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色情书店买正经书

好了，各位朋友，现在大家清楚了，作“老外”，去日本淘书，路不是问题，有好警察在，就一定能找到脚下的路，不想帮你找也要逼着他帮你找。

假如你是第一次去的话，很多人最感兴趣的，往往是色情书。古人所说“食色性也”，就是说好色如好吃，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先贤对基本人性的概括总结。特别是年轻人，这两方面的欲求都更加旺盛。日本普遍在便利店里卖色情期刊，就清楚体现出食与色二位一体的关系。但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随便看看，长长见识就是了。现在国府要弘扬的“国粹”，并不包括“食色性也”这么精辟的认识，带这类书刊回纯净的祖国，会污染环境，是违法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尽管好吃并不比好色高尚，但吃货不用担心，不仅可以在日本大快朵颐，还可以携带食谱回国，没人查抄)。

虽然随便看看长长见识也无伤大雅，但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不能让自己沉湎于这种原始的、和牲口差不了多少的本能需求里。我们买书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除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之外(当然也包括食、色这两方面的知识)，更要注意不断提升自己的品位，超越低级趣味，要时刻准备着，为了那啥去那啥。这些年，不知道从哪疙瘩铁匠铺里传出来一句顺口溜，说是“打铁还要自身硬”，这话可以鼓舞我们努力锻炼身体，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健康水平，但现在有机器，已经不用撸起袖子再甩着膀子打铁了。我们读书，是补脑，汲取人类知识的精华，比身体硬不硬实更重要。所以，要尽量多读些高品位的书，多买些正儿八经的好书。

日本的古旧书业，专业分化很细，色情读物，也是其中一个门类，但色情书专卖店并没有被划进特定的“红灯区”，往往是和普通书店相互混杂，毗邻而设。所以，走进色情书店，是一件很容易、也很自然的事情，常有稀里糊涂拐进去的人。我也是这样，在逛旧书店的过程中，只要精力和时间允许，就尽量不放过色情书专卖店，进去看看。

因为我不收藏色情书，对这种书店的主打商品，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常去看看，是想在这里捡到便宜的“正经”书。

由于专业化分工很细、也很强，专业性越强的书店店主，对自己专营项目以外的书籍，往往不甚留意，随便标个很便宜的价钱处理掉就算了。这些书，往往是他们收购自己专营书籍时连带着收到的一二零本，在这个店面里只是偶尔一见，绝不会很多，因而也就更需要细心察看。

我们这些喜欢旧书的傻瓜，绝大多数人，既不是贪官污吏，也不是富商大贾，手头儿的钱有限，想多买到一些心爱的书籍，弥补的办法，只能是多花时间，常跑多看。去色情书店找“正经”书，机遇虽然不是很多，但跑多了，也会有那么一两次小小的惊喜。

我遇到的惊喜之一，是在神保町一家色情书店里，买到一部吉川幸次郎著《元杂剧研究》。这是一部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的名著，作者对此书也颇为自负。要是摆在一些专门经营东洋史研究书籍的店里，总要卖上几千日元，可很另类地僻处在这家光线昏暗色情书店的一角，标价只有500日元，实在是便宜得不得了。

便宜是便宜，但我无力研究文学，读它，只是开阔眼界和胸襟而已。与其相比，另一次买到的这本书籍，却对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这是一本丛书中的零册。丛书是日本文化厅监修的《重要文化财》，即编录列入日本国“重要文化财”的各种古代文物，我买到的这本零册是其中“书迹·典籍·古文书”部分第Ⅳ分册之“佛典Ⅱ”，收录的是佛教典籍的旧写本和古刻本。

谈到佛教典籍的雕版印刷与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关系，美国学者卡特在他的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曾给予非常清晰的表述，即佛教的发展才是促成雕版印刷术产生最重要的推动力。不过，卡特的这部书虽然因其通论、通俗的性质而通行较广，对此却没有做出深入的论证。实际上比卡特此书要早很多，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和中国学者向达等人，就非常具体地论证了雕版印刷术产生于佛教徒表达信仰的需求这一历史事实。去年我出版的《中国印刷史研究》这本书，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对这一认识又有所深化，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参看。

日本文化厅监修《重要文化财》之“佛典Ⅱ”分册

佛教信仰不仅促成了雕版印刷术的产生，而且也很早就把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佛经的复制、集存与流通。在这一方面，北宋初年印行的《开宝藏》，就是最好的体现。同时，佛教寺院以及信仰者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宋以前的早期印刷品，以佛教典籍和用品存世最多。这对我们研究雕版印刷术在中国的初期发展状况，具有重大价值。

