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

继六朝隋唐、明末清初两次翻译高潮之后，我国的翻译活动在清末民初形成了第三次高潮。与前两次翻译高潮不同的是：其一，近代翻译活动的主体不再是西域高僧或西方传教士，而是我国的知识分子；其二，随着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和理解程度的加深，以及对中华文明的反思，译介西书所涉猎的范围要比前两次广阔和丰富得多。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以及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天朝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盲目自信。此后，社会发展的主题是从“器物层”到“制度层”到“文化层”向西方学习，翻译受到空前的重视。所谓“求西洋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首先被大力译介的是自然科学类的西书，而后是社会科学类的西书，19世纪末以后，域外文学的翻译也逐渐兴盛起来。

若将“中国翻译文学”界定为“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那么近代的文学翻译当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体裁是诗歌。1864年，英国使臣威妥玛将美国诗人郎费罗的《人生颂》译成中文，还请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董恂润色。董恂将威妥玛的9节译诗改译成9首七绝（严格地说，这首诗是他们合译的）。不仅如此，董恂还将译诗亲自抄在扇面上，托人送给万里之外的郎费罗本人，留下一段中外文学交流的佳话。接着，王韬和张芝轩于1871年合译了法国国歌《马赛革命歌》与德国诗歌《祖国歌》。随后，无名氏在1872年将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部分译出8000字，更名为《谈瀛小记》在《申报》上发表。自此以后，翻译域外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风气。

1899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中译介的政治小说是近代翻译文学高潮到来的表征，此后，文学翻译呈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知识分子将文学作为启民智、新民德的工具，提高了文学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林纾文情并茂的翻译和域外文学的曲折情节及逸闻趣事引起了国人的兴趣。当时翻译文学进入中国主要通过图书和期刊两条途径。在《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中收录的1911～1950年的4400余部外国文学论著中，五四之后翻译小说的数量最多不过1500种。施蛰存曾分析：1919～1949年这30年和1950～1990年这40年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少于1890～1919年这30（29）年，1890～1919年应该是“迄今为止介绍外国文学最旺盛的时期”。^[2]除图书出版外，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文艺报刊是翻译文学传播的另一条途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中外小说林》《新小说丛》《广东戒烟新小说》《小说时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礼拜六》《小说大观》等期刊都刊载翻译小说，有的刊物上翻译小说还占多数。

对清末民初的翻译文学做以下粗线条的勾勒，我们看到译者们的翻译实践构成了多元的文学翻译图景：梁启超的《新小说》在教化宣传上发现了西方小说，林纾在艺术情调上发现了西方小说，李伯元的《绣像小说》、吴趼人的《月月小说》在国俗民情和趣味性上发现了西方小说，黄人和徐念慈的《小说林》在美的性质上发现了西方小说。从与域外文学交流的角度看，无论是梁启超对中国小说“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3]的激烈抨击，或是侠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4]的盲目自大，还是林纾在小说技巧上“以中化西”地求同存异，早期的译者总是不由自主地拘囿于“中/西”优劣比较的框架，较少深入到文学本体层面。而愈到民初，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的探讨愈多，在国俗民情和“美的方面”^[5]寻求中西之间的沟通对话比单纯的中西优劣比较进了一大步。

