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曼·罗兰：音乐之形与人道主义之魂

第一节 罗曼·罗兰生平与创作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和音乐评论家。在漫长的世界文学史中，罗曼·罗兰凭借“革命戏剧”、“名人传记”和“长河小说”三大系列作品而留名。史诗般的多卷集长篇巨作《约翰·克里斯多夫》（Jean-Christophe，1912）使他获得了19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语是：“文学创作中高度的理想主义以及在描写各种不同典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同情心和真实性。”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古镇克拉姆西的一个公证人家庭。1880年，全家移居巴黎。1886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9年，他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来到罗马的法国学校读研究生。1895年，从罗马回来后在巴黎大学教艺术史，期间开始写作，并从1898年开始发表作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曼·罗兰定居在瑞士日内瓦，参加了国际红十字会“战俘通讯社”的工作，并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一文，谴责了这场战争。1915年，他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结果拖到1916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曼·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1931年12月，在经过长期的书信交流后，罗曼·罗兰在法国与来访的甘地进行了会晤。1935年6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1937年9月，罗曼·罗兰在故乡克拉姆西镇附近购买了一座房子，第二年5月他从瑞士返回这里定居。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罗曼·罗兰本人遭到了法西斯的严密监视。1944年8月，德军败退，巴黎解放，他才又重获了自由。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与世长辞，享年78岁。

罗曼·罗兰的创作大致以20世纪3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主要有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Wolves，1898）、《丹东》（Danton，1900）和《七月十四日》（July 14th，1902）等8部剧本；3部英雄传记，《贝多芬传》（Life of Beethoven，1903）、《米开朗琪罗传》（Life of Michelangelo，1906）和《托尔斯泰传》（Life of Tolstoy，1911）；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Gola Branio，1919），以及一系列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抵制集体主义制度压迫个人“精神独立”的政论文；后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Enlightened Soul，1921）和一系列散文、回忆录、论文等。在1931年，他发表了《向过去告别》（Farewell to the Past，1931）一文，对自己过去的社会活动和思想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经历了对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探索后，继续保持着“精神独立”，继续投身于反帝反法西斯的进步运动。

第二节 罗曼·罗兰研究评述

罗曼·罗兰，20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915年他凭借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罗兰一生的成就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他一生贯穿人道主义思想，主张以“英雄精神”对抗社会黑暗、文化堕落，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其次，其用音乐写作的特点使他成为20世纪法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最后，就是其在战时的大量社会活动，积极投身进步政治活动，成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士。研究罗兰，大多从以上三个角度出发。

一、国内研究

（一）第一研究阶段：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时期国内对罗曼·罗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其思想和翻译其作品方面。在五四期间“爱国”、“进步”的时代主题下，张嵩年最早翻译了罗兰的作品。他在译文《精神独立宣言》之后写有篇幅很长的文章，这是国内第一篇对罗兰进行详细介绍的文章。但是，其中对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稍稍提及，他重点关注的是罗曼·罗兰的思想，欲借这篇政论文表达的独立、自主之精神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到了三四十年代，罗曼·罗兰的政论文、戏剧、名人传记和小说等作品都得到了全面的翻译。罗兰最重要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大名人传记和革命戏剧相继翻译完毕，而且有多个译本。

这段时期，出现了对罗曼·罗兰这样的研究现象：一方面是对罗曼·罗兰思想的大量介绍和作品的大量翻译；一方面却是对其文学作品评论的严重不足。

（二）第二研究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

这一时期，对罗曼·罗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者生平和作品主题上。秋云于1950年著的《罗曼·罗兰》，是一部评传式的著作。该书在叙述了罗兰生平的同时，又对其作品进行了评论。作者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题是对生命意义的阐释，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命运永不停息的抗争；但也同时批判了小说主人公在斗争中没有和广大人民力量结合的个人主义精神。在此期间，孙梁的《论罗曼·罗兰思想与艺术的源流》一文对罗兰思想及其作品评论较为客观。在论文里，作者从罗兰所处的环境包括社会、家庭和学校等方面来论述罗兰的人道主义思想与作品艺术风格的源流，这与同时期大多数评论家从政治标准来解读罗兰文学作品是完全不同的。罗大冈是这一时期研究罗曼·罗兰最重要的专家，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与专著，收入在《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值得注意的是，罗大冈于1979年出版了研究专著《论罗曼·罗兰》。这部专著资料翔实，为今后的罗兰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但是可惜的是，这本书由于时代背景，成为政治学解读，而非文学批评。

