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章 《江户繁昌记》

日本幕末儒者与江户生活 作者:徐川


第三章 《江户繁昌记》

第一节 写作背景

《江户繁昌记》开创了幕末“繁昌记”类笔记小说之先河,是江户时代汉文纪实文学的代表。寺门静轩性格俊迈磊落,所做诗文以文采见长,在江户名声郁然。静轩著书立说讽刺追求利禄的龌龊俗儒,天保年间的这部“奇书”大骂官儒,使他聚讼于一身,后被流放出江户。《江户繁昌记》有初编至五编共五册。具体成书时间学界意见不统一,但于天保三年至六年(1832—1835年)刊刻发行应该是没有争议的。(1)

幕末的江户城,人口众多,商业十分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大商人和商业团体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兼并的趋势愈加明显。德川幕府治下的19世纪中后期米价飞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各派势力轮流上台进行改革,虽不断打击商人屯米赚取暴利的行径,但收效甚微。究其根本还是封建体制已无法跟上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加上官商勾结的行径普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矛盾加剧。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静轩著《江户繁昌记》一书,在对市井生活的描写中,夹杂类似“戏作”的各种风俗描写以博读者一笑。但其本质,是要表达对当时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

初编序中静轩是这样说的: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婴微恙,不能危坐执圣经。稍翻杂书,于闲卧无聊中以遣闷焉。如此旬余,一日者慨然抛卷而叹曰:“近岁年少不丰,百文钱才贸数合米。然穷巷拥疴浪人,犹获不饿而卧游乎图书丛内,顾得非太平世俗,如天德泽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繁昌光景,锁眶忆之。幼时所观今日所闻,百现萃于病床上。随书随思,更钞枕边所有杂书中堪记之事。又以遣闷,渐集为卷,乃题曰《江户繁昌记》。然予原不属意于雕虫,且病中一时作意所笔,安能足细写其光景以鸣国家之盛。但虽文拙,虽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证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系萃之一二乎?千百年后则足矣。若夫所取诸今日,或使读者亦笑以遣其闷于无聊中也耳。嗟斯无用之人而录斯无用之事,岂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系萃中,鸣太平之无过二时相扑,三场演剧,五街妓楼。相扑则虽属于戏,盖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来旧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弯弧跃马嗜武。余意所在,则其是非,彼此同日之论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扮礼义之状,使观者感激奋而泣者,是演戏本色。予尝谓不泣乎忠臣,库弟四回、盐治氏诸士别城之条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楼者,陷奸盗大牢狱,洗忧闷一乐海,所关亦大,则外武而喜焉,淫而感焉,乐而溺焉,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2)

先说一说这“正襟危坐”。在江户时代,读汉文或儒学相关的这类“圣贤书”时,需要先整理衣襟,端正坐姿,庄重地阅读,半躺着看书是不行的。对静轩来说,一届儒者即使遁入世俗已久也不应例外。他说自己罹患病难,正值江户时代已经进入“烂熟期”顶点的天保二年(1831年)五月。虽然不是重病,但也无法“正襟危坐”的静轩自是不能读“圣贤书”了。之后静轩说自己只能翻翻像洒落本一类的杂书来“遣闷”,缘由笔者介绍其生平的时候提到过,是因无法进入幕政体制发挥学问才能。藩政改革为江户时代末期的年轻人创造了阶层流动的机会,苦心于学问即有可能被“藩家大名”选中成为“御扶持”,便能安身立命,参与政治或扬名于世。但这样的机会是很有限的,静轩便是这些苦于终不得志,生活在郁闷之中的儒生一员。自文政十一年(1828年)以来,天灾频繁。特别是九州、中国地区饱受暴雨侵袭。文政十二年(1829年)三月江户遭遇大火,烧死两千八百余人。这部《江户繁昌记》出版的天保三年(1832年)正值全国各处都为歉收而苦,持续的粮食供应不足导致江户城中出现了饿殍。再加上暴乱时有发生,奸商垄断囤米牟利,米价暴涨。(3)幕府官僚们违背经济规律强行将商人的米分给饥民以求稳定社会,一系列打压米价的措施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政局更加动荡。所以静轩说自己在这样的“乱世”中能不忍饥挨饿,还能“卧游图书丛内”,讽刺不是太平盛世中享幕府恩泽又能是什么呢?故他把所著之书命名为《江户繁昌记》。

此前的日本文学意境中,一说到汉文,就是庄严肃穆,甚至威风凛凛的感觉。而儒家教义的汉文学作品,更是谨严敬重的代表。日本三百多年前的享保时代开始,就陆续出现了用汉文所写表现卑俗内容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给人威严感的汉文和“俗”内容的调和下,酝酿出了作品中渗透着的独特滑稽和谐谑。如此写作风格,被称为“汉文戏作”。“洒落本”以其游里文学的内容,是这方面的代表。但对于静轩来说,基于他序中说“幼时所观今日所闻,百现萃于病床上”又“原不属意于雕虫,且病中一时作意所笔,安能足细写其光景以鸣国家之盛”,只随便写写“游里”显然是不够的。要想千百年后让读者还是能够“遣其闷于无聊中”,那必然要将大都市江户城三百年的“繁萃”都凝缩进来。静轩一生阅汉籍无数,对汉文诗作的热爱以及汉学功底之深厚,堪比一流儒者。既然政治上无法施展抱负,学问上又怎能甘心做个三流学者,必然是要将平生所学通过这部“繁昌记”展示给广大读者,让大家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寺门静轩”。

第二节 相扑

一、力士相争

开篇便是“相扑”,而为何要以相扑的描述来打开这次“江户之旅”呢?可以想象,若是直接进入游里文学,对日本读者来说似乎像是早餐吃鳗鱼饭,太过奢侈油腻了些。而说起江户时代的繁荣,人们首先能想起来的,最具代表性的应该就是相扑了,所以静轩提笔:

橹鼓,寅时扬枪,连击达辰。观者蓐食而往焉。力士取对上场,东西各自其方。皆长身大腹,筋骨如铁。真是二王屹立。努目张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蹲焉。蓄气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铁臂石拳,手手相搏。破云电掣,碎风花飘。卖虚夺气,抢隙取胜。钟馗捉鬼之怒,清正搏虎之势,狻猊咆哮,鹰隼攫鸷,二虎争肉,双龙弄玉。四臂扭结,奋为一块。投,系,捻,,不啻斗力斗智斗术。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穷极焉。行司人,秉军扇,左周右旋,判赢输。而观者之情,悦西爱东。胜败未分之间,赑屃为愤,徒张虚势。发冲头上手巾,手捏两把热汗。扼腕切齿,狂颠不自觉焉,扇扬矣。一齐喝采之声,江海翻覆。各抛物为缠头。自家衣着净净投尽甚矣。或至于禠傍人短褂。(4)

由清晨寅时橹鼓不停敲击开始,直至辰时,人们很早就吃了早餐来观战。两位力士的争斗被写得生动形象、惟妙惟肖。虽很短的几招几式就能决出胜负,但其力气之大、场面之激烈、人心之振奋,令人叹为观止。从裁判“行司人”的专注,到观众们情绪亢奋的描写,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由开始到分出胜负,描写中虽有夸张,但文字连贯一气呵成,很是过瘾。其后又写道: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貌矣,其实不可稽焉。垂仁帝七年,野见宿祢(5)、当麻蹶速蒙诏试力。盖以此为之祖,而圣武帝遣部领使广征天下力士,且如文德帝斗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储嗣于赢轮中,其伎之盛可从知矣。尔来士人名此伎者,世不绝焉。然国家骚乱,何暇及之。盖亦平世余事尔。河津右泰、俣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义秀等较力,并在于赖朝公治之日。织田、丰臣二公,设此观之,亦见于无事之时。今世所谓劝进相扑者,起于后光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缘宫殿再建,设此伎场。江户则先是明石志贺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四谷盐街。实宽永元年也。后,宽文元年创建劝进相扑,岁时相续,繁昌臻于今云。(6)

第二段是静轩对相扑历史的认识和介绍。静轩所说“雷方二神”应是《古事记》中所说的建御雷神和建御名方神。相传两神在出云国相互手抓手进行摔跤比试力气,以建御雷神的胜利而告终。这被看作日本相扑的起源。后来在《日本书纪》中有第十一代垂仁天皇在642年为接待百济国使者,召集宫廷卫士举行相扑竞赛的记录。另有奈良地区一个叫麻蹶速的人蛮勇霸道,天皇招来出云的勇士野见宿祢与其进行相扑比赛,野见踢倒麻蹶,麻蹶肋骨被踢断且腰椎断裂而死。日本相扑界把此次对阵视为相扑初战,并把野见宿祢奉为相扑的祖神。其后圣武帝时代大兴相扑运动并广招天下力士。而文德帝以相扑比赛立储君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文德帝的两个儿子惟乔亲王和惟仁亲王争夺皇位的继承权。惟乔派出纪名虎,惟仁派出伴善雄进行比赛,最终善雄获得了胜利。而惟仁亲王成为后来的清和天皇。此故事出于《源平盛衰记》,真实性虽有争议,但可以说明相扑运动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重。进入镰仓幕府时代以后,相扑也开始有了新的转变。初代将军源赖朝就是相扑的忠实爱好者。当时非常有名的武士河津祐泰、俣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义秀也都从事相扑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扑越来越成为一门被观赏的竞技活动,其名亦被称为“上览相扑”,且运动员的身份也不仅仅限于武士,以相扑为职业的“从业者”开始出现。到了中世末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丰臣秀次等当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也对相扑运动偏爱有加,来自各地的相扑选手被招至幕府进行比赛、排名。相扑已经彻底成为给将军观赏或提供娱乐消遣的职业比赛运动。尤其是丰臣秀吉的外甥丰臣秀次曾有过招募百人相扑的记录,可见相扑运动的悠久历史,并深受日本各阶层的推崇。

