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诺贝尔文学经典赏析 - 第三章威廉·巴特勒·叶芝：以民族的手指触碰世界

第三章威廉·巴特勒·叶芝：以民族的手指触碰世界

第一节叶芝生平与创作

被称为绿宝石岛的爱尔兰不仅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着神秘的气息，而且生活于其上的凯尔特人也有着独特的宗教信仰、民族精神、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但是长久以来却没有一个伟大的诗人，能够传达出这片土地和这些凯尔特人特有的声音。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自称爱尔兰维克多·雨果的人物出现，这一面貌才有了极大的改观，他就是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叶芝是爱尔兰文学的象征、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自然天成的神秘主义作家，也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重要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1923年，叶芝因“成功地维持了与人民的接触，同时又保持了最具贵族气质的艺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一、生平和创作

叶芝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65—1903年是其生活和创作的早期。他186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山迪蒙，是英裔爱尔兰人。叶芝学习过一段时间绘画，但是他真正的志向是文学创作。其最初的作品深受雪莱、布莱克、王尔德、佩特等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否定爱尔兰沉闷压抑的生活，向往古老的过去和异域的世界，追求完美的灵性的爱情。其后在民族主义者约翰·欧里尔瑞和恋人茅德·冈等人的影响下，叶芝投身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让爱尔兰古老的神话传说、历史传统、生活习俗、民族语言等又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诗歌《郭尔王的疯狂》（The Madness of King Goll，1889）、《乌辛的漫游》（The Wanderings of Oisin，1889）、《茵纳斯弗利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1893）、《谁与弗格斯同去》（Who Goes with Fergus？1893）、《当你老了时》（When You Are Old，1893）、《白鸟》（The White Birds，1893）、《漫游的安格斯之歌》（The Song of Wandering Aengus，1899），戏剧《凯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1892）、《心所向往之地》（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1894）、《胡里汉的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1902），小说《约翰·谢尔曼》（John Sherman，1891）、《多亚》（Dhoya，1891）等都体现了他早期的创作特色。

1904—1925年是叶芝生活和创作的中期。这一时期由于叶芝所追求的茅德·冈嫁给了麦克布莱德少校，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思考艺术的创造、智慧的提升和社会的发展等问题。其创作对剧院的事务、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复活节起义、老夫少妻的婚姻、爱尔兰自由邦的成立、爱尔兰内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重要的生活和政治事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了提高自己整合条块分割的世界和支离破碎的思想的能力，叶芝出版了散文著作《幻象》（A Vision，1925）。在其中叶芝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通灵冥想以及各种文化体系的知识汇集起来，建构了包容人类心理学、历史循环论、灵魂的净化和转化等在内的宏大的思想体系。由于发展出了自己的象征主义诗学，加上受到庞德、皮蓝德娄、梅特林克、弗洛伊德、荣格、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叶芝采用多种面具和意象来表达自己性格和思想的多个层面，揭示爱尔兰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创作一改过去的迷离朦胧、虚幻飘浮，变得更加朴质无华、具体坚实了。这一时期叶芝创作出了《库尔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1919）、《1916年复活节》（Easter，1916，1921）、《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1921）、《德尔珏》（Deirdre，1907）、《在鹰井畔》（At the Hawk's Well，1917）、《骸骨之梦》（The Dreaming of the Bones，1919）等杰出的作品。

1926—1939年是叶芝创作的晚期。此时的叶芝，身体在慢慢衰颓，思想和艺术却更加成熟。其创作注重思考精神与物质、青春与老年、文明与反文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追求生活、艺术和象征的融合，希望激活天地间的大记忆和大心灵。这一时期叶芝创作了《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1928）、《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1928）、《在学童们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1928）、《拜占庭》（Byzantium，1933）、《库尔和巴利里，1931》（Coole and Ballylee，1931，1933）、《在本布尔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1938—1939）、《三月的满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炼狱》（Purgatory，1939）、《库胡林之死》（The Death of Cuchulain，1939）等神秘而又完美的作品。1939年，叶芝于法国的洛克布隆恩去世，其遗骸1948年由爱尔兰军舰运回斯莱戈郡，遵其遗嘱葬于本布尔本山下的教堂墓地。

二、创作的主要特征

叶芝创作的首要特征是鲜明的自传色彩。叶芝的创作涉及他的爱情、友谊、阅读、思考等生活经历，但是他对这些私人生活材料不是直接照搬的，而是让其在思想的熔炉中得到了熔铸和升华。通过叶芝的创作，作家的人格在逐步走向完善，爱尔兰、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问题也得到了深入而又细致的揭示。

其次是浓厚的凯尔特民族特色。叶芝将笔触深入到凯尔特古老文化、民间文学和贵族传统的深处，突显爱尔兰人在爱情、哲学、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独特性，目的就是要恢复种族的有字传统和无字传统等大记忆，唤起爱尔兰人的民族意识，推动爱尔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再次是宏大的文化视野。叶芝的创作立足于自我感知和凯尔特文化的基础之上，但又将目光投向了更邈远和广阔的时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他的创作中相互呼应，东西方文化在他的创作中交流和碰撞。通过汲取和融会各种思想与艺术的精华，叶芝思考的人生、社会、文化等问题具有了深广的普世色彩。

