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视野与世界文学建构：蒋承勇教授学术访谈录

谢涛

内容提要：本文系对我国西方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的访谈。蒋承勇教授指出文学的文化研究不等于文化研究本身，他还就二者的边界做了提纲挈领的梳理。蒋承勇教授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文学研究应当扣牢“人”这一母题，文学思潮视野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作家作品研究。论及世界文学，蒋承勇教授认为，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体化，因此，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统一体。在“网络化—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世界文学将走向一种文学世界主义的方向，这是世界文学研究的人类审美共同体境界。蒋教授同时分享了他和团队在慕课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指出只要驾驭得当，技术性的互联网完全可以用于弘扬人文性的文学教育。

关键词：人学；文学思潮；文化研究；世界文学；慕课

Abstract：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Jiang Chengyong，an eminent professor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and a famous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Professor Jiang points out that literary research cannot be conducted without being put in a cultural frame，and he acknowledges and clarifi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ry research and cultural studies.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is to explore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man；hence we have to hold fast to the motif of“man”to fully explore it.With a comprehension of the trends in literary thought，we could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our target writers and works.Apropos of world literature，Professor Jiang argues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oes not equal cultural unification.Given the unique historical status quo，the latter is heading towards a literary cosmopolitanism that celebrates plurality and contributes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aesthetics.Professor Jiang also shares his valuabl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his immensely successful participation in MOOC，which according to him，can enhance the role that literature education plays in shaping and developing the humani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humanology；trends in literary thought；cultural studies；world literature；MOOC

谢涛（以下简称“谢”）：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此次访谈。您的研究视域广阔、格局宏大且多有锐见，令人钦佩！您的著述中多有为文学正声之辞，您曾提出过文学“能量”说，您认为文学如何传播“正能量”？

蒋承勇（以下简称“蒋”）：首先谢谢你的采访！关于文学“能量”说，我简要谈三点。首先，文学的正能量并不意味着文学必须直接作“政治说教”。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国文学史上曾经长期流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似乎只要图解了某个时期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任务，文学就有了正能量。这其实是对文学之功能的一种误解。文学有政治属性，也可以为政治服务，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应弘扬时代主旋律，更有拯救民族危难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不等于文学必须或只能图解政治。在当今的我国社会，党和国家的最大政治理想是为人民谋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对此，文学应该有所担当。凡是具有宽泛意义之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文学作品，都拥有文学之正能量。其次，文学的正能量也不意味着一本正经的“道德说教”。我国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经典观念是“文以载道”、“寓教于乐”，后者其实也是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文学中根深蒂固的一种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不过，这两者都要求文学用审美的方式给读者以道德与思想的教化作用，进而传达文学的正能量。文学当然也不仅仅是狭隘而简单的日常道德伦理说教，而要描绘人性之美好，高扬人文精神，催人向上向善，体现人类的良知，这是一种深度和高度意义上的“说教”，也是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的文学传播正能量。但是，其前提是有“文”而不仅仅是有“道”，有“乐”而不仅仅是有“教”，这就涉及了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文学的娱乐性与游戏性问题。娱乐和游戏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或称“审美属性”，离开了审美这个“孵化器”，再有“教化”价值的文字也仅仅是“文字”而已，却不是有艺术价值的“文学”，“文学”之能量也无从谈起。实际上，文学的能量是在娱乐或者游戏中生发与传达出来的，就此而论，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越高的文学作品，能量的传播可能就愈有效，其间，娱乐性与教育性通常是浑然一体的，让读者在阅读的愉悦、审美的享受中自然而然地体悟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感受了生命与生活的真善美，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激发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这是一个春风化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浸润过程，也就是文学能量之显现与传播的过程。但是，娱乐和游戏并不完全都具有审美的崇高性，因而也未必是所有的娱乐与游戏都能传达出正能量的。从艺术心理学角度看，娱乐与游戏生发于人的一种本能，其本身无所谓能量之正与负，比如，儿童就天生喜爱游戏及游戏性的娱乐。在文学艺术发生学研究中，“游戏说”是关于人类艺术产生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点。“游戏说”认为，艺术的发生与人类的游戏密切相关，而艺术与游戏是通过“自由”这一人的本质属性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是被动地适应世界，且为自然所统治和支配；而人类则能积极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所以动物是不自由的，人类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类的本质属性。确实，艺术之发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追求和获得自由的重要标志与途径。在这种意义上，艺术是快乐，艺术是游戏，艺术是童年的回归，艺术是对自由的追求，艺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艺术是本能解放的一种方式。然而，文学发生学的“游戏说”不等于文学就是游戏。文学的娱乐性是必要的，没有娱乐就没有审美，也就没有文学，但文学不能为娱乐而娱乐，更不能是网络上曾经流行的所谓“娱乐至死”。审美意义上的娱乐是有“意味”的，文学在愉悦中让人的情感得以宣泄和净化、精神得以提升、人性获得自由与解放，进而让人依恋人生和热爱生命，引导人追寻生命的意义与理想，塑造人类美好的心灵。如此，文学张扬了人性的美与善，那么娱乐本身也蕴含了正能量。相反，如若文学仅仅是为娱乐而娱乐甚至“娱乐至死”，一味地为了感官满足、情感宣泄、“力比多”的释放，其张扬的可能是人性的丑与恶，传播的往往是负能量。

