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故乡和家世

我的故乡——葛沽

我很庆幸生在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如今是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我对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的家乡葛沽，更胜于你们南方的鱼米之乡。海河，盛产着鱼虾，著名的银鱼、子蟹，更是筵席上必有的。葛沽濒临渤海（只有30里），春天一到，雪白的虾米、黄花鱼、塔嘛鱼（也叫比目鱼）、海蟹，依次而来，尤其是渤海的大对虾，更是名闻全国。还有大港（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原来就是一个淡水湖，盛产鲫鱼、梭鱼、鲤鱼等。在早市上，各种水产琳琅满目。这里盛产的著名的“小站稻”，要比南方的大米更有油性和特有的香气，比起泰国米来也好吃多了。

这个镇子，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镇子中心，是商业街，而东头有兴盛的菜市。

这里，有着九桥十八庙，尤其是娘娘庙，更是四乡百姓朝拜的中心。每到旧历的四月二十八日，这里人山人海，香火弥漫。

我很喜欢到河边玩耍，常常坐在岸边，望着从大沽口驶来的火轮船经过，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涌向岸边。目送着它向西北方向开去，消失在天边外。我也幻想着有一天，坐着火轮船，去看看外间的世界。冬天，看着破冰船，在冰冻的河面上，硬是撞开一条水路。我有时想，伏尔加河又该怎样？就是这条河，在我心里装载着的是无限的风光和难忘的记忆。

我最惬意的，是暑假来临，与同学到护城河去游泳。所谓护城河，是为了保护镇子修的。每到涨潮时，河水就流进护城河，水涨了，自是游泳的好去处。游得累了，就吃着带来的菜瓜。这种菜瓜，水分充足，很脆，微甜，真是消暑的好东西。

葛沽最能炫耀的是它的春节文化。一到正月，是各种花样的民间娱乐，龙灯、旱船、高跷、鼓乐等等。还有各位娘娘、菩萨的宝辇，摆设在临时搭起来的席棚中，装上彩灯，将它们供奉起来。人们前来烧香膜拜，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在这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中，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告县官》：一个骑着马的老者，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他的装束是县官，但是又像戏剧中的小丑。他每到一个集会的地方，人们就围拢起来。于是他就即兴开讲，譬如，他指着一个点燃到末端的蜡烛说，诸位，你看这个蜡烛这么短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众人就七嘴八舌地回应。最后他说，你们说的不对，这么短，是让镇长某某某坐短了。于是，观众就拍手称快。

最热闹的一天，是正月十六。这一天，所有的节目，摆在棚子里面的娘娘、菩萨的宝辇，都在镇子的东头集合。大约在上午9点钟，来一次大游行。他们依次一边游走着一边表演，走到一个小的广场，就停下来，表演一番。譬如高跷，就表演傻小子扑蝴蝶，吕布戏貂蝉，最拿手的是大劈叉。

压轴的是宝辇的表演，八个人抬着宝辇，用细碎的快步跑着。讲究的是，这样跑得四平八稳，寸步不乱，即使跑过一个90度的弯道，娘娘的脑袋也纹丝不动。此刻，围观的观众，就大声叫好。有钱的客官，就大把撒钱。

我家的一个小院子临街，我们就爬到房上去，老早就等在那里，看着沿街走过的一个个节目，尤其要看宝辇娘娘的脑袋是否动了。

所有的节目还有宝辇都到娘娘庙前的广场上集合，夜晚降临，广场上放起烟火，人山人海，鞭炮齐鸣，形成春节的高潮，也是春节的收场。

说起我与戏剧的因缘，我想起当年读王卫民编选的《中国早期话剧选》。其中收编的马绛士译编的《不如归》，其第三幕标题为《葛沽海岸》（其实葛沽是没有海岸的），尽管剧中所写的景色与葛沽不同，但我总觉得话剧终究是与我的老家多少有点因缘了。我的家乡，还入了戏，真是好奇妙啊！