譬如，近年出现在中国拍卖市场上的北宋末刻本《妙法莲华经》和真宗大中祥符二三年间刊刻的《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淳化咸平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对于我们认识北宋时期杭州民间刻书的字体，以及南宋建阳书坊通行的颜体字风格的起源，就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实物依据，同时也披露了一个最佳切入点。前年秋天，我曾撰写《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一文，阐释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就其总体状况而言，不管是从中国古代印刷史的角度去看，还是单纯从中文古籍版本的角度来谈，对北宋时期出版印刷业状况和版刻特征，目前的研究都还十分薄弱，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社会上很多流行广泛的著述都把毕昇试用的泥活字印刷视作吾华先人所谓“四大发明”之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毕昇的活字印刷在北宋时期还没有任何社会应用，这是由于其技术存在致命缺陷而根本不适合应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花费多大力气去做研究。北宋时期印刷术的研究，实际上还只是雕版印刷术的研究。要想做好对北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和北宋刻本版刻特征的研究，就一定要充分重视和利用佛教典籍的刻本。

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

除了中国本土的收藏之外，北宋的佛典刻本，很早就大批量地传布到日本，其中一部分一直流传到今天。日本存留的这部分北宋刻本佛教典籍，在所有传世北宋佛典刻本中占据很大比例。这次我在日本色情书店买到的这本《重要文化财》的《佛典》分册，就选印了很多北宋时期刊刻的佛经，当然只是一两叶乃至三五叶的书影。对于版本学和印刷史的研究来说，往往不需要通看全书，看到一叶或是几叶书影，就能解决很大问题。

宋福州东禅寺刻《大藏经》本《楞伽经》

在这册《佛典》所收录的书影中，对我的研究当即产生直接作用的，是五帧福州东禅寺版《大藏经》中的《楞伽经》的照片。

我在研究唐人元稹所说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人多递相“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这句话中“模勒”二字的语义时，针对自明末人胡震亨、清乾嘉时人赵翼倡导又被晚近一批大师如胡适、傅斯年、赵万里、邓广铭、黄永年等诸位先生一直沿承下来的“雕版印刷”说，肯定伯希和先生的观点，指出“模勒”应是复制墨书手迹而非雕版印刷，盖“模勒”意即勾勒，既可用于临摹画作，也可用于描摹文字。在刻制碑志时“别书丹而双钩其文以上石”，也通称为“模勒”。在论证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就举述了这件《楞伽经》作为依据。

宋福州东禅寺刻《大藏经》本《楞伽经》之卷尾题记

这是因为这件《楞伽经》，最初本是由苏轼在元丰八年手书上版，因其书法字体独特，与当时通行的普通版刻字体有明显区别，所以，当描述元祐三年在福州按照苏轼原来的字体覆刻此经的雕版技法时，乃称之为“命工摹勒镂板”。这里所说“摹勒”，是“模勒”的另一种写法，二者在语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而“镂板”无疑是指镌刻印版。宋人在这里既然明确将“摹勒”与“镂板”对举，“摹勒”(亦即“模勒”)一词便绝不可能是指雕版印刷，只能如同刻石一样，是指按照原样来移写苏轼的书法。这部宋版《楞伽经》飘逸潇洒的苏东坡字迹，足以清楚印证这一点。北宋时人在雕版印刷过程当中既然仍是以“模勒”(摹勒)表述模仿原作书写，那么，从语言的继承性角度向前逆推，唐人似乎也不应该用这一词语来指称雕版印刷。

花费很大力气来论证这一问题，是因为这将有助于准确认识雕版印刷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不同文化领域内的传播扩散过程。辨明这一问题，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如此强大的需求，足以促成雕版印刷其诗篇进行贩卖。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部依苏轼手书墨迹原貌上版的《楞伽经》，也是版本学上所谓“写刻本”的最早渊源，而如业师黄永年先生等前辈学者，由于无缘一睹其书，便未能对这一类别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做出更加精准的说明。

这样看来，色情书店得来的书籍，同样可以为学术研究发挥很大的作用。真正的读书人，自有足够的定力，并不能因店里的主打商品过于刺激感官，就目眩神迷，忘乎所以，以致错过那些混杂其间的好书。

这本《重要文化财》的《佛典》分册，让我感到得意的，不仅是因为好书难得，对我研究古刻版本正好有用，更得意的是价格便宜：八开精装大册，一本子印制清晰的图片，买下它才花500日元。这当然便宜得不得了，也当然是拜色情书店之赐才能捡到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