘化，降到附属地位，甚至陷入危机。泰戈尔以其诗人的敏感和对文学的热爱，较早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从小厌恶刻板的学校教育，对机械的现代科技非常反感。他在创作中常把科技作为反面意象，认为科技阻碍人格发展，导致人性破坏。在他的诗学思想中，也鲜明地排斥科技主义。他以“过剩论”为基础，认为人类的剩余知识产生科技和哲学，人类的剩余情感形成人格，发展为艺术。（侯传文：“泰戈尔诗学与西方文论”，《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14页。）

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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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郑德开：“简评《新月集》的艺术特色”，《楚雄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第88页。
50. 李久兰：“泰戈尔的《新月集》”，《中学语文（中旬·读写新空间）》，2015年第5期，第57页。
51. 泰戈尔：“摩诃摩耶”，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选》（中短篇小说上册），唐季雍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文皆出于此，第40—47页。
52. 季羡林：“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载陶德臻主编：《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