二、相扑的种类与由来

静轩随即又说到“劝进相扑”。“劝进”一词本身是为寺庙神社或者桥梁道路的修建、修缮来募集资金之意。其后的劝进相扑如静轩所说,是以其艺术观赏性招揽人们为公共事业捐款的活动。关于其起源,一说是宽永二十一年(1644年)山城国爱宕郡的田中村,有干菜山光福寺的主持宗円,为了重建镇守八幡宫而进行的劝进相扑活动。转年的正保二年(1645年)六月又进行了十天的活动,被记录在了《古今相扑大全》中。而江户时代的劝进相扑,也就是静轩提到的明石志贺之助的故事在《古今相扑大全》中也可找到。明石志贺之助的相扑活动是在1624年(宽永元年),但其后在庆安元年(1648年)二月二十八幕府下令禁止了劝进相扑。直至十几年后的宽文元年(1661年),芝居、能、相扑等才又开始恢复活动。

静轩在《相扑》一文中继续写道:

明和间,妇人相扑大行。与赵宋之世,上元或设此戏同一奇。而闻近日两国观物场瞽者与妇人角力,可谓更奇。(7)

根据静轩所说,日本在明和年间(1764—1771年)也出现了女相扑,而且我国宋朝就早有此风。相扑曾是我国宋代深受统治阶级喜爱并且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体育娱乐项目,流行极为广泛。《梦粱录》卷二十的《角抵》一篇中有对于宫廷中相扑表演的记述:

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且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非市井之徒,名曰“内等子”,隶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所管,元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郎将耳。每遇拜郊、名堂大礼、四孟车驾亲飨,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遇圣节御宴大朝会,用左右军相扑,即此内等子承应。(8)

“内等子”为相扑手一种,属军头引见司所管。他们中的佼佼者往往要在大殿上当场表演,除了获得皇帝的赏赐外,有的还被分配到诸州郡军府,充当管营军头。相扑不仅是公众娱乐不可缺少的项目,而且常常被安排为压轴节目。《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任内上寿”载:

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曲如前。左右军相扑。下酒,水饭。簇饤下饭。驾兴。(9)

又如《梦粱录》中“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也有相同记录:

第九盏进御酒,宰臣酒,并慢曲子。百官,舞叁台。左右军即内等子相扑。下酒,供水饭,簇饤下饭。宴罢,群臣下殿,谢恩退。(10)

不光是在宫廷中,民间的相扑运动更是盛行,在城市中有瓦市相扑,和日本的劝进相扑类似,是一种商业性的艺术表演,颇具特色。在《梦粱录》的卷二十“角抵”中曰:

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手之资。先以女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马匹而已。顷于景定年间,贾秋壑秉政时,曾有温州子韩福者,胜得头赏,曾补军佐之职。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郑伯大、铁稍工韩通住、杨长脚等,及女占赛关索、嚣叁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11)

这里描述的比赛过程,是先由数对女相扑手或女艺人上场表演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由膂力高强的相扑手上场比试。当然,这些功夫了得的相扑手们在台上的表演越精彩、对抗越激烈,越能博得观众们的喝彩,让人大饱眼福。胜者所得奖励也颇为丰厚,更有甚者能借此机会登上仕途之路。

静轩所说的应该就是此女相扑。这些女相扑手与男相扑手一样,身穿短袖无领的服装,袒胸露腹,由此遭到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非议。宋仁宗时代女相扑深受民众所爱,每当有演出的时候东京城常常是万人空巷。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的新年,宋仁宗也率众臣嫔妃等一起来观战女相扑,颇有名气的赛关索、黑四姐赤膊上阵,表演精彩,博得一阵阵喝彩,宋仁宗也是看得出神。但转天司马光便写了奏章《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右臣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令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亦被赏赉。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征,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陛下圣德温恭,动遵仪典。而所司巧佞妄献奇技,以污犊聪明。窃恐取讥四远。愚臣区区,实所重惜。若旧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诏有司严加禁约,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若今次上元,始预百戏之列,即乞取勘管勾臣僚,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闻,因此宣召者,并重行谴责。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惧,不为导上为非礼也。(12)

从这一奏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女子相扑不仅深受民众的喜爱,而且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的奏议被仁宗搁置一边,未获批准。(13)日本则从江户时代的职业“大相扑”开始,从座头相扑中派生出了女相扑。然而日本官方对女相扑却一直是持禁止态度的,直至现在也没有太大变化。不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文献中的最早相扑运动却是女相扑相关的记录。《日本书纪》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对雄略天皇十三年(469年)九月的记述:

秋九月。木工猪名部真根,以石为质。挥斧斩材,终日斩之,不误伤刃。天皇游诣其所,而怪问曰:“恒不误中石耶?”真根答曰:“竟不误矣。”乃唤集采女,使脱衣裙,而著犊鼻,露所相扑。于是真根暂停,仰视而斩,不觉手误伤刃,天皇因啧让曰:“何处奴,不畏朕,用不贞心,妄辄答。”仍付物部,使刑于野。爰有同伴巧者,叹惜真根。而作歌曰:“阿拖罗斯织,伟傩谜能陀俱弥,柯该志须弥傩皤,皆我那稽摩,拖例柯柯该武预,阿拖罗须弥傩皤。”天皇闻是歌,反生悔惜。喟然颓叹曰:“几失人哉。”乃以赦使,乘于甲斐黑驹,驰诣刑所,止而赦之。用解徽缠,复作歌曰:“农播拖磨能,柯彼能矩卢古磨,矩罗织制播,伊能致志傩磨志,柯彼能矩卢古磨。”(14)

故事和一名叫真根的木工有关,他手艺相当好,用斧子在石板上劈木头,从来不会伤及斧刃。某日天皇到访,问及此事,真根的回答很是自信。于是天皇找来宫女,脱了衣服只穿“犊鼻”进行相扑比赛。“犊鼻”即“褌”,就是只用布条遮挡私处。真根注意力被吸引,一不小心劈坏了斧刃,天皇便责难他说大话,要处罚他。其他工匠听说后觉得很可惜,便作歌表达惋惜之情。天皇听后有所醒悟,随即让人快马加鞭赶去救真根于刀下并赦免其罪,后又作诗表达悔悟之情。此时所说的相扑,和后世的相扑应该是有区别的,但不难看出这里的相扑描写实际上透露着对年轻女性胴体的观赏,亦为日本“褌一丁”文化的始祖。

三、儒者与相扑

通过之前静轩的介绍,大家对江户时代相扑比赛的情景应该已经有了大体了解,读者亦不难想象女相扑进行表演活动的场景了。但这只是静轩所想表达的内容吗?仅仅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在后来的《新释江户繁昌记》中被略去的部分才是静轩真正想说的话,笔者摘录如下:

去年,予于某家见拟相扑者流先儒姓名编号,登时言之为奇,而顷者又见拟之今儒名字。嗟夫,愈出愈奇!然未闻今儒中一人有金刚力者。但至其卖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张空力,舞狸术,收虚名,鹰隼攫物,狻猊哮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间喝彩之声。周旋米之缠头,纷纷于是乎抛焉。至其下者,别出书画会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抢,屈腰握沙,叩头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才救土豚缘之窘,是谓之荷裈儒云乎。呜呼,谁能卓然秀出,有古豪杰风,而外不挫于物,内不愧乎天,出维持世教金刚力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15)

静轩所说的将儒者之名按相扑排位的形式所编“奇书”,据笔者查证应是指天明八年(1788年)刊行的《学者角力胜负评判》。翻开被称为“番付表”的一页,可以看到正中写着“蒙御免”三个字,这是劝进相扑被解禁后,政府允许从事相扑运动人员的象征。这里录的却是儒者文人之名:东大关是熊泽蕃山,关胁是荻生祖徕,西大关则是新井白石,关胁为伊藤仁斋,(16)其后还有对他们的评述。那时候的“大关”就是相扑的最高地位。可以想象当时在学问方面一说到大学者,首先是京都的伊藤仁斋、江户的荻生祖徕,他们也各有自己独特的学说和研究方法。但是至静轩的时代却逐渐偃旗息鼓了。那时候静轩看到相扑这样的评判就不禁称奇,故之后著《江户繁昌记》时他必定是要提到这以儒者之名编排的“番付表”(17),且要连连称奇。

虽说如此,真正的儒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在静轩看来此时代至今没有一位能有“金刚力”(18)的儒者。反倒是卖个名头来赚钱的伎俩,和相扑相比,手段又岂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张空力”则是说现在学者出世往往要借助依附于有名的学问世家,空有一个名头还要卖弄自己在学问上多么有“威严”,靠像“狸猫”一样的骗术浪得虚名。没什么本事还非要装出来像鹰隼一样捕猎,说不出什么高深的话语还要像猿猊一样咆哮一番。为了博得世人的称赞争个你死我活,俗话说就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大名们选门客也并不是通过学识多寡来选拔,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喜好来挑选文人。在根本不知道学者的学识水平和能力的情况下,只根据道听途说就来判断其好坏。正如观赛者们将“缠头”扔给胜利的相扑一样,当权者随便抛给这些所谓的“儒者”大笔奖励。而更有卑劣之人,借助“书画会”来赚取钱财。他们邀请到非常有名气的文人墨客,亲自到场为其书画颂扬,授其顶戴,从而将书画售出牟利。

靠这个来营生的人甚是不少。他们为了开这样的“书画会”,四处奔走,左拉右扯,不停地鞠躬求情,甚至不惜跪地磕头。手握两把黄沙,把头都磕出血了也在所不惜,正如赛场上的相扑。像这样要靠别的儒者之力来拯救自己于“土俵”边缘的人,在相扑世界中被称为“裈担”,也就是只能负责给大关送遮羞布的最底层相扑。写到这里,静轩长叹道,又有谁能卓然秀出呢?古代豪杰之风,不会被外物所侵扰,内心始终忠实于道义。能够秉持公道宣讲儒学,真正挑起儒学“大梁”的有“金刚力”之儒者,到现在也没有见到。

静轩笔下的批判甚是犀利,毫不留情地写出了俗儒们各种毫无节操可言的行径,揭露了他们追求功名利禄背后的龌龊行为。时至今日,我们身边仍然不乏这样假儒者的嘴脸,于是乎不光彼时代有同样境遇的知识分子们,现今的众读者若是看到静轩的文字,也定会大呼过瘾。

第三节 吉原

一、吉原的由来与发展

相扑写过之后,另外一个能代表江户“繁昌”的职业便是游女了。古今中日的文人墨客们对冶游的描写甚是乐此不疲,那么静轩笔下的繁昌光景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边读边讲:

庆长之初年,娼家仅三所,一在曲街(自京师六条移者),一在鐮仓岸,一在大桥(今常盘桥是也,自骏府弥勒坊徒者)。其他自伏见夷街、奈良木辻坊后来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卫门者,上书请合散为一,以开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淮其乞,赐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开辟功成,以其鞭芦覆篑之故,名曰芦原(后改吉原)。而自大桥移往者,取系江都繁华之意,改曰江户坊(初名柳坊)。自鐮仓岸来者,住其第二坊。自曲街者,缘初从京师至,曰京坊。其后来者,在其第二坊。或谓之新坊。后明历三年八月,因命徒于今地角坊者,京桥外角坊之旧名,而堺、伏见二坊者,由自其地方来者多之名云。(19)

这一段简单介绍了吉原的由来。庆长之初是说德川家康进入江户“开幕”的初期,娼家妓馆的数量极少。但是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江户町人阶层的不断壮大,吉原一地日渐扩展。在《吉原大全》一书中可以找到静轩所说的几个地点出处,当时为了振兴江户,则把京都的六条、骏府的弥勒町、伏见的夷町、奈良的木辻等悉数迁到了江户。后面所述,是一名叫庄司甚右卫门的“游女屋”老板于庆长十七年(1612年)做的请愿活动。由于幕府集权建立的需要,对江户城进行了不少改造,牵涉到商业,庶民等的频繁迁移和重新安置。这当然也影响到了数量众多的娼家妓馆。于是由庄司甚右卫门发起向幕府的请愿活动,要求设立统一的营业制度。最主要的三条是:客人最多过夜一晚,被骗做娼妓的妇女经调查后要送回原籍,不得包庇一切罪犯和犯罪行为。幕府政府随即受理了请愿,并于五年后,也就是静轩所说的元和三年(1617年)批准设立了“游廓”。根据静轩所述是在叫“葺屋坊”附近的地方,应该就是现在东京中央区人形町二丁目附近。自此,“游女屋”的经营等正式受到了幕府的批准。

随着江户城规模的不断拓展,各大名们的“官邸”也在不断扩建,越来越接近吉原这一风俗之地。于是幕府于明历二年(1656年)十月要求吉原迁址至浅草寺附近。伴随迁址的是一系列风俗业整顿活动,但主要是为了应对火灾。不过这种相对的隔离,反而使火灾发生时无法进行及时救助。转年的明历三年(1657年)正月发生了史上非常有名的明历大火,随后这些游女屋便一起迁到了新址,位于现在东京台东区千束,当时被称为新吉原。静轩所说的二坊、京坊、角坊等就是现在的江户町一丁目、二丁目,京町一丁目、二丁目,角町等。大致最主要的有五条街,此时大家逐渐恢复了吉原的叫法,也被称为“五丁町”。

二、“繁昌”尽现

究竟当时的吉原有如何一番繁昌之景呢?我们继续来看静轩的描述:

五街楼馆,互竞佳丽,三千娼妓,各斗婵妍。一廓繁华,日月盛昌。三月载花,七月放灯,八月陈舞,是为三大盛事。友人学半《咏花》一联云:“梁阁筵酣密雪下,巫山梦暖浓云凝。”予“赋灯”云:“青烟却逐兰盆节,红烛写成元夕春。”其他五度佳节,不直为观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霭抹柳,黄昏灯上火,各楼银烛如星,铉声鼓人。四角鸡卵,世未之见。此境晦夜亦开圆月天。娼妓陈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篱阑。游人鱼贯,渐蚁附格子外。意指目击,品鸾评凤。有惮而远望者,有押而近窥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语者,情即谈情也。授管吹烟,呶呶艳话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浪,丫鬟拥前,帮间押后,噪而过者,大客上楼也。洛神出水,天女坠空,姿仪整齐,严不可亵近,徐徐莲步来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使思我兮无理。”(20)

“五街”所说的便是五丁町,也就是吉原。“互竞佳丽,三千娼妓”明显是借用了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诗句“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三月载花”是指中央大道仲之町大量的盆栽樱花。而后七月的盂兰盆节茶屋各家会竞相挂出精心准备的灯笼来“争奇斗艳”。“八月陈舞”说的是被称为“俄”的演绎形式。“俄”日语读作“にわか(niwaka)”,是江户时代的艺人们在街上即兴表演,有男有女,包括歌舞伎、能、滑稽剧、杂子方等艺术形式。可见当时吉原的热闹程度非同一般。静轩的一位朋友作《咏花》,其中说到“梁阁筵酣密雪下,巫山梦暖浓云凝”,意思是亭台楼阁堪比梁孝王(21)的宫殿,筵席正欢之时细碎小雪飘落而下(22)。巫山云雨入暖梦来。“巫山云雨”是《文绚宋玉·高唐赋》所记述过怀王游历巫山高唐时,晚间梦到与仙女一夜销魂的故事。静轩也随性作诗来描写当时的灯景,他形容灯烛飘出的青烟仿佛在追赶着盂兰盆节的脚步,明亮的灯火照亮了街道,仿佛中国的元宵灯节。其他五度佳节是说另外五个在吉原非常热闹的节日,有正月期间挂门松的活动,女儿节,端午节,七夕和当时江户独有的赏菊花节。不单单是为了向客人们展示,这些都是游女屋例行要进行的活动。

我们再来通过静轩的描述细细体会一下吉原傍晚时分的街景。暮色遮住了垂柳,各家门口点燃了行灯,各楼银烛仿佛天上的繁星。传统的“三味线”曲声此起彼伏。日本有俗语说,若是能见游女真情或是长了四条腿的鸡蛋,那在晦日就能看到月亮。静轩自然是没见过长了四条腿的鸡蛋,可他觉得吉原此情此景定能使晦日献出圆月天(23)。江户时代的“游廓”妓馆,大都在屋檐下有木栅栏,将屋邸与外面隔开。妓女们在“橱窗里”,像笼子里的金丝雀一般与客人隔栏相视。级别高的妓女坐在正中,低的分坐在两边。游人鱼贯而行,不一会儿就像蚂蚁一样聚集过来,开始打量格子内的风景,并且不断地品味评判。初来乍到的有所忌惮而远观,熟客们则挤在近处仔细窥探。更有甚者已是和妓女双臂交错,喃喃细语谈情说爱起来。还有的将自己的烟管抽上一口然后交给对方也吸一口,以此表示亲爱之情。这边年长些的姐姐带刚入行的妹妹,窃窃私语,那边喝醉似的脚步,丫鬟在带路,帮间跟随其后,这场景是贵客上楼。还有如洛水女神者,姿色仪容干净整齐,庄严不可亵玩,缓步仿佛从天而降,是名妓亲自出来迎接客人。另有唱着“思念,却不见君想我,无法使君惦念我”这样的歌谣而远去者。笔墨至此,虽没去过彼时的江户城,但吉原的一派繁华景象已经在读者们的脑海中清晰了起来。

三、游女情

如此繁华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静轩继续写道:

有交颈立谈者,一人曰:“我怀二铢银,兄向言有三铢,合弟一铢,通计才一方半金,金少人多。顾安急辨,不妨明晓吾宜遣游矣。”众议一决,相携而去。大凡游于兹境者,有愚而溺色,达而喜情。使威取媚,买兴爱痴。或黠而挟数,赚他掠物,以此自好者,此为贼。车载万金,取兴于人意表,不使气一点挫乎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贼乎,达也兴也,虽不道学之极,亦吾落魄生辈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画其光景。此是稗史本翻译。(24)

有脸贴脸交谈之人,一人说道:“舍弟有二铢银子,刚刚兄说有三铢,加上我的一铢,能凑上一方半金,虽是钱少人多,但一时半会儿也没别的办法。不如先去,明早我留在那里等兄去筹钱回来接我。”两人一拍即合,相携而去。这段故事的细节如此清晰,很有可能是静轩的亲身经历,但他并未交代结局。可以想象,若是其兄来接他,那定是完美的结局,可若是没能来接他,将是多么尴尬的境况。静轩是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这种事情若是要亲人来买单的话,也实在是无法见人了,所以不会被他写进繁昌记里去,故笔者推断结果是后者。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静轩年少时的不羁,也曾沉迷于冶游之事。然而他也只是这吉原百态中的一个罢了。

凡游于此地者皆是沉溺于女色,好游里情趣之徒。有的是通过威吓来使游女献上谄媚,只图一时消遣。有人则是骗情骗色又骗财,是为贼。还有家财万贯之人,花钱来做些不寻常之事,内心却不易被女色迷惑,是为豪气。然而豪也好贼也罢,却都不是艰苦道德主义之道学(25)代表。静轩自述像他这样的穷书生是无法理解的。如此,对吉原一地的情景描述应是静轩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和体验,甚至是基于他本人的真实故事有感而发的描写。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文学作品中从来都不少对游里情趣、狎邪等的描绘。在日本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学中此种倾向尤甚,但鲜有如《江户繁昌记》这样的纯汉文作品。日本19世纪之前的汉文创作,基本都是经学、正统儒学或朱子学等汉学相关的文章。而能够有这样才学之人,一般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博士”,在幕政或大名家族中有一席之位的儒者,他们又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尝试呢?静轩一介浪人之身,仕途的不得志,反而使他思想上彻底不受束缚,创作随心所欲,自由酣畅。他用汉文来写狎邪,正是叛逆精神的体现,亦是一个引起世人注目的途径。静轩生活的德川幕府时代不缺为正统思想歌功颂德的人,而敢于对幕政提出质疑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静轩汉文创作狎邪的大胆尝试,是在文学创作上迎合町人的文艺审美情趣,引起了大家关注,同时为其后的各种讽刺批判和犀利言辞做铺垫。在考察静轩笔下一众丑陋俗儒的嘴脸之前,我们且先随着静轩的思路,看看他笔下这段妓女与客人间的打情骂俏,可谓日式汉文狎邪“戏作”小说的经典代表:

有人按曲闻其声不见其面,词云:“雪满楼兮夜将中,衾如冰兮寒威雄。梦里不觉相抱着,如胶如漆交二弓。金屏障尽护寒密,犹是生憎户隙风。”水调雅淡,真使人肉飞。兰房香气芬馥,灯影暗黯。六曲秋江图屏里,鸳鸯一双,相依在三蒲团上。妓从容谓曰:“君宜少说话。”郎曰:“小子不解谈话。”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段?”郎曰:“加脚才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纤手,一捻他去。时有侪娼过户外曰:“今夕何夕,取此乐事。”妓微笑应之曰:“何等言语,不曾入耳。”旋缘筒吹烟,火光泼起,偷眼熟视郎面目于火光中,自家先餐了一番,遂叫他餐一口,曰:“请且一睡。”自起褪郎上袍,把衾被之,玉臂早已在郎枕下。曰:“想君家必当有佳偶在?”曰:“良缘未遇。”曰:“然则不知何楼有昵人约亲?”曰:“家君严矣,不得纵游,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谈子情郎样子,令予听之。”曰:“三千世界,有谁一人悦妾,且悦人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羡哉!愿听其名字。”妓哂不答,郎复曰:“云云言之何妨。”妓有顷曰:“不是别人,即君也尔。”郎胸悸,故笑曰:“妙骗人。”曰:“决无伪矣,然如妾者,君岂顾耶?”曰:“休谦,如君当世佳人。”曰:“唯唯十分调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无心。”曰:“诚然乎。”曰:“请誓言。”曰:“虽假犹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试焉。”早引一脚插入他双藕股间,妓曰:“冷脚可恶。”(26)

这一段描写,是静轩基于其他非汉文游里文学进行的“汉译”并润色所做。首先是引用《倾城卖二筋道》中《东之床》一篇中开头部分。“有人按曲闻其声不见其面”说的是卷首的最后一句:“折節、隣座敷にて藤吉がメリヤス。”这里的曲声就是指“メリヤス(meriyasu)”,是歌舞伎下座音乐“长呗”的一种,这种乐曲的风格富于变幻,悠扬缠绵中包罗哀伤与惆怅,富有内涵。演奏的艺人藤吉,指的是男艺人荻江藤吉。在静轩的描述中,旁边屋里有名的藤吉演奏着他非常经典的曲艺,这应该是日本江户吉原的经典背景音乐。其后的场景,也出自《东之床》,正文开首写道:“雪の夜中の冷たくて、初手は隔てていつとなく、枕と枕、顔と顔、意地の悪さの透間から、あれ邪魔をする夜寒の風と、襟と襟とを掛け合いおふて、勤めももう打越して、真実こもりし冬の床。”简单用寒风来做拟人叙事的场景,甚至有些直白,但是经过静轩的汉文润色,却使人脑海中模糊的轮廓变得异常鲜明,充分展现了汉文的魅力。

静轩继续写到,三味线的琴弦逐渐低缓下来,让人听得入神。闺房内香气芬芳,灯光昏暗,画有秋江图的六折屏风后,鸳鸯二人相依偎在三层的蒲团(27)上。这段缠绵场景描写后,就是二人的对话了。静轩在这里引用的是山东京传的洒落本《倾城四十八手》中的桥段。出自一开始的“しっぽりとした手”(28)一篇,原是写妓女和一位非常年轻的客人间的对话。静轩将其译成汉文,并做了润色。于是一篇“有情有义”的“娘与情郎话”便呈现在大家面前。虽是花街柳巷无真情,但无论是谁读了此桥段,都会不禁心驰神往。而这段源于“しっぽりとした手”的汉文“译作”,从其题目中的“しっぽり”一词也可看出些端倪。静轩的这种汉文戏作手法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感,给当时的读者以深刻印象。

妓女与客人的对话中满是妒忌与责怪之情,打情骂俏之间眉目传情,暗送秋波。欲拒还迎间窗外其他游女路过打趣。静轩笔下的春宵一刻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日本民族对性的态度本来就比我国开放得多。尤其是江户时代,娱乐至上的风潮在大城市中兴起,各地都少不了建设“游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速度加大,像北海道这样以前荒无人烟的寒冷地带,明治初期,政府甚至特地设立风俗街来吸引人口入住。相对静轩笔下游女与客人的含情脉脉、花前月下,实际上大多数游女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江户末期现代医学还未传入,很多游女患了梅毒,鼻子烂掉,或者死于流产。再有名的“花魁”,也有年老色衰的一天。吉原一地附近不受幕府承认,在管辖之外的私娼泛滥,从业者多是被贩卖的妇女或是无法在吉原笼络到客人的下层妓女。这些现实显然太过残酷,不适于写进《江户繁昌记》中。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纵情于风月场所的男人多是薄情郎,妓女们为了生计更是无尊严可言。正如静轩的描述,游女会故意讨好客人甚至表现出吃醋的心情,为了留住客人或是让其第二次来拜访,使尽浑身解数。此段文字满足了男人对女性的一切向往,但对方不是深闺大院的小姐,而是吉原专陪男人作乐的游女。读者们亦知道游女情更薄,即使这样客人也要花钱来买几句假话和片刻男欢女爱,让人读后唏嘘不已。静轩笔下的这对妓与客,就是繁华江户城人情的缩影,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人情渐冷,但有钱即能买来情感和尊严。当然读者们并不一定都这样去理解,不同阶层的人解读方式会完全不同,这也是静轩的汉文戏作魅力,能引起话题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后面的另一个故事是根据《倾城四十八手》中另一篇“見ぬかれた手”所编译而作:

柝打三更,阖楼就眠,只闻打棒戒火声。有客辗转不睡。长等短等,叹吁欠伸,以百算之。炉火已灰,就灯食烟,才遣无聊。几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于彷彿中。乍闻长廊上履声远远,跫然渐近。意歒娼来到,急蒙衾装睡。何意足音失之邻房。而后,气愈清,眼愈明。起如厕者两回,已数尽漏声,又算当值之日数。想彼忆此,耳边复上跫然之响。思此跫是也,依前假睡。而开户入者,楼丁来加注灯膏也。奇货再赝,难耐。怒气涌上,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于屏风外。径将烟管微抢其腋。妓犹在梦中,口内含糊曰:“谁耶?可厌!喜助丈,勿为。”客喝醒。妓摩挲拭目,视此模样,错愕言曰:“君将何之?”曰:“且归。”曰:“君归,然不报,我罚不轻,请且住。”将走报之间,恰好大唱(娼)来到,衡气,不少动曰:“呵呀,主何为?”客气急矣。曰:“吾归吾归,若腐娼,我复何言?我用吾脚归,谁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诺,主欲归宜归,但少留,我将奉一言。”客听得怒气稍杀,不觉被挽还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说出,曰:“过日约,今而后待主不复以客,言犹在耳,喝忘之之速。”遂探其怀,夺夹袋、烟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后,缓缓与君同梦。且有肝要说话,然君短见不察个长策。却翻风波。吁,为男子者,强气胡为若此?”已解其带,又褫其上衣。客于是乎身软如绵。然口犹刺刺道归,娼頩尔曰:“噫,挑人耳。”一力搂取,咬他肩头。客叱曰:“勿戏矣,若住则喝为。”娼低声曰:“如是尔。”遂卒相抱为一块。时报寅棒子声,搰搰。(29)

这一段同样写出了妓家游女为了留住客人的心机。夜班也同样是客如流水,熙熙攘攘,些许嘈杂。客人烦躁情绪愈来愈烈,终于忍不住爆发,吵闹着要走。唤醒在睡梦中的小妓,却让其三言两语间化解了怒气。窗外打更,已是寅时。面对这样“繁昌”的夜晚,静轩如是写道:

或云近世繁华渐涸,不复昔日也。予甚惑焉,盖此境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系亦大。彼则由此流焉,其源益盛而其委渐衰者,必无之理。抑洑流外溢,有所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辙,舍此乐国而何适?呜呼,人岂厌生于天上,而愿陷于地狱也?盖习繁华之言耳。(30)

到天明年间(1781—1789年),宽政改革依然没能挽救幕政的颓势,反而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以失败告终。当时在吉原一掷千金的米商们也受到了打击。客人的消费能力大不如前,所以很多人转入地下更便宜的“私娼”。但在静轩对吉原的描述来看,却不是这样。所以静轩也表示了“疑惑”,说道:“吉原就是一面江户盛衰的镜子,和江户的繁昌有着莫大的联系。吉原之繁荣就是江户的繁荣所派生的。故吉原有如此热闹的景象,那江户就没有不繁华的道理。说大家转入地下私娼,可能是江户繁华过了头,惠及大众罢了。不对,有吉原这样的天堂,为什么还要去如地狱般的私娼之地呢?应该是大家生活在繁华中已经习惯了,所以也就感觉不出来繁华了吧。”这是静轩对江户“繁昌景象”不折不扣的嘲讽。幕府的封建统治已经无法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商勾结,民不聊生,又岂能有繁荣昌盛。饥荒、火灾等天灾人祸折磨着贫瘠土地上的日本人民。像静轩这样的儒生不得志,除了朱子学,其他学派都被视为“异学”而被禁止。静轩看到这些却无能为力,更无法施展抱负,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第四节 千人会

一、富签

接下来我们看看静轩笔下的创作主体——江户市民,有着一番怎样的生活情境。静轩对“千人会”的描述,给了我们详细的参考:

札楮二牌,札为原牌,楮为影牌。其数一千。一楮值若干钱,预克日月,四散鬻之,醵若千金。至期盛原牌于匣中。匣上有孔。锥刺出之。百番为额。以原照影,以一大醵,付之于弟一番者,余醵分赋。九十九番,各自差。国语名之曰富。谚云:“乞食人家富落来。”嗟夫,天道,毕竟以有余补不足,贫人得之暴富,盖此其所以名。予浅学未识,漢土亦有此事,何如名之。且曰千人会。然闻近来札数倍徒,处置此前细密殊极。自非买习者,固不易辨识,则毕竟此名,不当此名。(31)