谢：您主张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但是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研究的边界不断扩展，学界有人认为文学研究正在被文化研究所取代。您认为文学研究应如何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处理好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蒋：是的，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侧重于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去研究西方文学，但这又显然不是致力于对西方文化史的专门阐释，言说文化在于言说文学。因为我觉得，文学本身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因而文学中自然包含了文化的特性和因素。文化因素一方面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又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形态。文化的这种稳定性体现其继承性和延续性，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初始的前提与基础，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此连成了一体。显然，文化学的眼光与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西方文学的人文传统，使西方文学的研究达到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我常说：“对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西方文学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文学—人”是血脉相连、浑然天成的三位一体，通过文化研究文学就有可能触及文学之人性深处。

谢：您这个解说很有意思。不过，是否会有人问：这样的研究会不会有些过于宽泛？如何把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边界？

蒋：确实，这样的研究虽然宏大开阔，但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弄得不好会让人感到空泛而脱离文学研究本身。因此，一定要坚持把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口和参照背景，视其为文学生成的土壤，把文学、文本、作家及作品作为研究和阐发的根本，始终不离开文学研究的本体。我的代表作之一《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对西方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重大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的阐释，都不离开作家和作品。比如，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我紧紧抓住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去阐发其本质特征。我扣紧“个人自由”及其释放出的人之本体性孤独，经由对德国浪漫派中的两个经典作家诺瓦利斯和霍夫曼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世纪病”和“颓废”的症候；扣紧政治自由的观念，以最具代表性的浪漫派诗人拜伦为个案，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恶魔派”诗人及其激进的社会反叛；扣紧信仰自由的观念，经由对法国浪漫派鼻祖夏多布里昂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浓厚的宗教倾向及“中世纪情怀”；扣紧人性自由的观念，经由对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强烈的反工业文明及“返归自然”倾向；扣紧情感自由的观念，经由对乔治·桑、梅里美等人作品的分析，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婚恋观念及两性道德之新建构等等。的确，没有哪个时代的作家像浪漫派一样如此亢奋激越地关注“自由”问题，也没有哪个时代的诗人写下那么多火热、激昂的“自由”颂歌，这正应了雨果的名言：“浪漫主义只不过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由于自由主义在西方乃是一种既强大、悠久又错综复杂的、深沉的文化传统，因此，以自由主义为核心文化底蕴的浪漫主义所提出的“自由”概念或范式亦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即“自由”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客观上必然会呈现为极其丰富乃至是悖谬的文化—文学景观。简言之，自由主义这一文化视角，有助于我的论述突破“浪漫主义即表现理想”这一传统观点之抽象浮泛，而且也使我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避免了常见的那种“程式化”、“简单化”陋习。其中，我对拜伦的研究就突破了国内多少年来的旧观念，从拜伦文化人格上的非道德化倾向，阐发其浪漫主义式的反文明特质，指出其通过“拜伦式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西方传统文明之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怀疑与反叛，把个性自由与解放的个人主义思潮推向了新阶段；拜伦倡导了一种新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精神联系。这种研究有文化的视点与高度及深度，又完全是作家和文学本身的研究。

