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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视界与汉宫廷赋

赋学:制度与批评 作者:许结 著


三、制度视界与汉宫廷赋

汉宫廷赋的崛兴,标志了赋由楚臣的“贤人失志”到汉廷的“体国经野”的变化,并形成了以宫廷赋为主体的散体大赋的创作传统。元人祝尧为相如《子虚》、《上林》两赋作“题解”时云:“铺叙之赋。固将进士大夫于台阁……须将此两赋及扬子云《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孟坚《两都》,潘安仁《籍田》,李太白《明堂》、《大猎》,宋子京《圜丘》,张文潜《大礼庆成》等赋并看……一扫山林草野之气习,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骤。”此从历代宫廷赋的共同特征着眼,以明其台阁文章的雅正风格,其中关注到相如赋的肇始意义,见解亦颇精到。如前所述,汉宫廷赋与汉代制度具有互动的关联,其于文学意义之外,也具有历史的、文献的价值。倘从制度的视界考察汉宫廷赋的发生与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阐发。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催生宫廷赋的创作。由于武帝朝奉行文化大一统政策,制度亦由区域向宫廷转移,而伴随这一制度变迁的文学创作,最典型的就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之赋及乐府祭诗《郊祀歌》。而汉赋中有关郊祀、巡狩、籍田、舆服、养老、婚俗、文教诸端的描绘,又无不维系于相关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作为文学侍从的宫廷赋家,他们的创作很多是直接伴生于制度而来。如《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序》记述其于成帝时作“四赋”的经历: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聊以《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以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这是赋家待诏献赋的典型记录,尽管作者于赋中寄寓了讽意,以合“风人之旨”,然其辞赋创作本身,显然是由制度催生的。

汉制重礼,礼制首重“吉礼”,故对天子郊祀祭典,赋家兼有纪事与歌颂之功能。如纪事者,《汉旧仪》:“皇帝祭天……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王褒《甘泉赋》:“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此写祭祀“太一”之地。又,《续汉志·礼仪上》:“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扬雄《甘泉赋》:“于是钦祡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一。举洪颐,树灵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东烛沧海,西耀流沙,北幽都,南炀丹厓。”此写祭时禋祀、权火诸法。缘于汉人好仙道,自武帝以后尤盛,故祭祀之礼多以神灵之符瑞拟状政治之祥瑞,其于宫廷赋中反映多多。如班固《东都赋》“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以祥瑞状大汉之德;桓谭《仙赋》“仙道既成,神灵攸迎,乃骖驾青龙,赤腾为历;躇玄厉之嶊嶵,有似乎鸾凤之翔飞”,以祥瑞拟诸仙境;冯衍《显志赋》“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以汉祭四方之神的祥瑞拟状高远志向。这些描写反映汉礼虽或隐或显,然派生于汉代制度则毫无疑问。

第二个问题是围绕汉代制度产生的一些文学热点,同样清晰地表现于宫廷赋的创作。可以说,赋家作品中所反映的汉代制度,如前述郊祀、校猎、都城、宫室等,就是汉宫廷赋围绕制度建设产生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比如汉代皇帝亲自主持的军事礼仪制度,有、大阅、校猎等,其中校猎有两义:一是游戏性质,一是军事演习。而其反映于宫廷赋,又分两类,一是大赋中皆有校猎的描写,如相如《上林》、扬雄《长杨》、班固《两都》、张衡《二京》、枚乘《七发》、傅毅《七激》等;一是以其名题,如扬雄《校猎》、王粲《羽猎》、曹丕《校猎》等。而自相如《上林赋》中描写天子校猎礼,后继者不绝,显然成为汉赋一大热点,其中对其制度、仪式、思想,均有写照。譬如行校猎礼的地点,或在上林苑,如相如《上林赋》“蹶石阙,历封峦。过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鹢牛首。登龙台,掩细柳”;或在长杨榭,如班固《西都赋》“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或在广成苑,如马融《广成颂》“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或在平乐观,如李尤《平乐观赋》“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羁之遐邻”等。

