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我的故乡和家世

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 作者:田本相 著


一、我的故乡和家世

我的故乡——葛沽

我很庆幸生在河北省天津县葛沽镇,如今是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我对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的家乡葛沽,更胜于你们南方的鱼米之乡。海河,盛产着鱼虾,著名的银鱼、子蟹,更是筵席上必有的。葛沽濒临渤海(只有30里),春天一到,雪白的虾米、黄花鱼、塔嘛鱼(也叫比目鱼)、海蟹,依次而来,尤其是渤海的大对虾,更是名闻全国。还有大港(就是现在的大港油田),原来就是一个淡水湖,盛产鲫鱼、梭鱼、鲤鱼等。在早市上,各种水产琳琅满目。这里盛产的著名的“小站稻”,要比南方的大米更有油性和特有的香气,比起泰国米来也好吃多了。

这个镇子,有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镇子中心,是商业街,而东头有兴盛的菜市。

这里,有着九桥十八庙,尤其是娘娘庙,更是四乡百姓朝拜的中心。每到旧历的四月二十八日,这里人山人海,香火弥漫。

我很喜欢到河边玩耍,常常坐在岸边,望着从大沽口驶来的火轮船经过,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涌向岸边。目送着它向西北方向开去,消失在天边外。我也幻想着有一天,坐着火轮船,去看看外间的世界。冬天,看着破冰船,在冰冻的河面上,硬是撞开一条水路。我有时想,伏尔加河又该怎样?就是这条河,在我心里装载着的是无限的风光和难忘的记忆。

我最惬意的,是暑假来临,与同学到护城河去游泳。所谓护城河,是为了保护镇子修的。每到涨潮时,河水就流进护城河,水涨了,自是游泳的好去处。游得累了,就吃着带来的菜瓜。这种菜瓜,水分充足,很脆,微甜,真是消暑的好东西。

葛沽最能炫耀的是它的春节文化。一到正月,是各种花样的民间娱乐,龙灯、旱船、高跷、鼓乐等等。还有各位娘娘、菩萨的宝辇,摆设在临时搭起来的席棚中,装上彩灯,将它们供奉起来。人们前来烧香膜拜,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在这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中,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告县官》:一个骑着马的老者,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他的装束是县官,但是又像戏剧中的小丑。他每到一个集会的地方,人们就围拢起来。于是他就即兴开讲,譬如,他指着一个点燃到末端的蜡烛说,诸位,你看这个蜡烛这么短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众人就七嘴八舌地回应。最后他说,你们说的不对,这么短,是让镇长某某某坐短了。于是,观众就拍手称快。

最热闹的一天,是正月十六。这一天,所有的节目,摆在棚子里面的娘娘、菩萨的宝辇,都在镇子的东头集合。大约在上午9点钟,来一次大游行。他们依次一边游走着一边表演,走到一个小的广场,就停下来,表演一番。譬如高跷,就表演傻小子扑蝴蝶,吕布戏貂蝉,最拿手的是大劈叉。

压轴的是宝辇的表演,八个人抬着宝辇,用细碎的快步跑着。讲究的是,这样跑得四平八稳,寸步不乱,即使跑过一个90度的弯道,娘娘的脑袋也纹丝不动。此刻,围观的观众,就大声叫好。有钱的客官,就大把撒钱。

我家的一个小院子临街,我们就爬到房上去,老早就等在那里,看着沿街走过的一个个节目,尤其要看宝辇娘娘的脑袋是否动了。

所有的节目还有宝辇都到娘娘庙前的广场上集合,夜晚降临,广场上放起烟火,人山人海,鞭炮齐鸣,形成春节的高潮,也是春节的收场。

说起我与戏剧的因缘,我想起当年读王卫民编选的《中国早期话剧选》。其中收编的马绛士译编的《不如归》,其第三幕标题为《葛沽海岸》(其实葛沽是没有海岸的),尽管剧中所写的景色与葛沽不同,但我总觉得话剧终究是与我的老家多少有点因缘了。我的家乡,还入了戏,真是好奇妙啊!