这段时期，对罗兰思想和其作品的评论集中在政治学角度，对《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罗曼·罗兰的资本主义人道思想进行了批判。

（三）第三研究阶段：改革开放后—现在

这一时期，对罗兰及其作品研究主要表现在去政治化的反思评价、美学视角下的作品解读和后现代视角下的比较研究三个方面。

1．反思评价方面

1981年，针对读者的广泛质疑，《罗大冈在罗大冈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谈谈〈论罗曼·罗兰〉》一文中承认了自己在写这部专著时受到了时代的“极左”思想的影响，并检讨了在这部书中的错误。随后，罗大冈又发表了《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文。文中作者修正了其观点，认为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不能与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相提并论。

1993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发表《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评价问题》一文，不仅为这部小说正本清源，重新确立其在罗兰作品中的最重要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以文学和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以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评价罗兰及其作品的风向。

20世纪90年代潘皓的《关于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一文观点新颖，认为东西方学者对罗兰及其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截然不同，认为中国与苏联评论家多从其思想倾向的角度肯定罗曼·罗兰，而西方评论家多从罗兰的政治立场与艺术风格的角度否定罗曼·罗兰。

2．作品解读方面

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罗兰作品的审美化解读开始开枝散叶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题角度。艾珉的《奔向光明的激流——读罗曼·罗兰的〈母与子〉》一文提出了罗曼·罗兰的作品的“和谐主题”，认为罗兰作品的创作基调就是在和命运搏斗中达到心灵的和谐。许金声的《克利斯朵夫——真诚地追求真善美的人》一文提出了“生命主题”，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题是对生命力的赞美，生命的价值在于用自由的灵魂去追求真善美。康莲萍、李怡的《自由的生命：〈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中心命题》则提出了“自由主题”，认为正是罗兰本人对于自由生命的追求构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自由主题。

（2）艺术风格角度。张世军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大河式艺术结构》认为罗兰运用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把各种现象都比喻成河流，构成了大河般的艺术机构。秦群雁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结构艺术》认为心灵的历程、音乐的节奏和象征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小说长河般的艺术特色。而周熠的《罗曼·罗兰小说的时空体》，则以巴赫金“时空体”为理论起点，论述了罗兰在其作品中“时空体”的运用。

（3）音乐角度。蔡先保的《试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性》论述小说的音乐性体现在运用音乐手法描绘人物形象、交响乐般的音乐结构的塑造、音乐节奏的运用和音乐环境的描写这四个方面。郑克鲁的《宏伟瑰丽的交响乐——谈〈约翰·克利斯朵夫〉》”认为小说和音乐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在罗兰笔下，产生了无穷的魅力。张苗苗在硕士论文《论小说的音乐品质——以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为例》中从结构、人物、情感、场景、语言和主题六个方面论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两部作品的音乐品质。

（4）女性形象角度。王群的《试论〈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女性形象》认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仅表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对小说的结构有着过渡的作用。严静的《成长的历程，生命的赞歌——〈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安多纳德形象分析》则从文学鉴赏的角度赏析了安多纳德这一女性形象。

3．比较研究方面

（1）比较文学角度。蒋连杰的《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心理描写方法的比较》论述了罗曼·罗兰与托尔斯泰心理描写方法的异同。李庶长的《茅盾与罗曼·罗兰》论述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思想的变化，茅盾对罗兰创作手法的认识经历了从“新浪漫主义”到“新理想主义”的变迁。刘蜀贝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罗曼·罗兰》重点关注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对罗兰创作的影响，论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战争与和平》的继承和超越之处。王少杰、王志耕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性格的异质——兼谈法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差异》一文观点独特，认为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性格既有法国文学人物形象的特质，又有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异质。

