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照预先设想，围绕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一定有丰富的著述可资借鉴和利用，然而很出意表。以传记论，迄今似乎只有一本朱文长所作《史可法传》，而它的问世，已是七十年前(民国三十二年)旧事。这且不说，难以置信的是，直到眼下连史可法的生年都还是个问题。旧史中，官方的《明史》未载，私撰例如《小腆纪传》等等也不曾明言，而这一类基本事实层面的含糊，在史可法研究中屡见不鲜，有些简直非得形容为粗枝大叶。魏斐德教授的《洪业——清朝开国史》，算是有关明清鼎革之际的名著，它在写到史可法的时候说：

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

我不知道他根据是什么，或从哪里看来的说法。1626年，旧历为丙寅年。是年，中国不可能举行殿试——没有殿试，又如何中进士？这涉及明代科举制度，《明史》“选举二”：

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

很明白的，乡试以上考试，三年一次，而乡试、殿试相连——头年乡试，次年殿试(殿试前头有会试，从结果论，会试是殿试的“前奏”，简便起见我们将它略而不谈)。所以，史可法不可能同一年既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错误。明代乡试以上考试，除了三年一次，还有年份上的规律：

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会试。

这规律来自中国干支纪年法，我们避其繁琐内容，略而言之：凡乡试年份，必含“子、午、卯、酉”四字中的一个；凡殿试年份，必含“辰、戌、丑、未”四字中的一个。而1626年，岁在丙寅，既不可能有乡试，也不可能有殿试。在“三年大比”的循环期中，一年必有乡试，一年必有殿试，另外一年轮空，而1626丙寅年恰好就是轮空年！当然，中国的朔闰法是很麻烦的东西，汉学家有所疏忽与误解，不足为奇。但它提出或警示于我们的问题，却不能不注意，那就是迄今为止有关史可法的研究，的确处在相当粗糙的状态。我们不会苛求高鼻深目的洋人，但不能不躬问中国史学自身的不足。比如说，到现在我们连一本靠得住的史可法年谱都没有，否则，魏斐德教授大约是可以避免1626年举行过乡试、殿试那种纰漏的。

本文的写作，也因此不得不与最早的打算有所不同。当初，我于这篇文字的设想，是想凭借丰富翔实的已知材料，就史可法展开一番深入解读，重点放在他内心世界的探索，而不是作传记或生平的研究。现在发现，一些基本的研究或考证，已经绕不开。比如生年问题，如果不解决，以后每件事可能都受它的羁绊；何况像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对他生命轨迹含混了事，我们又于心何忍？所以在这情况下，也不得不兼顾少许的考辨工作。

先从破解史可法生年论起。过去官史及私史所以对史可法生年无明载，并非行文上的疏忽，而是确无一眼可见的材料。明末的官方史料流失厉害，崇祯以后便无《实录》。而在个人笔记、回忆录、亲历记方面，当时写作非常活跃，如《弘光实录钞》《青燐屑》《甲乙事案》《南渡录》《幸存录》《烈皇小识》《圣安本纪》等等，内容虽大量涉及史可法，但以我读到的论，均未提及其生年或适时的年龄(据之可推算生年)。另外，史可法自己著述中，也没有明确直接的表达。再者，他主要是官员、政治家，不像学者和著作家有众多且富于连贯性的著述，可从中稽索、分析生平经历。我曾细读所见到的他每篇诗文和书信，找寻一语自述年龄之字句，而无所发现。所以二十世纪前，关于史可法生于何年并无明说。甚至到八十年代，魏斐德教授谈到这个问题仍说：

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

即拢共有1601年和1602年两说，两说分别来自刘约瑟和朱文长，魏斐德倾向于“1602年”说，但他对“1601年”说何以不够可信，未具体说明。据魏著所附“西文引书目录”，刘约瑟(Joseph Liu)论文于1969年在巴黎发表，原文我们无缘得见，但我们有件原始的材料可借以观之。

那件材料虽不很偏僻，但并非一眼可见，首先要能发现和捉住几个关键字眼，再围绕它们转好些弯子来解读。它见于崇祯八年(1635)，史可法为致祭左光斗墓而写的祭文：

盖师素擅文名，更称冰鉴，当其提衡冀北，八郡群空，法甫弱冠，亦随行逐队，步诸生后，声名固寂如也。师不以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谓法曰：“尔当于卯辰脱颖去。”维时法未之信，不虞两试暴腮，果以卯辰售也。从来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