“千人会”是江户时代的一种为了寺社塔堂的修缮,通过类似现代彩票形式来融资的活动。当时被称为“富签”。这与前面说过的“劝进相扑”一样,都是“劝进”的一种形式。但不可避免有赌博性质,使得其只能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组织活动,文政、天保年间尤为盛行,天保五年(1834年)的时候曾经有大小七十座寺庙组织卖“富签”。这种活动在明治维新以后被禁止。但民间自己组织的“暗富签”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样的背景下,静轩描述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买彩票的人拿到的是被称作“札”和“楮”的两张彩票,一共一千组。“札”是木片,被放置于抽奖的盒子中。买家持有的“楮”是纸质的,两张写有一致内容。一楮值金钱若干,定下开奖的日子后就四处贩卖,也有穷人一起合买的情况,总之能够聚敛不少钱财。到了开奖的日子,则将原牌“札”放在匣子中。匣子上有一孔,用长锥子刺进去,扎到木牌后取出,一共取一百次。抽签后人们则拿着“楮”去兑奖。第一名奖金最高,其余的名次则是分享剩下的奖金,其他九十九个号码奖金各有不同。当时的日语称之为“富”。也有谚语说“乞食人家富落来”。静轩不禁感叹道,这是有余钱的人来补贴穷人,而穷人若中头奖得之便能暴富,所以被称为“富”吧。有意思的是,静轩发现这并不是日本独有的,在古代中国就有类似的“行事”了。据清代赵恒夫的《寄园寄所寄》卷一中记载:

近时邑无赖子,邀百人作百子会,人出银二两,摇骰子,点多者先收,每月一应,八九年乃毕。冀其不能终局,先收会者得图赖之耳。然犹未为巧。江西有一僧创千佛会,人出银一钱投木柜,摇点多者得百金归,不必复应。往来行人,图侥幸,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则利其每一会得抽分数金耳。后令闻之,惧惑众,村僧乃止。(《明升集》)(32)

这一段记录了当时江西的一名僧人创建了“千佛会”这样一种抽奖形式。静轩很有可能是受此启发,而将此篇命名为“千人会”。他由此听说当时一次开奖的彩票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千“札”,甚至有几倍之多。且中奖的形式也出了很多新花样。要不是常买的熟客,一下子都闹不明白。所以虽然说是叫“千人会”,但岂止千人。

二、命悬一“签”

这“千人会”又是怎样一番激动人心的场景呢?我们来看静轩的描述:

谷中感应寺、目黑泰叡山、汤岛菅公庙,谓之都下三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于两楹间,阶下施闲,不许阑入。人群渐涌,喧哗汹汹。检点使至,警卫备奸。既而千人并起,倒匣,鼓底,点牌以纳焉。擂鼓报警,僧读诵般若经。盖祓之也。乃一人出,执锥劅匣。未举,喧哗寂矣。大风暴止。观者眼张胸悸。而弟一牌早在吏人之手。扬言其目。刺至三牌,风复渐起,涛还稍涌。且刺且呼,百番而止。谁知儿郎赎女郎之约,所恃在怀中一牌。万人肚里之算,凑堕于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赡。十年佣作之氓,一且享锦归之荣。昨日典镜之妇,今日戴瑁瑇之饰。钱如泉,金如块。既庶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数十所云。(33)

感应寺在天保四年(1833年)改名为天王寺。目黑泰叡山说的是龙泉寺,也叫“目黑不动”。汤岛菅公庙则是供奉菅原道真的天满宫,也叫汤岛天满宫。这三个寺庙的“富签”是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每月有两次开奖。

根据文字叙述,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寺庙中的情景:几千人头攒动,摩拳擦掌在焦虑中等待着开奖。回廊远处,戴黑色披肩帽子的寺社神主以及大检使、小检使(34)缓步走来。正殿之上,两柱之间挂着写有黑字“富”的横幅。下面则是漆黑的摇奖箱。神主走到箱子前停住了脚步。这时候从殿后又走来三位着袴服的司仪,抬着同样被漆黑的簸箕,里面装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木牌。另外有属下两人跟着一同进到大殿之上,将匣子盖打开,二人合力端起并将匣子口朝向众人,四下展示以确认里面无有异物。证明完毕后将其放回原位,三位司仪将所有的札牌倒入其中。属下二人继而关上盖子,不停地摇动并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而后,其中一人开始敲击太鼓,台下观者万籁俱寂,有如风暴骤止,个个瞪圆了眼睛手中捏着一把汗。寺内僧人开始吟诵般若心经,以保平安除怨念。诵经过后,出一僧侣着黑色僧衣身披菊纹白图案的袈裟,站于匣子正后方,右边是穿裃衣(35)的男子。僧侣用襷带(36)以交叉状十字形将袖子绑起,挺身直立,手握漆成红色的长柄锥子,对准黑匣的孔一下子刺进去。刺到礼牌时能听到闷响一声,继而径直抽出锥子,站在一旁穿裃衣的男子将戳中的札牌取下大声念出上面写的汉字号码。到了第三牌后,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奖牌念一次人们就叹一番,直至最后第一百牌,奖金一百两的“富”被揭晓时,人群的叹惜声变为悲鸣甚至不甘心的惨叫。

又有谁会知道,年轻男子为吉原游女赎身之约,就系于其怀中的一牌。而万人心中所算肚中所想仅能落入一人之手。中国古代有“竹林七贤”,其中有阮籍和阮咸二人。《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咸传》中记述说:“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其他亲戚)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贫。”静轩在这里将参与“富签”的有钱人比作北阮,将贫者比喻成住在道南边的阮籍与阮咸。意在说穷人通过这种活动而暴富。辛苦劳作十年的“奉公人”,一朝中奖便可衣锦还乡。昨天为了生活连随身佩戴的镜子都不得不去典当的女性,今天就能有奢侈的珠宝首饰来装点自己。钱如泉水般流入,金子大的如块状。如此人潮,不正是江户的“繁昌”所在吗?静轩应是受孔子思想的影响,《论语·子路篇》中记录孔子说道: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想到先富民,然后进行对民众的教化。静轩虽没有提到后面的教化,但我们不难看出他想表达的意思。静轩是土生土长的江户人,观其景致,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都对此“富签”之事极为狂热。除了“三富”之外,其他还有类似数十所寺庙有此活动。这难道是富民之路、文明之路吗?

三、此狂奔非彼狂奔

这场戏中知识分子又是怎么样的表现呢?静轩看尽繁昌各色,揭开了儒生们的心理面纱,调侃了一番:

咄咄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过者,如呼如叱。予初不解其为何物,既而闻之,是报场中今日所刺弟一牌之目也。一字四钱,鬻之为生。其狂奔者,以速报争先耳。晚间一走,百钱之赢,足以买一升米。呜呼,一日活计,取之一刻中。岂得不叫而奔也哉。予今日屡空,豪气稍摧,乃意吾亦插书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计不足赊升米,而终年衣食于浮屠间,则佛缘之不薄,宜薙染逃佛,袖募缘簿,就年来所识,乞南镣一片之怜,以少息狂奔之劳,且以修后生冥福也。又思不如修书画会,以且救一时缓急。左思右想,踌躇闷者久矣。忽恍然奋曰:“野语有之,砍取劫盗,武士之习。况其食力。薙染未晚,修会鄙事尔。与其折腰帖尾,曝面于千百人,宁为偷昏里面,不令人知为谁,而叱之鬻之之事简气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将为彼狂奔。”而羞涩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为真豪杰,而卒老于狂奔。(37)

静轩觉得很是奇怪,近些年来在黄昏日暮时分,总有人在路上狂跑着大喊大叫。他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听说是为报道场内中头奖的“富”牌子上的字号,这是当时衍生出来的另一种赌博。并不是报给买了“富签”的人,而是其他围绕中头奖的字号来进行赌博的人。《宽天见闻记》中有记载,当时被称作“话四文”,也就是把头奖的内容写在一张纸条上,每张卖四文钱。想要赚钱,必须抢在别人前面将消息带回去,所以都是一路狂奔呼喊边跑边卖。像这样日落时分奔跑一次,能赚百文钱,足以买米一升。静轩于是感慨道:这一天的生计,跑这么一趟就有了着落,怎么能不使人狂奔呼喊呢?

静轩打量了一下自己,感觉这样身无分文的状况很是让人气馁。这里“屡空”一词的使用值得推敲。《论语·先进篇》中记录孔子说过:“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是孔子对颜回学问道德接近于完善,却在生活上常常贫困而深感遗憾。同时,他对子贡经商投机致富感到不满。在孔子看来,这是极其不公正的。静轩在这里说自己“屡空”的窘境,其实也是为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鸣不平。投机中奖之人不用劳作即可富贵荣华,像他这样怀揣圣贤书狂奔于世的读书之人,从早忙到晚,挣的钱也不足以买一升米。甚至为头奖奔走呼号一番所赚之财都比读书人一天的营收多得多,静轩借此来讽刺世事。

静轩年轻的时候就在宽永寺的劝学寮中生活过,其后又在驹迂吉祥寺的门前创办过私塾。当时静轩还在浅草新堀端(现在东京台东区藏前四丁目)的西福寺附近居住,通过给寺庙的僧侣讲授儒学而受到接济。所以静轩说自己和“浮屠”,也就是佛祖很有缘分。不如干脆削发剃度,遁入空门,袖子里装着募缘簿(38),找他熟悉的地方四下走走。若能乞来些钱财,也就不用这么辛苦地跑来跑去了,还能为后生修来些冥福。静轩又想要不也来办“书画会”以解燃眉之急。左思右想,踌躇郁闷了很久,恍惚间突然想明白了:“人家都说,武士还能抓盗贼来自食其力呢,现在就入佛门还太早,办‘书画会’也实在是丢人之事。与其在那么多人面前点头哈腰,还不如趁着傍晚昏暗把脸遮上,旁人也认不出是谁,继而奔走狂呼赚钱来的有气魄。谁说像我这样穷困潦倒的书生就只能夹着书四处奔波,不能通过卖‘话四文’来赚钱呢?我就要这样奔走呼号来养活自己!”可真是到了想做的时候,静轩却抹不开面子,自觉害臊得不行。最终还是只能通过书生的狂奔来营生。这实际上也是对被儒学浸染很深的贫穷知识分子心理最真实的写照。静轩自知不是真豪杰,也就只能这样终老。

最后静轩继续写道:

一日与二三子共讨论《书洪范》,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等语。偶为邻婆所伫听。便突入,中之曰:“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骇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审此,相视一笑已。后阅国史,瓜生保将拔还杣山城,思得同志者。而偶闻邻宫有人问答。曰:“重画、中黑,孰美?”曰:“中黑哉,三鳞废二画兴,则代之者非一画而何?”保听得心窃喜焉。予读至此,独自失笑。意使邻婆闻之,亦以为何如?