（2）翻译文学角度。宋学智的《一部翻译文学经典的诞生——傅雷逝世40周年纪念》大体介绍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翻译情况，重点比较傅雷与敬隐渔两人的翻译版本，揭示了傅雷将这部外国文学经典变成翻译文学经典所具备的重要条件。此外，宋学智的专著《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论述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对茅盾、巴金、路翎和胡风等人的影响，成为翻译文学经典所拥有的艺术魅力和当前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唐桂馨的《傅雷与罗曼·罗兰——译者与作者，跨文化视角下翻译主体间性研究》从译者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傅雷作为译者对罗曼·罗兰的选择，是翻译活动中主体文化认同相互交汇的结果。

（3）传播文学角度。涂慧的《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接受分析——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中心》一文资料详实，内容厚重，论述了中国学者百年来对罗曼·罗兰研究的变迁。在博士论文方面，李磊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现代知识人》主要论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通过五个鲜明的个案呈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这段时期，随着对罗曼·罗兰作品美学元素的关注和比较研究新方法的介入，罗兰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国外研究

国外研究收集到的资料有限，大体看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或对罗兰的生平、思想和作品做综合研究；或侧重其人道主义思想研究。

（一）综合研究方面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罗曼·罗兰》是研究罗兰的重要著作。该书以传记的形式介绍了罗兰的生平，详细地论述了罗兰的戏剧、传记、小说和政论文，文中既有对作品思想的研究，又有对作品艺术性的研究。美国威尔逊著、沈炼之译的《罗曼·罗兰传》对罗曼·罗兰及其作品进行了普及性的介绍，但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缺乏有创见的分析。现代，英国诺丁汉大学的Richard Francis教授写有专著《罗曼·罗兰》，他比较完善地总结归纳了罗兰作品的书目和有关的研究、批评文章的目录，对罗兰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思想研究方面

日本人中泽临川、生田长江合著的《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一文，论述了罗兰的思想内核“英雄主义”，帮助中国学者更好地理解罗兰的思想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并对日后中国的评论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法国人雅克·鲁斯的《罗曼·罗兰和东西方问题》探讨了罗兰反对战争，倡导独立的思想对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苏联评论家伊·阿尼西莫夫撰写、侯华甫翻译的《罗曼·罗兰》不仅阐述了罗曼·罗兰一生中思想的演变过程，还论述了罗兰的《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欣悦的灵魂》等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苏联作家N.莱可娃的《论罗曼·罗兰及其〈约翰·克里斯朵夫〉》认为罗曼·罗兰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文学所宣传的掠夺者的个人主义毫无相同之处。这种奋力的“个人主义”在罗兰的笔下是积极的、褒义的，是精神独立的标志。苏联评论家烈茄士《艺术家罗曼·罗兰》（《质文》第5、6合刊）指出，罗曼·罗兰正视生活、深味生活，所以他说生活是“悲剧”，但是他的作品并不悲观，充满热爱生活的乐观气息。

罗曼·罗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以毕生的精力刻画了一个个不屈于命运、向命运奋起抗争的人物，这些人物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怀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通过不懈的战斗最终实现生命的和谐；在于他创造了独特的音乐写作方式，实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在于他矢志不渝的人道主义理想诉求与文学实践的高度一致，向全世界呈现的一种对至善至美的终身追求，重燃了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

对罗曼·罗兰的研究，还需要对除《约翰·克里斯多夫》外的其他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罗曼·罗兰思想及其作品之间的联系缺乏深入的探讨，对罗曼·罗兰作品思想与艺术风格缺少系统的研究，对罗曼·罗兰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缺乏纵向与横向的深入探讨，对罗曼·罗兰人道主义思想在当今时代现实意义的忽视，这些都是罗曼·罗兰研究的不足。我们期待着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期待在当今学术话语与时代背景中重新挖掘罗曼·罗兰作品与思想的价值。