谢：您的研究持续关注“人”这一母题，您多次强调“文学即人学”。那么您认为在西方文学研究中突出“人”的母题及其嬗变有什么意义呢？

蒋：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学术界对西方文学中的人、人性、人道主义的研究在较长时期内缺乏实质性的深入。钱谷融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文学是“人学”》一文是很有创意的，在当时我国文坛引起轩然大波，他也因此受到了政治冲击。这个信号告诉人们：文学与人性的问题曾经是一个有风险的研究课题。这也许是我国学界对西方文学中人性问题缺乏实质性深入研究的重要历史原因吧。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西方文学人学问题的。我认为，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以人为描写的核心，其本质是展示人的生存状况，其最高宗旨是维护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文学不仅表现人的不自由和争自由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人因丧失自由所致的内心痛苦与焦虑。西方文学以人为核心、以人为线索展示人性的各个方面，从而蓄积了深层的“人”的母题。可以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因此，西方文学的研究如果不能扣住“人”这一红线或母题，就无法精准地把握其精髓。所以，我选择以“人”为切入点透析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的历史嬗变，其目的是想要找到西方文学演变的深层动因，在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突破，尤其是试图拓展和深化文学与人性之关系研究这一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和文学史课题，由此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西方文学的本质特征，纠正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学在“人”的根本性问题上的偏见，构建西方文学中人文观念递变的基本框架。我至今依然认为，这一研究与探索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谢：当我们谈及19世纪文学时，一定绕不开您所做的贡献。目前您又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我想问您的是：当别人都特别关注20世纪乃至21世纪文学研究时，您为何一直对19世纪情有独钟呢？您认为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思潮视野有什么样的意义？

