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

“一列放置了八年的火车，慢慢地启动，驶向远方，往昔的乘客纷纷跳上来……”这是几年以前随手写的一段话，放在了自媒体上，马上有人问我是不是一部小说的开头？有人评论：很玄幻，上车，上车。

当然，都不是。与别人无关，只与记忆有关。

如果把我的早期记忆比作博物馆，那么火车无疑应处在最重要的入口位置，即使不是正中，也会是左侧或右侧。通常最早的应放在最前面，但也不一定，事实上能放在一进门位置的并不多，因为许多都处在黑暗中。许多记忆自己从没碰过，比如前面提到的两只死鸟，如果不是记忆考古发掘，已经完全不知它们的存在。但火车不同，是我早期记忆最明显的标志。

我在母腹中便开始了旅行。那时许多工厂下马，父母亲所在的工厂还算幸运，没有下马，但是迁到了远郊的房山，不能天天回家，甚至也不能每周回家，要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叫“休大礼拜”。由于路途远，无法坐长途汽车只能坐火车。就如同现在人们坐地铁上下班，我们那时挺超前的。

但那可不是地铁，就是十足的火车。

不记得每次的归来，却总是记得离开。因为每次离开都紧张、不安，每次离开都要去永定门坐火车。永定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已够远，但那儿还只是起点。每次都起得特别早，每次都是被尖锐的闹铃惊醒，一醒就是打仗似的忙碌，快，快，快，听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字。

因为两周后才会回来，要带些吃的用的东西，包括给邻居带的东西。大包小袋，父母拖着我，或抱着我从前青厂胡同深处走出来，穿过琉璃厂，至十字路口，右拐到“厂甸”，坐14路汽车头班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厂甸”庙会与琉璃厂齐名，或者不可分割，已有四百多年历史。厂甸与我关系密切，但我却对它毫无记忆。厂甸庙会全盛时期，据载北起和平门，南抵梁家园，西到南北柳巷，过南北柳巷路口就是前青厂。也就是说，厂甸庙会最盛时甚至一度延伸到了我的家门口。庙会的核心是海王邨，现在逛琉璃厂的人还必到这里。因与琉璃厂事实上完全重合，厂甸庙会是北京最重要的庙会。庙会停办于1965年，这一年开始拆城墙，我记得拆城墙，却不记得庙会，搜遍记忆博物馆也没有厂甸庙会的位置。历史一旦断裂，便会相当的虚无，2003年，厂甸庙会恢复，我没有任何心动，倒是记得早年一次次从厂甸的离开。

记得凌晨胡同里昏黄的路灯。

当年无论前青厂还是琉璃厂，电线杆上都是那种特别小的黄灯泡，大约也就是十五瓦，唯到了琉璃厂十字路口，当中才有一盏暗红的灯。暗红来自于灯罩，灯罩六角形。从胡同出来，远远就看见了暗红的灯罩，昏暗中的红色那样亲切，是生命最早的记忆之一。

那么早就赶火车，有些不安是肯定的，不安不仅来自于睡眠被突然摧毁，也来自父母亲这时的紧张的争吵。每次出门前总争吵，起因都是为了带东西：我们是城里人，回到郊区总要给厂里非城里的人带些吃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烙饼馒头之类，那时困难，吃的东西就是最好的了。通常父亲总是多拿，而往往母亲觉得已经不少了，争执即产生于此。“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什么比食物更紧缺的？父亲是一个特别有尊严感的人，总要多拿一点再拿一点给邻人，才符合他那时已经千疮百孔的自尊。他从一个工厂的创办者，到公私合营，又迁出城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工人，他的人生一直是下坡路。他当然想不到不久的路更下坡，那时“文革”已不远。

绝望地走在昏暗的胡同里，看到路口暗红色街灯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很难说红色是消解了争吵带来的绝望感，还是增加了不安，所以印象特深。车站没人，只我们一家三口，无话，甚至直到车来了，母亲抱我上去，父亲提着大包小包，三口人坐好后，还是无话。车内空荡，只有司机、售票员，两三站后才陆续有人上来。夏天这时天已蒙蒙亮，若冬天基本始终是黑的。永定门汽车站与火车站那时是一体，无论何时，这里都熙熙攘攘，紧紧张张，过栏杆，上天桥，上上下下，大包小包，拉着孩子或者抱着，另一只手还提着东西。无法领着的孩子紧跟着大人，一切都是骚动的、匆忙的、不安的，直到上了月台，登上火车，找到了座位，大包在行李架上放好……坐好……

而记忆也就此中断，断片儿……

记忆总是与紧张不安有关，紧张消失记忆中断。欢乐是木质的，与记忆绝缘。催眠唤起的首先也不是记忆而是情绪，没有情绪便没有记忆。情绪唤醒图像，图像唤醒记忆，场景渐次展开：暗红色的街灯，混乱的车站，天桥，月台，大包小包，匆匆脚步，以至时到今日我一到火车站候车大厅仍忍不住地焦虑、不安，哪怕提前许多时间。

火车上的记忆差不多是抽象的记忆：我坐父亲或母亲的腿上，临窗，似乎再没什么。不，还是有什么，我看到了，每次车过永定河父亲腿上的我都很紧张——因此，这时又有了记忆。甚至每次都有预感：只要火车一接近卢沟桥，还没到呢，往往我就紧张起来。动物有这种直觉，人也有，其实动物身上许多东西人都有，只不过被压到意识下面了。果然，那片茫茫的总是遇到的可怕的大水迎面而来，火车快速驶到水里（在桥上但看不到桥，只能看到水），我抓住父亲的手，紧紧盯着河水，河水明晃晃的，布满细致的很快的动感波纹。一小片河中的沙洲会多少让我感到安慰，但转瞬即逝，又是无边的水……直到看见了草、岸、田野——火车又飞快驶上陆地。

我对绿皮火车上的全部记忆就是这种透过窗口的记忆，它不安，但不像离家时的不安，是一种抽象的，或者不如说有益的不安。这样的窗口无限重复，到我六岁那年戛然而止，我要上学了。

尽管1966年没招生，我还是留在了家里，与哥哥姐姐一起生活。那一年轰轰烈烈，到第二年冬，我八岁多快九岁了才上学。我已经玩野了，新生活完全覆盖幼年记忆，以至见到火车都新鲜，甚至一度在城外疯狂追火车。我已十一二岁，像五月的麻雀，一飞就是一群。我随着院里的小伙伴经常去永定门外的二道河畔逮蛐蛐、捞小鱼、抓蚂蚱、偷玉米。永定门我竟然也全不记得了。我在黑色枕木的铁道上疯跑，趴在铁轨上听火车——

听得很远，很静，像落下的麻雀。

火车近了，近了，我们一哄而起。跑，追，扔石头，喊，声音想超过火车，完全忘了小时候，忘了永定河，眼前只有护城河，或二道河。只有眼前的事物，没有记忆，什么也不记得。只是火车远去，偶尔望着远去的火车有点恍惚，发会儿呆。好像想起什么，但什么也没想起，只是把石头扔得远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