第三节 罗曼·罗兰重点作品鉴赏

一、《群狼》（Wolves）

《群狼》是罗曼·罗兰“革命戏剧”系列中的一部，以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作为题材，大致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大革命期间，封建贵族子弟德奥朗参加由法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部队。德奥朗在战场上履立战功，或许是因为他的贵族身份，或许是因为嫉妒心理，有不少将士对他并不信任。军队内部，公开表明不信任德奥朗的有韦拉和图利埃两人。而敌军也下定决心，要除掉德奥朗这个“叛徒”。革命军队抓到了一个敌方的奸细，是德奥朗的亲兄弟派来给德奥朗送密信的。韦拉询问了奸细，得知密信为假，实为陷害德奥朗，但他决定将错就错，除掉德奥朗。于是他买通了奸细，催促法军首领凯内尔在军队召开紧急会议，在人证物证面前，德奥朗有口莫辩，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执行。窦理埃得知此事后，心存疑窦，找到主将凯内尔，重新审问了奸细，得知了实情，于是要求凯内尔召集会议重新审理德奥朗。然而在会议上，众人一致认为德奥朗有罪，而只有窦理埃坚持公平和正义高于一切，证据有疑的情况下不能定罪。可是敌方的奸细已经被人灭口，死无对证。最后，决定权落在凯内尔身上。凯内尔心里清楚：根据实情做出公正的判决，判决德奥朗无罪，不仅不能使全军满意，甚至会动摇军心；而错杀一个有功无罪的贵族子弟，更符合革命利益。于是第二次会议决定维持对德奥朗的原判，会后立即执行死刑。同时，判决窦理埃不分是非，扰乱军心，给予撤职的处分。

作者在《群狼》中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那就是祖国、民族、革命利益和公平正义发生冲突时，应该选择什么。《群狼》中的人物在祖国和正义之间做出选择时，凯内尔选择了前者，而窦理埃选择了后者。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对剧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难作出回答。当韦拉作为军人的代言人除掉德奥朗时，或许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能为军队除掉一个可能存在的叛徒。但是为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结果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就如同杀掉恶龙的勇士一样，会成为新的恶龙。而主帅窦理埃面对这件事时，他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要么处罚韦拉，要么处罚凯内尔，最终窦理埃为了掩饰前一个错误，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事实上，公平正义从不会和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发生冲突，公平正义只会和一部分人的私利发生冲突。

戏剧《群狼》的价值还体现在它借古讽今，反映时事，用1793年法国大革命军队中发生的事，来影射1894年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当这部戏剧于1898年在创作剧院上映时，德雷福斯审判案中的主要人物，都观看了这部反映现实事件的戏剧。事后，尽管经过重重困难，德雷福斯案还是获得了平反，主人公德雷福斯被无罪释放，而没有像《群狼》中的德奥朗一样，成为斗争的牺牲品。德雷福斯案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涟漪，但罗兰却抓住了其中永恒的的因素：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抉择。虽然罗兰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在剧中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国家、民族的利益是一时的，而公平正义是永恒的。

二、《贝多芬传》（Life of Beethoven）

《贝多芬传》是罗曼·罗兰“名人传记”中的一部，写于1903年。传记从贝多芬的童年写起，1770年他出生于德国波恩的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一个爱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仆。由于父亲的无能，贝多芬早早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十一岁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当大风琴手。十七岁时丧母，他独自一人承担着两个兄弟的教育的责任。

1792年11月，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贝多芬离开了故乡德国波恩，前往音乐之都维也纳。不久，痛苦叩响了他的生命之门。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的耳朵日夜作响，听觉越来越衰退。起初，他独自一人守着这可怕的秘密，直到1801年，他才写信告诉他的挚友。1801年，他爱上了朱丽埃塔，一个自私、虚荣的姑娘，两年后她嫁给了一个伯爵。身体的残疾和爱情的痛苦，让贝多芬受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月光奏鸣曲》中。

