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课题组

一、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的现状

国有工业企业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一直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成都市近年的有关数据为例：企业户数占不到5％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现价）占全市工业比重超过50％，全部资产总额、产品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利税总额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占全市工业比重的60％以上。正如江泽民主席1996年在“两会”期间时讲的：“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经济效益下滑，产销率下降，积压增多，亏损增加，生存与发展严重受阻，与非国有企业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形成强烈反差。

据统计，1994年四川省2591户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93年下降11.82％，实现产品销售收入按含税口径计算比1993年下降10.16％（其中建材、机械行业下降幅度均超过20％），实现利润（盈亏相抵后）为负数4亿元，比1993年减少19.5亿元，9个行业中有5个行业是全行业亏损，其中除煤炭行业减亏1850万元外，其余行业利润全部下降。全省国有工业企业补贴前亏损企业为1312户，补贴后为1259户，补贴后亏损面（即排除政策性因素影响后）仍高达48.59％，反映出极不正常的经济运行状态。

1995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情况继续恶化。以成都市200多户国有工业企业的统计结果为例，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与产品销售收入的负增长并存，并第一次出现实现利润（盈亏相抵后）为巨额负数1.7亿元的现象。1996年，虽然社会各界广泛重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但无论是从亏损面增加还是从盈利企业效益趋低来看，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状况并没有得到好转。据我们对成都市国有企业上半年的经济状况预测，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按有关统计口径已达61.67％，如果考虑到统计中的水分与隐亏和潜亏因素，估计亏损面更大。如果从亏损额分析，上半年亏损企业累计发生亏损已达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亏104.79％；与此同时，高效企业盈利继续向微利转化。如四川建机厂1995年上半年盈利1346万元，而1996年上半年盈利154万元；四川旅行车制造厂1996年1～7月实现利润596万元，比去年同期实现利润下降45.02％；四川电器厂1996年 1～7 月实现利润447万元，比去年同期实现利润下降52.04％。成都市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1996年1～7月工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为6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5％；产品销售收入7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7.4％；库存产成品22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65％；实现税金3.6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5.1％。我们在对一些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后表明，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已经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不少国有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甚至个别企业已经到了难以维持发展或生存的地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工业企业大量亏损与低效，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基础的稳固，如不有效地解决，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与前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省、市财务成本研究会组建了专门的课题组，主要结合四川省、成都市的特殊情况，就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二、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的主要成因剖析

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影响；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失误；既与微观经营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力等有关，也与宏观经济体制不定型，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新旧体制摩擦相联系。我们在调查研究后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已经显露，也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出台了许多改革措施。为什么在各方重视、关注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趋严重？经过思考与分析，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近年我国生产方式在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和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由于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多采用单项撞击式方式所产生的摩擦与矛盾。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需要一段时间，在破旧后新的观念、道德和思想意识等精神文明以及社会舆论监督机制与法律建设等约束机制的建立严重滞后。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

1．粗放经营不变，企业管理弱化

企业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效率，而实现这一目标却要求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但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下宏观管理部门管得过多、管得过细等制约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的管理体制的同时，对一些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微观管理制度——如财务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等也给予弱化，以包代管，冲击管理已成为当前一些经营管理者时尚的工作方式。如在引进市场机制、划小核算单位、扩权让利的改革中，把企业内部的车间、分厂、处室、班组改组成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各自为政，从而造成企业资产、资金和经济效益严重分流和损失。加之近年粗放经营也能产出企业效益，乱涨价和拖欠也能增加企业利润和在推进经济改革中政府部门有时采用减税让利办法的误导，使许多国有企业放松管理，或不建立健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等，这就使企业经营方式不但没有向集约型经营方式转变，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不少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工作逐渐松弛，损失浪费严重，经营方式更加粗放。四川省1994年2591户国有工业企业发生管理费用67亿元，比1993年2708户发生管理费用48亿元，多耗用近20亿元，上升幅度达38.59％，是造成全省国有工业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成都市1995年年末，待处理的各项资产损失3.4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1～5月，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企业亏损已达578万元。

