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星期三）
勘探马拉松路线

早晨六点起床。周围还是一片昏暗，东方的天空要到七点来钟才会亮起来。说好和谷君一边吃早餐一边商量全天日程，于是给他的房间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改打手机，回答说是一大早就站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来着。又冷又饿，好不可怜（托他的福，开幕式门票总算弄到了手）。

排队时，主办方体贴入微地给大家分发咖啡，可既然如此体贴，就别叫大家排队嘛。这就是他的意见。言之有理，虽然貌似很酷地大搞网上订票，到了最后却照旧得排好几小时队的话，不过还是前近代罢了。

尽管很对不起谷君，我还是钻进了浴缸悠悠地将身子泡暖（房间里非常冷），然后去附近的咖啡馆用早餐。火腿芝士吐司三明治与咖啡，五澳元三十澳分。咖啡浓而味美。在澳大利亚，点咖啡的方式很奇妙。首先店家会问你：“黑咖还是白咖？”所谓黑咖，就是普通的黑咖啡，白咖便是卡布其诺。如果你点“黑咖”，店家会再问：“长咖还是短咖？”所谓长咖指常规咖啡，而短咖是意式浓咖啡。如果想喝普通咖啡的话，点“黑长咖”即可。但总让人感觉怪怪的，根本不像是在谈论咖啡。如果你点“regular coffee”（常规咖啡），对方则会一脸迷惑，不知所云。

在便利店买报纸、瓶装依云矿泉水和薄脆饼干，七澳元五十澳分。因为抗议在墨尔本召开的一个叫“国际经济论坛”的会议，昨天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队伍与警队发生冲突，警方动用了警棍，一位静坐的女子被汽车轧伤了腿。据报纸报道，示威方主张“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要求实现小型政府，是“无所事事的昔日社会主义者们可悲的后裔”。但并未大做文章，大都是谈论圣火传递如何如何。在我看来，“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这一主张似乎有道理，然而围绕它展开抗议示威，则像是开动电风扇去对抗强台风。

九点半在宾馆大厅同协调人会面。这是位年轻的日本女子，说是在当地的理疗学校念书，悉尼奥运会期间学校停课，这段时间便在传媒界打工。驾驶租来的三菱得利卡面包车的人是她的室友，一位叫海伦的澳大利亚女子。

首先参观十点半开始的铁人三项赛的游泳练习。歌剧院前特别设置了一座竖窄横宽的跳水台，此处即比赛的起点。绕海湾一圈，游一千五百米后返回原处。从海里爬上岸后便是过渡区，那里同时也是终点。海面风起浪涌，不过这么点风浪对铁人三项运动员来说大概不在话下吧。

海港里停泊着来自各国的豪华客轮。有德国来的“德意志”号与荷兰的客轮，可谓观看铁人三项的头等席。在悉尼港内，除了豪华客轮，也有许多从世界各地驾驶大型游艇前来的大富豪。报纸上刊有这些游艇的排行榜。最昂贵的是造价两千万美金的游艇“伊塔斯卡”号，上面乘坐的是已故美国参议员威廉·塞门的家族。据称，汇集于此的大小游艇总共价值一亿五千万美金。

其中成为最热门话题的，是港湾里价格为五千万美金的超豪华游艇“阿维华”号，奥运期间究竟什么人将乘坐这艘游艇尚未公之于众。坊间盛传是比尔·盖茨包下了它，但眼下还没有任何人登上该艇。

汤姆·克鲁斯夫妇也来悉尼做客，优雅地生活在游艇上，而梅格·瑞恩与罗素·克洛这一对则来他们的船上投宿，悉尼的狗仔队兴奋得四下乱窜。如此说来，妮可·基德曼与罗素·克洛两人都是澳大利亚人，所以他们关系很好。罗素·克洛出生于新西兰，母亲身上有着毛利人的血统，四岁移居澳大利亚，由于新西兰口音太重而受到众人欺负。但他非常喜欢澳大利亚，宣称：“只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没有被巨浪吞没，我就不打算住在洛杉矶。”[1]

罗素·克洛先是将女友梅格带到了悉尼郊外的住宅，似乎不堪媒体骚扰，才逃到了汤姆·克鲁斯这里。

然后，美津浓的职员、据说早年曾是早稻田大学田径队队员的N先生，领着我们勘探马拉松路线。他负责照顾使用美津浓产品的运动员，因此奥运期间将一直待在悉尼。同时还在市内的商店里举行美津浓产品的促销活动。据说此前他曾经几度驾车走过悉尼的马拉松比赛路线，有他同车，实在是帮了大忙。要知道这一路上又是单行线，莫名其妙的弯道又多，光凭我们的话只怕得晕头转向了。

首先去起点。男女马拉松都是从位于悉尼北部的“北悉尼橄榄球场”前起跑，朝着悬挂现代汽车广告牌的大楼一路直奔。这是一条长长的下坡。因为是刚起跑后不久，选手们肯定会挤作一团你推我搡，万一在这里发生什么意外就太可怕了。要么一马当先冲到前头领跑，要么压低速度在后面跟跑，在排位的争夺上很难做出正确判断。我也顺坡试跑了一次，坡度果然很陡。