1806年5月，贝多芬与布伦瑞克小姐订婚，美好的爱情让贝多芬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不幸的是，到了1810，爱情又一次遗弃了他，婚约毁了，未婚妻嫁给了另外的人。但这时的贝多芬正处于创作的极盛时期，天才的释放使他受到了世人的瞩目。短暂的光荣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贝多芬陷入经济困窘的境地，亲朋好友渐渐离散，耳朵完全聋了，和人们的交流只能在纸上进行。但在孤独、耳聋、精神肉体饱受折磨的状况下，贝多芬仍用巨人般的意志于1923年完成了《第九交响曲》。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维也纳风雪交加的天气中溘然长逝。

《贝多芬传》虽然也像一般传记一样，从贝多芬的出身和童年写起，叙述他一生中的各个重要的时期，直到他的去世。但与一般传记不同的是，贝多芬的生平和经历只构成了贝多芬这一人物的血肉，支撑其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灵魂的完整的人的是罗曼·罗兰贯穿其中的感情。作者细腻的笔调，强烈的主观情感，抒情诗一般的语言，交响乐一般的节奏和旋律，让传记有着浓厚的抒情风格，有着旖旎的音乐特质。

罗曼·罗兰的思想和创作受到过贝多芬强烈的影响，贝多芬作为音乐天才与悲惨命运的抗争中成就了伟大的心灵，罗兰认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罗兰希望通过他的传记，用英雄的气息，来鼓舞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让他们用勇敢的心灵，来对现实世界进行抗争，在苦难中成就伟大，从痛苦走向欢乐。

三、《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

多卷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最重要的作品，于1904—1912年写成。小说总共有十卷，作品分为四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

第一册是序曲，包括《黎明》《清晨》和《少年》三卷。描写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他早早地成为一家之主，挑起家庭的重担。父亲的去世，爱情的失败，接连的打击让他意识到受难和奋斗便是他的命运。

第二册是大协奏曲，包括《反抗》和《节场》两卷。克里斯多夫发现国音乐界的虚伪和浮夸，奋起抨击，这让他失掉了在宫廷中的职位。后来在一次打抱不平中失手打死了一名军官，他不得不逃到法国巴黎。可是法国的音乐界和德国一样虚伪，克里斯多夫不得不继续奋起反抗。

第三册是组曲，包括《安多纳德》《户内》和《女朋友们》三卷。克里斯多夫在法国结识了青年诗人奥利维，在知交奥利维的帮助下，克里斯多夫渐渐地走出思想的困境，生活也出现了转机。同时，他也收获了与来自意大利的美丽的葛拉齐亚美好的爱情。

第四册是咏叹曲，包括《燃烧的荆棘》和《复旦》两卷。美好的时日如同白驹过隙，奥利维在一次示威游行中死于军警的刀下，克里斯多夫也逃亡到了瑞士，经历了与葛拉齐亚刻骨铭心但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岁月流逝，克里斯多夫在毕生的抗争后，心灵进入了和谐澄明的境界。

在全书之首，有这么一句献词：“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克里斯多夫正拥有这么一颗自由灵魂，怀着这么一颗自由灵魂，具有德国人奔放气质的克里斯多夫奋起反抗德国腐朽的音乐界。在来到法国后，热情奔放的克里斯多夫遇到了理智冷静的奥利维，他收获了真挚的友谊，在一生之友奥利维的影响和帮助下，克里斯多夫开阔了眼界，看到了真正的法国和真正的巴黎，将法国的理智融入了自己的灵魂。与一生所爱葛拉齐亚的相遇使得克里斯多夫来到了意大利，他为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感到陶醉，也在与葛拉齐亚的甜蜜爱情里感到沉醉，葛拉齐亚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大门，克里斯多夫的灵魂，又多了一份意大利的柔美。最终，他完成了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将德国的热情，法国的理性和意大利的柔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奏响一曲灵魂的交响曲。从横向看，约翰·克利斯朵夫从痛苦走向欢乐，从抗争走向心灵的和谐，完成了他的生命之旅；从纵向看，他从德国走向法国，从法国走向意大利，完成了他由民族人上升到欧洲人，再上升到世界人的灵魂之旅。