四是其创作持续不断的发展。叶芝是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力还非常强的时候开始他的创作的，但是很快他就通过思想探索和创作实践确立了自己象征主义作家的身份，其后的一系列作品却又表明他不仅对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所知甚深，而且还对荒诞派戏剧、贫困戏剧等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是将支离破碎的世界和思想熔铸成有机整体的努力。叶芝通过《幻象》勾勒了他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然后在创作中反复使用一些思想主题和主导意象，使其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体裁相互指涉、相互补充，其具有互文性特征的各类作品构建了一个丰富而又复杂的艺术世界。

第二节叶芝研究评述

一、国内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大陆从1919年开始翻译、介绍和研究叶芝及其创作，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19年到1929年是第一阶段。最先介绍叶芝的作家是文学研究会的茅盾。茅盾在1919年和1920年相继发表“近代戏剧家传”、“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等，介绍爱尔兰的文学和叶芝的创作。茅盾认为叶芝的创作具有浓郁的爱尔兰民族特色，体现了凯尔特的民族精神，叶芝是“提倡爱尔兰民族解放精神最力的人，他是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先锋”。

1929年7月田汉的《爱尔兰近代剧概论》在上海东南书店出版。在其中田汉充分肯定了叶芝戏剧的爱尔兰民族特征和其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把它们看成是国际戏剧运动的一部分。田汉还介绍了《虚无之国》《幻影之海》《心向往之国》《沙表》等七个剧本。这些作品让田汉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戏剧创作方法之外，感受到了一些新的气息，如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这对他的戏剧观念和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最初十年来看，茅盾、田汉、王统照、郑振铎、鲁迅、仲雪、滕固等作家和学者们在翻译、介绍和研究叶芝的创作的时候，主要注重的是叶芝创作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此时的作家和学者们对叶芝创作的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女性观等思想层面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对叶芝的政治立场也未能作出仔细的辨析，对叶芝创作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涉及很少。

1930年到1949年是中国叶芝翻译、介绍和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继1941年《西洋文学》第9期刊登叶芝特辑产生了较好的反响之后，1944年3月15日第3卷第1期的《时与潮文艺》也刊登了“W.B.Yeats专辑”。朱光潜、谢文通和杨宪益三人为这一期翻译了15首叶芝诗歌，陈麟瑞专门撰写了评论《叶芝的诗》。陈麟瑞将叶芝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其早期诗歌主要写梦幻，中期诗歌写的是现实，晚期诗歌则是梦幻和现实的结合。他在接受西方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应该突破地域的局限，将叶芝定位为“当代最伟大的英文诗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还比较落后，很多作家和学者都有更新文学创作观念和方法的内在需求。叶芝创作的主题、方法、技巧、修辞、语言、意象等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竞相探讨和模仿的对象，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介绍叶芝创作用力最深的是叶公超和燕卜荪。叶公超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开设《英美现代诗》课程，介绍了叶芝诗歌的发展历程和基本风格，让人们对叶芝创作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再到现代主义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燕卜荪在西南联大的一系列讲座涉及叶芝、庞德、艾略特、奥登等英美作家，对卞之琳、冯至、李赋宁、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等人的文学观念影响很大。穆旦、袁可嘉、郑敏等九位诗人创作风格的形成，叶芝的创作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9年到1978年由于西方对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封锁，叶芝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才迎来了叶芝研究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翻译出版了不少叶芝的作品，如裘小龙翻译的《丽达与天鹅》、《抒情诗人叶芝诗选》，西蒙翻译的《幻象》，傅浩翻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王家新编选的《叶芝文集》，赵春梅、汪世彬翻译的《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等。傅浩的《叶芝评传》、《叶芝》等传记，则让人们在阅读叶芝作品的基础上，也对其生平经历有了大致的了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延续了四十年代的思路，但是又有所提高。重要的论文如申奥的《爱尔兰诗人叶芝》、陈恕的《W.B.叶芝》、方汉泉的《略论叶芝其人其诗》等，让闭关锁国很久的中国人再一次了解了叶芝及其创作。傅浩的“叶芝的象征主义”，探讨了叶芝象征主义的来源、特色和影响；他的《叶芝诗歌中的东方因素》则让人们对叶芝的神秘主义思想及其构成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叶芝的戏剧实验》是国内较早关注叶芝戏剧的重要论文，讨论了叶芝为革新爱尔兰戏剧所作的积极探索。这一时期刘爱仪、傅浩、汤卫根等学者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库尔的野天鹅》《茵纳斯弗利岛》等诗歌进行了分析和阐释，让人们对叶芝的一些重要作品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此时学者们对叶芝的《当你老了时》这首诗歌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较多，对叶芝的爱情诗和爱情经历非常感兴趣。这可能与当时爱情受到压抑和扭曲，而改革开放后爱情却又变得物质化、功利化等有关。

进入21世纪之后，翻译出版的叶芝作品进一步增加。傅浩翻译出版了《叶芝诗集》，刘蕴芳翻译出版了连摩尔和伯兰所著的《叶芝》，西蒙翻译的《幻象》在两家出版社再版，殷杲翻译出版了《凯尔特的薄暮》，傅浩编选出版了《叶芝精选集》。它们让读者心目中的叶芝形象渐渐变得丰满起来。

