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

父亲生于1912年，民国二年，差一点就赶上晚清。小时候一想到这个时间，我就觉得特别遥远，不可思议，1912年什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却觉得这个时间越来越近。时间不是绝对的，不仅向前走，也会向回走。

我出生时父亲已46岁，在乡村差不多已是隔代。1926年，父亲十三岁背井离乡，离开老家，到天津做了一名学徒。学艺有成，走南闯北，在关外营生，月月给家寄钱，到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寄的钱已使老家以我奶奶为中心的大家庭变成一个富裕人家。父亲的两个兄弟进入了河间县城中学读书，1947年两兄弟在北京办织布厂，不久父亲作为长兄也加入进来。

母亲生于1921年，比父亲小九岁，很早母亲就到了父亲家。父亲常年在外，每年过年才回来。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河间，炮楼修到了邻村诗经村，一个古村。母亲秘密参加了抗日活动，1939年，她十八岁时背着家人，包括我远在关外的父亲，入了党。母亲姓王，叫王秀莲，因有一个“莲”字，在党内叫“红莲”。那时入了党会有化名，今天如果到河间市委组织部，还能查到这个名字。母亲宣传抗日，做军鞋，送情报……回忆那场战争，让母亲自豪的是有一次一队日伪军扫荡，开进了村里，看见满脸黑灶灰的母亲，问母亲看见八路军没有。母亲大胆地说看见了，刚朝东边去了。当时八路军一连人就住在村子地道里，母亲细致地报告了情况，八路军立刻从地道里出动，抄了鬼子的后路，打了一个胜仗，多有缴获。

母亲说自己天生胆儿大，什么也不怕，认准的事就做。母亲是把干活的好手，割麦子比村里的男人都快，做军鞋更是最快的，母亲做的军鞋是别人的一两倍，因为她有时竟然可以不睡觉，一天一宿地做。母亲对过年才回来的父亲说，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生孩子。她差不多做到了。我大哥出生于1945年6月，好像预言抗战胜利一样。1944年日本人在我们老家已呈颓势，基本缩在炮楼里不再出来。除非有大的行动，那时也没什么大行动。母亲另一个让她骄傲的记忆是这一年她参加了冀中边区“抗日群众英雄大会”，被边区政府授予“抗日群众英雄”模范称号。母亲是英雄，1944年晋察冀边区的英雄。可我许多年根本不知道她是英雄，直到听她晚年在病床上说起往事。

母亲说“群英会”的地点距村里很远，从村里出发，母亲由八路军专门护送，穿越了数百里的敌后，有时就从炮楼底下穿过。回忆起那段行程，母亲晚年失明的眼睛熠熠生辉，我几乎看到她年轻时大胆自豪的样子。我母亲也一定又看见了什么，母亲说，群英会回来后八路军动员她参加队伍，她也非常向往队伍，奶奶知道后赶快通知了我远在关外的父亲。

父亲回来了，这是件大事。村里的民兵怕父亲家暴，将我们家院子团团围住，只要一有动静就立刻冲进去将父亲抓起来。但是结果，围了几天几夜也没什么动静。母亲后来劝走了民兵。不过母亲并没改变参加队伍的决定，决意跟八路军走。母亲说服了父亲，父亲也不得不同意。最后我奶奶使出了“杀手锏”，请出了我姥姥。我姥姥也没二话，说我母亲前脚走她后脚就跳河。母亲就没走成，后来生了我大哥更走不了了。想想那时，父亲在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凭手艺谋生，闯荡江湖，我年轻的母亲在华北平原抗战，两种世界，在我们的家族史上堪称传奇。或者也是那个时代的传奇。

当然，事实上只有真实，没有传奇。随着1945年的胜利，我大哥的出生、二哥的出生、姐姐的出生，到了1957年举家迁往北京时，母亲已完全认同了和平年代的生儿育女生活。战争已远去，到了1959年我最后的出生，忙碌的母亲早已忘记那场战争，或者看上去忘记了。

我的两个哥哥性格中有我父亲的成分，更多我母亲的成分，他们都是强者，有着自己的传奇。1966年，我七岁，他们已经纵论天下，为领袖的观点彻夜辩论。我记得在昏暗灯光下他们目光炯炯，手臂挥舞，口若悬河，而我则像一个影子注视他们，好像不是他们的弟弟，好像我在时间之外。或者我属于灯，灯的影子。我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与纵论天下的他们完全无关、与“文革”无关。阴影中，我流着鼻涕，惊异地看着他们争论，恐怕他们会打起来。有时已经十六岁的姐姐给我擦擦，有时不，常常她也顾不上我。有一次我又问了姐姐：是大哥大还是爸爸大？

大哥比我大十四岁，二哥也大我一轮，十二岁，姐姐大我八岁，我记事时他们都已是大人。小时我记得我很费解：他们是大人，怎么又和父母不一样？特别大哥身材高大，非常威武，于是我第一次问了母亲“是大哥大还是父亲大”的傻问题。大哥是一名警察，比父亲高，一身制服，大皮鞋，大皮衣，大皮帽子，平时不回家，像父母一样大礼拜才回来，让我不解，不可思议。小时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只能瞪大眼睛。大哥从没管过我，不过每次回来都会像抄起玩具一样抱起我，颠来颠去，“扔高高”。有几次扔得有点过高，把我弄哭了。二哥有时也扔我，感觉稍好一点，因为毕竟熟悉，但总的来说我不喜欢被扔。姐姐当然不扔我。我跟二哥和姐姐生活了两三年，1969年他们也离开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