四、哥拉·布勒尼翁（Gola Branio）

小说《哥拉·布勒尼翁》写于1913年，在罗兰完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后，在瑞士修养期间，于一年时间内一气呵成写成，全书用哥拉自言自语的日记体写成。小说的主人公哥拉·布勒尼翁，生活在法国勃艮第省的克拉姆西镇，也是罗曼·罗兰的故乡，他的职业是细木工，擅长雕花刻板。小说的主要情节发生在哥拉50岁那年，在小说开始时，他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自己建造了一所木屋，和妻子共同生活。除此之外，他有木工作坊，还有两个学徒作为帮工，哥拉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舒适。

哥拉有两项爱好，工作和喝酒。在工作中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国的国王，充满了创作热情和快乐。除此之外就是喝酒，酒杯不离手，笑谈不离口。哥拉就这样知足快乐地生活着。但很快，不幸降临到哥拉的身上，哥拉的家乡发生了瘟疫，哥拉不幸染上了瘟疫，按当时习惯，发生疫情的的住屋，要放火烧掉。但有群人趁火打劫，趁烧屋的时候抢夺财物。在大半辈子积累的家业被抢后，哥拉一怒之下奋起反抗，消灭了匪徒，回归到了原来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不幸再次降临到了哥拉的身上。哥拉的老妻生病死了，房屋被烧掉，财物被抢光，多年来精心雕刻的艺术品也毁于一旦，他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老头。虽不愿意，他也只好去投靠的女儿。最后，经历了诸多苦难的哥拉依旧豁达乐观，哈哈大笑。

哥拉的笑贯穿全文。当他工作时他会笑，他为自己艺术才能感到快乐，他喝酒时会笑，为生活的安定感到知足。他和朋友讨论宗教信仰时会笑，因为他虽然信仰理性，在乎心灵的自由，但明白争论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友情。他的笑并不是盲目乐观的笑，他清楚羔羊（人民）能保护自己不受狼（土匪）的掠夺，但是却无法使自己免受牧羊人（军队）的剥削，此时他的笑蕴含着对生活的洞悉和深刻的哲理。当他失去了物质支柱（房屋、财产）和精神支柱后（艺术品）后，他笑着说：“你失掉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富有，因为心灵会创造你所缺少的东西。”此时他的笑是洞悉人生悲剧后的笑，是认识世界本质之后来自心灵的旷达乐观。哥拉的笑，实际上是罗兰作品中一贯表达的自由、理性和超越生命痛苦之上的和谐境界，这与《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

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虽然写的是17世纪的故事，用的却是中世纪民间文学的笔调，充满爽朗的笑声是这种笔调的特色之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是用这种笔调写成的。《哥拉》的艺术风格继承拉伯雷体，而拉伯雷体则以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为蓝本，而那时的民间文学都是口头文学。所以《哥拉·布勒尼翁》保持着口头文学的痕迹：文体流利，笔调奔放，节奏欢快，语气夸张，语言幽默。所以，在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

五、欣悦的灵魂（Enlightened Soul）

《欣悦的灵魂》（又译《母与子》），包括《安乃德和西尔维》《夏天》《母与子》和《女预言家》四卷，小说写于1921年到1933年。小说女主人公安乃德是法国一位思想进步、力求上进的知识女性，与门当户对的洛瑞相爱并订了婚。但安乃德逐渐发现洛瑞思想落后腐朽，虽然安乃德失身于他，怀有身孕，但也不愿嫁给他，于是她决定取消婚约，坚持生下孩子由自己一个人抚养。祸不单行，安乃德由于所用非人而面临破产。一贫如洗的安乃德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坚持自食其力，竭力抚养儿子玛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战俘的同情使得安乃德冒险帮助了他们。但由于她的反战思想和反战行为，她失去了中学里的教职。安乃德含辛茹苦把儿子玛克养大成人，但性格不羁自由的玛克在感情上与母亲有较大隔阂，玛克由于朋友的启发逐渐地理解了母亲，认识到了母亲高尚的品格，玛克也由对母亲的不满、轻蔑到信任、尊崇母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玛克与俄国女子阿西娅相识、相恋并结了婚。在阿西娅的影响下，玛克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但不久，玛克在意大利遭到法西斯匪徒的杀害，这让安乃德悲痛欲绝，但安乃德还是坚强地承受了这一沉重打击，化悲痛为力量，毅然地接过儿子反法西斯的大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参加拥护和声援苏联的集会，她勇敢地登台向群众发表公开演说，用儿子牺牲的事实去教育、唤醒青年一代，希望他们为人类的进步事业继续战斗。