这段话，回忆了当年左光斗对自己的赏识与发现。内有三处关键字句，即“弱冠”、“两试暴腮”和“果以卯辰售”。“弱冠”最好解，古时年二十举成人礼，《礼记》：“二十曰弱，冠。”“暴腮”典出《太平御览》：“河津一名龙门，巨灵迹犹在，去长安九百里。江海大鱼洎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暴腮龙门。”后藉以喻举业成败，金榜题名曰“登龙门”，失利曰“暴腮”。“卯辰”，指含有卯字、辰字的两个年份，以史可法当时实际论，只能是丁卯年(1627)和戊辰年(1628)。加以串通，这段话是说：史可法二十岁那年，左光斗预言他将于丁卯、戊辰之际脱颖而出，而史可法当时不敢相信。之后，他两次投考均失败，却果然在丁卯年成为举人、旋于次年亦即戊辰年高中进士。据此，我们完全确定了史可法生平两个重要事实：第一，他当上举人是1627年、取得进士是1628年，绝不是魏斐德说的1626年，更不是同一年既做了举人又做了进士。第二，“果以卯辰售”之前，曾“两试暴腮”，亦即参加过二轮乡试，依“子、午、卯、酉年乡试”的制度可知，两次失败的考试分别为辛酉年(1621)和甲子年(1624)。另外，同样很明了的是，左光斗道出预言是在“两试暴腮”之前，因而可知“年甫弱冠”必非1622年，否则丁卯年之前史可法便仅有一次乡试机会，而无从“两试暴腮”——归结一下：史可法“弱冠”为辛酉年(1621)，是年，他受左光斗知遇、得其预言，且于当年首次乡试而告失利，又于甲子年(1624)再次失利。

绕了许多的弯子，我们总算搞得确实，史可法弱冠亦即二十岁，便是1621年。如此算来，生于1601年岂不彰彰明甚，又何来1602年之说呢？先不要着急，古人年龄算法与我们今天不同，较之今天，他们的年龄普遍得减去一岁，因为今人年龄都算周岁，这算法是西方的习惯，而在实行公历以前，中国人所称年龄通常是虚岁，比如黄宗羲生于1610年、卒于1695年，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记为享年八十六岁。我们现在，尽可照着周岁理解古人享年，所以我们若认为黄宗羲在世八十五岁而非八十六岁，并无不可，但如果涉及古籍中年龄计算问题，就不能不知道应按虚岁来推其时间。因此，1621年史可法“弱冠”，所表示的恰恰是他生于1602年。就像魏斐德因为闹不明白干支纪年与科举的关系，而把史可法中举人和进士误为同一年，刘约瑟恐怕也是不知中国古时一般不算周岁因而有1601年说。

然而，与史可法有关的讹误，又并非只出自洋人汉学家，所以我要再举一个例子。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于左光斗传中说：“及公逮系，史已举于乡矣。”称史可法中举，在左光斗被逮(天启五年)之前。《耆旧传》突兀具此说，对其由来所本，并未交待。但我们分明从史可法自述得知，他的中举在丁卯年(天启七年)。那么，马其昶是怎样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我推测是因为两点。其一，他应该没有细读过《史忠正公集》；其二，所本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然而又误读了它。方文中有句：“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马其昶之误盖即由这句导出，出错原因是以为这次考试是乡试，而将“面署第一”误为左光斗当面取史可法为头名举人。其实，这是一次童生“入学”考试。《明史》：“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明史》又载，1620年(该年既是万历四十八年，也是泰昌元年)，左光斗“出督畿辅学政，力杜请寄，识鉴如神”，也即《左忠毅公逸事》所称的“视学京畿”，它在左、史相遇的前一年。次年，左光斗作为畿辅学政外出巡视途中，慧眼识珠，发现史可法，于同年生员入学考试中将其拔为头名，史可法就此从“童生”成为“诸生”，亦即俗称的“秀才”。对此，我手头有陈耀东《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选》一书，其就方苞“面署第一”注曰“当面批上取中秀才第一名”，这才是正确的。我们当然很不解，马其昶应该没有犯上面那种错误的可能——他列《清史稿》十名总纂之一，还是清末桐城古文名宿——然而，又确确实实犯了。连这样的硕学大家，笔下都不免讹舛，可见史可法史实中的淆溷情形，真的让人很有些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