新世纪的叶芝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知网上可以查寻到300多篇论文，重要的如傅浩的《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叶芝的影响及其后的爱尔兰诗歌》、《创造自我神化：叶芝作品中的互文》、《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因素》，黄海容的《叶芝的象征主义及其发展》，许健的《叶芝：魔法与象征》，蒲度戎的《叶芝的象征主义与文学传统》，张中美的《叶芝诗歌创作中的象征特色》，张思齐的《叶芝诗歌中的东方神秘主义》，杜平的《超越自我的二元对立：评叶芝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接受与误读》，刘立辉的《叶芝象征主义戏剧的伦理理想》，何宁的《叶芝的现代性》、《希尼与叶芝》，林芸的《叶芝中晚期诗歌的身体转向》，何树的《叶芝与对立民族主义》，丁宏为的《叶芝：责任始于梦中》，张跃军、周丹的《叶芝诗歌中的视觉艺术》，刘炅的《悲剧的欢欣：叶芝的苦难诗学》、沈家乐的《在文学与大众之间：叶芝的民族剧院理念》等。这些论文的发表说明，在新的世纪，叶芝研究在对象、内容、方法、材料、观点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突破。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爱尔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高速发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浓厚兴趣。由于人们将爱尔兰的发展主要追述到叶芝和海德，所以很多人都在探究叶芝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创作，将爱尔兰和凯尔特精神化，并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刘长轩的《爱尔兰的歌者：叶芝诗歌中爱尔兰主题的嬗变及其原因》，董红缨和冯丽的《从后殖民角度透视诗人叶芝民族文化身份：以叶芝诗歌《丽达与天鹅》为例分析》、丁秉伟的《记忆恢复与历史重建：浅析〈乌辛漫游记〉》、杨秋娟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读叶芝的〈乌辛漫游记及其他〉》、吴国杰的《叶芝的爱尔兰神话情结》、何林的《叶芝与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建构》等十几篇论文都与叶芝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建构有关，探究叶芝创作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创造的策略与方法。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国力逐渐增强，知识界希望通过话语的转换，来呼应中国的崛起，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转型之路。

二、国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叶芝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作家还在创作的时候，叶芝研究就已经开始了。他同时代的奥斯卡·王尔德、亚瑟·西蒙斯、埃兹拉·庞德、乔治·摩尔、T.S.艾略特、茅德·冈、奥莉维亚·莎士比亚、格雷戈里夫人、乔吉·海德——利斯、魏莱斯利夫人、戈迦蒂医生等留下了最早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叶芝研究资料。它们涉及叶芝的人际交往、阅读状况、思想发展、作品创作目的、形成过程、社会反响等很多方面，其中体现的是这些人对叶芝及其创作感性直观的把握，所以也显得弥足珍贵。

叶芝去世之后，他的妻子乔吉·海德——利斯、女儿安妮·叶芝、儿子迈克尔·叶芝、恋人茅德·冈等亲友为他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收集、整理与校勘作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其后学者们在已出版的叶芝作品集的基础上，将没有出版的作品，散佚的书信、演讲、日记、笔记、随笔等手稿收集起来，到目前已出版了14卷本的《叶芝作品集》，为叶芝的研究提供了比较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叶芝是以艺术为宗教的作家，他把作品的修改看成是对自我的完善，这给作品文本的考订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乔治·丹尼尔·波特·阿尔特与罗素·K.阿尔斯帕克整理出版的《集注版叶芝诗集》，罗素·K.阿尔斯帕克整理出版的《集注版叶芝戏剧集》，在编入叶芝创作最后定稿的同时，把各个版本中出现的不同词句罗列出来，这对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创作技巧等是很有帮助的。A.N.杰弗斯的《叶芝诗歌新评》，A.N.杰弗斯、A.S.罗兰德的《叶芝戏剧评论》罗列了各家叶芝研究的材料和观点，供研究者思考和甄别。这些著作对叶芝创作的前言、献辞、注释、各类文体对某一作品的记录和评价等材料非常重视，也提供作品的修改和版本的变化，戏剧上演的时间、地点、演员、职员等很多信息，可以让读者对叶芝的创作有更加深入细致的了解。由于叶芝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影响，在20世纪的西方涌现了很多叶芝研究大家，他们所撰写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提供了叶芝生平和创作的翔实信息。比较重要的如理查德·厄尔曼的《叶芝和他的面具》、A.罗曼·杰弗斯的《作为人的叶芝和作为诗人的叶芝》、哈罗德·布鲁姆的《叶芝》、大卫·皮尔斯的《叶芝的世界：爱尔兰、英格兰和诗的想象》、特伦斯·布朗的《叶芝评传》、R.F.福斯特的《叶芝的一生》等。特别是福斯特详尽而客观的传记著作，深受叶芝研究者们的推崇。从总体来看，叶芝首先是个诗人，所以西方的学者也在诗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吉姆斯·霍尔和马丁·斯特恩曼的《永远的叶芝》、T.R.赫恩的《孤独的塔：叶芝诗歌研究》、托马斯·帕金森的《叶芝的晚期诗歌》、A.G.斯托克的《叶芝的诗歌与思想》、E.卡琳福德的《叶芝爱情诗中的性别与历史》、维恩·K.恰普曼的《叶芝诗歌的形成：无论吟唱什么都是精品》、海伦·温德勒的《我们的秘诀：叶芝与其抒情模式》、麦克尔·西德尼尔的《叶芝的诗歌与诗学》等，对叶芝的诗歌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国外的叶芝研究者在强调其诗歌创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他戏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戏剧研究的层面来看，吉姆斯·W.弗兰尼瑞的《叶芝与其戏剧理想：早期阿贝剧院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海伦·希尼·温德勒的《叶芝的〈幻象〉与其后期戏剧》、里亚姆·米勒的《叶芝的贵族戏剧》、戴维德·R.克拉克的《叶芝和其远离现实的戏剧》、莱奥纳德·纳善的《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悲剧》、理查德·泰勒的《W.B.叶芝的戏剧：爱尔兰神话和日本能剧》、阿德莱恩·弗雷泽的《幕后：叶芝、霍妮曼及其为阿贝剧院所作的努力》、麦克尔·迈凯梯尔的《叶芝与欧洲戏剧》等是国外叶芝戏剧研究中常常被引用到的重要著作。