我的家世

我的家族是跟着明朝的燕王扫北到北方的。老家在河北省的宁河县大猪窝,如今已经是天津市的东丽区。据说,我的曾祖父田炳周,家境很穷,因赌博欠了赌债,无力偿还,逃到东北当兵,后来竟然当到工兵旅的旅长,驻守在大连。日俄战争后,随即携带全家来到葛沽安家。

我记忆最深的是,在我家正房的大厅里,正面的墙上,挂着老太爷坐着的相片,戴着高大的带有帽穗的军帽,军服是用绸缎裁制出来的,相片镶在玻璃的镜框中,看起来很威武。记得日本鬼子企图占据我家房子时,当他们看到我的曾祖父的像,毕恭毕敬地敬礼之后悄悄地走了。

据记载,我的曾祖父回乡后,见当时乡民饥苦,就将其在大猪窝的百余亩土地分给穷苦百姓去种,愿意住在那里的,还给提供住房,因此,当时葛沽百姓为他送匾:“福善之家”。

关于我的曾祖父,我们知道得很少很少。但听祖父讲过他和曾祖父的一个故事,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是一个下雪天。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家道衰落,祖父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于是就用他的故事激励我们。他说,他当年报考北洋大学时,曾祖父对他说:你要是考不上,就不要回来,我不再认你这个儿子。曾祖父的威严,以及祖父竭尽努力考上大学的故事,真的潜入我的心灵。发奋图强,不达目的誓不休,这大概就是田家的传统吧!

我的祖父田鹤年(1876—1943)字鸣九,所谓“鹤鸣于九皋”。他曾随我的曾祖父在旅顺的一所俄国小学读书,后入天津北洋大学俄文班学习。曾祖父之所以责令他报考北洋大学俄文系,是因为当时旅顺为俄国人侵占,学俄语可以派上用场。但是,日俄战争,俄国人败走,祖父在北洋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到旅大。他曾在吉林市的一所陆军学校教过俄文,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以俄文谋生了。后来,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在浙江督军卢永祥部下任教官、参谋、参谋处长、师参谋长等职。齐(齐燮元)卢之战,卢永祥失败下野,1928年前后,祖父携全家从上海返回故里葛沽,在家赋闲。

开始,因为有些积蓄,生活得很富裕,家里有厨师,有老妈子,除了我的母亲,几乎全家都在抽大烟。我的祖父、奶奶、姨奶奶,还有姑姑都抽。这样坐吃山空,日子是过不长久的。在日本人占领葛沽后,家道彻底衰落了。祖父不得不靠着自学的中医,开始行医了。他很聪明,不久,他的医术就受到家乡邻里的好评,就医者络绎不绝,自然,行医的收入,对家里也有所补益。后来,他索性就在官立小学对面的司家药店坐堂行医。

寒暑假,我常跟着祖父到司家药店去玩,药店如果没有事情了,就到沈记洋铁铺喝茶聊天。几个老头,有时很神秘地谈论“国家大事”。那时的商店里,都贴着“莫论国事”的标语,但我知道他们是在谈论国事。有时,祖父就叮嘱我,小孩子不要乱说。我知道,他们是憎恨日本人的。

日本人将我们上学的官立小学占据了。日本人要求,中国人路过必须停下来脱帽鞠躬。人们宁可绕道走,也不肯从鬼子大门经过。日本人在这里设立军谷公司,以粗粮换大米,并且明令,凡私藏大米和偷吃大米者一律枪毙。我亲眼看到他们枪毙无辜的百姓,将人投入海河。如今,我仍然记着海河泛起的中国人的鲜血。

还记得,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家里蒸熟香喷喷的米饭,将我们从睡梦中叫起来,冒着杀头的危险,吃一次家乡的大米饭。我和日本朋友谈起这些事情,我说你们是很难理解中国人的感受的。从小刻进头脑里的记忆,是难以忘却的。

我的父亲,他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

我的父亲田澍雨(1907—1938),笔名阿农,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1907年生于葛沽。青少年时随父在江浙读书,中学毕业后,1927年前后他在上海和我国著名画家叶浅予曾一道学画,后随父返回故里。他善于国画,精于二胡演奏,才华横溢。1930年前后,曾在葛沽开办“尚友书局”,同时与同仁好友于之扬、于之溢、申体桐等成立葛沽国剧社。1933年后,他又到天津创办《治新日报》,社址在天津南市老电台旁,后迁至河东区意租界。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出版抗日号外,1938年8月,日军要逮捕他,他当时藏在一个朋友家。日军逮捕了一名报馆工人,报馆及其财产被日军没收。父亲变卖一处家产,竭尽全力救出了这位报馆工人,自己却因受连累带惊吓而得病。回葛沽后,因变卖家产,又招致当地土匪入室抢劫,遂致一病不起,于1938年11月逝世。

