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长着山羊脸的荀桦

张爱玲在内地再度走红，源于一篇著名的文章《遥寄张爱玲》，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海上文坛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柯灵。

这是一篇很长很长的文字，柯灵一开始这样写道：“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一个很苍凉很文艺的开头，十足的张爱玲味道，正好配得上张爱玲的人生。柯灵随手写道：“……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

“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内地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

“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

“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

晚年时的柯灵先生

柯灵主编的杂志《万象》

这一年柯灵三十四岁，风流才子见到了当红才女，两个人又同为作家，要是没有一点爱慕之心就失了人之常情。一直到了晚年，他的书在香港出版，他特地在一本书上签下“爱玲老友指正”字样。明明知道张爱玲收不到，却只为自己留下做纪念。一个年纪已经很大的老先生，做下如此天真烂漫孩子气的事，可以想见张爱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当时张爱玲刚刚出道，凡事拿不定主意，就说给他听，听听他的建议。柯灵回忆说：“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丏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

“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

柯灵对张爱玲的来信很重视，马上给她寄了一份中央书店的书目供她参考，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是很急迫的，她回信给柯灵提到“趁热打铁”四个字，她说过这样的话：“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而几乎与此同时，她的处女作《传奇》就面世了，出版者是上海的杂志社。柯灵看到后很后悔，说：“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在对待成名的态度上张爱玲是对的，对于当时的她来说，一则没有能力举家西迁，二则尚不够资格韬光养晦，不过是个文坛新秀，若非趁热打铁，真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河清海晏。何况，若不是张爱玲的锋芒毕露，红遍上海，又何来文学界前辈的“欣喜地发现”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都是见仁见智。事实上，河清海晏之后，张爱玲唯一能做的便是离开。如果她听从柯灵的话，中国文坛就不会有她张爱玲了——这就是命中注定。她与柯灵的关系也是命中注定要一波三折。因为柯灵编辑的《万象》发表了署名迅雨的著名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张爱玲勃然大怒，立马绝交，与柯灵的友谊却奇迹般地保持下来。1944年秋，张爱玲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柯灵说：“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

“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

“《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旗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1945年6月，柯灵被捕，囚在“贝公馆”。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得比较详细：“‘荀桦被捕了，宪兵队带走的，’她说。‘荀太太出去打听消息，所以我在这里替她看家。刚才宪兵来调查，我避到隔壁房间里，溜了出来。’

“之雍正有点心神不定，听了便道：‘宪兵队这样胡闹不行的。荀桦这人还不错。这样好了：我来写封信交给他家里送去。’

“九莉心里想之雍就是多事，不知底细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当然她也听见文姬说过荀桦人好。

“饭后之雍马上写了封八行书给宪兵队大队长，九莉看了有一句‘荀桦为人尚属纯正，’不禁笑了，想起那次送稿子到荀家去，也是这样没人在家，也是这朱小姐跟了出来，告诉她荀太太出去了，她在这里替她看孩子。九莉以为是荀太太的朋友，但是她随即嗫嚅的说了出来：她在一个书局做女职员，与荀桦有三个孩子了。荀太太也不是正式的，乡下还有一个，不过这一个厉害，非常凶，是个小学教师。”

看过《小团圆》的人都知道，小说中的“荀桦”就是柯灵，张爱玲这样写：“来了就讲些文坛掌故，有他参预的往往使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窘真窘！’——他的口头禅。……他说话圆融过份，常常微笑嗫嚅着，简直听不见，然后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嘿嘿的笑声，下结论道：‘窘真窘！’”一段话就活脱脱勾勒出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小男人形象。小男人形象是柯灵给人最典型的形象，写字人加上上海人，这样的男人想大起来都不太可能。柯灵后来对张爱玲所做的行为在坊间引发哄传，这完全来自《小团圆》的记载。

《小团圆》中有这样的描写：“次日下午她买了一大盒奶油蛋糕带去送给主人家。乘电车去，半路上忽然看见荀桦，也在车上，很热络的招呼着，在人丛中挤了过来，吊在藤圈上站在她跟前。

“寒暄后，荀桦笑道：‘你现在知道了吧，是我信上那句话：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

“‘是吗？’九莉心里想。‘不知道。’她只微笑。

“怪不得他刚才一看见她，脸上的神气那么高兴，因为有机会告诉她‘是我说的吧？’

“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浆糊了。

“荀桦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

“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是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才侧身坐着挪开，就像是不觉得。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张爱玲说“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她的意思是她想打柯灵嘴巴子。从《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可以看到，柯灵其实对张爱玲极有好感，这个动作虽然不雅，好像也没有多么下流。也许只是男人在一个长时间内有好感的女人面前（何况意外相见，又站得那么近）一个下意识的示爱。一个男性一刹那的念头，虽然不免有点弄巧成拙。张爱玲其实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她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很多女人的矫情在于，男人不调戏她，她说他不是男人。男人若调戏她，她又说他很下流。这一句名人名言很好地反映了她对柯灵调戏的态度。从骨子里，她张爱玲不是女神，他柯灵也不是男神，他们如果不写作，也就是两位市井男女而已。张爱玲很快就感受到柯灵的势利：还是在《小团圆》中，盛九莉很快和荀桦又见面了，荀桦做了文化局的官员，人也白胖起来，乡下的糟糠之妻和同居的那个朱小姐都离掉了，另娶了一个。燕山约了盛九莉去他那儿吃饭，饭桌上荀桦不跟盛九莉说话，饭后立即走开了，倚在钢琴上，“萧然意远”。

新中国成立后柯灵做了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副所长，所长是夏衍，他们想邀请张爱玲来做编剧，没等他告诉张爱玲，却得知她已经去了香港——他们的交集也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