多变的市场经济对企业的产品结构、产品质量与品种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要求。由于近年来多数国有企业管理建设不仅落后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而且较之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管理工作还有所退步，造成生产经营更加“粗放”。表现之一，企业缺乏开拓精神，不少西部国有企业在新产品开发方面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产品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样式陈旧，花色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或者产品生产出来就是亏损。表现之二，国有工业企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与多变的市场经济不适应，在四川省国有工业企业中，除川酒中的名酒和长虹电器、重庆嘉陵、彩虹电器等少数产品在全国有影响外，几乎没有什么名、优、特产品能占领全国市场。自贡的盐业、内江的糖业、南充的纺织业，产业结构单一，在市场竞争中已经面临市场饱和、原材料短缺等问题，一方面企业生产能力相对市场过剩，设备闲置浪费；另一方面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导致经济效益进一步低下。

2．生产经营资金流动缓慢，过度负债经营

资金紧缺是制约国有工业企业目前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表象问题。政府要求国有企业生产年年递增却不补充国家投入，加之实际存在的通货膨胀因素，使企业资金严重短缺。在推进经济改革所采取的“拨改贷”或“银行统管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等措施时，也从企业外部产生了资金短缺压力；在非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接轨的两则、两制，在“三角债”严重困扰我国经济的20世纪90年代采用行政、法律方式规定“企业产品一经发出即作为销售”的会计制度改革，以及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改革、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的时期实行逾期贷款利息以复利计算等举措，使国有企业生产资金更趋短缺；加之企业经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低，产品决策和投资决策造成失误，产品结构不合理或不适销对路造成产品大量积压，管理者权力有的监督失控，企业内部经营秩序混乱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财务管理混乱，企业内部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级分设“小金库”漏损、企业多头开户增加资金占用，在市场经济交往中缺少信用观念滥用结算方式，用产出拉动效益的过度“负债经营”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有企业生产资金流动性更趋迟缓。以成都近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全市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平均周转天数276天，集体工业企业平均周转天数173天，而国有工业企业平均周转天数却高达323天，比集体企业周转缓慢86.7％，比全市工业企业平均周转缓慢17％。

此外，因资金流动低效与近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为维持高负债经营而产生的利息支出吞蚀利润的问题也日渐突出。1994年，成都市全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1％，支出的利息是本年利润额的28倍；1995年的资产负债率上升为79％,利息支出在1994年基础上又增长了17％，因利润总额为负值，利息与利润已不可比。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我国部分国有企业因进行了技术改造，但由于多方面综合影响的结果，方向有误，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背上沉重的贷款和利息包袱，是当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又一原因。以四川省为例，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长期借款余额已高达241.2亿元，年支付利息达20亿元，大大超过其盈利能力。如成都无缝钢管厂“七五”、“八五”时期经国家批准实施基建、技改项目形成固定资产近20亿元，相应背上沉重的利息负担，以1995年为例，销售利润2亿多元的经营业绩仅仅能抵扣当年2亿元的财务费用。为了能维持企业的生存，许多国有企业在无力还债的情况下仍举债不止。企业过度负债经营，甚至以贷款发工资维持生存，表明了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缺少相应的经济制约机制，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处于非市场经济状态中；一个地区的利息支出总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高于该地区的利润总额，即利息不再是利润的一部分。这种经济运行不能不说是一种病态区域经济。

3．采用优惠政策发展非国有经济对国有经济的影响

非国有经济近年的迅速增长，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生长点。为了促进其发展，各级政府广泛采用了减税让利等优惠政策手段，出现了非国有企业的迅猛发展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共存的特殊局面。从研究产生这种特殊局面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企业经营好坏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而与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策倾斜等密切相关。即是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给国有企业充分的自主权，使它与非国有经济一样具有同样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机制；取决于在财政上能否切实减轻国有企业的超额社会负担，使它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同的社会负担水平，具有自我积累能力，与非国有企业在相同的条件下竞争。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无论决策者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我国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近年来是在两种不同的经营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做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1）国有企业与大多数非国有企业在1993年以前，税收、财会、物价和社会负担待遇迥然不同，事实上两者是在两个不同的经营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