顷者入市,见肆头挂数个招牌,题曰松竹梅、曰花鸟风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问之亦千人会标识耳。予慨然叹曰:“三德之义大矣也哉。盖逆亿今日所刺目何,而屡中者,智也。典衣卖剑,不算明日生计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怨天者,仁也。”然予未知予说稳当不?(39)

可见“富签”是多么地深入人心,连不识字的老太婆只要听到有数字,都要问问是不是和中签有关。而松竹梅、智仁勇也都成了“富签”票面上的文字。静轩居然能找到这其间的联系。他说经常能中奖的是有智慧,卖了衣物宝剑也要赌一把的是勇者,而没中只是独自懊恼不怨天尤人的是仁者。静轩这样的儒生不可能不知道《中庸》的“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而孔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是静轩不折不扣的讽刺。此“富签”中的“智、仁、勇”和孔子所说,差之何止千里。又怎么可能通过这些来“治人”,进而“治天下国家”呢?

这一篇可说是静轩对自己心理层面上非常细腻的表达,也代表了当时一批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无奈:读书无用,还不如人家跑一趟传个消息生活来得富裕轻松。本就没有武士那样与生俱来的行事作风,也不愿意做那些假儒者们办“书画会”一样丢人现眼的事情,没到活不下去的程度但也不愿意出家,靠什么来养活自己?教人识字读读书罢了,拼命授课又能赚到几个钱?屡屡劝说自己想通了要豁出去赚钱,却又总是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脸面。这种复杂的心理折磨,不光是彼时彼地知识分子的窘迫,此时此地读来,依然扣人心弦,感触颇深。

第五节 书画会

一、遍地是“先生”

前文中静轩几次说到的“书画会”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我们接下来一探究竟:

当今文运之昌,文人墨客,会盟结社。而人苟风流,胸中有墨,才德并具者,一与盟众推拜先生。声流四海,沟浍皆盈。油然之云,沛然之雨,靡人不钦慕矣。予虽不得与盟,亦尝列末筵者数回,如其盛事,略观而尽焉。其地多以柳桥街万八、河半二楼。(40)

彼时代的文人们会包下整间大的料理餐厅聚会,现场挥毫泼墨当即售卖,很多“嘉宾”到场,众人一齐协力组织活动。从宽政时代开始内容和形式变得越来越丰富,不单有酒席,甚至请各种各样的艺人助兴。其情景正如静轩所描述:文运昌盛,文人墨客们结成各类联盟,创办文艺社团等。而胸中有墨,兼具才能和德行,能风流一时者,常被众人推崇为“先生”。笔者看来也就是类似现在参加各种活动拿到各类奖项,就能被称作“老师”的现象。

而后静轩引用了《孟子·离娄章句下》中孟子解释君子观水的话:“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思是说:水从源泉里滚滚涌出,日夜不停地流着,把低洼之处一一填满,然后继续向前,一直流向大海。如此水不枯竭,奔流不息。孔子所取的,就是它的这种特性。试想,如果水没有这种永不枯竭的本源,就会像那七八月间的暴雨一样,虽然也可以一下子灌满大小沟渠,但没一会儿就会完全蒸发。所以,声望名誉超过了实际情形,君子就会感到羞耻。这又是明显讽刺当时那些俗文人假文人。其后又引用了《孟子见梁襄王》中说过的话:“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若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将被拥戴为“先生”之人比作王,将拥戴者比作苦于苛政盼仁政的普通人对其钦佩与崇拜。虽有些夸张,但如此互相吹捧的情景,甚是滑稽。

静轩说他自己虽没被邀请“入社”过,但随着山本绿阴先生倒是参加过几次,坐在末席,对于这样的“盛事”还是有些经验的。他所说的柳桥街万八、河半二楼是当时江户神田川和隅田川河口两岸开的料理茶屋。河上架设一桥名为“柳桥”,故称为柳桥街。而“柳桥”旁边便是江户最繁华热闹的“两国桥”地区,静轩对“两国桥广小路”再熟悉不过了。当时料理茶屋如此集中的盛况,在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初篇中有述说:

酒店隔三里,腐店隔二里,此是荒村僻邑之人家。当今大都内,陋巷小衢,犹十步一店百步一楼,松江之鲈,杭州之酒,可坐而食饮。况繁华如斯地者乎。酒楼之伙,亦冠于都下。曰川长,曰万八,在桥之北。曰梅川,曰龟清,曰河内,曰柳屋,在桥之南。平三也,深川也,草加也,皆张帘于米泽街之侧。而柏屋、中村、青柳三楼亦咫尺隔水耳。其他若丸竹、若松、何泉佐、小松亭小店子肆,指不暇偻也。(41)

柳桥左岸“万八”说的是料理茶屋——万屋八郎兵卫,“河半”便是河内屋半次郎。可见当时两国桥地方的餐饮业有多么的发达。

二、豪华奢侈“拍卖会”

静轩嗤之以鼻的“书画会”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他接着写道:

先会数月,卜日挂一大牌,书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会请四方君子顾临”。且大书揭先生姓名。于是乎莫人弗知有先生于世。盖与汉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荣可知矣。观者聚焉。摩肩累踵,指点曰:“某画人也。某诗人也。某儒流。某书家。彼插花师始宣名也。此清本氏女初上场也。”伫立仰牌,又如法场读罪人加木一样。

未会之间,先生鸡起,孜孜奔走之务。高门县簿,莫不敢往。亦不省内热之恐。(42)

几个月前就已经将举行的日子定好了,选一良辰吉日在门口挂一个大牌子,上面写:“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都请各方君子于某月某日大驾光临。”并且将“先生”的名字故意在牌子上写得很大,于是乎这位“先生”的名字马上传遍四方。类似我国汉朝科举考试的及第放榜,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这种规格的“书画会”当然要请一些艺人来助兴,比如长呗、净琉璃、三味线等。他们的名字也会一同写在看板上。于是大家兴趣盎然,看板前众人摩肩接踵,对着感兴趣的艺人名字指点着说:“某画家,某诗人,某儒者,某书法家,还有某插花艺术家也来助兴啊。这次还有清本的氏女第一次登场。”清本氏女应是当时歌舞伎中清元节流派中的女艺妓。成岛柳北在《柳桥新志》初篇艺妓相关的叙述中也有提及。第十四页中这样说过:“大妓所职,弦歌也。其技有长呗,有富本,有常盘津。而清元居多。”可见当时为了吸引眼球的花样繁多。人们伸长了脖子向前看的样子,犹如在刑场探着头看要执行死刑人的名单一样。

到举行“书画会”那一天之前的日子里,“先生”都要起得非常早,四处奔波造访为自己造势。静轩的文章中总能看到庄子的风格,这里就是典型之一。《庄子·达生》中的一篇《田开之见周威公》中说道:“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这个叫张毅的人,凡是高门甲第、朱户垂帘的富贵人家,没有一个他不去登门造访晋见参拜的,结果活到四十岁便患内热病死了。而这些“先生”们呢?一样没有哪个“高门县簿”是他们不敢去的,静轩讽刺他们也不好好想想,一点儿也不怕得内热病。如此言辞犀利,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讲,就是“先生”们为了出名也是蛮拼的。举行“书画会”当日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我们接着往下读:

当日,先生仪装曲拳,俨然坐上头。坐后施阑居案,计人二位,簪笔守簿。乃宾主相揖,恰如贺客拜年于曲铺头。有掌剑者。有管饭者。酒监茶令,并手在职。

客渐糜至。主人左接右应。其拜寿金,推让不暇。岂惶献酬。客互为主,举杯相属。聘名妓数名,充傧佐酒。调弄纷谑,无丝竹管弦之娱,一笑一杯,亦足以发醉狂。红拂认李公于稠人中,周顗取问答于醉舌上。

红毡数席,画地设场,诸先代登焉。只见纸上龙走,笔下凤翥。腕中有神,指头有鬼。一抹之墨,万金难购,寸素之丹,千载可传。观者倾堵。人之争乞,坐中,指可掬矣。

净妆冶服,艳发射人者,所谓近来流行女先生是也。纤手拈笔,唇墨成态。人丽毫灵。众宾围绕,蚁附蝇着,随谢随乞。严师在傍熟视,亦不得令其守“无别”之教,不手亲受授。

酒流殽崩,喧嚣雷轰,尘埃云蒸。千筵坐间,寸无虚白。然主人之心,犹望一铢之滴助盛会之海。杂踏渐收,楼头可烛。千人徇曰:“卜,不及夜。”醉客不得已而起。(43)

举行“书画会”的当天,先生着正装双手攥拳,正襟危坐于正座之上。他身后是用帷帐围着的商家用来记账的桌子,桌前坐两位将笔插在头发上做簪子的会计,等待着记录宾客赠送礼品礼金的情况。随即主人和客人相互作揖行礼,尴尬情景有如大年三十晚上还要来当铺典当的人们不期而遇,假惺惺地相互拜年。服务人员也不少,有帮客人管理武士刀的,有做饭的,端茶倒水的各色小役们各司其职。

静轩又写大批客人渐至,主人则是左右不停行礼忙得不亦乐乎。客人们悉数拿出礼金,主人收入囊中之前还需推脱几个来回,应接不暇。主人虽忙得不可开交,但不忘敬酒。客人们也逐渐进入状态,互相寒暄碰起杯来。此时艺人和艺妓们也悉数登场,助酒兴陪客人。席间有说有笑,虽不能拨弄丝竹管弦,可是推杯换盏间,兴致越来越高昂。静轩将此场景比喻为隋朝红拂女在众多宾客间寻找李靖大将军,醉客们都如晋周一样,越是酒醉辩论起来越滔滔不绝。

几块红毛毡铺好的席位被安排在场地正中,诸位先生轮流上场。纸上祥龙飞腾,笔下凤凰起舞。手腕指尖犹如神鬼之势,一笔黑墨万金难买,一点丹红可流传千世。这样的描述,亦是静轩极为夸张的讽刺。大伙儿一拥而上目睹其风采,个个伸出手来争抢着要买。