我的家世

我的家族是跟着明朝的燕王扫北到北方的。老家在河北省的宁河县大猪窝，如今已经是天津市的东丽区。据说，我的曾祖父田炳周，家境很穷，因赌博欠了赌债，无力偿还，逃到东北当兵，后来竟然当到工兵旅的旅长，驻守在大连。日俄战争后，随即携带全家来到葛沽安家。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我家正房的大厅里，正面的墙上，挂着老太爷坐着的相片，戴着高大的带有帽穗的军帽，军服是用绸缎裁制出来的，相片镶在玻璃的镜框中，看起来很威武。记得日本鬼子企图占据我家房子时，当他们看到我的曾祖父的像，毕恭毕敬地敬礼之后悄悄地走了。

据记载，我的曾祖父回乡后，见当时乡民饥苦，就将其在大猪窝的百余亩土地分给穷苦百姓去种，愿意住在那里的，还给提供住房，因此，当时葛沽百姓为他送匾：“福善之家”。

关于我的曾祖父，我们知道得很少很少。但听祖父讲过他和曾祖父的一个故事，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是一个下雪天。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家道衰落，祖父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于是就用他的故事激励我们。他说，他当年报考北洋大学时，曾祖父对他说：你要是考不上，就不要回来，我不再认你这个儿子。曾祖父的威严，以及祖父竭尽努力考上大学的故事，真的潜入我的心灵。发奋图强，不达目的誓不休，这大概就是田家的传统吧！

我的祖父田鹤年（1876—1943）字鸣九，所谓“鹤鸣于九皋”。他曾随我的曾祖父在旅顺的一所俄国小学读书，后入天津北洋大学俄文班学习。曾祖父之所以责令他报考北洋大学俄文系，是因为当时旅顺为俄国人侵占，学俄语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日俄战争，俄国人败走，祖父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到旅大。他曾在吉林市的一所陆军学校教过俄文，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以俄文谋生了。后来，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督军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参谋、参谋处长、师参谋长等职。齐（齐燮元）卢之战，卢永祥失败下野，1928年前后，祖父携全家从上海返回故里葛沽，在家赋闲。

开始，因为有些积蓄，生活得很富裕，家里有厨师，有老妈子，除了我的母亲，几乎全家都在抽大烟。我的祖父、奶奶、姨奶奶，还有姑姑都抽。这样坐吃山空，日子是过不长久的。在日本人占领葛沽后，家道彻底衰落了。祖父不得不靠着自学的中医，开始行医了。他很聪明，不久，他的医术就受到家乡邻里的好评，就医者络绎不绝，自然，行医的收入，对家里也有所补益。后来，他索性就在官立小学对面的司家药店坐堂行医。

寒暑假，我常跟着祖父到司家药店去玩，药店如果没有事情了，就到沈记洋铁铺喝茶聊天。几个老头，有时很神秘地谈论“国家大事”。那时的商店里，都贴着“莫论国事”的标语，但我知道他们是在谈论国事。有时，祖父就叮嘱我，小孩子不要乱说。我知道，他们是憎恨日本人的。

日本人将我们上学的官立小学占据了。日本人要求，中国人路过必须停下来脱帽鞠躬。人们宁可绕道走，也不肯从鬼子大门经过。日本人在这里设立军谷公司，以粗粮换大米，并且明令，凡私藏大米和偷吃大米者一律枪毙。我亲眼看到他们枪毙无辜的百姓，将人投入海河。如今，我仍然记着海河泛起的中国人的鲜血。

还记得，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家里蒸熟香喷喷的米饭，将我们从睡梦中叫起来，冒着杀头的危险，吃一次家乡的大米饭。我和日本朋友谈起这些事情，我说你们是很难理解中国人的感受的。从小刻进头脑里的记忆，是难以忘却的。

