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种马

有那么一个原始的阶段，刚刚抓起笔的写作者对文体的认识是含糊的。文体像一匹既会变大又会变小的马，凭着猛烈到自负的欲望，写作者急迫轻率地跨上去。

或者呢，元气充足，甩鞭疾驰，一下子跑出去十几里地，一路上目无所见，心无所得，光想着跑长途了，直至人仰马翻。嘿，瞧，我跑了个长篇。有的呢，心急火燎，如处子初夜，花架子弄得十分华丽，刚刚跑动没几步惜乎猛然抽空见底，仓皇收场，但是没关系，也够可以得意：喏，这就是短篇！还有的，一路马踏香花，东张西望，走走停停，东扯西拉，忘却来路去程，差不多快要迷路了才收起缰绳，自然也没白忙：是谓中篇。

这样的大马小马转换自若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就会欣然地、喜剧性地看到，在自己的笔下，在同行的笔下，那种像中篇一样的长篇，像中篇一样的短篇，像长篇节选一样的中篇——反正是用字数来分类的，说对也对，说错也还是对。

从这个意义上，我一直不大喜欢按照长度来划分文体，因为这常常会造成一种惰性与投机，造成对文体感的放任与不负责——如果作家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就极易变成一个随心所欲、信马由缰的骑手，不管长篇中篇或短篇，文体在这里都成了无辜的种马，被作家们慷慨而即兴地赋予生命，诞生出一批规格长度符合标准，但实质四不像、先天肥胖或先天羸弱的小说新生儿。而大部分时候，我们也会机灵地欢呼这种四不像，因为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打破”，就是冒犯常规、自我创造。你似乎不可以因为“像不像”某种文体去进行道义或审美上的指责，人们会说你有文体的傲慢与偏见。

事实上，文体的确是有傲慢与偏见的，是需要挑剔的，需要肃清界限，具有传统与血统的。比如，我们说短篇。短篇这一文体，在无数作家们的孕育与生养下，已经被创造出了极其丰富的类型之美，有卡佛式的，有门罗式的，有奥康纳式的，有海明威式的，有契诃夫式的，有欧·亨利式的，等等。但最起码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性：这些大师，在骑上文体这匹马的那一刻，不，也许在之前，在他整理靴子、束衣整帽、步出栅门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节制的谨慎的愿望，他将骑着这匹种马，走出一箭之遥，对，不太多也不太少，就这么远。他咬着嘴唇，像斗牛士那样，似乎每走一步都性命攸关，他也做点危险的花哨动作，一边敏锐地捕捉周边的气息与信号。他会回避铺陈的诱惑，也会放弃故事的婉转，甚至还会特意隐去人名与地名。这一位骑马人，既在不停地叠加动人的细节，同时又在对其进行抽象化或素描式的处理。他十分地无情和果断，他固执就只走一箭地。他不管人物还在生死未决，时间还在艰难地停滞，地点还在风火轮一样地流转。都不管。到了终点。他稳稳地勒住，翻身下马，扬长而去。

——他不是跑出了一个短篇，他是截取、裁剪、折叠、缝缀、放弃出了一个短篇。

（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