浓妆艳抹,着华丽和服艳丽照人者,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女先生。纤纤玉指执笔,红唇掭笔,姿容艳丽非凡世之物。宾客们团团围绕,像是蚂蚁苍蝇一样黑压压一片。无数次谢绝,又无数次地被宾客乞讨墨宝,于是挥毫泼墨不停。《礼记·郊特牲》中说:“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在此被静轩引用。女先生的老师表情严肃地在一旁监视,也无法令其守住“无别”之教,个个借故摸女先生的手。静轩所描述的宾客岂止是“无别”,简直与禽兽无异。

筵席已是散乱不堪,喧嚣有如雷鸣,尘埃泛起如云雾。偌大的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而主人的“先生”心境,自然是希望哪怕再多来一个人也好。此时天色已晚,人群将散。《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中说:“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所以卜昼卜夜用来形容整天整夜,昼夜相继,宴气无度,即没有节制不分昼夜地饮酒作乐。店员和帮忙的人以此来劝还没走的宾客不能再醉于此处了,酩酊大醉的宾客才不得不踉踉跄跄爬起来四下散去。

这几段文字绘声绘色地将“书画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声情并茂,吵闹嘈杂的一个料理茶屋跃然纸上。而对于“书画会”的火爆场景,静轩也不是唯一的描述者,曲亭马琴在其日记中也有过述说,《马琴书翰集成》中对万八楼“书画会”有过很详尽的描述:

十四日ハ早朝より尤美日にて、一朶の雲一吹の風もなく、地上ハ洗ひ流し候て、四時比より、草履にて歩行たやすく候ひキ。是全く天助ならん抔、人々申候て、歓び候ひキ、扠、十三日の風雨、右之通りニ候ひし故に、世話人等もあやぶミ候歟、膳ハわづかに三百人前あつらへ候処、出席の賀客七百余人、世話人その外を加へ候てハ、八九百人集会いたし候故、万八にてハ庖厨大さわぎいたし、亭主ハ飯をたき、女房·媳婦、膳椀の洗かた抔いたし、家内一同食餌のいとまもなく、終日立はたらき候よし。万八主人、始て飯たきをいたし候とて笑ひ候よし、後に聞え候。されども、馴たる事とて、あつらへ候ハ三百人前候処、八九百人前の膳碗を、よくも間ニ合せ候もの哉とて、人々感じ候事ニ御座候。

……御存もあるべく候、万八楼ハ柳橋第一の大楼にて、中座敷四十畳、前後三十畳、并ニ十畳も二間有之、通計百十畳あまりの座敷へ来客居あまり、後にハ縁頬へ立出て、膝を合せてをるもあり、下座敷へも大勢罷在候故、立錐の席も無之候ひキ。二十年来、如此盛会ハなしと、万八楼主人申候よしニ御座候。昔年、天民と誰やらと組合候て書画会の比、五六百人の来客あり。又鵬斎が一世一代の大会のときも、六七百人出席いたし候へ共、此度のハなほまされりといひしよし、異日払金を受取ニ来候折、万八の手代の話也と云。(44)

[十四日的朝阳尤其美丽,天上无一朵云一丝风,地面有如洗过一样干净。临近四时开始,已可穿草鞋步行。此乃上天相助,人心欢喜。另外,经十三日风雨,只有右边街道能通行,给工作人员带来不便。虽然只准备了三百人左右的饭菜,但出席的宾客已有七百余人,加上服务人员,集会总共有八九百人。厨房忙得不可开交,亭主亲自烧饭,老婆儿媳要跟着不停地刷碟子洗碗。大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整天都不得落座。万八楼的主人边烧饭边指挥大家忙碌。就算是已经非常熟练的工作,能调动起三百人参会,供应八九百人的餐具,还是令人惊叹。

……如大家所知,万八楼是柳桥第一大楼,中坐席四十叠,前后三十叠,并且还有两间二十叠的房间。算起来总共有百余叠接待来客。除此之外还有客人屈膝坐在楼梯间下,包括会场楼下的房间也是挤得水泄不通。二十年来如此盛会除了万八楼无二。过去曾有书画会来客五六百人。鹏斎(应是龟田鹏斎,江户时代书法家)一世一代的大会也曾有六七百人同时出席,加上这样规模的宴会,万八楼要找专人负责去收费用。]

借曲亭马琴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类宴会的规模,如此盛况甚至我们现代人也不容易做到。由此可见当时江户城的繁华和商业的发达,高度的社会化分工,能顺利组织这样规模的活动实在难得。

三、吮痈舐痔几千辛

“书画会”的一切静轩都看在眼里,而心中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他化名为“翔鸿先生”作诗一首,“赞”曰:

神蓍卜霁否之晋,杨柳桥头车马纷。楼上供张亦全盛,风流一日别占春。
佳宾蔼蔼鼎将沸,猬集蝇屯又蚁群。岂忍风僝与雨秋,吮痈舐痔几千辛。
掷来珠玉各差等,抬出杯盘同一般。敛金友擢饫金友,掌酒人抡恶酒人。
红毡几席分綦局,绦陈丹青皆卓荦。禽翰花翻痴恺之,云狂烟涡醉张旭。
有人大笺请众毫,辐漛名家归一毂。苏竹米山岂容易,钟楷怀草固难赎。
夜光明月空拳求,龌龊何遑问麦菽。其他吃茶又瓶花,花说中郎茶卢陆。
俄兮侧弁僛舞中,百枝喧嚣借灶鬻。灯烛点来闹热醒,邯郸恰是黄粱熟。
君不见墦间酒肉祭祀馀,昏夜乞哀又谀。未知妻妾相向泣,施施外来骄且娱。
昏夜乞哀犹可忍,白日乞哀若为腼。耻之于人尤忒矣,利奔名走为君愍。(45)

从诗中可看到为了办一场“书画会”,“主人”需要花费多少心思。先是要占卜天气,挑个不下雨的好日子。柳桥附近车马纷纷,这里不是真的有马车经过,而是形容人流喧闹往来。各楼都在准备即将开始的宴席。文人们在这一日超凡脱俗,附庸风雅。往来嘉宾们虽是个个儒雅和谐,但会场早已人声鼎沸。人们像鼠、蝇、蚁一般聚集过来。除了忍受风雨,其辛苦甚至堪比“吮痈舐痔”。大家虽然所赠贺礼数目各异,但饭菜却是不尽相同。来帮忙记账的一定要找不在乎钱的富贵朋友,而负责酒水的则要找讨厌喝酒的人。铺上红毡将坐席像棋盘一样分开,无论书法还是画作都超绝出众。花鸟之绘让顾恺之(46)看了也痴迷。有如云烟倾泻而下的神来之笔,恰似酒醉后的张旭(47)。有人手持一大张纸请“先生”墨宝,诸名家也是围凑上前来。苏轼的竹子、米芾(48)的山水这样的名作怎能如此轻易地得到。钟繇(49)的小楷、怀素(50)的狂草这样的书法作品更是千金难求。来参会的人是想徒手带走如月光或明月般的珍品,真是不知羞耻。龌龊地走来走去,不问水平高低见了哪位“先生”都要让其为自己作书画。另外还有会场主人精心准备的茶道和插花艺术展示。客人们则一边欣赏玩味一边讨论袁中郎(51)的插花和卢仝、陆羽的茶道。《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形容宾客醉酒后跳舞:侧弁之俄,屡舞傞傞。这里的宾客也差不了多少。诸“先生”各显神通会场热闹非凡。已是傍晚,灯火渐上,喧闹渐消,犹如邯郸黄粱梦的醒来一般。

接下来静轩引用了《孟子·离娄下》的故事。其第三十三章中说道: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52)

故事是说齐国有个一妻一妾住在一起的人家。她们的丈夫每次出门,必定是酒足饭饱之后才回家。妻子问同他一起吃喝的是什么人,他回答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妻子告诉他的妾说:“丈夫每次出去,总是酒足肉饱后回来;问他同谁一起吃喝,他就说都是有钱有势之人,可是从来没见有显贵的人来拜访,我打算暗地里察看他到什么地方去。”第二天一早起来,妻子暗中跟着丈夫到他要去的地方,走遍全城没有一个站住了跟他说话的。最后走到了东门外的一块墓地中间,见他跑到祭坟的人那里,讨些残剩的酒菜吃。没吃饱,又东张西望上别处去乞讨,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办法。妻子回家后,把情况告诉了妾,并说道:“丈夫,是我们指望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像这样!”说罢同妾一起嘲骂丈夫,在庭中相对而泣。而丈夫还不知道,得意扬扬地从外面回来,向妻妾摆架子。在君子看来,人们用来追求升官发财的手段,能使他们妻妾不感到羞耻,不相对而泣的恐怕很少。所以静轩觉得,操持“书画会”的“主人”就和故事的主人公是一样的。举办这种“书画会”来赚钱,犹如去墓地乞食。妻妾知道了在背后相对而泣,自己却还洋洋自得地回到家里摆架子。对静轩来讲如果是晚上蒙着脸去卖富签的“话四文”还能忍,但“书画会”这种在大白天公开的“乞食”行为绝对让他羞愧难当无法接受。《孟子·尽心上》说“耻之于人大矣”,即羞耻对于人来讲关系极大。而像这样的为名利奔走,各时代皆有,又岂止“书画会”这一种形式。

诗中多处引用我国的故事典籍,在描绘书法画作的时候也皆以中国名家为比喻,可见静轩对汉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精通。此外,也充分说明了汉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诗中有对“会主”以及各类宾客的生动描写,将这些俗儒们互相阿谀奉承,互相恭维以达到一己私利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首先说想要请些名家大腕来参加“书画会”,光是忍受风吹雨打肯定是不够的。静轩的“吮痈舐痔几千辛”一句道出了他们是何等“忍辱负重”。“吮痈”是出自《汉书·佞幸传》邓通为文帝吮吸痔疮的故事: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上嗽吮之。上不乐,从容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问疾,上使太子齚痈,太子齚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通尝为上齚之,太子惭,繇由是心恨通。(53)