（2）据了解，为了发展本地经济，部分地区对个体独资企业、大多数私营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等，至今有的仍采用“定额”纳税办法，与国有企业规范的税收制度环境存在一定的出入；

（3）对“三资”企业在诸多方面我国采用国际惯例或比照国际惯例规定相应的财政、税收与会计制度，与国有企业的财税环境大相径庭；

（4）税务、审计监督机制不完善，非国有企业事实上获有比国有企业更为宽松的财税监督环境；

（5）由于政府财政困窘，迟迟难以承担起自己的那部分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办社会、稳定社会安定等非企业行为也难于立即卸掉，企业自主权有的未落到实处，与非国有企业所拥有的企业自主权没有可比性。

此外，因“三线”建设需要迁入内地的大多数国有工业企业，因历史的原因具有固定投资大、工厂分散、地域性差和企业办社会等与市场经济完全不相容的特点。这类国有工业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其先天的缺陷是吞噬其经济效益的重要原因。

根据资料分析，我们认为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是与其经济效益转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一在于这类企业承担了许多非企业行为，效益因此大量被转移。据我们测算，当前国有工业企业要承担每个职工工资额48％左右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二在于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在市场环境不利时国有企业效益向非国有企业转移，或向小集体或个人转移。我们认为，采用联营方式向其他企业转移，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形式自由选择作为我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目标的同时，虽然多种所有制与多种经营形式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经营形式的多样化比所有制更复杂、更生动，具有更大的可塑性。但经营形式的选择与变化，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或者说在很多情况下经济效益要随着经营形式的变化而变化。无论是横向联合、企业间的兼并、承包经营、租赁、拍卖还是股份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发生变化。利用企业经营形式的变化而提高自身收益损害其他经济主体收益的现象，应当引起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之三在于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不断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使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可抗拒地向某些垄断性行业或垄断性企业转移。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是水、电、气、运输及材料价格的上涨对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的影响。长城特殊钢铁厂因电费每度涨价0.07元，有关成本将增加3500多万元；成都市1996年1～5月因能源、原材料涨价，直接减少利润2亿元。

4．分配机制的异变

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是市场经济机制运行的重要内容。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要求通过多种分配方式来实现，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个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因而要求以按劳分配为主；但按资分配——包括依靠产权、投资、股票、债券等得到的股利、利息收入，是资产的延伸力得到的非劳动收入，和资本利润具有同样的性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部分收入会逐渐增大，并在分配体系中日渐突出，不能人为地被排斥。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形式应该是多种形式并存的，但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相比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否则会压抑整个社会生产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与经济改革目标相悖。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按劳分配的所得与按资分配的所得比例失调，按资分配的报酬率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就整个社会而言，存在一个鼓励投机、不劳而获的趋向；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因经济效益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负担或社会保险金，其职工按劳分配的报酬虽然年年在增加，但仍低于非国有企业，甚至低于事业单位。

在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多劳不能多得，社会分配机制的紊乱无序和少数经营管理者个人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等因素，窒息了职工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从而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同时，社会负担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下来的各种福利性开支，又使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成本比非国有企业高出很多，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国有企业分配机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造成国有企业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有的劳动热情不高，是工作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甚至招收职工也发生了困难，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进一步低下的又一重要原因。

5．国有企业责权不落实，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差

经济改革以来，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负责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个别企业领导人在商品经济思潮冲击下，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薄，共同富裕的观念淡化。市场经济不仅要求国有企业负责人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要求其能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保证企业经营决策的正确性。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是：经营管理者有的没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形成决策民主化制度与厂长负责制相对立的态势，科学决策难以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得到贯彻与执行，从而加大了企业决策失误的可能性，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这一问题又与我们在经济改革中不断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与厂长、经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的同时，有关责任与利益制约机制的建立工作严重滞后有关。事实上，不仅国有工业企业存在一个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而且国有企业家也存在一个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我们至今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关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考核指标与厂长、经理的考核指标多元、易变，对其相应责任使用的有效法律监督机制、经济约束机制和党委制约机制没有予以硬化，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后要么不负责，要么负不起责。而有时政府行政干预推动经济发展与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做法，又进一步加大了分清这种责任的可行性的难度。