五四以后，在域外文学的推动下，中国文学现代思想意识凸显，传统文体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小说、戏剧、诗歌、童话、寓言、散文等现代文体格局渐趋成熟。编者注重对理论和文艺思潮的介绍，现代文学批评渐成规模。如果说清末民初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包括作家、作品的文类、内容等）鱼龙混杂、良莠并存，那么五四之后的译介则系统而深入，从对域外文学的国别、作者、作品等方面的选择可以看出译者建构新文学的自觉。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考察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目的语（target language）文学并不是源语（source language）文学的简单转换。源语与目的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增添、失落、变形等现象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文化密码，译者的文化心理、审美取向、知识结构等因素以及特定的文化环境都会对翻译文学的面貌产生影响。同时，译语文化中的政治、经济、文学观念等因素会直接影响编者的翻译策略——对域外文学的选择、阐释和接受。从译者对英、法、美、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作家作品的选择、对东邻日本和西邻俄国的复杂态度，对北欧、东欧、亚非拉美等弱小民族文学由忽视到重视的态度转变，我们可以看出编者翻译策略后面的时代、社会、文学内部的深层动因。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前后的几十年里，作为现代社会产物的报刊一直是翻译文学的主要传播媒介。较之图书出版，报刊以其及时、迅捷、丰富、有效等特点在传播效果上更胜一筹。在翻译文本的选择和质量上报刊翻译也许不如图书出版那样精益求精，但是在文学史意义上报刊翻译要比图书出版更为重要，它反映的是动态的活生生的文学交流史。篇幅小、出版周期短、发行时间长的优势使报刊能更完整和更丰富地呈现不同时期翻译文学的趋势和重点，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由名家执掌的文学期刊上的翻译文学，往往体现出前辈们对现代文学自我建构的多元想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书选取《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进行个案分析。就翻译文学的输入和影响而言，《小说月报》是近现代文学史上译介数量最大、寿命最长、影响深远的文学期刊。22年里，《小说月报》不仅拥有高素质的作者群和译者群，而且读者群庞大。若不是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战火中毁于一旦，它的寿命会更长，影响会更大。自1910年创刊以来，《小说月报》主编数次更迭，刊物的面貌也随之变化，几乎每次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小说月报》1921年革新后，编辑方针、栏目设置、著译情况、文学观念及语言形式等转变明显，但对域外文学的翻译和评介热情却与前期《小说月报》保持一致，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和借鉴以及对本土文学的反思和建构的追求始终不变。全部22卷262期的《小说月报》中共有2000余种译作（其中包括近1500种翻译文学作品），约占期刊文章总数的1/2（《小说月报》翻译文本目录详见附录二，按卷数、作品名、作者、国别、译者分类一一标注）。前11卷中大约有500篇翻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470篇翻译小说、新剧和新诗），但此时直译、意译、译述不分，这个数字只是大概的统计。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除随译作同时刊出的大量外国名画、世界各国作家肖像以及海外文坛消息外，共有翻译文学作品1000余篇（其中包括919篇翻译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童话、寓言），占革新后11卷《小说月报》的一半左右。前11卷翻译文本主要集中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游记等纪实文学上。“瀛谈”“译丛”等栏目主要是对域外政治、军事、文化、科技、风土人情等知识的介绍。后11卷翻译文本则明确体现出新文学建设的主体意识，设置了评论、文学史、作家介绍、小说、戏剧、诗歌等栏目，对域外文学进行有的放矢地译介。前后期《小说月报》中译作反映的文学观念和翻译策略差别很大，但译作在篇幅上所占比例变化却很小，这充分说明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地位。鉴于《小说月报》在清末民初文学向五四新文学转型过程中的文学史地位和时间跨度上的代表性，研究《小说月报》的译介情况可以较完整而生动地反映文学观念演进和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进程。

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期刊研究与译介学研究的结合。本书试图将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考察翻译文学与文学转型的关系。当下的期刊研究多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编辑与出版、市场与体制、社团流派与个人等角度，透视分析体现于报刊编辑、出版和报刊文本内部的诸问题，翻译文学很少独立成为报刊研究的考察对象。译介学研究则更注重考察不同民族语言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与文化交流、译介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排斥以及由于误读产生的扭曲与变异等文学现象，而较少在文学史整体框架内考察。本书一方面将《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研究的“资料库”讨论新文学的发生，重视它的期刊属性，从编辑、发行、期刊文本内部考察《小说月报》的译介特点。另一方面力求将翻译中的文学现象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注重翻译文学在参与新文学建构中发挥的作用，在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进行研究。

其二，域外文学的刺激和影响与中国文学现代化内在诉求的结合。现有的域外文学研究思路大多停留在域外文学作品、思潮、流派比较的层面上，而外国文学研究又往往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将文学翻译看作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忽视了翻译实践在参与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本书试图突破这种两极式的目的语/源语、翻译文学/外国文学的等同化处理方式，关注译者民族意识对译本选择和接受的影响，关注翻译文学进入中国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当我们审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域外文学的大量翻译是客观事实，域外文学对文学转型产生的影响也毋庸置疑，但接受和影响的途径则因较复杂的因素而显得模糊，本书试图以《小说月报》为中心，从比较文学和译介学的视角整理和描述域外文学进入中国的方式与途径，以及域外文学向翻译文学转换过程中编者、译者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的操纵。