父亲常年在外,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象。他有一帧照片,是所谓艺术照,咖啡色。他戴着一个贝雷帽,穿着时髦的呢子大衣,皮鞋还有摄影灯照出的亮点,脸上露着一丝笑意。有时,他让我联想到徐志摩,以及20世纪30年代一些现代诗人作家的影像。

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他的教诲,但是,我从他那里却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信息,受到现代精神的感染。在他和母亲原来的住房里,有一排书橱,里边有各种文学的杂志,《创造》、《新青年》、《弥撒》、《礼拜六》等,还有《少年》,侦探小说之类。其中,父亲留下的一本发明家的传记,让我有了朦朦胧胧的人生的理想。其中有爱迪生的故事、斯蒂芬孙的故事、瓦特的故事,让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伟大的发明家,他们都是在贫穷中,在困难中艰苦奋斗而成功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我的梦想,我要做他们那样的人,像他们那样去奋斗。就是这本小书,给了我人生的目标。我深深感谢我的父亲。

后来,我做现代文学的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研究鲁迅、郭沫若、曹禺,似乎都和我的父亲有着某种精神的联系。有时,我真的感谢我这个早逝的父亲,似乎他在冥冥中将那个时代的信息密码传递给我。

让我最为思念的还是我的母亲。父亲早逝,祖父也于1944年病逝,是她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我记得家里只有靠大猪窝的百亩田地出租维持家计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两个待嫁的姑姑,一个姨奶奶,这一大家子,我真不懂得那时她是怎样扛过来的。我不记得她发过脾气,也不记得她曾经打骂过我。

她曾在杭州初级师范读书,没有毕业就随外祖父全家迁到上海。她的毛笔字写得不错。她具有惊人的忍耐力,我在研究曹禺的《北京人》时,就发现我的母亲也具有愫方那样的默默的耐性,这是中国妇女的一种美德。

她对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似乎是“无为而治”。我觉得我的童年是很自由的。我上有姐姐和哥哥,下有弟弟和妹妹,在讲究兄宽弟忍的家教中,我的地位在中间。很自然地,母亲总是把一些活计派给我。譬如,母亲手头极为拮据,就派我到商铺里赊账;家里实在没有口粮了,就派我到七八里路远的佃户家背粮。无论是当时或是现在,我从来没有看到母亲对生活的埋怨。她有一个仁慈的心肠。记得我的小表姑,她母亲和姐姐都死了,父亲吸鸦片,穷困潦倒。母亲就把她领回家里,直到送她出嫁。母亲在无形中,给我一种勇气去做事情,我从来不怕劳累。有时,母亲派我做些活计时,我也得到在外间活动的自由,似乎也锻炼了我独立自主的能力。

有一次让我看到母亲内心的焦虑。那是1947年暑假,我从天津回家等待报考省立师范的消息,姐姐在医院工作自然不能回家,大哥已经在南开大学读书,他谈恋爱了,也没有回家。一天夜晚,我和母亲躺在炕上,母亲对我说,你哥哥谈恋爱了,你姐姐是要嫁出去的,我就靠你了,让我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母亲的重托,那时,一方面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一方面心上也袭来一阵悲凉之感。我才15岁,如果我考不上省立师范,我也不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的一种命运,我又怎样去孝敬母亲呢!就是这个暑假,第一次萌生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

我对母亲的这次重托,是铭记在心中的。这是母亲与我唯一的一次知心的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断绝了土地出租的收入,母亲就开始做起缝纫的营生。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是伟大的。那时,我已经参军,姐姐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哥哥还在南开大学读书,就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她带着弟弟妹妹,供他们上学,将我的两个姑姑都先后嫁出去。