下坡道长达一公里以上，假如在这里一味地发飙蛮跑，有些选手很可能会在赛程后半段腿脚疲惫。随即便是一座桥。悉尼海港大桥。悉尼胜景之一，大而长。横跨海湾入口，桥面先是陡坡向上，随后再直直落下。早晨出发时恐怕会寒气逼人，海上吹来的风也大，几乎是无遮无挡，因此非戴手套不可，否则会手臂冻僵甩不动。帽子与太阳镜也是必需品，背心应该是不露肚皮为好。早晨的气温估计为十五度左右。将近正午，气温会上升至近二十度。空气相当干燥，风又大，不知不觉之中水分便会蒸发，可能出现脱水症状。任如何变幻都不是怡人的气候。

平坦处为数极少。漫长的上坡，漫长的下坡，这样的斜坡一个连着一个。准确地说，斜坡为七十一个，高低落差各为二十米左右。这无休无止的重复恐怕会令运动员们彻底厌烦。整条路线前半程以下坡为主，后半程则以上坡居多。

驶出市区，沿着一条叫“澳新军团大道”的宽广大道一路南下。郊外风物难称华美。途中有一座名唤“百年纪念公园”的大公园，绕一圈有三公里多。下车试跑，感觉十分惬意。内侧是跑马道。此地离起跑点只有十一公里左右，众选手大概会顺畅地通过。跑出公园，再度沿澳新军团大道南下，在十七点五公里处折返，按原路返回。然后进入市区，再左转，经过海扇湾，顺着巴瑟斯特大街向西，形成横向穿越市区的态势。

穿出市区，便跑上第二座大桥，即澳新军团大桥。此地为一处难关，坡爬得比悉尼海港大桥更高，然后顺势而下。这个地点大约是二十七公里处。跑完这个上下坡，即便你不予过问，选手梯队只怕也会分崩离析。

此后小丘延绵不断，道路笔直如线，远方一览无遗。所以落后的选手确认了差距，只怕会垂头丧气。从精神角度来看，这也是一条艰难的比赛路线。澳新军团大桥之后的赛程大约将成为严峻的求生竞赛。原本就没有实力的选手和哪怕有一点点麻烦的选手都会跟不上队伍。即便比赛将演变成高速竞争，也无法仅凭平时的成绩来计算胜负。

诚然，仅仅是走马观花地驱车走一遭，并不能把握比赛路线的真实感受。我无非是凭空觉得这场比赛恐怕很艰难。然而整条比赛路线还是一望便知，什么“三位日本女子马拉松选手包揽奖牌”之类无非痴人说梦。就算三人凭借势众协同作战，只怕也仅有一人好歹挤进获奖圈内。这不是那种足以包容三人彼此各异的心态与个性的全能式比赛路线，而是一旦接收某个人的特质，便将其余众人统统弃绝的暴力式路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在这层意义上，与花费时间精密调整、一次次沿着比赛路线试跑、接收了大量信息的日本选手相比，全仗着临场发挥、一招克敌制胜的（比如非洲）选手或许更容易跑出好成绩来。不无这种可能。

我的预测是：女子组大概将由肯尼亚的劳鲁佩来引领比赛节奏，而高桥尚子能否一面与她相互牵制一面跑出自己的节奏来，将最终改写比赛结果。比赛的进程恐怕将是一方凭仗实力打破僵局，另一方则被甩在身后。大概将成为一场比拼实力的鏖战，而不会形成古典式的比赛局面。比赛最终会如何展开，令人兴味盎然。

只是N先生认为，从未进行过高原训练的山口卫里的存在颇耐寻味。如果说山口有取胜之机，恐怕就在于抢先搅乱局面，先于劳鲁佩也先于高桥尚子。她那不曾受到百般摆弄与调试的潜力，在正式比赛时也许会有出人意料的发挥。他的见解就是这样。总而言之，比赛场面大概会十分惊心动魄。

与女子组不同，拥有众多强大选手、彼此实力在伯仲之间的男子马拉松，似乎将形成耐人寻味的古典式局面。不出意外的话，犬伏就实力而言在三十五公里之前理应在领先梯队中占据一席之地，其余的赛程就要看他能否巧妙调整，在比赛当日恰到好处地迎来最佳状态了。这，将决定成败。

事后我忖量，既然已经驱车到了终点附近，就留在体育场里该有多好！然而当时肚子饿了，大伙商议去哪儿吃点东西，结果很不妙。说是在观光局工作的司机海伦极力主张：“这儿要啥没啥。还是先回悉尼再说。”于是将众人一车拉回了市内。几次跟她说就在这一带下车得啦，她却固执己见：“还是先回市区更节约时间。”其实在邻近的火车站下车就万事大吉了，可她大概是道路不熟，要不就是在市里有事要办，总之返回了市区。结果四点在主新闻中心举行的日本铁人三项代表队记者招待会也没赶上。岂止是吃顿饭的区区小事。