蒋：确实，在我国学界，人们通常认为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与我们已相隔一个多世纪，而且，百余年来，它们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已相当深入，没什么可资借鉴的新东西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由于20世纪中国历史状况的特殊性，域外文化的本土化过程是一种选择性接受，这就无可避免地给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在我国的传播留下了有待拓展的空间。具体一点说，20世纪初叶，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经由日本和西欧两个途径被介绍、引进到中国，对本土文坛产生了巨大冲击。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直接催生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期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思潮同时在中国传播，文坛出现了本土化文学思潮流派缤纷绽放的新气象。而随后由于社会情势的变化，这些不同倾向的文学派别很快开始转向、整合。代表性的标志是“浪漫主义首领”郭沫若在1925年转向批判浪漫主义并皈依“写实主义”，20年代中后期，“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与文坛的独尊地位基本确立。1949年以后，我国在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方面全方位追随苏联，致使西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文学观念或文学倾向持续遭到严厉批判；与此同时，昔日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在理论形态上演变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或两者结合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此时，本土评论界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做出了严格区分，现实主义的价值远远高于自然主义。人们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极端化”，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发展”，或者说它是“现实主义的堕落”，等等。在当时的我国文学界，现实主义的“至上”与“独尊”近乎登峰造极，其“写实”观念与“批判”精神便是衡量其他任何“主义”之文学的标尺和试金石。改革开放后，“现实主义至上论”在持续的论争中趋于瓦解；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有了新的转机，对其研究与评价慢慢得以展开。但是，旧的“现实主义至上论”尚未远去，20世纪西方新思潮又开始广泛传播。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观念以及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观念在本土风起云涌，一时间成为新的学术风尚。这在很大程度上延宕乃至阻断了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在我国本土的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深度展开。为什么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明明在20世纪初同时进入中国，且当时本土学界与文坛也张开双臂在一片叫好声中欢迎它们的到来，可最终有的生根开花结果，而有的很快灰飞烟灭或者昙花一现呢？其主要根由是文化交流中的选择性接受造成的传播的非均衡性。何种文学思潮在中国本土更具传播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该思潮本身之特质，还取决于（甚至更取决于）接受主体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之特性；也就是说，接受主体对思潮流派的喜好和接纳是有选择性的。就本民族整体的选择性接受而言，传统的文化—审美心理和特定时期的社会需要，总体性地制约了特定时期我国文学与文化界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与传播；而就这些文学思潮本身来说，我们对其本原性特质和价值的发掘就明显不足，尤其是还存在着学理认知上的诸多误区，它们在我国的传播也自然是非均衡性的。正因为如此，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度理解与把握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不惟有助于我们追踪西方文学与文化之本原，深度体悟其人文与美学内蕴，也有助于中外人文交流深度推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对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做深入、全面的反思性研究，不惟有助于达成对19世纪西方文学的深度理解，而且对准确把握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亦有重大裨益，可以为我们重写西方文学史提供新的研究成果。至于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思潮视野，则有助于我们在进行作家作品研究时不局限在一时、一国、一人的狭小天地，而能在时代社会思潮与文学史长河的开阔处着眼，对其作文学史的整体性定位与全面性把握。这样的研究成果会更具深度、广度、理论性和借鉴价值。

谢：在经济全球化、万物互联的时代，“世界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了一时的新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世界文学的内涵是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应如何理解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

蒋：确实，网络化助推全球化，我们处在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受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我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一定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互渗互补以及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向互动、普遍性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主要限于经济领域，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则永远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既然如此，那么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统一体。其实，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并不是消解了民族特性的文学共同体，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元化民族文学的共荣共存的统一体。如果说在歌德这里，世界文学是跨文化、跨民族并且为众多民族的读者所长期阅读的作品的话，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世界文学则是基于不同文化的多民族文学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基础上的多元统一的文学共同体，是民族性与人类性（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因此，世界文学的核心问题是普遍性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对世界文学的理解首先是从差异性开始的。尽管学界对世界文学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看法与表达，我坚持认为其核心内涵是：世界文学不是整一化的人类文学统一体，而是诸多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多元融合体；既然世界文学永远意味着非同质性、非同一性，那么，研究世界文学也就永远隐含着一种异质的和比较的视界、眼光以及异质的、审美的和价值的判断，也就是比较的方法，因此世界文学是天然地与比较文学联结在一起的。在“网络化—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推进着世界文学走向一种文学世界主义的方向，这是世界文学研究的人类审美共同体境界。谢：中国文学传统悠远而深厚，它无疑是人类“文学共和国”的一员，中国文化、文学要走出去，无可避免地要接受其他民族的价值评判。您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中华文化经典外译有什么看法？