该说到我的姑姑了。我有三个姑姑。大姑,我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她跟家里一个厨师逃离家庭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倒是很深刻的。爷爷奶奶,大概只顾自己抽大烟了;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家,自然耽误了大姑的婚事。后来,我看小说,觉得大姑还是很勇敢的。但是,那时,却成为家里一件不为人道的丑事。据说,有人看到她投向八路军了。

二姑、三姑都曾在葛沽女子小学读书,爷爷活着的时候,她们就吸鸦片。爷爷故去后,还吸。可是没有钱,就将家里东西偷出去卖。母亲是知道的,从来没有怪罪过她们,还是尽心尽力地将她们嫁出去了。她们的命运都不太好,都过早地去世了。

我的姐姐,她叫田本娜,家里很宠爱她。她长得十分漂亮,昵称“大婴孩”。她的手很巧,她做的手工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她很聪明,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第一、二名。她稍大些,就能帮助母亲料理些家务了。

1947年,我很幸运地考上河北省立师范,因为管吃,我才考的师范。大哥很棒,一连考上三个大学,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因为南开的奖学金优厚,就入读南开化学工程系了。大姐也考上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三个人都上学,吃饭没有问题了,但是总要有些零用的钱,家里已经足够艰难了,实在无力再资助我们。是大姐主动提出,她先休学一年,继续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做助理护士,有微薄的收入,这样,可以帮助我和大哥读书,她是作了自我牺牲的。

我常常记起那些日子。往往是星期天,我和大哥到第三医院和大姐聚会,她总是给我们准备一点零钱和零食,有时在一起吃饭,但绝对是不会下馆子的,因为没有钱。那时,我一个星期能够买上一包花生米,就很高兴了。大姐,始终都在关怀着我,长姐如母啊!

大哥,田本良。他在我们兄弟姊妹五个中是最具有智慧的。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可是凭着他的努力自学,英文、日文,他都拿下来。数、理、化更是他的强项,所以他一下子考上三个名牌大学。按照他的才能,他本该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可是,他是一个不敢过问政治,也不愿过问政治的人,却被南开大学地下党的总支书记确定为特务嫌疑。毕业后,他在吉林201厂,苏联援建的140个重点工厂之一,一直做到中心实验室的主任。他本来考上钱学森的研究生的,也因此而未能录取;本来也有机会派到苏联深造的,都未能成功。可以想象,背着一个特嫌的包袱,怎么可能受到重用呢?他最冤枉的,是后来被打成右派。是领导上一再动员他提意见,他一再推辞,最后竟然逼着他就范而落网的。

弟弟,田本陆。他还小,我就到天津读书了,没有更多的时间接近。他性格耿介,做事认真。初中毕业就读河北黄村林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农林厅工作,主动要求下乡,还经常将微薄的工资捐献出来。他很贴近农民,也很体会基层的困难。1957年考入中央政法学院读书,刚入学就因为给医务所贴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后来据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说,他本来没有划为右派的,批评一下就算了。可是,他不服,跑了,就这样被打成右派。毕业前,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到本溪一所学校工作。困难时期,他主动要求到农村工作,下到桓仁县二户来。“文革”中,屡遭磨难,吃尽苦头。记得1974年、1976年,他两次到北京上访,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找我。他是不愿意给我找麻烦,我让他住下,都不肯。他有这样的“仁义”之风。我送他回去时,望着他那落魄的身影,止不住地流下泪来。我没有办法给弟弟排忧解难,没有办法为之申冤,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妹妹,田本道。她是父亲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自幼就没有父爱了。老闺女,母亲自然是更加疼爱的。她好强,也有个拼劲。记得在高中读书时,我刚好从朝鲜回国开会,顺便回津探亲。那时,她就很热情,非拉着我到他们班里作报告,讲志愿军的故事。后来,她就一心考北京外语学院,其他院校不上。连考三年,终于考中。她毕竟年轻,赶上“文化大革命”,就不知所措,不谙世事。不久,她的丈夫因“文革”中受挫折而得了精神病。更不幸的是,儿子考上大学之后却死去,这对她打击极为沉重。即使这样,本来她学的是俄文,是俄文老师,不得不改行教英文,她硬是凭着一股拼劲,将英文拿下,成为一个受到同学们欢迎的优秀的英文教师。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