其三，力求以一种多元的、流动的文学史观深入考察新文学的发生问题，辨析新文学发生的多源流状态。从具体层面看，研究翻译文本有助于我们把握《小说月报》生存的历史情境，看22卷《小说月报》怎样参与建构并从一个侧面见证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从广泛意义上看，以《小说月报》为中心，窥斑见豹，分析翻译观念和文学观念变化和发展的深层原因，梳理翻译文本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文体格局、批评模式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可接近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生成现场。由于《小说月报》的特殊地位，中国新文学“发生”的一些历史问题可在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解决。

其四，以《小说月报》为个案考察翻译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更可以突破当下翻译文学研究的模式——在新的视野与理论观照之下，尝试建立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梳理期刊研究和翻译研究这两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内在联系，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材料。

其五，对近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促进。本书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切入扫描《小说月报》，期望通过对《小说月报》的发展历史特别是翻译文学的历史进行全面、客观的梳理，对《小说月报》史料的收集和报史研究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并有利于以当代立场对《小说月报》进行尽可能客观的历史定位。

二 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对于《小说月报》的专门研究很少，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所体现的沈雁冰文艺思想、郑振铎文艺思想的阐释和对文学研究会代用期刊的价值评判上，偶尔提及革新前的《小说月报》，也将其视为“鸳鸯蝴蝶派”刊物^[6]。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期刊研究的热潮中，对一代名刊《小说月报》的研究得到学界的热切关注，对《小说月报》的考察也比较深入和全面，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主要聚焦于几个方面：一是对《小说月报》的创作或批评进行宏观的考察；二是研究《小说月报》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会等文学流派的互动共生关系；三是将文学思潮、时代背景、编辑方针、栏目设置结合起来研究《小说月报》的现代文学观念；四是从期刊研究的角度切入，讨论《小说月报》对现代文学生产与传播、编辑与出版、社团与个人关系研究的启示意义。这些研究成果所讨论的问题为我们了解《小说月报》的全貌勾勒了大致的图景。2004年以后，柳珊、董丽敏、谢晓霞三位青年学者陆续推出三部论述角度不同但富含创新性的专著，将《小说月报》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殷克勤的《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7]系列文章对《小说月报》发刊、发行情况，办刊人员及宗旨，刊物内容及特色，主要作家创作情况等进行全景式扫描，论述其沿革变迁情况并论证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杨庆东^[8]运用叙事学理论考察革新前的《小说月报》，分析中国小说叙事范式的现代性嬗变，从文言/白话在小说文本建构中的流变入手探讨20世纪初小说文体的现代性转化。邱培成^[9]在考察革新前《小说月报》中反映的清末民初小说观念转变后提出了长短篇分流的观点。谢晓霞的《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10]为前期《小说月报》正名，认为前期《小说月报》是蕴涵着传统向现代过渡因素的过渡性杂志。这个观点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对《小说月报》进行价值评判时已不是简单地将《小说月报》腰斩两段，抑前扬后，而是力图还原文学现场，凸显前期《小说月报》存在的价值及其紧跟时代步伐的进步性。这些论文对前、后期《小说月报》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使我们对《小说月报》这个近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期刊有了宏观的认识和把握。

倪平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11]提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虽与文学研究会关系密切，但其编辑出版一直受到商务印书馆的制约，只能算作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而王淑贵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12]则总结了《小说月报》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柳珊《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吗？》^[13]从1910～1920年《小说月报》的两位主编王蕴章和恽铁樵的编辑理念、栏目设置以及此时期《小说月报》的读者群说明《小说月报》的编辑思想和价值取向与新文学刊物同出一辙，否定了过去将这一时期《小说月报》作为鸳鸯蝴蝶派刊物的结论。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几乎每个文学流派和文人集团都着力于主办同人刊物来发表主张、产生影响。《小说月报》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文学杂志，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却先后与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和五四后的文学研究会过从甚密。这些论文从流派与期刊的关系角度讨论《小说月报》的刊物性质，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学环境和文化症候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