蒋：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如果说，从人文传播交流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改革开放时期偏重于外来文化本土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由此激活、改造了中国文化，带有文化、政治启蒙的意义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扩大开放、进一步拥抱与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很需要总结这40年和100年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经验，转变文化传播的模式，促进人文交流的深度，其中很重要的是：要从偏重接纳外来文化为主的模式，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模式转换。同理，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要在外来文化如何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华文化与学术海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尤其是要重视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与传播。歌德是在阅读了中国的传奇小说《风月好逑传》等作品之后，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著名论断的。美国的意象派诗歌是在接受了我国唐代诗人寒山子的诗后发展起来的。俄国托尔斯泰后期思想演变，深受孔子、孟子、老子、墨子著作等中华经典的影响。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前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z）、沃尔夫（C.Wolff）、毕尔芬格（G.Bilfinger）都曾以肯定、积极的态度发表过研究、阐释中国文化的著作和言论，用中国的伦理精神批判欧洲的教会和教权，把中国文化的伦理品格看成是欧洲所欠缺的东西。启蒙哲学家伏尔泰则把中国看成改造欧洲社会的一个“积极语境”。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举证中国的案例解释经济静止状态。诸如此类，都是中华文化西方“本土化”现象。至于在东方国家的“本土化”那就更加不胜枚举了。对此，我国学界的关注度明显不高。这既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欠缺，也与当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相符。这里，我还想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与讨论。第一，我们要推进学术外译，但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华文化在海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既有传播历史的研究。这既可以改变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西方文化在我国本土化传播研究，以及外来经典本土化的翻译研究的现象，加大对中华文化海外（尤其是西方）传播与传播、翻译经验的研究力度，也有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从他者期待视野与接受心理出发，更有针对性地展开当下文化与学术外译，找到海外传播的最佳路径。第二，中华文化与学术经典外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流，而不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转换，因此，翻译者既要有很强的非母语的语言能力，还要谙熟非母语国家的文化民族特征以及接受期待，使翻译文本与非母语国的语言及文化达成最大限度的契合；此外，还需要对所翻译的文本的学术与学科知识也有相当的了解与领悟（这是常常被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译作为非母语国读者所喜闻乐见，从而提高其传播的效度与扎根的深度。这里的启示是：要适当考虑本土翻译人才与海外汉学专家联手合作翻译；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的中华文化传播经验值得研究与借鉴。第三，人文交流是双向度的，因此就像我们需要了解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历史与现状一样，他者也希望了解其文化与学术在我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所以，学术外译工作在重视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成果“走出去”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学术的成果“走回去”。中华学术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学术，中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取得的所有成果均属中华学术，都应该走出去，从而发出中国学者的“多声部”声音。

谢：除科研以外，您的教学成果也颇丰。您带领教学团队开设了慕课“外国文学史”，且被评为国家首批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您本人也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大学慕课优秀教师”。您认为人文学科的教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新事物？如何展开未来人文教育课程教学？

蒋：在线开放课程（“慕课”，MOOC）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型教学模式。我和团队成员开设的“外国文学史”慕课，坚持“重读经典”理念，通过文本细读，透析文学经典的人性内蕴和艺术品格。该课程的制作与教学应用体现了两个主要特征：第一，简约性、浓缩性与问题聚焦。与传统的课堂教学和既有的网络精品课程不同，慕课在课程的总体时长方面有严格限制，每一堂课都要求在15分钟左右，因此，全课程的教学设计必须反复推敲、高度凝练。第二，开放性、普及性与高效性。慕课凭借移动网络的在线开放播出，打破了教室、校园和区域的限定，也打破了听众的年龄、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不同的听众可以在网络通畅的环境里随时随地选择性收听自己喜欢的课程。该课程开设两年多来，选课人数累计逾8万余人，这是传统教学模式难以企及的。我以为，互联网技术的革命性影响才刚刚开始，移动网络对大学的“教”与“学”都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尤其是，慕课具有便捷性、优质性、开放性和普及性等特点，对此，从事文学教育的大学教师应顺势而为，将其作为推进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与方法，而不应该视其为赶时髦的“玩意儿”，或轻视，或拒绝，或逃避。对文学经典的教学来说，慕课是有其用武之地的；只要驾驭得当，技术性的互联网完全可以被用于弘扬人文性的文学教育。

谢：谢谢蒋老师！您对于西方文学独到且深入的见解，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广大青年学者读了您的真知灼见也定会获益匪浅。您在文学批评中展示的浩然正气与果敢担当，值得我们后辈致敬与学习。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1. 蒋承勇，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思潮等领域的学术
2. [研作究者。简介]：谢涛，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