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井荷风的东京

永井荷风给人的印象，好像他总在散步，要么就狎妓。

读《东京散策记》等留作后世谈资的随笔，仿佛看见他头戴礼帽，手携洋伞，趿拉着木屐，东京四下里游走；读《掰腕子》等小说又仿佛看见他被艺伎或娼妓或脱衣舞女簇拥着，也不大有笑容。他身历明治、大正、昭和三朝，著述等身，大致就这么两类，前者叫散步文学，后者即所谓花柳小说。1952年获得文化勋章，理由是“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兼备温雅的诗情、高迈的文明批评、透彻的现实观照三方面，此外，研究江户文学、移植外国文学也取得业绩，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独自的巨步”。勋章是体制的奖赏，但他继续反时代，一如举国热衷于战争之时。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那就是他的生活方式，躲避与逍遥。

荷风生于1879年，明治十二年；琉球被改作冲绳，东京招魂社升格为靖国神社，挂上菊花徽，由陆军供钱，东京基本是江户时代的老样子。他是官二代，十八岁时初涉花柳之游。1910年当局借暗杀明治天皇事件大肆镇压，“若没有佐拉谴责德雷福斯事件的勇气，就只好委身于戏作”。戏作，指江户时代兴盛的俗文学。此后他写出《江东奇谈》（原文用了一个日本人造字，代指隅田川，既为翻译，何必照搬）等小说，描写花街柳巷的风俗与生态。两度结婚，都旋即离婚，公言拉家带口障碍写作，不再婚。1959年孤独地死在从来不叠的肮脏被褥上。临死前一天在《断肠亭日乘》里记下：晴，正午大黑屋。据大黑屋这家饭馆老板娘说，像往常一样，他吃了炸猪排盖饭，还喝了一壶酒。

荷风生长在东京。父亲赴任日本邮船上海支店长，他跟着去上海逗留两个月，归国后入学东京商业学校附属外国语学校清语科，旷课为常，混到中学二年级被开除，这是他最终学历。在学期间发表《上海纪行》，据说是现存荷风处女作。耽读左拉作品英译本，撰文介绍这位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大师。1902年出版《地狱之花》，被森鸥外推许，荷风终生仰之为师。父亲比森鸥外年长十岁，属于汉洋兼修的一代，师从汉诗人大沼枕山，进庆应义塾学洋学，奉藩侯之命去美国留学两年。荷风幼习汉学，但是与老一辈的夏目漱石、森鸥外相比，已属于把汉诗文当作外国文学的一代。作品《雨潇潇》中欣赏王次回，《江东奇谈》中翻译《红楼梦》的长诗，《断肠亭日乘》中引用苏东坡、袁枚、王渔洋等的诗句，中国文学刻骨地影响他文学及人生。在《小说作法》里曾说：“只要古来的国语存在，有志于文学者要与欧洲语同时掌握汉文素养。”或以为荷风从欧美回来后，回归东方，其实他从不曾离去。自道：大概我不受人教，早从学生时诵归去来之赋，又盼读楚辞，是流淌在明治时代背面的某种思潮所致。留洋只是使他获得别样的眼光，异常的高度，譬如1920年出版《江户艺术论》，就是用他从法国人美术评论家撰写的文章里获得的知识重新认识浮世绘版画的构图与色彩，展示植根于憧憬古日本的美学。二十岁拜师学习落语以及歌舞伎，研究江户文学，但父亲怒其甘当无用之人，安排他渡洋赴美学实业。

上船是1903年，日本明治三十六年，我大清光绪二十九年；年初夏目漱石从英国留学回来了，有七位教授联名敦促首相立即对俄国开战，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说：没有比半吊子学问的蠢货更可怕的了。就在这一年，东京开始大规模改造，欧美有的要建，欧美没有的就拆，变成大工地。夏目漱石走在伦敦街头，为自己的矮小而自卑，荷风似乎没有自卑感，从照片上看，他是细高挑。五年后（1908年）归国，东京旧貌换新颜，但对于他来说，面目全非。当年的《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提出了首都东京的景观问题。

东京这座城市因甲午战争得胜而繁荣。江户时代，商业中心在日本桥，那里是浮世绘常画的名胜，而明治时代银座、新桥一带摩登了，砖瓦结构的楼房拔地而起，面貌一新。出国之前荷风在《灯火街巷》中写道：“远望栏杆上点亮瓦斯灯的新桥方向，格外明亮的银座街衢犹如被各种灯火的光青白地浮现出来，从其间不计其数的铁道马车的灯、人力车的提灯无休止地向各处移动。”欣然描写了满目新鲜的城市风景，要他像一位法军大尉兼作家那样看出“砖瓦大楼以美国式丑恶耸立着”，尚有待于留洋见识了西方以后。