三、提高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对策与建议

我们提出对策与建议的总体思路是：层层建立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责任制，用改革的思维方式与方法，积极探索新的途径，提出新思路、新办法，把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工作的责任、措施和办法落到实处。

1．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抓大企业降低亏损额，放小企业降低亏损面

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工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实行分类指导。重点应放在抓好亏损大户的扭亏与盈利大户的增盈方面。按此思路，有关部门应采用ABC方法管理国有经济，对占企业户数5％但贡献占70％～80％的能在今后起支柱产业作用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重点扶植与培育，在加速其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和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的进程中增加盈利、降低亏损；而对众多的小型国有企业，加快其改制、改组步伐，以提高国有资产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尽快把国有企业亏损面缩小。

具体建议：

（1）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着眼于企业结构调整，抓住结构调整的难点，促进国有企业资产存量的重组，深化产权转让制度，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落后的劣势大中型国有企业，打破所有制界限、打破行业主管限制，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帮助企业“扭亏增盈”方法为将其推向市场，扩大生产要素配置的范围，实现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在内的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整体国有资产的营运增值效益。

（2）对企业管理制度健全，产品在区域经济中具有带动作用的低效、中效和高效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或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改组为国有独资公司，由政府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建立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增加国有企业盈利额；或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以高效企业为母体，按照母子公司体制，形成投资中心、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的管理格局，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迅速增加国有企业的经济实力。

（3）目前暂时严重亏损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应采取切实措施，增资减债，解决历史遗留的不合理负担，减小亏损金额。目前可以施行的措施，一是采取“贷改投”的方式，将对这类国有企业“拨改贷”的银行贷款转化为国家投资；二是“债转投”，对国有企业的负债，在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自愿同意的条件下，允许国有企业把一部分负债转为投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债权；三是尽快剥离这类国有企业的非生产经营性资产，分流富余人员，“企办社会机构”整体而非部分移交给社会管理，率先在这类企业实现退休人员、待业人员、失业人员管理社会化，富余人员安置由劳动力市场负责。必须指出的是，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国有工业企业，加大解决这一问题的力度对医治当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具有重要作用。以成都市纺织行业为例，1995年技改贷款与流动资产贷款利息按银行最低利率测算每年达1.4亿元，而该行业近年最好时期的利润总额仅有0.8亿元，大大超过其承受能力，也是造成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债转贷”与“贷改投”的有效措施应当抓紧进行，如果拖到企业完全丧失能力后才实施这一改革措施也就难以起死回生了。

（4）逐步改组企业主管局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该公司对国有资产整体效益负责，可采用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制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引资嫁接和出售等各种市场经济手段，对图有企业结构进行战略性重组，促使其建立和形成为大中型企业配套服务的企业群体，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经营。

2．加快对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家保护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正确划分政府有关经济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责任，是预防国有企业效益继续低下的重要举措。主要建议有二：

一是政府部门把管理国有企业的重点由抓经济增长率、利税指标、建设项目等本应由企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事项转移到选择企业家方面，转移到配备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方面。国有企业要提高效益，实践证明，一个善于经营管理的带头人，一个强有力的企业领导班子，往往能决定企业的盛衰。采用竞争机制正确选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并能对其考核、业绩评价与市场经济相吻合，与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盈利与亏损相联系，既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家最大的保护。当务之急应做的是：

（1）建立国有企业家资格认证制度和评审机构，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率先实行持证应聘上岗。

（2）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引入竞争机制，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用厂长、经理，实行国有企业家聘任制度。