对《小说月报》编辑理念的论述历来备受关注，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王蕴章、恽铁樵、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人身上。范伯群先生的《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为恽铁樵正名，指出恽铁樵是编、译、著皆能的全才，是大力扶持青年作者的“慧眼伯乐”，开辟了前期《小说月报》这一“纯正的文学公共园地”^[14]。徐枫的《略论茅盾在“五四”前后的编辑思想和实践》^[15]及陈桂良的《从〈小说月报〉的改革看茅盾的读者意识》^[16]《茅盾与〈小说月报〉》^[17]，从启蒙主张、读者意识、注重舆论导向、扶持文学新人等角度肯定了茅盾的功绩。商金林的《“荒歉”年代的丰碑——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述评》^[18]论述了1927年后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在“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的生活”，培养和提拔文艺新人以及壮大文坛上的贡献。近年来，董丽敏的《想象现代性——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19]《现代性的异响——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20]《〈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21]等文章以1923年《小说月报》主编更替之事为切入点，探讨沈雁冰以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与“通信”这两个栏目的重视企图落实现代性理想，但这种编辑行为终因曲高和寡导致读者群流失，造成沈雁冰的去职。而接替沈雁冰的郑振铎，在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文学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功利性影响之间找到了一种折中，他对“整理国故”与“诺贝尔文学奖介绍”的重视，表达了一种更含蓄和隐晦的现代性追求。这对于停留在期刊编辑的现象描述以及相关背景的常识性介绍的《小说月报》研究而言是一种可喜的突破。

对《小说月报》的文体演变和栏目设置的关注也是研究的侧重点之一。丁晓原的《诗意的私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22]，重点论述了《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肯定了《小说月报》对重真实、重个性和作家主体性的现代美文的先导意义。丁文的《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23]通过十二至十四卷“通信”栏目里编者与读者的对话，读出读者与编者之间“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的期待视野成为《小说月报》办刊必须考虑的背景。曹小娟的《浅析〈小说月报〉的读者批评专栏》^[24]从读者批评栏目的设置与取消情况分析其所反映的编辑理念，不失为研究《小说月报》的一种途径。

从文学与传媒的互动角度，李辉在《在商业和文化之间——论20年代〈小说月报〉的改革》^[25]一文中指出作为民间出版机构刊物的《小说月报》不可避免地具有商业追求。谢晓霞的《商业与文化的同构：〈小说月报〉创刊的前前后后》^[26]认为文化人和生意人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策略选择上的双重立场，既照顾到企业的利润追求，又尽量不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品位。刊物对于商务印书馆来说主要起到文化身份塑造、广告和商业利润追求的三重功能。董丽敏的《〈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27]同样从商业的角度重新思考了《小说月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文章指出：《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尽管有来自新文化阵营的压力，但来自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商业改良需要是导致《小说月报》改革的更为关键的因素。这与其说是一次断裂的“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商务印书馆特色的商业拼合。从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体制研究《小说月报》，是期刊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文学社会学的领域内开辟了《小说月报》的研究空间。

以上论文或多或少涉及了《小说月报》的文学翻译实践，但没有把翻译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期刊研究侧重于讨论编辑、出版、发行以及文学生产与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外国文学研究又倾向于将《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作为“资料库”来考察域外作家作品的译介情况，没有认识到《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研究价值。最近几年，《小说月报》翻译文学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董丽敏的《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28]《翻译现代性：在悬置与聚焦之间》^[29]系列论文从《小说月报》对西方强国英、法文学的译介和被损害民族俄国等文学译介的选择入手，论证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是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选择，也是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不同指向之后呈现的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谢晓霞的《“林译”与〈小说月报〉》^[30]从译者与期刊相互影响的角度出发，指出大量林译小说的刊登，不但影响到《小说月报》的风格，而且还影响到其中的创作。刘翌的《20世纪20年代〈小说月报〉与日本自然主义》^[31]则从文艺思潮的引进与误读角度考察《小说月报》，文章以沈雁冰主持的《小说月报》为中心，对20世纪20年代日本自然主义的传入及变异进行研究，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对自然主义在中日的截然不同的命运进行深入探讨。此外，探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论文也为《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背景参照。秦弓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32]中认为五四时期较之近代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翻译文学是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和别致的审美对象。翻译文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多种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33]援引《小说月报》等期刊上诸多例子说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成长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密切关系。李红叶从文体的角度考察童话的发生，在《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34]和《周作人与安徒生》^[35]等文章中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期刊及专著上的童话译作为研究对象，梳理赵景深和周作人的童话翻译和研究，指出“实用主义”既是中国接受安徒生童话的基点，也是中国阐释安徒生童话的基本模式。