《欣悦的灵魂》是罗曼·罗兰的又一部“长河小说”，主人公安乃德的姓氏“里维埃（Rivière）”，在法语中就是河流的意思，象征着她的生命犹如一条婉转绵延、奔流不息的河流。《欣悦的灵魂》同时还是一部音乐小说，小说的四卷，如同交响乐的四个乐章，构成了安乃德一生的四个重要阶段。安乃德的生命河流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历经波澜的。在安乃德的一生中，总共遇到了四种考验。首先是世俗的考验，安乃德未婚先孕，做了单身母亲，遭到了众人的非议，但安乃德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女性，她受住了考验，冲破了世俗的障碍。其次是贫穷的考验，当你富有时，你看到的是表象的世界，只有在你一无所有时，才看得清世界的原有面目。安乃德拒绝了妹妹的资助，自食其力，从思想的独立走向了人格的独立。再次是战争的考验，如果说世俗和贫穷的世界还是有序的，那么战争的世界是无序的。安乃德在战争中，仍然持有那份对受难同胞的同理心，她从帮助战俘走向了反对战争。最后是丧子的考验，安乃德的一生，不仅是为自己而活，同时还是为了儿子而活，儿子的离去让她悲痛欲绝。最终，她继承了玛克的灵魂，继续走在反战反法西斯的路上。安乃德的一生就像这么一条婉转绵延的河流，历经波澜而卷起层层浪花，最终变成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汇入大海，归于平静。这条河流，不仅是安乃德的生命河流、灵魂河流，还伴随着女性自由、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等重大事件，成为一条反映时事的“时代河流”。

思考题

1．什么是“长河小说”，你认为“长河小说”具有什么特点？

2．罗曼·罗兰擅长用音乐写作，选择一部作品，试述其音乐特色。

3．罗曼·罗兰对我国的哪些作家产生过影响，表现在何处？

4．从传播角度，试述《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的接受和影响。

学术观点

1．什么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人们定会有种种不同的感受与回答。我所见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发散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它的主人公就是一个音乐家，而且是以几个德国古典音乐家，特别是以伟大的贝多芬为蓝本塑造出来的音乐家形象。这里有着贝多芬式的眼睛与对现实的观察，有着音乐大师的体验与灵感，有着他们内心中那可以包容宇宙万物的奇妙的和声。这部书以语言文字的艺术，传达出音乐天地中的艺术，广泛涉及艺术史领域中一些重大的现象与重大的问题，它本身就构成一个音乐艺术的世界。读这本书，可以得到艺术对心灵的熏陶与洗礼。我所见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它的主人公不仅是音乐家，也是思想探索者、文化研究者，他既上升到当代思想的顶峰作过巡礼，又在巴黎的文化集市上作过考察，他的经历本身就像一条思想文化的长廊，包容了当代的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状与课题以及对它们的见解与思考，这使小说居于高品味的层次，具有严肃深邃的风貌。读这本书，可以增添学识，有益心智。（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第270页。）

2．罗兰在自己的剧本中，究竟宣传了什么理想，什么精神呢？罗兰所处的时代，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上空游荡。由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罗兰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就这一点说，罗兰当时是落后于他的时代的。作为脱离现实斗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对真理的探索，必然导致一些超阶级的内容。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罗兰一心向往的，基本上就是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以及自由、公正、良心、意志、信仰等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所以罗兰在1898年写成的《群狼》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祖国还是公正。罗兰在1899年写成的《理性的胜利》中，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自由，民族的利益还是超民族的理性的利益。罗兰在1902年写成的《总有一天》中，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祖国还是良心，应当服从自己的祖国，还是自己的良心。如此等等。罗兰认为自己总是站在失败者一边。他主张思想就是一切，成功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强调自由，宣称哪里自由受到威胁，哪里就是他的祖国。他重视意志，认为个别人的意志永远比时代更有力量。他突出未来对理想的信仰，认为只有信仰才能使精神变为世界的建设者。谁追求不可达到的目的，谁就强于他的命运。罗兰在青年时代创作剧本的目的，就是要在一个疲惫、战败和缺乏意志力的时代，去唤醒法国人民这种对未来理想的信仰。（姜其煌：“罗曼·罗兰的主要作品和思想发展过程”，《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3期，第61页。）