（3）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培育国有工业企业经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机制，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减少失误，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二是应该不折不扣地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权力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得以运用。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不再是解决社会人员就业的场所，而是与非国有企业相互竞争、产出经济效益的实体。由于权利的到位与责任的落实紧密相连，各种以提高自身效益向企业摊派费用的行为，包括以各种名义关心企业变相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均应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被视为有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为而予以否定，并应追究法律责任。政府应当规范向企业收费部门的行为，改变用收费提成来执行政令、法令的做法，凡由财政提供资金的部门不能把收取企业的规费或罚款留一部分作为己用；必要的税、费收取均采用健全的财务制度措施，收款与出票、罚款分离，并置于新闻监督与法律约束之下。在落实国有企业自主权、构建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家保护机制的同时，相应的制约机制建设也应该跟上。应针对目前个别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滥用权力或以权谋私的现状，在继续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着力划分厂长与党委的责任、职工参与企业中长期和重大问题决策的权力，使“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素落到实处；采用建立国有企业党委对厂长、经理实行政府监督、职代会和工会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监督的机制；建立诸如“回避制度”内容的国有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家属或亲属不得生产经营与企业经营范围相同、经营生产相关联产品或商品的规定；主要管理人员离职后在相当时间内不得从事与任职时相同业务的制度；从体制上遏制以损害国有企业增加个人或小团体效益的行为，明确国有企业负责人对国有资产的减值或侵蚀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3．建立相应的现任责任制，系统设计配套，推进各项改革

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工作，从根本上说，必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又与我们近年采用单项撞击式改革方法相关。以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组或嫁接“三资”企业为例，为了增强股份制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活力，采用一厂两制的做法：把包袱留给原国有企业，仅把具有活力的车间、分厂进行股份制改组或合资。而在有关统计口径中，股份制企业和“三资”企业都被视为非国有企业进行统计，使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在统计中更趋低下。以四川省为例，1994年不含成渝两地的21户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16.7亿元，如将其纳入国有工业企业统计口径，全省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就会由亏损4亿元变为盈利12.7亿元。事实上，国有企业非生产经营性资产剥离改革、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已经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等，就全社会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全面规划、整体推进。我们认为，无论什么改革，其实质就是利益重组。从这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低下正是我们在推进各项改革时少有注重国有企业利益的结果。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搞好国有企业的基本方针已经明确，在今后的改革中，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也就成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从是否有把国有企业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是否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否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活力，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等主要原则，来重新审视我们已经进行的会计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等措施，并列入各级综合管理部门的议事日程。由于系统设计、整体推进改革涉及面广，国有企业当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应按《关于建立企业扭亏增盈工作目标责任制的意见》贯彻国务院提出的行政领导负责制，建立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责任制，弱化对企业的行政干预，用改革的办法为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搞好国有企业，必须由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及时协调和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各部门都应当从全局出发，主动配合，通力协作，形成合力，搞好各项配套改革。”

4．健全基础管理，推行现代化管理制度

国有工业企业扭亏增盈工作要与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应积极学习邯郸钢铁总厂结合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继续完善以“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为核心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从严治厂，强化实践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质量管理、资金管理和财务管理等适应我国国有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加强管理，用管理促效益，向管理要效益。我们要紧紧围绕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突出搞好企业基础管理工作，在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达到扭亏增盈的目的。当前应重点抓的工作是：

（1）切实强化资金管理，加速资金周转，提高国有企业生产资本的营运效率和获利能力，解决国有企业生产资金严重短缺与利息费用过大的矛盾。

（2）切实强化成本管理，倡导全员成本观念，大力降低成本费用，尤其是期间费用与非生产费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其他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来降低亏损，增加利润。

（3）切实强化财务管理，做好各项财务计划、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工作，尤其应做到核算真实，以便能为企业各项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落实经营管理目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我们认为，资金是表象，决策是关键，管理是基础，班子是保证。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利用现代企业制度从而达到扭亏增盈的目的，国有企业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才能从严治厂、花大力气调整产品结构、积极开拓市场、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医治“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这一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顽疾。

四川省财会成本研究会、成都市财务成本研究会课题组

顾 问：廖永冰

组 长：毛伯林

副组长：何世君 兰福君 李有铭

执 笔：王 吾

成 员：唐焕道 刘本发 温成鑫 彭家全 杜全宗 王为敏 屈信濂

马青青 黄瑞士 钟桂芳 曾庆余

（录自《财会与效益》1997年第2期，获四川省财务成本研究会、成都市财务成本研究会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8年10月2日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