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良师益友

这一天，圣约翰大学人头攒动，中国师生们个个一脸严峻，携带衣物铺盖，纷纷离开这所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6月的阳光已然灼人，周有光拖着简单的行李，跟大家一起跨出校门。这一跨，将成永别，何去何从让周有光心生茫然。然而，反帝爱国的热潮挟裹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就像当年在常州中学拿着旗子，到茶馆去演讲一样，民族的存亡早已唤醒整个中华大地。苏州河边，师生们三三两两地前行，一路上集思广议，团结一致向前进的号角已然吹响。

离开圣约翰后，孟宪承联合一些教育界人士，决心另建学校。这一想法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贤士的赞助，尤其是时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松沪道尹张寿镛。他像一位热心化缘的老和尚，四处奔走，筹办新大学。“六三离校事件”发生后，张寿镛积极与英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同时快马加鞭地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在酷暑难耐的8月天，当周有光他们搬进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大学校舍，抚摸着眼前的一桌一椅、一床一铺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就这样，在反帝爱国的热潮中，著名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在上海落成，张寿镛任首届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五百五十多人就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大学的。当时的校舍是张寿镛为了安置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而暂时筹资租赁的房子，但圈地建校之事还是迫在眉睫。

张寿镛是明代民族英雄张苍水的后代，当时已年近五十。当时，光华大学一直得到王丰镐的热心支持，老先生是一位清末明初的洋务人才，向来不畏强暴。这一天，王老先生对上门来访的张寿镛摊出了老底。时已年迈的他在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置有地产60亩，表示愿意捐献，以筑校舍创办大学。当张寿镛听闻此言，激动得俯首叩拜。王老先生赶紧扶起张寿镛，恳切地说：“这块地产本来是打算留给家属的，如今我已经和家人商量，与其日后让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今天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张寿镛临走前，王老先生再三关照说：“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等到师生们搬进新校舍时，已是1927年。

光华的管理纪律严明，学风甚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的教学，教师上课都用英语。光华初期的教学骨干是从圣约翰辞职的近二十位中国教师，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

周有光的同学大都是富家子弟，毕业后的风向标早就定好了，去美国留学是最好的选择。周有光没敢往那方面想，在校时一心想着勤工俭学，少让母亲做缝补。当时校长室需要一名秘书，是在本校张榜招考，周有光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课外就协助校长工作。张寿镛校长名声在外，他在辛亥革命之后，曾当过十多年的财政官员，看尽人间坎坷，然而他的内心却更加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鸿遍野，但他不与世故沾边，希冀人生抱负。在风云突变的1925年，他弃官筹建光华大学，不辞奔走呼号，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对此，周有光如雷贯耳。

与张寿镛近距离接触后，周有光深感校长的平易近人。张寿镛戴一副金丝边圆眼镜，校园里常常能看到他儒雅的身影。他早起晚睡，凡事必亲自处理。周有光协助校长做一些案头工作，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学生，笔头快，人又机灵，深得校长的喜欢。“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这一点，光华的学生都知道。张寿镛学识渊博，虽未中进士，但也中了举人，此为“第一快事”。“第二快事”是婚姻生活，贤内助蔡瑛像温暖的港湾，与他患难与共，替他分忧解难。光华的成立当是张寿镛“生平第三快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简朴的校舍里透出朗朗朝气，这是中国的未来，这足以令他心慰。张寿镛像父亲一样对待周有光，严中有慈，还常常邀请他上自己家里去吃饭，感受亲情的温暖。对于男儿立身大事，张寿镛曾语重心长地对周有光说：“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毕业时分，他劝导周有光说：“有光，你就留在光华教书，很适合你的个性呀！”就这样，周有光先在光华大学附中教书，没多久就在大学吃起教书这碗饭。

在光华大学任教，使周有光更深刻地理解张寿镛的办学理念。光华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其实知行是一回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离。可见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你自己。每年的开学典礼上，面对一张张青春飞扬的面孔，校长无不激动地说，要“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了一些基础课程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银行、工商管理等。光华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切忌“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参与社会实践，使自己所学的知识不脱离实际，这就是光华的“知行合一”。纵观张寿镛的一生，历经风雨，却能处之泰然，乐观向前，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信心。周有光平时与校长接触最多，早已熟稔他的两句座右铭：“天生我才必有用”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乐观和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这一点，令周有光终生难以忘怀，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

周有光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校园，安宁的氛围也很适合他的脾性。生于水乡的他，顺流而下，从常州到苏州，再到上海，如今在国际化的大都市扎根，应是幸事。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年轻人应该干一番大事业，不能在沉溺于自我的小天地里，有种说法是三年最好换个地方工作，这样才能保持激情与活力。孟宪承也是江苏籍，长周有光七岁，两人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孟宪承，曾留美赴英深造，专攻教育学，回国后受邀于圣约翰传授智慧，而光华大学的创办他功不可没。从师生到同事，周有光一直很崇拜这位思想开明、敢为人先的兄长，平时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各种问题。

孟宪承从小由寡母抚养成人，深知民众疾苦。他的二伯父孟昭常是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提倡设立公民学堂以扫成人之盲，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当孟宪承欧美留学归国时，正值国内倡导新教育运动的高潮，他火热地投入其中，创办刊物，发表论著，介绍新学。看到中国大地满目疮痍，民众穷困不堪，孟宪承立志教育救国。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身怀理想的孟宪承越来越清晰眼前的道路。当时，他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乡村教育。这些先进的思想，常常在无数个宁静的夜晚迸发火花，对周有光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孟宪承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江苏民众教育学院，他鼓励周有光跟他一起去无锡乡下：“有光，你在光华教书当然很安定，但我劝你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就没有朝气了。年轻人要走出去，增加人生阅历，丰富人生经验。我们要有我们的心思，并且运用我们的毅力，去开展民众教育。”其实这正好说中了周有光的心思，他也确实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周有光便从光华辞职，跟随孟宪承来到了无锡乡下。孟宪承对于乡村学校，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敢想敢干，周围聚集了一帮热血的知识青年。他带领大家从事民众教育事业，在身兼多职的情况下，苦心规划学院的发展和民众教育实验区。在民众教育实践活动中，他不断思考中国自己的教育道路。

1930年，应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邀请，孟宪承又出任浙江民众省立教育实验学校校长。于是，周有光又一次跟随孟宪承起程，坐火车来到了美丽如画的杭州。日后执掌华东师范大学的孟宪承，高瞻远瞩地站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思考中国的民众教育发展，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将成人补习教育纳入学制系统，构建了民众教育思想体系。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影响了周有光，使他对大千世界有了更深远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