拓展阅读

1．郑克鲁.谈谈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J].春风译丛，1980，（2）.

2．罗大冈.罗大冈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谈谈《论罗曼·罗兰》[J].外国文学研究，1981，（1）.

3．蔡先保.试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性[J].法国研究，1996，（1）.

4．罗大冈.论罗曼·罗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5．柳鸣九.永恒的约翰·克利斯朵夫[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6．茨威格.罗曼·罗兰[M].杨善禄、罗刚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1. 罗曼·罗兰：“精神独立宣言”，张嵩年译，《新青年》，1919年第7期。
2. 秋云：《罗曼·罗兰》，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
3. 孙梁：“论罗曼·罗兰思想与艺术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4. 罗大冈：《罗大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
5. 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6. 罗大冈：“罗大冈同志答本刊记者问——谈谈《论罗曼·罗兰》”，《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1期。
7. 罗大冈：“再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
8. 柳鸣九：“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多夫》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9. 潘皓：“关于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参见曾繁仁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热点问题》，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10. 艾珉：“奔向光明的激流——读罗曼·罗兰的《母与子》”，《读书》，1980年第8期。
11. 许金声：“克利斯朵夫——真诚地追求真善美的人”，《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
12. 康莲萍，李怡：“自由的生命：《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中心命题”，《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3. 张世军：“《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大河式艺术结构”，《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14. 秦群雁：“《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结构艺术”，《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15. 周熠：“罗曼·罗兰小说的时空体”，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年。
16. 蔡先保：“试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性”，《法国研究》，1996年第1期。
17. 郑克鲁：“宏伟瑰丽的交响乐——谈《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文学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年，第140页。
18. 张苗苗：“论小说的音乐品质——以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为例”，学位论文，海南大学，2013年。
19. 王群：“试论《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女性形象”，《扬州师范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1期。
20. 严静：“成长的历程，生命的赞歌——《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安多纳德形象分析”，《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年第3期。
21. 蒋连杰：“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心理描写方法的比较”，《比较文学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22. 李庶长：“茅盾与罗曼·罗兰”，《东岳论丛》，1991年第5期。
23. 刘蜀贝：“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罗曼·罗兰”，《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
24. 王少杰，王志耕：“约翰·克里斯朵夫性格的异质——兼谈法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差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
25. 宋学智：“一部翻译文学经典的诞生——傅雷逝世40周年纪念”，《中国翻译》，2006年第5期。
26. 宋学智：《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27. 唐桂馨：“傅雷与罗曼罗兰——译者与作者，跨文化视角下翻译主体间性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8. 涂慧：“罗曼·罗兰在中国的接受分析——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中心”，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
29. 李磊：“《约翰·克利斯朵夫》与中国现代知识人”，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
30. 茨威格：《罗曼·罗兰传》，姜其煌、方为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31. 威尔逊：《罗曼·罗兰传》，沈炼之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
32. Richard Francis.Romain Rolland．Nottingham：University of Nottingham，1999.
33. 中泽临川、生田长江：“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鲁迅译，《莽原》，1926年第7期。
34. 雅克·鲁斯：“罗曼·罗兰和东西方问题”，罗芃译，参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35. 伊·阿尼西莫夫：《罗曼·罗兰》，侯华甫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36. N.莱可娃：“论罗曼·罗兰及其《约翰·克里斯朵夫》”，孙湋译，《文哨》，1945年第1期。
37. 烈茄士：“艺术家罗曼·罗兰”，邢桐华译，《质文》，1936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