就著作而言，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36]，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37]，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38]都是从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角度提及《小说月报》的翻译，重点分析《小说月报》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意义。2004年以后，三位青年学者出版了《小说月报》的研究专著，分别是柳珊的《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39]，董丽敏的《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40]和谢晓霞的《〈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41]。这些专著的部分章节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这从上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三本专著或多或少地涉及《小说月报》的翻译，但论述角度有所不同，柳著以孙毓修撰写的“欧美小说丛谈”为个案分析民初小说翻译意识的转变，董著从翻译文本选择的角度把握《小说月报》在文学自身现代性追求和建构现代国家的功利性追求之间徘徊的矛盾与困惑，谢著则以前期《小说月报》翻译文学所达到的程度论证文学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势不可挡。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表明《小说月报》的综合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对期刊研究及现代文学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反思研究现状寻求突破提供了契机，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视野中考察《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依然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从翻译文学研究整体状况来看，不同学科切入点各异。比较文学研究重视“作家（包括原作家、翻译家）、作品和事件”，如陈玉刚的《中国文学翻译史稿》等；译介学研究关注“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研究等问题”，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如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谢天振、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外国文学研究重视细致的外国作家作品分析，但较少论及翻译对现代文学转型的意义和作用。近年来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受到重视。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中对域外小说刺激与启迪的思考，陈思和在《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中对“世界性因素”的阐释和探讨，都对中外文学交流背景下的现代文学转型的现实情形进行扫描，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贯穿“现代转型”的理论思考。这些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以《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为中心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小说月报》（1910～1931）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生动个案。作为近现代期刊史上最重要的、寿命最长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生动地反映了晚清以来新文学建设的探索、追求、彷徨和选择，见证了在波谲云诡的20世纪初二三十年里中国文学发展的艰辛历程。不少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冰心、朱自清、老舍、巴金、丁玲、沈从文、俞平伯、废名、施蛰存等人的文学活动都与之紧密相连。如果说《新青年》是现代思想第一刊，那么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文学第一刊。正如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其创作实绩一样，《小说月报》的文学史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几乎对于任何有关新文学发生的研究来说，《小说月报》都是无法绕开的存在。

对《小说月报》翻译文学的研究，首先面临的是四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怎么翻译？翻译的结果如何？谈到《小说月报》的翻译文本，以往的论述更多地集中于1921年之后的翻译，以此凸显五四融入世界文学的姿态，但如果我们想要深入探讨这四个问题，就必须追溯到1910年的《小说月报》——甚至要追溯到商务印书馆创办的第一个文学期刊《绣像小说》的那个时期。那时，中国人刚刚“开眼看世界”，这四个问题就不仅存在，而且不单指向文学，更涉及思想的层面。孔慧怡说：“翻译所造成的长远文化影响并不取决于原著或译作本身，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会把外来知识引上什么道路。”^[42]翻译动机的不同决定了翻译内容和策略的不同。民初以降，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退潮，梁启超“导化群氓”式的启蒙译介动机逐渐减弱。1910～1912年王蕴章任主编期间，大多是怀着猎奇和消遣的心理译介域外文本。1912年恽铁樵接任主编之后，译介域外文学一方面仍是为了了解异域风情，鉴其政教得失，另一方面也开始注意西方文学观念以及叙事技巧等方面的独特之处。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以后，沈雁冰、郑振铎等新文学者明确地提出学习西方典范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动机，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文学者对现代文学自身形象的想象与塑造，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事业的需求。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43]。前期《小说月报》怀着“以中化西”的文化心态，翻译方法以意译、译述为主。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则表现出“以西化中”的勇气，翻译方法强调直译，甚至“硬译”。不同的翻译方法，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环境以及由文化环境决定的翻译观念，方法与观念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它们是特定文化环境中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经济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小说月报》以客观的翻译文本为我们呈现了彼时的历史现场，但是却不是我们进入历史的真实起点，我们要考虑到当时文化语境中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种种影响译本选择和翻译的相关因素，才能为《小说月报》做尽可能客观的历史定位，凸显其文学史意义。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将《小说月报》的翻译文本、翻译概念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在此基础上展开其对影响、接受、传播等文学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44]。说到底，这是一个等待我们以当代立场去描述和阐释的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论述的重点是上述前三个问题——翻译动机、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以1921年《小说月报》革新为界，整体观照和描述《小说月报》（1910～1920）和《小说月报》（1921～1931）的翻译文本、翻译观念、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等问题，分析中国文学在与域外文学的交流中出现的新质，体察民初文学前进路上面对西方文学的徘徊与犹豫，和新文学为建构自身而取法西方时的矛盾与两难。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第四个问题——翻译效果。从宏观层面来看，旨在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现代文体格局的形成和现代文学理论空间的开创。从微观层面来看，本书从《小说月报》的具体翻译文本、历史事件和编者译者的观点表述入手，回顾语体文欧化大讨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讨论小说、戏剧、新诗等现代文体对自我形象的追寻和定位过程中与域外文学观念的对话和交流，以及新文学者以《小说月报》为根据地引进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及批评模式以建立新文学历史合法性的努力。