目前叶芝在西方成了研究的热门。学者们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比较文学等批评理论和方法切入叶芝的创作，探讨的问题涉及叶芝创作与爱尔兰文艺复兴，与神秘主义宗教，与其身份政治，与爱尔兰民间文学，与视觉文化，与其优生学思想，与其循环历史观念，与古希腊戏剧、英国戏剧、易卜生戏剧，与日本能剧和东方文化，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等。这当中重要的研究著述如乔纳善·奥里森的《叶芝与政治》、乔治·卡萨克的《爱尔兰戏剧的身份政治》、安索尼·布莱德利的《W.B．叶芝诗歌和戏剧中的爱尔兰想象》、罗伯·道吉特的《深层次的东西：W.B．叶芝诗歌和戏剧中的帝国和民族》、E.卡琳福德的《叶芝、爱尔兰和法西斯》、麦克尔·诺斯的《叶芝、艾略特和庞德的政治美学》、玛约瑞·豪斯的《叶芝的民族：性别、阶级和爱尔兰》、爱德华·恩吉尔伯格的《鸿篇巨制：叶芝的美学模式》、弗吉尼亚·摩尔的《独角兽：叶芝对真实的探寻》、F.A.C.威尔森的《叶芝与传统》、玛丽·海伦·休恩特的《W.B.叶芝和爱尔兰民间传说》、爱德华·W.萨义德的《叶芝与非殖民化》、D.弗莱明的《叶芝与后殖民主义》、黛尔德·图米的《叶芝与女性》、托马斯·R.维特克的《天鹅与阴影：叶芝与历史的对话》、唐纳德·T.托奇亚纳的《叶芝与乔治亚时期的爱尔兰》、莱昂纳多·欧尔的《叶芝与后现代主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叶芝创作做了比较深入的阐释。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外叶芝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截至1990年，K.P.S.乔楚孟所编的《叶芝：批评分类目录》中，就列出了一万多个条目。在西方还编有每年都在更新的《叶芝：文本研究和批评年鉴》《叶芝图书馆描述性目录》等资料，其中有大量关于叶芝研究的材料可供查阅。随着叶芝手稿等资料的发现、西方文学创作的发展、文学研究视角的增多，叶芝创作的不同侧面将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和关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内的叶芝研究带着非常重的自我本位和实用主义的色彩，叶芝曾被看作是民族解放的吹鼓手、现代主义的大作家、情感忠贞的爱人、文化复兴和创造的楷模等形象，其中难免带着主观的情绪和误读。二是研究布局很不平衡。诗歌研究的成绩大一些，戏剧研究才刚刚起步，小说和散文研究非常薄弱。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几个点，很多重要的作品和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三是研究材料、方法、观点等方面亟待更新和创新，研究深度还有待加强。目前不少研究主要是对叶芝作品的一般介绍、赏析和阐释，系统深入的研究较少。新的14卷本的《叶芝作品集》出版之后，需要国内学术界阅读、消化和甄别，借鉴并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结合我们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发展实际，为世界的叶芝研究作出中国独特的贡献。国外关于叶芝思想和创作的研究很多，涉及文本的校勘与考订，各种创作体裁的对读，用各种批评方法分析和研究叶芝的作品，探讨叶芝创作的来源和影响等。但是也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品和问题很少有人涉足，而且其研究大多局限在欧美的范围之内，单一的文化语境使其独特性没能很好地凸显出来。

第三节叶芝重点作品赏析

一、《当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

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

慢慢吟诵，梦见你当年的双眼

那柔美的光芒与青幽的晕影；

多少人真情假意，爱过你的美丽，

爱过你欢乐而迷人的青春，

唯独一人爱你朝圣者的心，

爱你日益凋谢的脸上的哀戚；

当你佝偻着，在灼热的炉栅边，

你将轻轻诉说，带着一丝伤感；

逝去的爱，如今已步上高山，

在密密星群里埋藏它的赧颜。

（飞白译）

这是叶芝献给自己创作的缪斯茅德·冈的一首诗。茅德·冈是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女儿，爱尔兰著名的女演员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1889年叶芝邂逅窗前苹果花一般美丽动人的茅德·冈，并对她一见钟情，随后展开了将近30年的情感追求。尽管叶芝对茅德·冈一往情深，她却只钦敬叶芝的艺术才华，一次次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是叶芝一生中最致命的缺憾，欲望的升华留下了数以百计的献给茅德·冈的诗篇，如《漫游的安格斯之歌》《他冀求天国的锦缎》《箭》《白鸟》《亚当的诅咒》《寒冷的苍穹》《没有第二个特洛伊》《听人安慰的愚蠢》《切勿把心全部交出》《在学童们中间》等。其中表达的或是自己不可遏制的激情，或是爱而不得的绝望的怨诉，或是对自己不当言行的激烈辩护，或是冷静之后的痛苦沉思……