汉宫廷赋的一些热点描写,亦多缘于汉制度的变迁和争议。如甘泉祭祀“太一”问题,自武帝信方士言以“太一”为尊神,其地位尝置于郊祭之上,历昭、宣、元三朝,直至成帝仍有行废,并引起三次论争。第一次是在建始元年(前32年),匡衡等人认为郊祀天地在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不合古制,应迁长安南北郊,其结果是建始二年“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北郊”(《汉书·成帝纪》)。第二次是永始元年(前16年),刘向主张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之祀,受此影响的是赞成恢复古礼的扬雄于元延二年(前11年)相继上《甘泉》、《河东》两赋“以讽”,这既属制度决定了赋家的创作内容,也表明了扬雄倡导古制,反对成帝因“求嗣”而恢复祭祀“太一”于甘泉的做法。而第三次论争则是绥和二年(前8年)成帝采纳谷永的建议,再次将祭祀天地的大礼转回长安南北郊,其结果亦与扬雄作赋主张一致。与此相类,东汉京都赋的兴起,也是制度的变迁与论争而产生的创作热点。东汉兴国,定都洛阳,与西汉初定都长安,构成汉世东、西两京史实。然在光武帝刘秀定洛之前,汉皇已有迁都之例,如汉初高祖初定洛阳后依刘敬说迁长安,两汉之际更始帝自洛阳迁长安,所以当光武帝定都洛阳而又亲幸旧都修葺宫室时,引起山东权贵的“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后汉书·杜笃传》),以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班固《两都赋序》)。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杜笃创制了《论都赋》,表明其主张西迁长安的思想,同时也开启了延续数朝的京都赋创作热潮。虽然刘秀未曾西迁,但迁都与否的争议在明、章两朝被不断提起,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系列反对西迁而赞美东都的赋作,如傅毅的《反都赋》、《洛都赋》,崔骃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以及张衡的《二京赋》。虽然这些赋是缘于迁都之议的史实而产生的文学热点,但作为文学的创作,又有着不拘于史实的超越性,如班、张巨制对两京各种制度文化差异的描述,比史书的记载更为真切、详密而生动。特别是由东汉制度引发的京都赋创作,成为历朝“盛世作赋”的典范,并成就了历千年而不绝的宫廷赋创作传统与正宗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制度作用于宫廷赋,也影响了赋家的创作思想与文学观念。简要地说,这种影响比较突出地表现于三个字:一曰“丽”。西汉末赋家扬雄论赋,区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丽则”与“丽淫”(《法言·吾子》),褒贬之间,对汉宫廷赋之“丽”则是承认并肯定的。这也是其后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的理论源头。然考查汉赋之丽,又与制度相关,尤其与汉代的礼制建设密切联系。因为儒家倡礼,不忌繁文缛节,所谓“郁郁乎文哉”,况且赋家对大汉天子礼的全方位描绘,更是繁缛摹画,以壮丽为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明示汉宫廷赋之繁富博丽与礼乐制度的关系,言简意赅。二曰“实”。制度是具有功利性的,在汉代,无论是京都的建置、官仪的制定,或是礼仪礼典的功能,都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其反映于宫廷赋,就是崇尚实用的观念。这表现于赋创作,如扬雄《长杨赋》的“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是通过对奢侈的批判而表达其崇实思想。同样,汉人对赋家创作的批评,也多出于尚实的观念。如王充批评扬、马赋“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即以应用文的实用性来要求赋家的。虽然,扬雄的“悔赋”也是处于“文丽”而“用寡”的矛盾心境,东汉赋家接受西汉赋多“虚辞滥说”的教训而于赋之描写更趋于求实,但“尚实”与“博丽”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制度的建设,则是一致的。三曰“中”。制度是社会的铺展,也是人伦的约束,其作用于以描绘性为主要特征的宫廷赋,尝出现尚“实”与尚“丽”的矛盾,而其间起调节作用的正是汉代礼制倡导的“执中”原则,这也是扬雄赋论的“丽则”思想。比如扬雄作《校猎赋》,对天子校猎礼的描写可谓闳衍博丽,然观《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序》。谓其创作动因,则是:

昔在二帝三王,宫馆台榭沼池苑囿林麓薮泽财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汤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这种以侈靡之文倡节俭,通过对礼仪制度的繁富描摹再归于“执中”思想,应该是汉宫廷赋家创作的共有特征,扬雄的《自序》,只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赋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的崛起,天生是一矛盾的集合体,它一方面承续《诗》的“风人之旨”,所谓“受命于诗人”;一方面其本质又是修辞的艺术,亦即“极声貌以穷文”,“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所以汉宫廷赋,常于歌颂中暗含讽喻,变诤臣的直谏而为文采斑斓的“谲谏”,其源于制度,又欲改造制度,结果讽喻的内容被掩盖于华丽的词藻与神奇的描绘之下,“欲讽反谀”、“劝百讽一”,成为宫廷赋家的共有心态与尴尬处境。

  1. 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66册,第750页。
  2. 《三辅黄图》卷四引《汉旧仪》:“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
  3. 《三辅黄图》卷五:“长杨榭,在长杨宫。秋冬较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
  4.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延熹六年,车驾幸广成校猎。”
  5. 《续汉志·礼仪中》注引蔡邕说:“见客平乐,飨卫士,瑰伟壮观也。”
  6. 详见《史记·刘敬列传》。又,《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
  7. 《论语·八佾》载孔子论三代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8. 扬雄“悔赋”语见《法言·吾子篇》:“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又,同书《君子篇》:“文丽用寡长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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