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朴实验

1845年3月底的时候，我借来一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的树林里，在离我准备造房子的地点的附近，开始砍伐一些幼龄但如箭矢似的高耸入云的松木作为造房子用的木材。开了工才知道缺东少西的，不过，这也不失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的一个妙法。斧头的主人在借给斧头的时候叮嘱我说，那可是他的宝贝儿呢；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越发锋利了。我干活的地方位于一个景色宜人的山坡，放眼望去，满山松树，穿过松林能看见湖水，林中有一块小小的空地，在那里，小小的松树和山核桃树生机盎然。湖水的冰棱还没有完全融化，开裂处黑乎乎地渗着水。我在那里伐木的几天，还零星下过几次小雪；但当我走出树林，沿着铁轨往回走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只看见绵延不绝、一直向前延伸的黄沙在灰蒙蒙的暮霭中闪着微微的光，而铁轨也在春日越发亮了。我听到云雀、小鹟和别的鸟儿在歌唱着一起来迎接这新的一年。春回大地的时候，令人厌烦的冬日正跟冻土一起渐渐消融，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砍了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楔子潜入斧头眼儿中，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然后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大约在湖水底躺了一刻钟；也许它还没有完全从蛰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必，人类还残留在原始的状态中，恐怕也是处于相同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木之春的影响而觉醒，那么，他们的生命层次必然会升得更高。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在路上看到过一些蛇，它们的身子有些部分依然僵硬，不够灵活，等待太阳出来把它们唤醒。4月1日下了雨，冰融化了，水汽很重，几乎整个上午都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掉队的孤雁独自在湖面上游荡，发出迷茫的哀鸣声，如同大雾中的精灵。

这样一连几天，我用那小斧头不停地砍砍削削，把它们切削成立柱、门柱和椽木，并没有思考什么，只是自己在独自歌唱——

人们说自己见多识广；

瞧瞧，他们长出了翅膀，

科学，艺术，

还有千般技巧；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的知晓。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立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木料只砍一面，其余几面的树皮还保留着，因此它们跟锯子锯出来一样地笔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我常常带一些牛油面包当午餐，正午时分，坐在我砍伐下来的松树枝上，读读包扎面包的新闻报纸，面包上散发着松香味儿，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收工以前，我和松树成了朋友，尽管我砍伐了几株，却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密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被斧头发出的伐木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站在碎木屑上闲聊。

我干活儿不紧不慢，从不着急，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做好了，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买下詹姆斯·科林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小木屋，来使用那些木板。詹姆斯·科林斯的小木屋被认为是不多见的好房子。

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独自在屋子外面溜达了一圈儿，那窗子又深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四周堆积着五英尺高的垃圾，好像一个肥料堆。屋顶虽然被太阳晒得翘裂而且发脆，但还算是完整的木料。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长年可供群鸡进出的通道。科林斯太太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我一走近，一群鸡便慌乱地跑到屋子里去了。屋子里光线暗淡，地板脏脏的，湿嗒嗒的，有些发黏，也有些松动，东一块儿，西一块儿，似乎一挪动就会裂开。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四周的墙壁，还有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她提醒我可别踏入地窖中去，那其实是一个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屋顶和四周的木板都是好的，还有一扇窗户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小猫在那里进进出出。屋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的地方，还有一个婴儿，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便是科林斯夫妇的全部家当了。这笔买卖很快就谈妥了，因为这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支付他4美元25美分，他在明天早晨5点搬走，不能再把房子卖给其他人了；6点钟，我那棚屋的产权就归我所有了。他说，最好来得早一点，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数目不清而又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麻烦。6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们一家人。一个大包裹里塞满了他们全部的家当——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唯有那只猫不在里面，因为它已经跑进树林，成为野猫，后来它不小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捕捉器，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的早晨，我就把这棚屋拆了，拔下木料上的钉子，用小车把木料搬运到湖边的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回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鸟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冲着我歌唱。一个叫帕特里克的年轻人却不怀好意地告诉我，邻居爱尔兰人西莱，趁装车的间隙偷偷把那些还能用钉子、骑马钉和大钉塞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他就站在废墟旁，满不在乎地对我说：我已经干完了。此时此刻，他在那里代表众人，使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就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南边的山坡给自己挖了一个地窖，曾经有一只土拨鼠在那里打过洞。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以及植被在土壤深处的根须，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地窖大概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这样即使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地窖四周装有木板，没有砌上石块；太阳照不进来，沙粒也不会流下来。这个活儿花了我两小时。我对于破土挖掘特别感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下去，都能找到恒温的地方。至今，城市中那些最豪华的住宅里还有地窖，他们在里面储藏块根植物，将来即使地面上的建筑全部毁坏之后，后代人还是能发现它遗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只不过是通往地洞的一些门廊而已。

