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

最近这几天，所有人都异常兴奋，英法可能要开战了。

一个星期前还没听到什么动静，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但从上周六开始，报纸纷纷提到两国关系紧张。即使在那个时候，也没提到“战争”这个词。有人暗示要打仗，大家还嘲笑这个说法荒唐。第二天报上就说得更明确了：麻烦的根源是马达加斯加，法国人想吞并它。报纸谈论严重且复杂的局势，开始暗示，这场仗大概非打不可了，但私下里，人们还是将其视作毫无根据的恐慌，认为法国人绝不会蠢到挑起一场战争。然而，就在今天，10月3日，星期三，一份通告震惊了全城：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内阁大臣们都不在城里，突然被召回了伦敦。

随着这一天慢慢过去，人们越来越兴奋：谈论法国人日益增强的戒备心，还有他们在暹罗和刚果的阴谋。人们争相购买报纸，阅读附有马达加斯加地图的相关文章。证券交易所内一片恐慌，股票下跌，所有人都在谈论战争，城里人在讨论当志愿兵。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在打听消息。大家都很焦虑。大家对法国人并没有敌意，但如果非打不可，那也决心一决雌雄。政府没有激发民众的信心，众所周知，政府内部有意见分歧。尽管大家信任罗斯伯里伯爵^[1]，但也都知道内阁其他成员跟他意见不合，认为他们会阻碍他做事，任何事。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英国继续忍受法国的断然回绝，这届政府可能会被推翻。对战争的焦虑和恐惧情绪十分强烈，大家一致认为，尽管时间可能推迟，但法国人如此贪婪、傲慢、善妒，战争迟早会爆发。但真的打起来，知道起因的人很少。到底为什么马达加斯加会引起争端，大家压根儿就不知道。

今天晚上，我去看望几个朋友，路上从两个邮递员身边经过，他们也在谈论这个全民话题。到了朋友那儿，我发现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焦虑不安。我们没聊别的。我们比较了一下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德法两国人民的情绪和目前英国人的情绪。我们谈到了克雷西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聊到了皮特和威灵顿。就战争最初会采取哪些行动，我们讨论了很久，我们还谈论了如果法军在英国海岸登陆会怎样，他们会在哪儿登陆，他们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以及如何阻止他们攻占伦敦。

10月4号。恐慌结束了。政府解释了召开内阁会议的原因，即为在北京的英国国民提供人身安全保障。于是一切恢复了从前的状态。然而，对于被如此误导，民众多少有些愤慨。他们质问有什么必要对召开紧急会议的原因保密，尤其是完全可以预见到这会引起恐慌，并给证券交易所造成巨额损失。在整个事件中推波助澜的记者们也愤怒了，他们感觉自己被愚弄了。

安南戴尔。我发现他把他房间里的两个小雕像转过去了，脸冲着墙，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事物的背面更有千秋。

安南戴尔：“我时常想，一个姓史密斯的人，他的生活肯定很不同，既不可能有什么诗意，也不会有什么特色。”

他很喜欢读《圣经》。“我总觉得那里面有些人物法国味儿十足。”

昨天晚上，他讲了个老笑话，我告诉他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安南戴尔：“实在没有必要编什么新笑话。其实，我很鄙视这类人。他们就像挖钻石的矿主，而我则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家，将钻石切割、抛光，让女人们见了心生欢喜。”

后来，他又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自己的看法恰巧是赞美之词就不该说。我很聪明，我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承认呢？”

我在圣托马斯医院的时候，住在威斯敏斯特区文森特广场2号那个带家具的公寓里。我的房东太太是个有趣的人。我在一本叫《寻欢作乐》的小说中曾对她略有描述，不过，我只提到了她的诸多优点。她很善良，是个好厨师。她通情达理，有伦敦佬的幽默。她从房客们身上得到很多乐趣。我把她的一些言谈记录如下。

昨晚，福尔曼太太和租住在14号的布朗小姐一起去教区礼堂听音乐会。在街角开小酒馆的哈里斯先生也在：“哎呀，那不是哈里斯先生吗？”我说：“不是他就见鬼了。”布朗小姐戴上眼镜，眯起眼睛向下看，说：“就是他，真是哈里斯先生本人。”“捯饬了吧？”我说。“捯饬了！要我说，往死里捯饬了，简直酷毙了！”她说，“你看，他那衣服还不是借来的，多合身啊。”我说。“可不是人人都有一套正装，对不对？”她说。

然后，福尔曼太太对我说：“我跟你讲啊，他还真惹眼。扣眼里别着一朵大白花。那么一朵白花，再配上他那张大红脸，真真是个古怪的家伙。”

“啊，是的，我以前想要个儿子，主便遂了我的心愿，现在我倒希望他没这么做，我当时要个女儿就好了，我可以教她洗锅、刷地，教她弹钢琴，教她用石墨炉篦什么的。”

她向我描述某人用过的一个长单词：“那么贵族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哎呀，听上去，把这么个词说出来，下巴都得掉咯。”

“噢，等一便士能买四团毛线，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他看上去确实很糟糕：我想他很快就会嗝屁了。”

我进屋的时候火灭了，福尔曼太太又把火生上了。“我不在的时候，你让火自己烧，好不好？而且不要看着它，好不好？你不看着它就会发现它烧得旺旺的！”