在美国住了将近四年，然后靠父亲的门路去法国，那才是他梦魂萦绕的乐土。从夏到冬末，在里昂住了不到一年。《法兰西物语》所收的《罗纳河畔》中写道：“黄昏略略失去蔷薇色光泽，不知从何处添上发蓝的色彩。对岸的小山和人家的屋顶从背后接受明亮天空的光，展现难以形容的清晰轮廓。同时，湍急的河面那打旋的波纹各种各样，闪耀得几乎令人目眩，还在边上垂钓的人影如塑像一动不动。堤上成排的树木之间瓦斯灯已经点亮，但对于天的光、水的辉，只不过在点点显示悲伤似的微弱黄色。”文中有画，像是在欣赏新印象派修拉的点彩画作。来法国之前，他已经在芝加哥美术馆等处接触到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作品。16岁时打算进美术学校学洋画，但家里反对，未能如愿。不少早期作品写画家，《法兰西故事》中三篇以巴黎为舞台的作品也是以画家为主要人物。

《美利坚物语》是在美国写就的，正好在他回到日本时问世，俨然出现了一个新文学大家。转年出版《法兰西物语》，未上市即被封杀，出版社要求他退还初版的版税。随后小说《欢乐》被禁售。荷风是笔名，本名壮吉，与他一贯反俗的形象有点不相符。15岁时患病住院，看上女护士，她叫莲，于是单相思地起了这么个笔名，或许日本人一般已不知荷与莲是一回事了。《欢乐》写到这段初恋，“人能恋几回呢”，当局却觉得伤风败俗。

小说《放荡》也描写了香榭丽舍大道“人工巧夺造化之美”。1950年代留学法国两年多的作家远藤周作批判永井荷风的生活态度，认为《法兰西物语》不过是用文学的眼镜矫正过的描写，年轻人最好不要仿效在东京探求江户风情的荷风文学。不过，荷风描写巴黎的美，恐怕也是东京骤变的冲击所带来的反动情绪驱使。像留洋的画家回国后犯愁画什么、怎么画一样，荷风描写东京也同样犯愁吧。他笔下的东京，比较从前曾有过的姿态与现在的面貌，既有个人的记忆，也有浮世绘、戏曲、读物中出现的风景。体验过欧美，重新审视日本，海归荷风瞧不起徒有其表的西欧化，既没有美国的尊重个人，也没有法国的遵守传统，有的只是山寨版的浅薄与丑陋。迅猛欧美化造成的城市外观不适合日本风土。“怎么也想象不出日本社会能够像流血革命的西洋那样”。日本风土产生日本人性格：达观、忍从、无常观，与西洋建筑以及建造它的精神根本不同。银座那里有一座三菱一号馆，是美术馆，这座伦敦式砖瓦结构三层楼兴建于1894年，为日本第一座办公楼。荷风曾严厉批评，红砖的颜色与质感不适于日本风土，可是，历史捉弄人，现今被精心保护，仿佛镶嵌在摩天大楼上，变成了东京的景点。每当我看见万绿丛中一架红桥时，便觉得荷风的说法别有用心。批判城市景观也是一个文学家对权力的抗争。

归国一年有半，由森鸥外等推荐，荷风到庆应义塾大学任教，讲授法国文学及文学评论，同时编辑校内杂志《三田文学》。自1914年6月，正好距今一百年前，开始写《东京散策记》，在《三田文学》上连载九期，按城市的构成要素分章立言，批评建筑及城市。作为编辑，交际扩大，发言更加有分量，因而立场也有所变化，批判的同时，积极地提倡理想的景观。城市由一个个建筑构成，建筑是城市的记忆，讲述城市的历史，而且与周边的环境相关才产生美的效果。像京都、奈良那样古迹多的城市，不是一个寺庙一个庭园地保存，而要把整个城市保存下来，独具城市美。走进一个茶室或酒馆，别有洞天，或许有脱离日常之美，但走出来恢复了日常生活，却可能对城市更加厌恶。一位建筑史家说：“城市不单是空间的扩展，而且是故事场所的连绵。”

城市是进步的产物，也是欲望的堆积。愈现代的城市愈是均质的空间，时间也被日历、时刻表等均质化，人们被迫以迅速化为价值。荷风描写城市风景，批评城市景观，写的是文学，不是文化地理学或城市社会学。他散步，不仅写成了随笔，而且散见于小说，景色描写是他的文学特色之一。读了它寻访，那就像他当年拿着江户时代出版的地图在大街小巷散步一样，虽然很可能有按图索骥之惑。他曾希望东京能留下四样东西：老树、寺庙、护城河及渡船。看似怀旧趣味，却正是这些景物能保持城市的品位，不仅给人以历史感，而且有安定感，乃至崇高感。居住其间的人们才不会焦躁，产生共感与爱心。荷风散步过的东京后来经历了1932年关东大地震、1945年美军大轰炸、1964年东京奥运会，更失去原样。关于日本，我们中国人常有些没来由的说法，其一就是夸日本人善于保持传统。真正传统的东京在永井荷风的文字里，诱人探索、梦想、沉思。

1916年辞去教职，荷风从此躲进小楼成一统。他给住处取名“断肠亭”，开始记《断肠亭日乘》，记了四十多年。后来又盖了新房，取名“偏奇馆”。偏奇是英语油漆的发音。据说馆涂成蓝色，在现代化东京的一片灰色中，刺眼的程度恐怕不下于红砖建筑。那种颜色审美确实很偏奇，正如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