本书对《小说月报》翻译观念、文学观念变迁的论述集中在1910～1925年，以凸显其在新文学从发生到确立的转型进程和历史意义，而将1925年以后的翻译观念和文学观念作为次一级的考察对象。因为新文学的语言、文体、理论、批评等各方面在五四文学这里已经基本成形，1925年后的文学进入了新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救亡代替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文学主潮随着社会的变革日益政治化，五四文学的大潮逐渐退去，代之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通过对《小说月报》翻译文学以及相关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本书倾向于将1898～1925年的文学转型视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进化”，因为很多文学现象并非清末民初专享，亦非五四独有，两者呈现立体交叉的浑融状态。清末民初的翻译和创作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模式、语言运用、叙事技巧、出版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现代性”的萌芽，而五四的翻译和创作则突破了感性的认识，开始进行自觉的理论探讨和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并成为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对此进行简化的描述，就是说，1898年以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体格局等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1925年前后呈现的文学图景已经比较清晰地具有新文学的面貌，其中五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赋予新文学远远超出纯文学层面的思想内涵和社会能量，使五四文学与清末民初文学分属于不同的天地。本书试图把研究视线落在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犬牙交错般的转型过程，并重视五四作为转折点的重大意义。这一时期是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文学翻译）上的黄金时期，域外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与建构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前、后期《小说月报》到民初、五四及其以后等各个时间段，译介重点以及由此体现的翻译观念和文学观念又有本质的差异。本书试图以文学史的眼光梳理原始材料，以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文学生成现场的认识，加深对现代文学发生和形成的理解。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确立一直是现代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学者们都赋予1917～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强调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断裂。王德威大胆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强调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质疑五四的崇高地位。^[45]王富仁则从独立知识分子的形成和白话文运动两个角度立论极力捍卫五四作为现代文学史起点的重要意义。^[46]两位先生论述角度不同，但都似乎隐含着一个前提：“晚清”和“五四”只能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作为起点的正统地位只有一个。这延续了五四以来的“定于一尊”的叙述模式。五四新文学者为突出现代文学的“革命”性质，保证现代文学有一个全新而光辉的起点，以决然的姿态对蕴涵着启蒙和审美现代性萌芽的清末民初文学展开凌厉的批判与攻击，将原本蕴涵着多种可能性的充满张力的文学实践简化为新/旧、先进/落后的角逐，人为地清晰化但也简化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演变的轨迹。我们经常见到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是，1921年《小说月报》的革新是中国现代文学兴起的标志，革新前的《小说月报》是带有“鸳鸯蝴蝶”倾向的刊物，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代用刊物。这种武断的划分极大地“提纯”了人们对《小说月报》的理解，革新前的《小说月报》似乎成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辉煌成就的一种衬托，淹没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光环里，落后/进步、旧文学/新文学的二元区分无形中等于在研究尚未开展时就已得出预设的结论。人们常常看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偏重于译介外国文学，谈论它在普及外国文学知识、开阔新文学作者和读者的视野、推动新文学建设和社会革命等方面的作用，很少留意革新前的《小说月报》中翻译文本的大量存在。事实上，从民初到五四，《小说月报》的出版方商务印书馆一直秉承“东西文化互陶铸，开新纪元弥辉煌”的出版理念，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中西文藏书量和商务编译所编辑的高素质在当时国内都是首屈一指的，《小说月报》翻译文本的丰富与此不无关系。将前后期《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结合起来看，更有利于我们从翻译文学的角度把握民初文学观念和翻译观念的过渡性，以及五四的突破和成就，并由此透视新文学的发生。关于翻译文学的性质归属，我们认为翻译文学不能简单等同于外国文学，而应看作民族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充分说明，翻译文学是中外文化、语言、思想、艺术撞击的产物，译作既受输入国社会环境和文化规范的影响，也烙上译者主体选择和民族心理的印记，经过翻译改造过的文学作品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

