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

1969年，大人都走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一只猫。它一身黄色波纹，我叫它大黄。大黄猫本来是哥姐养的，他们离家后留给了我。大黄的年龄比我大，正是青壮年，包括它的眼神儿都比我大。小时听过猫和老虎的故事，猫是老虎的师父，有三招绝活儿，蹿、扑、上树，教了老虎两招，留了上树一招没教，后来果真用上了。哥哥姐姐走前让我照顾好大黄，也交代了大黄照顾好我。一开始大黄还有点瞧不起我，对我爱搭不理，我有点气，也不理它。我自己做饭吃，我吃我的，不喂它，没两天大黄就扛不住了，开始蹭我，居然把我当成大人。我还是不理它，它拿尾巴扫我，扫过来，扫过去，然后扑的一下卧我的脚边。它打呼噜，噜噜噜，可响了。

喂它烙饼、馒头、米饭，它不吃，非得嚼了放在手上它才吃。一开始直接给它，它不吃，那样看着我，仿佛是提醒我要像以前哥哥姐姐那样。我有点生气：爱吃不吃，这么大了还让人嚼着吃。就不嚼。它就真的不吃，饼就在嘴边，它闻也不闻，呼噜。

院里的耗子差不多让大黄逮光了，但偶尔我还能听见大黄在铺底下面折腾，那一定是逮着耗子了，我知道它可高兴了，且要玩呢，且不舍得吃呢。我往铺下看，它就冲我呜呜，要咬我，我一抬手它立刻跑了，把耗子叼到最里面我看不见的地方。玩，舞，且歌且舞，不管多饿，我有时都替大黄着急：再让耗子跑了！我高兴得不亚于大黄，觉得它逮了耗子回家来吃很认这个家，我看不见它但一直等着，大黄终于玩够吃完，出来后特认真特煞有介事地看着我，好像告诉我它吃完了，吃着好东西了。

有时看到大黄一边呼噜一边吃，心里就忍不住想，怎么给它找点肉？哪怕就是一根没有肉的骨头也行，想象副食店肉案的样子，排队的样子，一筐骨头，水沟里的一小块肉渣。因为猫的缘故我养成了爱想事儿的习惯，我知道大黄渴望的样子就是可怜的样子，无聊的呼噜就是责怪。一只猫会提示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混合起来构成了同情。同情是想象与认识事物最重要的发动机，因为同情就会敏感、锋利、捕捉性强，同情会在还没思想时就抵达事物的底部。反过来说一个人缺乏想象力，实际上是缺乏同情心，而一个缺乏同情能力的人一定是个迟钝的人。有时候我觉得一个迟钝的人比一个麻木的人还要可怕。

胡同西边有个武进会馆，1913年到1914年间鲁迅先生为办“京师图书馆分馆”曾来这里，那年4月，鲁迅先生的一则日记写道：“晴，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那年6月京师图书馆分馆租妥了武进会馆夹道的十八间民房，作为馆舍。当年我哪里知道我住的前青厂胡同还有那么多历史掌故？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稍微刨一刨历史，哪儿又没有名人掌故？武进会馆对面有个副食店，门板上隐约可见“常发”二字，“发”为繁体，毫无疑问民国就有了此店，离得如此之近很难说鲁迅没来过此店。尽管“常发”二字“文革”时被涂黑，上面全是道子，店名也改为“前青厂副食店”，但“常发”的名字在日常语言中始终没变，大家还是“常发”“常发”地叫。“文革”不能改变一切，甚至一些词语就是改变不过来。“常发”除了经营普通副食品，主要还有一个羊肉案，猪肉得到琉璃厂副食商店买，或许是两家的分工吧，但不管卖什么肉，对大黄来说这都是一个梦想之地，自然更是驻留之地。