我的父亲，他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

我的父亲田澍雨（1907—1938），笔名阿农，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1907年生于葛沽。青少年时随父在江浙读书，中学毕业后，1927年前后他在上海和我国著名画家叶浅予曾一道学画，后随父返回故里。他善于国画，精于二胡演奏，才华横溢。1930年前后，曾在葛沽开办“尚友书局”，同时与同仁好友于之扬、于之溢、申体桐等成立葛沽国剧社。1933年后，他又到天津创办《治新日报》，社址在天津南市老电台旁，后迁至河东区意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1938年8月，日军要逮捕他，他当时藏在一个朋友家。日军逮捕了一名报馆工人，报馆及其财产被日军没收。父亲变卖一处家产，竭尽全力救出了这位报馆工人，自己却因受连累带惊吓而得病。回葛沽后，因变卖家产，又招致当地土匪入室抢劫，遂致一病不起，于1938年11月逝世。

父亲常年在外，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他有一帧照片，是所谓艺术照，咖啡色。他戴着一个贝雷帽，穿着时髦的呢子大衣，皮鞋还有摄影灯照出的亮点，脸上露着一丝笑意。有时，他让我联想到徐志摩，以及20世纪30年代一些现代诗人作家的影像。

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他的教诲，但是，我从他那里却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信息，受到现代精神的感染。在他和母亲原来的住房里，有一排书橱，里边有各种文学的杂志，《创造》、《新青年》、《弥撒》、《礼拜六》等，还有《少年》，侦探小说之类。其中，父亲留下的一本发明家的传记，让我有了朦朦胧胧的人生的理想。其中有爱迪生的故事、斯蒂芬孙的故事、瓦特的故事，让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伟大的发明家，他们都是在贫穷中，在困难中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我的梦想，我要做他们那样的人，像他们那样去奋斗。就是这本小书，给了我人生的目标。我深深感谢我的父亲。

后来，我做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似乎都和我的父亲有着某种精神的联系。有时，我真的感谢我这个早逝的父亲，似乎他在冥冥中将那个时代的信息密码传递给我。

让我最为思念的还是我的母亲。父亲早逝，祖父也于1944年病逝，是她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我记得家里只有靠大猪窝的百亩田地出租维持家计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待嫁的姑姑，一个姨奶奶，这一大家子，我真不懂得那时她是怎样扛过来的。我不记得她发过脾气，也不记得她曾经打骂过我。

她曾在杭州初级师范读书，没有毕业就随外祖父全家迁到上海。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她具有惊人的忍耐力，我在研究曹禺的《北京人》时，就发现我的母亲也具有愫方那样的默默的耐性，这是中国妇女的一种美德。

她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似乎是“无为而治”。我觉得我的童年是很自由的。我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弟弟和妹妹，在讲究兄宽弟忍的家教中，我的地位在中间。很自然地，母亲总是把一些活计派给我。譬如，母亲手头极为拮据，就派我到商铺里赊账；家里实在没有口粮了，就派我到七八里路远的佃户家背粮。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我从来没有看到母亲对生活的埋怨。她有一个仁慈的心肠。记得我的小表姑，她母亲和姐姐都死了，父亲吸鸦片，穷困潦倒。母亲就把她领回家里，直到送她出嫁。母亲在无形中，给我一种勇气去做事情，我从来不怕劳累。有时，母亲派我做些活计时，我也得到在外间活动的自由，似乎也锻炼了我独立自主的能力。

有一次让我看到母亲内心的焦虑。那是1947年暑假，我从天津回家等待报考省立师范的消息，姐姐在医院工作自然不能回家，大哥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他谈恋爱了，也没有回家。一天夜晚，我和母亲躺在炕上，母亲对我说，你哥哥谈恋爱了，你姐姐是要嫁出去的，我就靠你了，让我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母亲的重托，那时，一方面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一方面心上也袭来一阵悲凉之感。我才15岁，如果我考不上省立师范，我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我又怎样去孝敬母亲呢！就是这个暑假，第一次萌生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

我对母亲的这次重托，是铭记在心中的。这是母亲与我唯一的一次知心的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断绝了土地出租的收入，母亲就开始做起缝纫的营生。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是伟大的。那时，我已经参军，姐姐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哥哥还在南开大学读书，就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她带着弟弟妹妹，供他们上学，将我的两个姑姑都先后嫁出去。