说的是一天,文帝的脓疮突然发作,红肿流脓,溃烂不堪。文帝痛得钻心,整天伏卧床上,哀号不已。一帮御医药开了不少,文帝吃了却不见疼痛稍减分毫,最后竟痛得晕了过去。邓通在旁急得抓耳挠腮,一见文帝竟然昏死过去,心里想:“皇上要是就这么死去,往后我可到那儿去报答他呀?不如现在我就用嘴巴替他把脓血吸出,也算是对他临死前的一点孝心吧!”于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勇气,竟一下子扑到文帝身上,也不管那脓血有多污秽腥臭,就张开嘴巴对着文帝身上的烂疮就吸。说来也奇怪,邓通才吸了几口,文帝的疼通便减了几分,竟悠悠地醒了过来。邓通又吸了几口,然后伸出舌头,往疮口里舔了几舔,文帝竟觉得一下子疼痛全消了。等他舔完,文帝扭过头一看,见是邓通,大受感动,心想关键时刻又是邓通对自己最忠心,总算不负对他的一番提拔和宠爱。之后几天里,邓通又给他吸了几次,文帝的疮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文帝问邓通:“你说天下谁最爱我?”邓通说:“那自然是太子。”这时正好太子进来问安,文帝便叫太子来给他吮疮。太子无奈,跪在榻前,对着文帝溃烂脓疮,勉强把嘴巴凑上去,还没碰到疮口,竟一个恶心,呕吐起来。文帝见了大不高兴,太子只好怏怏退出。后来太子听说邓通曾为文帝吮疮,大为愧恨,从此记恨在心。

而“舐痔”是出自《庄子·列御寇》,讽刺了势利的曹商: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54)

意思是说:宋国有个叫作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他前往秦国的时候,得到宋王赠予的数辆车子,秦王十分高兴,又加赐车辆一百乘。曹商回到宋国,见了庄子说:“身居偏僻狭窄的里巷,贫困到需自己编织麻鞋,脖颈干瘪面色饥黄,这是我不如别人的地方;一旦有机会使大国的国君省悟而随从的车辆达到百乘之多,这又是我超过他人之处。”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属下的医生,破出脓疮溃散疖子的人可获得车辆一乘,舔治痔疮的人可获得车辆五乘,凡是疗治的部位越是污秽,所能获得的车辆就越多。你难道给秦王舔过痔疮吗,怎么获奖的车辆如此之多呢?你走开吧!”

从静轩引用的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他对极力举办“书画会”这些俗儒的讽刺,以及内心的极尽鄙视。

令笔者较为感兴趣的,是诗中还有“喫茶瓶花”之人。这里提及的袁中郎是我国明朝袁宏道。他所写的《瓶史》,又名《袁中郎瓶史》。是我国对于插花艺术的全面介绍,于17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对日本的插花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袁宏道举万历进士,历任苏州知县、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等职。但他无意于仕途,欲以栽花莳竹为乐,可是因邸居狭隘,迁徙无常,故不得已将兴趣转移至插花。(55)这样的经历难免会与静轩产生共鸣。唐代卢仝著有《茶谱》,被世人尊称为“茶仙”。他的《七碗茶歌》在日本广为传颂,并演变为“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的日本茶道。《唐才子传》卷五中记录:

仝,范阳人。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后卜居洛城,破屋数间而已。“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终日苦哦,邻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时韩愈为河南令,爱其操,敬待之。尝为恶少所恐,诉于愈,方为申理,仝复虑盗憎主人,愿罢之,愈益服其度量。元和间月蚀,仝赋诗,意讥切当时逆党,愈极称工,余人稍恨之。(56)

说卢仝是范阳人。最初隐居在少室山,号玉川子。他的家极其贫困,只有图书堆积。后来以占卜选择住在洛城,只有破屋几间而已。有一仆人留着长胡子,不用头巾裹头;一奴婢也光脚,且老掉了牙。终日苦吟,靠附近僧人送米维持生活。朝廷了解到他有清高耿介的节操,共两次以周到的礼节召他为谏议大夫,他都没有出仕。当时韩愈做河南行政长官,欣赏他的节操,很尊敬地对待他。卢仝曾经被恶少恐吓,向韩愈诉说。韩愈要为他评理,卢仝考虑到不法之人会恨韩愈,不想再追究此事,韩愈更加佩服他的度量。元和年间,逢月食,卢仝赋诗一首,意在讥讽当道宦官结成的党羽,韩愈非常赞赏其文辞精巧,却引起旁人不满。这样的性格和生活经历都与静轩非常相像。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且常常将其与“茶圣”陆羽相提并论。陆羽不只是出身贫寒,还是一名弃婴。在他的《陆文学自传》中写自己:“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虽然用语诙谐,但实属无奈。貌丑和结巴也就罢了,“不知何许人也”一句实在让人同情。我国封建社会,研究经学坟典被视为士人正途。像茶学、茶艺这类学问,被认为是难入正统的“杂学”。陆羽与其他士人一样,对于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悉心钻研,深有造诣。但他又不像一般文人拘泥于儒家学说,而是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融于茶这种物质生活之中,从而创造了茶文化。静轩深谙汉文学,对这些名人与经典自是了然于心。可以想象其实静轩认为自己就是“喫茶又瓶花”的一员,所以他想起袁中郎、卢仝、陆羽又怎会只是巧合呢?

静轩的友人看到他的诗作后也赋诗一首,被静轩收录到最后:

友人李蹊戯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缘簿,方便相传继法灯。利钵名衣别有道,人间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风流相承,并闲会仪,达其格式。以故谋集会者,皆先就质。兰亭西园,每月集会,与有力焉。所著《江户诸名家人名录》二卷,行于田舍。(57)

朋友李蹊诗中,嘲讽这些所谓的“先生”们拿着募缘簿,如僧人托钵行乞。就像乞食僧代代相传一样,这些文人也将“书画会”做成了“传统”。想得名利,不用像僧人那样身披袈裟托钵行乞或云游四方讲经说法,只需要办“书画会”就可以了。有人戏称他们为“在家僧”。李蹊生平无从可考,在《静轩诗钞》中有一首《哭友人李蹊》。虽不了解此人,但其诗作与静轩的情趣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和静轩一样看不惯这种行为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少数。

“人间呼作在家僧”可谓点睛之作。而善于组织“书画会”的扇面亭某父子,每月都要举办聚会。其所做的《江户诸名家人名录》,也成了文人们初来江户的“拜会指南”。不难想象这种风气是多么盛行。


(1) 寺门静轩:《评释江户繁昌记》(卷上),东京:聚荣堂,1921年。

(2)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1页。

(3) 高须梅溪:《江户时代烂熟期》,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年,第550页。

(4)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页。

(5) 野見宿祢:垂仁天皇时代相扑力士。

(6)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页。

(7)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3页。

(8)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四库全书·史部》影印版,第15页。

(9) 齐丽华、李媛编辑:《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10) 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四库全书·史部》影印版,第2页。

(11)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四库全书·史部》影印版,第16页。

(12) 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63页。

(13) 徐吉军、方建新、方健、吕凤棠:《中国风俗通史·宋代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43页。

(14) 饭田武乡:《日本书纪通釈释》,东京:内外书籍,1930年。

(15)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3—4页。

(16) 国书刊行会编:《德川文艺类聚》(卷第二十),东京:国书刊行会,1914—1916年,第314—315页。

(17) 此处没能找到原文献,在斎藤月岑所编著的《武江年表》中可以找到相关记录。由国书刊行会于大正元年所出版的第237页中记述有:現在文人墨客諸芸人、又諸售物等角力組、甲乙せしはやる

(18) 指寺庙门口的“仁王”塑像,被冠以“金刚力士”之名。

(19)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4页。

(20)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4—5页。

(21) 西汉梁孝王刘武,西汉时期的贵族,与馆陶公主、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出,汉文帝嫡次子。《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複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

(22) 出自谢惠连的《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未霰零,密雪下。”

(23) 此句发自《五元集·享》:いさよひも心つくしや十四日、名月くらひ友、闇吉原はかり月夜哉、月出て座頭傾く小舟かな、人音や月見と明す伏見艸。

(24)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5页。

(25) 这里的道学即朱子学。

(26)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5—7页。

(27) 地位高的游女所用垫子是三层叠在一起。

(28) 日语“しっぽり”是情意绵绵之意。

(29)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7—8页。

(30)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8页。

(31)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10—11页。

(32) 戚嘉林:《寄园寄所寄》,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

(33)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11—12页。

(34) 神主是主持寺社内祭祀活动的神官。检使则是负责府内日常工作的官职。

(35) 武士的宽肩礼服。

(36) 日本人劳动时挽系和服长袖的带子。

(37)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11—12页。

(38) 为寺庙捐赠者的名册。

(39)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12—13页。

(40)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1—22页。

(41) 成岛柳北:《柳桥新志》(初编),东京:奎章阁,1874年,第6—7页。

(42)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0—21页。

(43)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2—23页。

(44) 柴田光彦(神田正行编):《马琴书翰集成》(第四卷),东京:八木书店,2002年,第221页。

(45)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3页。

(46) 顾恺之(约345—406):东晋画家,出身士族家庭,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

(47) 出自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一字季明,汉族,唐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开元、天宝时在世,曾任常熟县尉,金吾长史。以草书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性好酒,据《旧唐书》记载,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时称张颠。说明他对艺术狂热爱好,被后世尊称为“草圣”。

(48) 米芾(1051—1107):自署姓名米或为芊,芾或为黻。北宋书法家、画家,宋四家之一。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山西太原人,祖籍安徽无为(今安徽省无为县),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

(49)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东)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钟繇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楷书(小楷)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钟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王羲之等后世书法家都曾经潜心钻研学习钟繇书法。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南朝庾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则评其书法为“神品”。

(50) 怀素(725—785):唐代人,字藏真,僧名怀素,俗姓钱,汉族,永州零陵(湖南零陵)人。幼年好佛,出家为僧。他是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与唐代另一草书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

(51)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汉族,湖广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著有《瓶史》十二篇,既是优美的散文,也是艺林奇葩。该书从鉴赏角度论述了花瓶、瓶花及其插法。对日本华道(即插花艺术)有着深远影响。

(52) 宋涛编:《四书五经》(卷一),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53) 平安秋、张传玺主编:《汉书·佞幸传》,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第1846页。

(54) 孙海通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67页。

(55) 舒迎澜:《古之〈瓶史〉与今日插花》,《园林》2002年第7期。

(56) 李立朴译注:《唐才子传全译》(卷第五),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

(57) 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初编),江户:克己塾,1832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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