卖肉的师傅年纪不小了，应该民国时就在这儿卖，戴着套袖，穿着厚厚的皮围裙，翻动着牛耳尖刀，时不时在油亮的铁棍儿杠上几声。每天一开门并不先卖肉而是先剔肉，一会儿便剔出一筐骨头。有时也边剔边卖，也只有这时才是我的机会。那时肉凭本供应，买肉的都是回民。我也去排队，随着人流排到筐那里是我最紧张的时候，不能犹豫，但也不能被发现，手慢慢往筐边上凑（想到大黄就要吃到骨头，紧张极了），摸到，抽手，闪身，一出店门便狂奔起来。每次不用想那时大黄在哪儿，只要在院里喊一声“大黄”，大黄就会像疯了的我一样不定从哪儿一下窜出来，如屋里、房上，如那时它在别的院的房上则要稍等一会儿，但不用急，几声之后就会听到它跑动中的“哼儿”“哼儿”声，那是急得饿得才发出的像唱歌一样的声音。都说猫鼻子尖，我原来也以为是这样，但认真想想也不全是它鼻子尖，一定也是听到了我的叫声的不同。平时我叫它，我是说手里没东西的话，它要么慢吞吞，要么干脆懒得理我。这回听出什么不同，便蹿房越脊，连跳而下，经常把杂物上的什么东西蹬翻了，踹倒了，到了我跟前。我当然也要逗逗它，不马上给，它就拉着长声跟我转，然后我只好丢给它。它不会在我面前吃，三蹿两蹿又上了房，在青瓦的干草丛中吃。可肉太少，它的兴奋度随着吃不到多少肉慢慢降低，然后开始东张西望。后来每次再拿骨头我都要挑一挑，捡肉多的，可哪儿有肉多的，都差不多，师傅庖丁解牛，剔得干干净净，几乎不剩肉。

那个年代，仍有人用羊腰喂猫，是一些老人，老太太老头，那是真正的老北京，和后来移民来北京的人价值观不同：羊腰子怎么能喂猫？人还吃不上呢。但是就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老人买——这些老头老太太里面藏龙卧虎，其中一位就是鲁迅的小舅子许功，他就住前青厂胡同周家大院三号，虽然挨了斗但还是来买，人长得有点像胡志明，也是山羊胡子。当然了，当年我并不知鲁迅是谁，也不知道许广平，事实上我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那是一个买羊腰的白胡子老头——清癯的老人们边买还边谈论猫，我在后面排着，看着深色的羊腰有时也想：大黄要是吃上一个羊腰子不定怎么高兴呢。觑了无数次，终于，有一次不顾一切地下了手。羊腰可不是骨头，是摆在案上的，但是我拿了，几乎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没被抓，怎么拿的已记不清了，回忆起来脑子一片空白，但记得那一刻的紧张，那一刻就像杀了自己一样。没任何记忆。那次疯跑回家，没有任何高兴，始终紧张，给大黄吃的时候也没觉得特别幸福。事情就是这样，走向极致，便也走到头，走向了否定，不要说羊腰子，我后来甚至再没去拿一次骨头。

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冷，零下十几度二十度都有，屋里有火都冷，何况我屋里没火。家里人怕我太小，弄不好火中了煤气，晚上不让我封火，要我做完晚饭就让火乏着，自然灭掉，第二天早上再生。的确那时的北京一不留神就会有人煤气中毒，别说孩子，就是家里有大人的，一家子成人，每年也都有中煤气的。昏过去——灌醋醒来，还算好的，街上每年都有人气绝身亡。

晚上没有火——北风呼啸——屋子里零下——大黄任务很重，大黄就是火。我十二三岁，冬天，一个人和一只猫过差不多整个冬天。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当年自己伟大，那么小就开始明确地对抗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冬天算什么？冷算什么？那么小就知道死亡对自己是最高的律令。如果不是想到死，我何必每晚乖乖地自觉地把火灭掉？又没人管我监督我，全凭的是自觉。刚钻被窝时，脚底下最冷，冰凉冰凉，真的就像传说中的冰窖。大黄也冷，也愿钻被窝儿，可大黄不愿待在冰凉的脚底下，愿贴在我有热乎气的胸前。而我呢，认为大黄理所应当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每晚就有我和大黄的一番争斗。每次钻被窝前我都是先把大黄抱到被子那头，放进去，我呢从这头再钻，一般正好就会和大黄在冰凉的被子半途相遇，我就慢慢地把大黄踹回去。大黄呢也是只有肚子有热乎气儿，所以我就无情地把冰冷的脚板抵在大黄肚皮上。大黄不干，咬我，抓我，当然不是真的，有时就是含着我的大脚趾一动不动。就是说，只要我不动它就不再使劲。不过让我不解的是，有时它的两条后腿会无缘无故地使劲踹我两脚，好像发泄什么似的。这一切都不妨碍热气慢慢从脚底升起，通常这时大黄已睡着，我不让它睡，就把大黄提溜到上边来，因为上边还冷。大黄很不情愿，但一会儿也就又睡了。冬天，我的许多年的冬天，都是这样过来。没有大黄，那些冬天怎么过？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有大黄是必然的，所以有些问题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