“我不觉得我们的儿子多么充满深情，他从没这样过，打小就是。但他知道我为什么宠他，他会耍些花招。我们真的爱他！哦，他就像一块果酱！饿的时候，我好想吃了他，他身上有些地方那么好看，那么柔软，我真想咬他一口。”

世上有两种友谊。第一种友谊源自动物吸引，你喜欢你的朋友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品质或天赋，你单纯是被他这个人吸引了。“C’est mon ami parce que je l’aime；je l’aime parce que c’est mon ami^[2]”这真是不讲道理，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讽刺的是，很可能你会对某人有这种感觉，而他根本不配。尽管这种友谊里性的成分并不活跃，但真的类似爱情：它以同样的方式产生，以同样的方式消退也不是不可能。

第二种友谊是知性的。你新认识一个人，被他的天赋吸引。他的理念是陌生的，他的某些生活侧面是你不了解的，他的经历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每一口井都有底，他告诉你的东西最终也会见底——这就到了是否继续友谊的关键时刻。如果他除了经验和书本教给他的东西，别无他物，他就无法再让你感兴趣，或者无法取悦你了。这口井干了，你把桶放下去，什么也打不上来。这就是人们会迅速跟一个新认识的人打得火热，又迅速断交的原因，而且后来不喜欢这些人，是因为发现自己钦佩错了人，这种失望的情绪会转变成鄙视和嫌恶。不过，有的时候，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你继续跟这些人交往，想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让他们给你新朋友的益处，只能在见面前留出足够的间隔期，让他们可以获取新鲜的经验和新的想法。发现他们的浅薄带给你的失望感会逐渐消失，习惯会让你纵容他们的缺点，这样你就会和他们保持很多年愉快的友谊。如果你一眼望穿了朋友的知识库，却发现他身上还有别的东西，比如性格、性感和一颗骚动的心，你们的友谊会更加牢固，那么，这种友谊就和肉体吸引的友谊一样令人愉悦。

可以想象，倘若这两种友谊的对象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个完美的朋友。但想要这个，无异于想要天上的月亮。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是肉体吸引，另一方是知性吸引，那么随之而来的只能是不和。

年轻的时候，友谊非常重要，你交的每一个新朋友都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冒险。我记不得是哪些人触发了这些混乱的想法，不过，既然毛头小子往往通过个例总结一般规律，我猜，当时我发现自己被某个人吸引了，付出的情感却没有得到回报，我对另一个人的思维感兴趣，结果，他没我以为的那么聪明。

我不知道在日常事务中，哲学除了能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做非做不可的事，还有什么大用处。我们被迫迈出某一步，心不甘，情不愿，哲学却告诉我们这么做的好处，于是，尽管内心不快，哲学还是会带给我们些许慰藉。哲学帮助我们镇静地做我们原本不想做的事。

恋爱时，人们应当奉行节俭交欢。谁也不能永远爱一个人。满足感受阻，爱情才会更浓烈、更持久。如果受爱者不在身边，难以接近，任性或冷淡，施爱者无法顺畅地享受到爱情，他便可以在“一旦愿望实现，喜悦就会很强烈”这个想法中寻得一丝安慰。不过，爱就这德行，倘若没有这些障碍物，人就不会想到谨慎行事，对他的惩罚便是厌腻。最持久的爱情是永远得不到回报的爱情。

毫无疑问，我们的许多美德归功于基督教，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一些恶习也归咎于基督教。自爱是每个人行为的主要动机，是其性格的本质，认为自爱对保全自身必不可少也不为过。然而，基督教将它变成了一种罪恶。基督教规定一个人不能爱自己，不能关照自己，也不能为自己着想，只能关注自己的灵魂，行为本天性使然，基督教却要求他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就是迫使他变得虚伪。遵循自然本能时，他会心生愧疚。其他人这么做时，尽管他自己没什么损失，他会心怀不满。如果自私不被视作一种罪恶，它就和万有引力一样，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便。没有人认为同类不依照自己的本能行事，他们表现得很自私才是合乎情理的，他们也的确如此。

不求人所无，不强人所难，这是一句好格言。

信仰上帝无关常识、逻辑或推理，只关乎情感。证明上帝存在和证明他不存在都是不可能的。我不信上帝。我觉得这个概念没什么必要。有来世这个说法对我而言不可思议。我认为来世受罚的概念是可恶的，来世回报的概念是荒谬的。我确信，等我死了，我的生命将完全停止，来于尘土，归于尘土。不过，我能想象，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信上帝，但仍会和现在我不信上帝时一样，认为信仰上帝无关推理或观察，只关乎情感。

一旦你承认上帝存在，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对耶稣的复活心存疑虑；一旦你承认超自然的能力，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给它设限。天主教的神迹和《新约》中的神迹都已经被证实了。

用以证明一种宗教是真理的证据与用以证明另一种宗教的大同小异。我纳闷的是，这并没有令基督徒不安，同时思考一下：如果生在摩洛哥，他就是伊斯兰教徒；如果生在锡兰，他就是佛教徒；而在那种情况下，基督教对他，就像那些宗教对基督徒而言，显然是荒谬虚假的。

妇科教授。他这样开始他的课程：“先生们，女人是这样一种动物，每天排尿一次，每周排便一次，每月行经一次，每年分娩一次，一有机会就交媾。”

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构相当平衡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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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斯伯里伯爵，阿奇博尔德·菲利普·普里姆罗斯，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5th Earl of Rosebery，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英国首相，1894—1895。面对内阁的分裂和上院的反对，他在任期内少有建树。

[2] 法语：这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