《当你老了》创作于1893年。其构思受到16世纪法国七星诗社代表诗人龙沙同名十四行诗的启发，但是与龙沙及时行乐的主题迥异，叶芝的这首诗表达的是自己高贵而又真挚的情感。在叶芝写这首诗的时候，茅德·冈有着大量的追随者和爱慕者，但是他们大多是受到她美貌和出身的魅惑。所以叶芝将目光投向了未来，设想几十年之后茅德·冈已是“白发苍苍”、“日益凋谢的脸上”满是哀戚，此时她已是老态龙钟地“佝偻着”，完全是美人迟暮的景象，但是诗人仍然深爱着她，主要是由于她有着“朝圣者的心”。时间和空间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诗人那执著爱着的真心。

在作品中叶芝的“诗篇”和茅德·冈“朝圣者的心”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张力。其中已经体现出了困扰两人终身的主要分歧：茅德·冈是激进的政治民族主义者，主张通过发动群众、暴力革命等方式来获得爱尔兰的独立和解放。叶芝却是一个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希望借助文学、艺术等方式来提升人们的灵魂，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尽管政见和性格不同，但叶芝却一直深爱着茅德·冈，不仅是因为她有着超凡脱俗的美貌，更是因为她怀抱为了祖国解放事业献身的赤子之情。叶芝认为茅德·冈和共和主义者们的革命活动，在爱尔兰形成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氛围，让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浸润了崇高的悲剧精神。

二、《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

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

一双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

抚弄她的大腿，鹅喙衔着她的颈项，

他的胸脯紧压她无计脱身的胸脯。

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

从松开的腿间推开那白羽的荣耀？

身体呀，翻倒在雪白的灯芯草里，

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异的心跳！

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

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伽门农之死。

当她被占有之时

当她如此被天空的野蛮热血制服

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

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

（飞白译）

这是体现叶芝神秘主义历史观的重要诗篇。叶芝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空间、道德、客观和时间、美感、主观等对立因素辩证运动的结果。在《幻象》中叶芝用月相大轮和两个相对运动的旋锥来说明了这一变化的过程。叶芝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人类的生活每两千年一个单元，每一个单元都以一只鸟和一个人的结合来开启。圣母玛利亚因白鸽而受孕，生下耶稣从而开启了公元后的两千年。公元前的两千年则肇始于宙斯化为天鹅与丽达交合，生下了海伦、克吕泰涅斯特拉和狄俄斯库里兄弟。海伦与帕里斯私奔引发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丈夫阿伽门农引发了一系列人伦惨剧，而狄俄斯库里兄弟所挑起的战争造成了希腊长久的混乱。

这首十四行诗展现了天鹅强暴美女丽达的情景。前面两节“袭击”、“乱扑”、“抚弄”、“衔着”、“紧压”等一系列动作的发出者都是天鹅，它们被强加在丽达的“身上”、“颈项”、“大腿”、“胸脯”等肢体之上，天鹅的粗暴和丽达的柔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三节则揭示了阴与阳、力与美的冲突与结合所造成的惨烈后果——特洛伊战争、阿伽门农之死。

这首诗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思想呢？不同的读者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据说这首诗写出来之后，叶芝的秘书曾哭着拒绝用打字机打出如此色情和暴力的作品。其实这其中除了以上涉及到的这些方面之外，还包含着更丰富的内涵，可以窥见作家内心更深层次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如叶芝对茅德·冈的隐秘而黑暗的肉体欲望，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性爱和战争，兽性、人性和神性的关系，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强弱等级等。

叶芝的诗歌一直反对抽象化，主张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叶芝终身都在探索一种思想体系，让他可以有一个思考和评价事物的主要标准。但是这样的思想是不能出现在作品中的，必须立足于可以感知的声音、色彩、形状、意象和场景等。通过天鹅强暴美女丽达这一场景，叶芝让他的历史循环论和对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示。当然叶芝作品晦涩难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体系是私人性的，必须通过作品中主题、意象、场景的反复再现，甚至叶芝所作的独特的注释，才能体会作品大致的含义。

三、《疯女珍妮与主教对话》（Crazy Jane Talks with Bishop）

我在路上碰见主教，

两人高谈了一番。

“你乳房已经平而扁，

血脉也快要枯干；

快住进天国的大厦吧，

别再待在臭猪圈。”

“美和丑是近亲，”我叫道，

“美丑唇齿相依。

心的高傲和肉的低贱

都证实这条真理。——

我伙伴们虽死，但否认它，

坟或床都无能为力。

“当女人专注爱情之时，

她总会高傲自得，

但爱情却把它的宿舍

设在排泄之所。

要明白凡事若要完美，

都必须先撕破。”