最后，在5月初，我在熟人的帮忙下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多大必要，我只不过是想借这个机会跟邻舍联络联络感情。把屋架立起来，我倍感荣幸。我相信，终有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竖立一个更高的屋架。7月4日，我搬进了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不成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座，所用的大概两车石块，都是我从湖边捡来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烟囱才算完工，这此后不久就必须生火取暖了，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野外做饭。这种方式，从某些方面讲我至今还认为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还没烤好时碰上刮风下雨，我就会拿几块木板遮挡一下，躲在下面继续烤面包，就这样，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那些日子里我只顾干活、很少读书。不过，散落在地上的破纸、单据，或者台布，都给我带了无限的乐趣，毫不逊色阅读《伊利亚特》带来的感觉。

尽管我建造房屋时已经很细心了，但我认为有必要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道门、一扇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对于人的需求来说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况且，除了满足当下的需要这个理由外，也许你永远也不会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给自己建造房屋和飞鸟筑巢是同样的道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自己的房屋，又简单诚实地用食物养活了一家人，那么诗的才能一定会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鸟儿把自己的歌声传遍四方。可是，我们倒是跟那些令人讨厌的燕八哥和杜鹃一样，它们总是跑到别的鸟儿造好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聒噪声让路人听了很扫兴。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让给木匠师傅吗？在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我散步时，还没有碰到过一个比给自己建造房屋更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社会中的人。裁缝只不过是九大职业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等。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让别人来思考吧。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阻止我思考，这就得不偿失了。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里面有所谓的建筑师有这样的想法：他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的核心，这也是一种必要，建筑也会因此而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自身出发，这看起来很好，实际上他比普通业余艺术爱好者只不过高明了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出发，而是从飞檐上入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的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而我总觉得吃杏仁不加糖的话更有益于健康——他没有想过那些住在房屋里面的人，也可以把房屋建造得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装饰只是皮毛而已。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士兵也不会无聊地把自己的骁勇善战用精确的颜色涂在旗帜上。否则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伏身在飞檐上，怯生生地向那粗鲁的住户唠叨着他自以为是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知道的还多呢。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其实都是由内而外形成的，是满足了屋子的主人的需要和符合他的性格的，住在屋子里的人才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对于外表他从来不加考虑；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前一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过同样的生命之美。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通常是贫民们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低矮的木屋和农舍；这种房屋之所以显得别致的，不是因为外表上有什么特色，而是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那些郊外搭建的箱形木屋，他们的生活恰如想象的一样简单的，他们的住宅也没有一点追求别具特色的风格。建筑上的大部分装饰确实是空洞无用的，九月间的一阵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房屋实质。地窖中没有橄榄和美酒的人，就算不懂建筑学照样过日子。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过多地追求装饰风格，比如我们《圣经》的建造者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又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产生的。人们确实很关心这木棍的摆放，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因为这里头是有一些象征意义的。但是如果精神与躯壳分离，那跟建造棺材就没什么两样——这成了坟墓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个称谓罢了。有人说，你对人生充满了失望和漠然的时候，不妨从脚下抓起一把泥土来，把你的房子涂抹成黄色，就会因此想到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为什么要抓起一把泥土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吧，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感到羞愧。这不啻为改进村舍建筑风格的一种创造！等到你找出我的装饰来，我一定采用它们。