该说到我的姑姑了。我有三个姑姑。大姑，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她跟家里一个厨师逃离家庭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倒是很深刻的。爷爷奶奶，大概只顾自己抽大烟了；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家，自然耽误了大姑的婚事。后来，我看小说，觉得大姑还是很勇敢的。但是，那时，却成为家里一件不为人道的丑事。据说，有人看到她投向八路军了。

二姑、三姑都曾在葛沽女子小学读书，爷爷活着的时候，她们就吸鸦片。爷爷故去后，还吸。可是没有钱，就将家里东西偷出去卖。母亲是知道的，从来没有怪罪过她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将她们嫁出去了。她们的命运都不太好，都过早地去世了。

我的姐姐，她叫田本娜，家里很宠爱她。她长得十分漂亮，昵称“大婴孩”。她的手很巧，她做的手工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她很聪明，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第一、二名。她稍大些，就能帮助母亲料理些家务了。

1947年，我很幸运地考上河北省立师范，因为管吃，我才考的师范。大哥很棒，一连考上三个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因为南开的奖学金优厚，就入读南开化学工程系了。大姐也考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三个人都上学，吃饭没有问题了，但是总要有些零用的钱，家里已经足够艰难了，实在无力再资助我们。是大姐主动提出，她先休学一年，继续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做助理护士，有微薄的收入，这样，可以帮助我和大哥读书，她是作了自我牺牲的。

我常常记起那些日子。往往是星期天，我和大哥到第三医院和大姐聚会，她总是给我们准备一点零钱和零食，有时在一起吃饭，但绝对是不会下馆子的，因为没有钱。那时，我一个星期能够买上一包花生米，就很高兴了。大姐，始终都在关怀着我，长姐如母啊！

大哥，田本良。他在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中是最具有智慧的。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可是凭着他的努力自学，英文、日文，他都拿下来。数、理、化更是他的强项，所以他一下子考上三个名牌大学。按照他的才能，他本该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可是，他是一个不敢过问政治，也不愿过问政治的人，却被南开大学地下党的总支书记确定为特务嫌疑。毕业后，他在吉林201厂，苏联援建的140个重点工厂之一，一直做到中心实验室的主任。他本来考上钱学森的研究生的，也因此而未能录取；本来也有机会派到苏联深造的，都未能成功。可以想象，背着一个特嫌的包袱，怎么可能受到重用呢？他最冤枉的，是后来被打成右派。是领导上一再动员他提意见，他一再推辞，最后竟然逼着他就范而落网的。

弟弟，田本陆。他还小，我就到天津读书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接近。他性格耿介，做事认真。初中毕业就读河北黄村林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农林厅工作，主动要求下乡，还经常将微薄的工资捐献出来。他很贴近农民，也很体会基层的困难。1957年考入中央政法学院读书，刚入学就因为给医务所贴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后来据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说，他本来没有划为右派的，批评一下就算了。可是，他不服，跑了，就这样被打成右派。毕业前，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到本溪一所学校工作。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工作，下到桓仁县二户来。“文革”中，屡遭磨难，吃尽苦头。记得1974年、1976年，他两次到北京上访，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我。他是不愿意给我找麻烦，我让他住下，都不肯。他有这样的“仁义”之风。我送他回去时，望着他那落魄的身影，止不住地流下泪来。我没有办法给弟弟排忧解难，没有办法为之申冤，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妹妹，田本道。她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自幼就没有父爱了。老闺女，母亲自然是更加疼爱的。她好强，也有个拼劲。记得在高中读书时，我刚好从朝鲜回国开会，顺便回津探亲。那时，她就很热情，非拉着我到他们班里作报告，讲志愿军的故事。后来，她就一心考北京外语学院，其他院校不上。连考三年，终于考中。她毕竟年轻，赶上“文化大革命”，就不知所措，不谙世事。不久，她的丈夫因“文革”中受挫折而得了精神病。更不幸的是，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却死去，这对她打击极为沉重。即使这样，本来她学的是俄文，是俄文老师，不得不改行教英文，她硬是凭着一股拼劲，将英文拿下，成为一个受到同学们欢迎的优秀的英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