（飞白译）

这是叶芝《疯女珍妮》组诗中的一首。根据叶芝的注释，疯女珍妮是乡村中的一个老妇，一生说话和做事都肆无忌惮、特立独行，所以叶芝将她写进了自己的诗歌当中。

这首诗通过戏剧性的对话来揭示了生活中“美丑并存”这一道理。“疯女”与“主教”、“肉的低贱”和“心的高傲”、“爱情”和“排泄”、“完美”和“撕破”等看似完全对立的因素，奇妙地统一在了一起。在年轻的岁月希望拥有智慧，到年老的时候却渴望青春。这是后期叶芝经常思考的灵与肉的关系问题，当然也是教会人员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主教一般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但是这首诗中的主教只看到了珍妮肉体的衰朽，却没有看到岁月的风霜让苦难凝结成了她的智慧，所以在他们的争辩当中，地位低下的老妇反而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诗歌中叶芝对珍妮的描绘体现了他对下层民众的重视，认为它们的智慧组成了爱尔兰的无字传统。

这首诗中叶芝用疯女珍妮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实践了他的“面具理论”。关于“面具”，叶芝有时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一词语，认为它代表的是虚伪的自我，与代表真诚自我的“脸”相对。但更多的时候，“面具”具有着叶芝赋予的特殊含义。面具是“另一个自我，即反自我，或者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相对立的自我”；它“是我们所希望成为的意象，或我们所崇敬的意象”，“是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的感情对立面”，是“热情所创造的一种形式”

“面具理论”的特征是诗人在抒情时隐去自我，淡化诗歌中诗人强烈的情感体验，从而揭示出自我的多重性和深刻性。在自我揭示的过程中，诗人的面目是模糊的，他不直接站出来说话，而是采用各种各样的角色来代言，自己超然于所布置的场景之外。叶芝有一些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抒情的诗歌，如《恋人述说他心中的玫瑰》《他叫爱人平静下来》《他记起遗忘了的美》等。这样的“面具”还比较简单，个性化的色彩非常浓重，抒情主人公和诗人的关系比较紧密，对自我的拓展还停留在很肤浅的层次上。后来他使用了五花八门的“面具”，有乞丐、傻瓜、隐士、小丑、姑娘、浪人、农夫、修道者、疯人等社会的下层人物；有郭尔王、库胡林、弗格斯、乌辛、德尔珏等爱尔兰神话传说中的神灵、英雄、智者、美女和魔术师；有虚构的人物如迈克尔·罗巴蒂斯、欧文·阿赫恩，甚至还有拟人化的木偶等等。叶芝有时戴一个面具，有时戴上几个面具，每个面具代表其自我人格的一个方面。面具是不时变换的，时而观察，时而感慨，诗的角度各不相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个性色彩。但诗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对这些人物作现实主义的描绘和刻画，而是要进入这些角色，从角色的地位出发，通过它们的口表达自己的人生体悟和生活哲理。

叶芝在诗歌中使用了各式各样的面具后，从第一者的抒情变成了第三者的抒情，灵活多变的抒情视角打破了诗人自我抒情的单一向度，使情感的抒发者与情感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其次诗歌中面具表达的既是具体人物的看法，同时也是叶芝的思想和观点。但是面具的相互叠加，却表达了众人的情感，形成了超越性的自我观照，揭示了爱尔兰民族的大记忆和大心灵的深层内涵。再次使叶芝抽象的哲理得到了有质感的形象的支撑。叶芝主张从感性生活的深处，特别是原始的、神秘的、粗犷的事物中汲取艺术形象来进行创作。面具使其抽象的观念获得了表达的适当依托，作品走向了坚实和硬朗，走出了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死胡同。最后面具的使用使叶芝的诗歌从静态的抒情走向了动态的抒情，形成了心灵内部多层次的争吵的复调，使读者能在争辩和动态中获得对人性与世界的深刻洞察。

四、《骸骨之梦》（The Dreaming of the Bones）

《骸骨之梦》这部戏剧发表于1919年，可以说是对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隐晦回应。叶芝将这次武装起义放置在渺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进行思考，揭示了爱尔兰民众一次次参加起义，不怕牺牲的内在心理因素。

《骸骨之梦》写一个男青年的逃亡之旅。1916年复活节起义时他曾和战友们在邮电总局英勇战斗。起义失败之后，为了逃避英国统治者的迫害，他连夜逃亡到了爱尔兰的西海岸，准备从这里搭乘过路的船只到美国去。在满怀恐惧、仓皇逃亡的深夜里，他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和一个女青年。他们给男青年讲了一个故事，高贵的年轻人爱上了美丽的王后，于是年轻人带着王后私奔，后来这年轻人被国王及其军队打败，他被迫流亡到了其他国家。为了夺回故乡伦斯特的土地，他把诺曼人和英国军队带到了爱尔兰。英国人来了之后，在爱尔兰大地上到处屠杀，肆意掠夺人们的财物，古老的乡村被他们焚毁，让爱尔兰人生活在了血腥的统治之下。

过去这对年轻人曾经枕靠着对方的手臂，生活在彼此温暖的怀抱当中，享受着他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但是他们死后，深重的罪孽让他们只能相互凝视却不能再有身体的接触。由于悔恨和痛苦，灵魂一直在爱尔兰大地上飘荡，700年来再也无法恢复过去那甜蜜的亲吻和深沉的爱恋了。这对年轻人必须得到爱尔兰人的原谅内心才能平静下来，才能结束他们灵魂的漂泊。