从中央车站匆匆乘上西线电车，不久便抵达了奥林匹克公园站，然而从该站去新闻中心却得没完没了地步行，花费很多时间。总之会场大得无从想象，叫人不辨东西南北。即便你打算确认自己此时身处何地，也没有指示牌。建筑物上连个名字都不写，更没有颜色区分。向眼前出现的工作人员打听，他们虽然满怀善意，却大多知之不详。

更糟糕的是，谷君因为种种缘由没弄到采访用的记者证，因此无法进入体育场，于是什么都得我一个人去干。好不容易找到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主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却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记者招待会。”站在一旁的某通讯社女记者告诉我说：“村上先生，你说的那个不是在这里，是在运动员村的新闻中心。”看来人家给我的是错误信息。

错过了记者招待会，倒不是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记者招待会一般都索然无味），只是我急急忙忙赶来，结果如此未免遗憾。

一大早就四下奔波，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饥肠辘辘，于是在体育场内的售货亭买了热狗吃。包括谷君的一份在内，巨大的热狗（配辣番茄酱）和可乐（六百毫升）各买两份，共计二十六澳元。至于为何是热狗，则是因为别的售货亭（中餐、日餐、希腊烤肉、炸鱼加薯片等等）前面都排着长龙，唯独此处门庭冷落。

回到悉尼市内，坐在中央车站前公园里的椅子上吃热狗。吃完后肚子很饱，别说午饭，连晚饭也用不着了。不过面包和牛肉香肠都很美味。在澳大利亚，就是这种简单的食物味道颇佳。站前公园里正举行摇滚音乐会，似乎是为奥运造势。在草坪上设置了松下的大屏幕，准备转播奥运会实况。（奥运会开幕后，观众每天云集此地观看比赛，乱哄哄地喧闹不已。）

回到宾馆房间已是六点半。洗澡，写日志原稿。

就寝前去酒吧。与我的房间遥遥相对的一家爱尔兰风格小酒馆，不知其名。绕着那幢楼一连转了几圈，哪儿都找不到招牌。但思量起来，即便不知其名（抑或本来就没有名字），对喝啤酒也丝毫没有妨碍。生啤酒一杯三澳元十澳分，折合日元二百来块。有各种各样的桶装生啤，却没有菜肴，只卖一种袋装炸薯片。

店内放着两台电视机，正在转播体育比赛，但几乎无人观看，人人都在痛饮啤酒，醉态可掬。“我是爱尔兰人呀。”一个精悍的小伙子开口说。“我也是。”另一人应道。众人各自兴高采烈，其中只有一位青年神情黯淡，孤寂地举杯喝着啤酒。但啤酒这玩意儿，纵使一人独酌也毫无潇洒之感。这一点完全不同于“螺丝起子”。无非让人感到“哦，此人在自斟自饮嘛”。

在吧台内干活的，是一位手臂上有文身的白人青年（大概是爱尔兰人吧，不过为人热情），和一位中国人模样的年轻男子，还有一位上了年纪带着老花镜的娇小女人，都很和蔼可亲，手脚麻利。每喝一杯酒便结一次账。只要在面前放上一杯酒的钱，他们就会不声不响地将酒送过来。

店堂深处摆着一台吃角子老虎机，墙壁上装饰着剥制的狐狸标本，天花板上倒吊着好几只威士忌酒瓶。也有人来买啤酒。付了钱，店家便将啤酒装进袋里递过去。悉尼街头不知何故酒铺很少，大家似乎都到小酒馆来买。

在澳大利亚也一样，爱尔兰裔长期以来遭受迫害。因为众多在爱尔兰参与抵抗运动的人被当作政治犯流放到澳大利亚来了。他们来到此地依然毫不畏惧，继续从事反政府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有机会便要挺身而出反抗体制，理所当然地每每遭到严厉镇压。而且由于缺少女性，甚至还将贫穷的爱尔兰少女集体送来。然而将他们收编吸纳进来的澳大利亚，社会中枢盘踞的始终是出生于英格兰的精英阶层。来自爱尔兰的人们宗教不同，又大多秉持反抗态度，性格顽固且感情用事（因此才极富人情味），根本不可能对英国人唯命是从。

于是，爱尔兰人之间异常团结，对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阶层的反感将他们维系在一起。十九世纪末驰名的江洋大盗奈德·凯利也是爱尔兰人后裔。事实上他只是一个不足挂齿的恶棍，但在爱尔兰人的心目中，他至今仍被视为英雄。理由就在于奈德·凯利将三个追捕他的警官擒获，并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人们会基于形形色色的理由敬爱别人。凯利最终被捕，处以绞刑。他的生涯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由米克·贾格尔[2]主演。我也看过，是一部乏善可陈的影片。不过细细一想，那米克·贾格尔可不就长着一张即便被处绞刑也不会令人奇怪的脸嘛。[3]

喝了两杯啤酒，心情舒畅地回到房间。十点。现在就寝。

[1]据《GINZA》2000年11月号。——原注

[2]Mick Jagger，英国音乐人、演员。著名摇滚乐队“滚石”主唱。

[3]彼得·凯里所著《凯利帮正史》，是一部写给小姑娘们看的、描述奈德·凯利事件真相的小说，相当有趣。文体颇具真实感，引人入胜。——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