本书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研究^[47]和平行研究的方法，不是将翻译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理解为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在综合考虑世界文学发展态势、中国文学内在需求、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翻译主体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等因素，建立起综合的立体的阐释框架。本书还借鉴了译介学研究方法和相关翻译理论^[48]，将翻译实践看作特定主体在特定时空下特定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和文学行为，将翻译文学视为在译入语社会中承担着独特而重要的文化功能的受译入语文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49]对于本书的写作有启发意义。新文学发生期中国文学自身状况及世界地位和埃文-佐哈尔指出的三种情况很相似：“没有成型，处于幼小时期”，“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处于某种危机或转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不仅输入了新的思想内容，还输入了新的形式和技巧，因此翻译活动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频繁而重要，占据了文学活动的中心位置，成为文学革新的动力。在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对《小说月报》的翻译文学进行综合的立体的阐释，力求有新的发现，阐发新的见解。

[1]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页。

[2] 施蛰存：《导言·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上海书店，1990，第18页。

[3]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

[4]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十三号（1905年）。

[5]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号（1907年）。

[6] 张伯海：《能说〈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吗？》，《新闻战线》1980年第5期。

[7] 殷克勤：《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扬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8] 杨庆东：《略论中国小说叙事范式在〈小说月报〉中的现代性转换》，《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9] 邱培成：《从前期〈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江淮论坛》2003年第6期。

[10] 谢晓霞：《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年～1920年的〈小说月报〉》，《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1] 倪平：《〈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12] 王淑贵：《〈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津图学刊》2001年第4期。

[13] 柳珊：《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14] 范伯群：《从鲁迅的弃医从文谈到恽铁樵的弃文从医——恽铁樵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5] 徐枫：《略论茅盾在“五四”前后的编辑思想和实践》，《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16] 陈桂良：《从〈小说月报〉的改革看茅盾的读者意识》，《常州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7] 陈桂良：《茅盾与〈小说月报〉》，《编辑学刊》2004年第3期。

[18] 商金林：《“荒歉”年代的丰碑——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述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19] 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重识沈雁冰与〈小说月报〉的关系》，《学术季刊》2002年第2期。

[20] 董丽敏：《现代性的异响——重识郑振铎与〈小说月报〉的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21] 董丽敏：《〈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22] 丁晓原：《诗意的私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23] 丁文：《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云梦学刊》2006年第3期。

[24] 曹小娟：《浅析〈小说月报〉的读者批评专栏》，《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5] 李辉：《在商业和文化之间——论20年代〈小说月报〉的改革》，《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6] 谢晓霞：《商业与文化的同构：〈小说月报〉创刊的前前后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27] 董丽敏：《〈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

[28] 董丽敏：《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29] 董丽敏：《翻译现代性：在悬置与聚焦之间》，《文艺争鸣》2006年第3期。

[30] 谢晓霞：《“林译”与〈小说月报〉》，《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31] 刘翌：《20世纪20年代〈小说月报〉与日本自然主义》，《唐都学刊》2006年第2期。

[32] 秦弓：《“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3] 秦弓：《“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34] 李红叶：《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35] 李红叶：《周作人与安徒生》，《求索》2005年第1期。

[36] 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

[37]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8] 孟昭毅、李载道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9] 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40] 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1] 谢晓霞：《〈小说月报〉1910～1920：商业、文化与未完成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6。

[42] 孔慧怡：《总序》，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页。

[43]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这里的“一级”（primary）是指经典文本组成的形式库，“二级”（secondary）是指非经典化的形式库。“充分性”（adequacy）是指遵守源语及其文化的规范，“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是指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44]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页。

[45]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16页。

[46]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47] 乐黛云指出：“接受和影响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影响：A（播送者）—B（接受者）；接受：B（接受者）—A（播送者）。播送者对接受者来说是‘影响’，接受者对播送者来说就是接受。过去的影响研究只研究A如何影响B，很少研究B对于A如何接受。如今这一单向过程改变为双向过程，就为这一领域开辟了许多新的层面。”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第54～55页。

[48] 相关论述参见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9]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