这时男青年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爱尔兰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对恋人德穆特和德沃吉拉。尽管他们有着那样令人叹惋的爱情经历，但一路上英国人的烧杀抢掠让男青年心里除了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之外其他一无所有，因此男青年表示爱尔兰人绝不会宽恕这对恋人带给国家的深重苦难。这对恋人异常失望，继续在爱尔兰的土地上随风飘荡。此时天也亮了，两个年轻人的悔恨还要继续，男青年的逃亡也还要继续。

叶芝说：“这部作品的观念来自于世界范围内都相信的死者梦回的信仰。”一个人内心当中有强烈的情绪，死后将无法得到安宁，他的灵魂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事件发生的地方，自怨自艾、自我抚慰、自我管束，一直到这种情绪慢慢平息。这部作品的叙述模式深受日本能剧的影响，日本能剧中的梦幻能主要写鬼魂和亡灵，重视的是爱情、亲情等幽怨的人类情感。叶芝通过一个逃亡的反抗战士遇到两个鬼魂的故事，赋予了戏剧深厚的政治内容。

这部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通过写一段旅程让青年战士和观众及读者理解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作品中的历史、现实、理智、情感等融合在了一起，表现了叶芝对700多年来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关系的看法。德沃吉拉夫妇的悔恨和逃亡者的憎恶，体现的是爱尔兰人内心的觉醒以及他们的革命斗志。

叶芝曾对格雷戈里夫人说：“这是我这些年来写得最好的作品”，“唯一担心的就是政治色彩太浓了。”这部作品的题材受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德沃吉拉》的影响，但叶芝对格雷戈里夫人所叙述的故事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叶芝主张戏剧要表达创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倾向，培养民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反对直接宣传政治思想的戏剧作品，否定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为此戏剧着重写了700多年来这对恋人自己内心的悔恨以及民众对他们的憎恶。时间拉长之后既增加了情感的强度，同时又淡化了政治的色彩而增加了美学的意蕴。这部作品还使用了能剧抽象化的面具、抒情性的合唱、程式化的舞蹈、表意性的舞台背景等，使这部戏剧具有了很多政治戏剧都无法达到的审美意境和艺术效果。所以学者凯伍认为“这部戏剧是欧洲戏剧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1913年7月之后，庞德曾有一段时期断断续续地担任叶芝的秘书，此时庞德正在整理美国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译稿，由此接触到了日本能剧的一些创作理念，让正在寻找戏剧创新突破口的叶芝兴趣盎然，从而发明了一种高雅、间接、象征的充满着贵族色彩的戏剧。叶芝的《在鹰井畔》《艾默唯一的嫉妒》《卡尔弗里》等都有着浓厚的能剧色彩。

五、《库胡林之死》（The Death of Cuchulain）

《库胡林之死》是叶芝的最后一部戏剧，是他关于爱尔兰英雄库胡林系列剧中的最后一部（其他四部为《在鹰井畔》《绿盔》《在贝尔亚海滩》《艾默唯一的嫉妒》）。叶芝的这部戏剧主要由3个场景、5个片断组成。第一个场景即序幕是一个看上去像神话人物的饱经沧桑的老人，作为叶芝的代言人对着这个卑鄙时代的观众说了一席话，介绍了即将演出的戏剧的主要情况，包括题材、情节、人物、表演场所、观众、道具及技巧等。最后一个场景即尾声则是一个街头歌手演唱了一首歌曲，既展现了妓女与乞丐调情的情况，也涉及到深受库胡林影响下的当代爱尔兰人们的生活。

中间即主要场景呈现了库胡林走向死亡的具体情况。戏剧的主体部分又可以分为5个片断，再现了库胡林与艾丝娜、埃芙、盲乞丐的对话，以及盲乞丐割下库胡林头颅的情景。在这3个片段之后戏剧还插入了战争与命运女神墨里甘，她对库胡林死后的情况作了一些介绍，在她周围摆放着六个黑色的平行四边形，它们代表的是被带领军队赶来增援的柯内尔杀死的六个敌将的头颅。正是这六个凶残的对手，在与库胡林作战的时候，在他的身上留下了致命的创伤。接下来墨里甘安排了舞蹈，库胡林的妻子艾默被召唤来环绕着他的头颅跳舞，以表达内心的悲痛、惋惜、崇敬等情感。

在戏剧中，库胡林这一英雄人物体现了一种“远离恐惧的创造性欢乐。”妻子艾默极力阻止库胡林参加战斗，让他静静等候柯内尔援军的到来，因为他知道库胡林无法战胜巫师卡拉廷和他的两个邪恶的女儿。于是艾默派了库胡林的情人艾丝娜持书信来见库胡林，让她晚上与库胡林同床共枕，抚慰他那焦躁的心灵。艾丝娜中了康诺特女王梅芙的魔法后，让库胡林马上集合部队出战。这不仅引起了库胡林对艾丝娜的猜忌和对艾默的思念，同时也激发了他参加战斗的欲望。

在库胡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见到了自己的情人埃芙。在战斗中冲锋陷阵的库胡林受了重伤，他后来遣散部属，离开战场到处找水喝。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为了人格的尊严，他把自己绑在矗立的条石上，准备英勇无畏地走向自己命定的死亡。这时埃芙来了，库胡林认出了眼前这白发苍苍的老妇，于是深情地提醒她不要糟蹋了那漂亮的镶着金线的面纱，这让库胡林又回忆起了杀死儿子的场景和孕育儿子的因仇恨而产生的爱情。

