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如冰洁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只用了十八天，英军就宣布投降，日寇占领了香港。对于很多人而言，灾难和恐惧都过去了，不用担心走在街上，一个炸弹丢下来而尸骨无存，大家的生活变得异常忙碌奔波。有人会在废墟中寻找家人的尸体，亦有人在潮湿的地沟里，捡来发霉的馒头，大大咬上一口，脸上有着无奈，眼中却充满了心满意足的喜悦。

战乱后的香港物资缺乏，每个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食物。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睁睁地看着它腐烂，也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能得到米和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控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张爱玲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对此，她只能安慰自己说，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

在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然丰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类，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而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难怪张爱玲他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而完全做到无视不远处，脚底下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体。街头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汽车行业全部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个绸缎铺子或药店不兼卖糕饼。后来他们说香港从来没表现得这样馋嘴过，那是因为香港人从来没有这样饿过！

看到这里想起两个不同的画面，一本是《三毛流浪记》，三毛饥肠辘辘地站在大风大雪下，透过玻璃窗，望着充满暖气的大房间里，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随手丢掉食物而毫无愧色。现实社会自扫门前雪。吃饱了，都不会看到别人的肚子饿！

还有一幅就是《我的父亲是板凳》的电视连续剧，那里有个小女孩子叫红儿，敌人为了套出共党的情报，用好多美食诱惑她，红儿咽着口水，始终都没说，回到监狱，抱着父亲痛哭失声，只反反复复地说：“那些好吃的都被拿走了！我的蛋糕，我的苹果，我的烧鸡，都被拿走了！”。她还是个孩子，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亦能如此，叫我们不能不为之敬佩，心痛！

战火纷飞中，饥饿是谁都避免不了的，面对它的诱惑每个人做出的选择亦是不同的，我们看着，想着，却不能指责什么，因为人性千般万种，谁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能祈祷别迷失得做了遗臭万年的事情。

停战后，港大的许多学生都被安排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张爱玲也去了。病人主要是战争中，中了流弹的苦力与受伤的趁火打劫者，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这些人很有趣，其中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钱，就雇了另外一个病人伺候他，派那人出去采购东西，而且那个人穿着宽袍大袖的一员制服满街跑，院长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两个人都轰出去；还有一个病人把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医院制服裤子藏在褥单地下，也被发觉了。

张爱玲在医院里主要是上夜班，尽管时间特别长，有十个小时，但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她还是欢喜的。她所要做的，无非是病人的大小便，碰到这个的时候，她们只领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盆”或者“三十号要溺壶！”，然后自会有人来料理，她们照旧坐在屏风下有书看。

凌晨三点，张爱玲去热牛奶，同伴们正在打瞌睡，世界静悄悄的，但张爱玲知道多数病人都是醒着的，他们眼睁睁地望着那个肥白的牛奶瓶，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的百合花更美丽。轻轻喝上一口，让香醇的奶香轻易填满心底的空虚，感觉必然很好。然而张爱玲也只有这一瓶，她不打算与全人类分享，却又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冷漠和自私，自私到羞愧。张爱玲曾经说过：“时代的车轰轰然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香港从来没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冷冷的风，轻易就冰凝了心，冰凝了感觉。身为官宦子弟，张爱玲从来没有这样珍视过食物，她像猎人看守自己的猎物那样，看守着将沸的牛奶，慌慌然，兮兮然。宛若树叶被春雨侵袭，充满无力的酸楚。一直到后来，只要闻到牛奶烧糊的焦香，她就会觉得饿。

值夜班唯一遗憾的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个病人，得了溃烂症，给她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那人痛苦到了极点，整夜叫唤着看护：“姑娘啊！姑娘啊！”声音悠悠长长，有腔有调。张爱玲回忆说：“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有良心的看护，我恨那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那人仍叫唤不停，终于把一房间的病人都吵醒，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张爱玲这才不得不走过去，阴沉沉地站在他床前，问他：“要什么？”病人叹口气，呻吟说：“要水！”张爱玲告诉他厨房里没水，又走开了。病人叹口气，过了一会儿又叫唤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张爱玲不再理他了。

张爱玲从来不同情任何人，正如她从来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大义，在她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是呀，生命如此脆弱，又有谁来得及同情这个世界呢？过几天，那个人死了。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喜鼓舞。”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将他的后事交给了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同伴用柳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很像中国酒酿饼。那个时候，还有东西吃是何等幸福的事情。望着窗外，鸡在叫，冷风狠狠地打在窗棂上，发着空洞的凉意。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张爱玲心里叹息地嘲讽：“他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

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泰坦尼克号》吗？那里的人物都是名门望族，自称受过最高等的教育，拥有最高贵的灵魂，但是面对巨大灾难的时候，母亲尚能无视女儿的生死，何况现在张爱玲面对的仅是陌生人。纵使此时此刻有人躺在外面流血身亡，想来大多数人还是会匆匆看一眼后，奔向自己的路，毫不停留。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不同的。有人踩在时代的巅峰，抗拒黑暗，追寻光明，所以有了毛泽东，有了鲁迅，有了新中国。但亦有人只关门过自己的小生活，民族大义只是书页中飘过的香，拯救悲苦不过是水中荡过的涟漪。他们渺小却也真实。在动荡年代中，舞动只属于底层人物的悲喜舞步。

轻轻合上手中的书页，泡起一杯清香的茉莉花茶，细细思索着这个叫张爱玲的奇特女人，无可厚非张爱玲也是底层人物的“代表作之一”，但她亦异于他们，他们就好像游荡的风，空洞，枯燥，而张爱玲是飘然的雾气，比他们更加冷酷，悲喜皆入不了她心，只要她不想看到的东西，她就能做到视而不见。她身在乱世，对很多东西都失去了热情。在黑暗中寻求自己能感应到的快乐而欣然，她超脱出世，我行我素，在红尘俗世中，别人的争议贬扬皆入不了她的心，她傲然的双手掐腰，目光淡漠，以嘲讽的心态面对风雨无情，世态变幻。她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她，周遭现实的悲欢离合与她何干，仅有自己个人的欢悦和悲郁才是真实可信的东西。这类人被称为个人主义者，张爱玲是个人主义者，她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时候亦追求的一种完美，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东西。她知道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中，在这个充满现实与扭曲的世界里追寻会得到什么，所以她给予了嘲讽与冷漠，而把完美放进自己的心。

毫无疑问的，在香港三年是张爱玲人生最重要的，是她人生观，社会观形成的时期，并给她将来走进文坛，演绎极致造就了至关重要的经验之所。张爱玲是不幸的，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在冷漠扭曲的官宦之家，从来没感受过温暖与真诚，形成遗世独立的性格亦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张爱玲也是幸运的，经历是一种财富，就是经历过这么多的黑暗才使得她如此敏感，感性，具备了天才作家所该具备的一切条件。她可以横空出世，恣意洋溢才华，叫万人瞩目，而这一切是当时张爱玲所没有想到的。

1943年夏天，张爱玲和好朋友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日寇占领了香港，在马来西亚，在菲律宾，在整个的南太平洋地区，日寇的军舰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学亦随之停办，张爱玲的大学仅读了三年，还未毕业，就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不可靠的理想与计划眼睁睁地看着它们成了泡沫，这不能不说是造化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