此时《在贝尔亚海滩》中出现的那个盲人上场。康诺特女王梅芙和她的手下人答应他，如果能割下库胡林的头颅，就会得到十二便士的报酬。库胡林豁达地跟盲人开起了玩笑，问他刀子是否锋利，人死了之后灵魂到底是什么形状等。临死时库胡林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变成了一团软毛，他的喉咙中也仿佛要唱出鸟的声音。

在《库胡林之死》这部戏剧中，古代英雄的主题和当时的政治生活巧妙地交融在了一起，表现了叶芝的私人哲学：“对我来说，任何意识、存在和人物都是由矛盾对立的两种状态构成的，它们在相互的生存中死亡，在相互的死亡中生存。这就是它们自己生存和死亡的真谛。”库胡林面对死亡，能够大义凛然，毫不畏惧，爱恨消弭，阐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库胡林之死》中的主人公并没能像《三月的满月》和《大钟楼上的国王》中的猪倌和浪游者一样歌唱，他的歌唱是由街头歌手来完成的。歌手的歌词中提到了“邮政总局”、“皮尔斯”、“康诺利”等有着鲜明政治色彩的地名和人名，这些人的英雄形象与面对死亡也要顶天立地的库胡林是联系在一起的。雕塑家谢泼德的代表作品《库胡林之死》被放置在邮政总局门口，标明了起义领袖和民众们革命意志的来源，就是那一直激励着人们抗争的库胡林。这表明库胡林和那些英雄们死了，但是他们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和口中。很多凡庸的大众尽管还活着，他们却似乎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体会生活中的伟大和崇高。

这是叶芝最具表现主义色彩的一部戏剧。在这部戏剧中，连续的情节链被作家切割成了很多场景和片断。在场景与场景、片断与片断之间，主要采用鼓声和笛声的响起与停歇、舞台灯光的明暗变化、幕布的升起和降落等来作转换，让观众在古老的历史、英雄的战斗、社会的现实中不断穿越。这部作品涉及到演讲、舞蹈、仪式、独唱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却一直围绕着库胡林这一英雄人物，所以表面上结构很松散，但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思考题

1．作为20世纪重要的作家，叶芝的创作具有哪些主要的特征？

2．结合作品，谈谈你对叶芝面具理论的理解。

3．叶芝非常推崇歌德的观点“诗人需要整个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结合叶芝创作的实际，谈谈叶芝服膺歌德这一看法的主要原因。

4．叶芝的好友戈加蒂医生说，没有叶芝也就没有当今的爱尔兰。谈谈你对这一看法的理解。

学术观点

1．叶芝对于现代诗歌的把握，与当时占主流的评论显然是有差距的，他所推崇的诗人今天不仅在文学史上难以与艾略特相提并论，而且在评论界也几乎无人提及。他对艾略特诗歌的评论谬误迭出，但也揭示了他对现代主义诗歌的理解：“没有浪漫的辞藻或声调，没有怀旧”，“诗歌必须像散文，两者都要用他们时代的词语；也不必有任何专门的主题”；“过去欺骗了我们：就让我们接受这毫无价值的现在吧。”不过，他也敏锐地看到，虽然一战诗人成就有限，但他们把对社会的热情、悲剧感和现代性都传给了当时诗坛的佼佼者，如奥登等人。与艾略特一样，他也在思考个人与传统的问题，认为诗歌应该向传统寻求灵感，可他对诗歌主题、韵律、节奏的强调与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则背道而驰。这种矛盾现象与叶芝个人的创作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倘若留意以上几篇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叶芝无论是在谈论自己的诗歌创作，还是探讨当代诗坛的发展，始终不离“我们爱尔兰文学”这句话。正如赛义德所说的，叶芝代表着一个民族诗人，他的创作系统地体现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被外国强权统治着的一个民族的经历、渴望以及复国的梦想。叶芝本能地与英国诗坛的主流保持着距离，“我要为我的民族写作”，他的主题永远是爱尔兰。这一情感强烈的主题也需要情感强烈的遣词造句，叶芝要求自己的诗可歌可颂，广为传播，重建爱尔兰的民族精神，所以他说，“埃兹拉·庞德、特纳、劳伦斯能写极好的自由诗，我却不能。”这一点，从早期的《谁与费古斯同去》到晚期的《在本布尔本山下》是始终如一的。（何宁：“叶芝的现代性”，《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

2．叶芝的剧本在戏剧性方面的重要性不大，因为他自身的戏剧意识薄弱，而我们大都把它们看成是他诗歌的一部分，与他的诗有着同样的兴趣与美感。但作为修道院剧场的领导者和倡议人，叶芝在现代剧场史上却有一定的重要性。修道院剧场近年来多上演奥卡西那种高尔基兼契诃夫式的剧本，标志着其转投自然主义的倾向。叶芝对此当然不以为然。但在复兴诗剧的长久而坚定的运动中，他把一些僵化的技巧与过分受制于现实的自然主义积习去掉，为当代的剧坛作出了贡献。他对剧场最大的贡献不是作品，而是促成了滞留巴黎的辛格回归爱尔兰。结果在辛格离世前几年，修道院剧场终于上演了现代舞台上最为名副其实的诗剧。（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黄念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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