入冬以前，我造好了一个烟囱，在房屋两侧钉上一些薄木片用来挡雨，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因为不完整又不干燥，我只好用刨子把它们刨平。

这样我有了一个严严实实、用泥灰粉刷过的房子，它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立柱有八英尺高，还有一个阁楼，一个储物间，每面墙都有一扇大窗子，屋顶还有两个天窗，房子的尽头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壁炉。我造房的费用，不算人工在内，只是所用的材料价格，因为是我自己动手的，每一项开支都有一个详细的清单。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记录，因为几乎没有人能够精确说自己的房子到底花了多少钱，即使有的话，能够把造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价格一一说出来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木板……8.035美元(大都采用棚屋的旧木板)

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4.00美元

板条……1.25美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箱石灰……2.40美元(买贵了)

发毛物品……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用铁片……0.15美元

钉子……3.90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粉笔……0.10美元

搬运费……1.40(大部分是自己背)

共计……28.215美元

除了木料，石料和沙子这几种居住者享用的天然材料外，所有造房子的材料都在这里了。另外，我还用剩余的材料搭了一个小坡屋。

我本想给自己造一座康科德大街上最宏伟、华丽的房子，只要它能够像眼下这间那样使我喜欢，而且也不会更多花费的话。

为此我发现，只想有一个栖身之所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建房子的费用并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高，如果说，我有点言过其实，那我也并非自吹自擂，而是赞扬人类；我前后不一致的缺点并不能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那好像糠秕很难完全和麦子分离，我虽然也跟大家一样为此感到遗憾，但还是昂首挺胸，自由地呼吸，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种莫大的欣慰。而且我下定决心，决不屈辱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竭力为真理呼喊。在剑桥学院，学生住的宿舍只比我那房子稍大一点儿，每年要交30美元住宿费，那家公司可占了大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并排修建了32个房间，居住者因周围人多而嘈杂，不得不住四层楼，因而有诸多不便。我不禁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见识，不仅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还能抵消一大部分教育开支。在剑桥或别的学校的学生为了必需有的便利，就要需要他或别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双方能够把这类事情处理得当，那只消花1/10就够了。最花钱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是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最大的一笔支出，而如果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交往，便能从中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这根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建立一所学院的方式，通常是靠募捐，收进款项，然后一味遵从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倒很细致。其实，这个原则实在是需要审慎遵从不可；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承包商来，这个承包商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技工，而后奠基开工。然后，学生们不得不去委身于这样的宿舍；而为了这一个失策，一代代的人就得掏学费。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获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情况就会好得多。如今，学生得到了他渴望的闲暇与休息，不必劳动，得到的只是一些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完全没有学到。有人发出疑问：“你该不是要主张学生不用脑，而是用手去学习吧？”这样就误解了我，我是说学生应该多想一想，不应该把生活当作一种游戏，或仅仅把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社会还要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青年人若是不能投入到生活实践中，怎能更好地了解生活的本质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和艺术，我就不愿意因循守旧，把他送到附近的老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只是不教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教他如何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而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世界；研究了化学，却不知道他的面包如何做成；学习了力学，却不学这一切是如何得来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周围的好几颗新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说没有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颗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现象，自己却被他四周那些怪现象吞噬。一个孩子一边从书里找到冶金的知识，一边自己挖出铁矿石，自己熔炼它们，给自己打造了一把折刀；另一个孩子则在冶金学院里听冶炼课，同时又收到了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折刀——试想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被折刀割破了手呢？……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被告知，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如果我到港口转一圈儿，岂不是能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最贫困的学生也被教授了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经济学，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结果是学生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他们的父亲却债台高筑。

我们的大学就是如此，拥有100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很容易对它们发生幻想；却并不总能产生积极的进步。恶魔老早就对那些设施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增加股份，为此他至始至终都在享受利息。我们发明的常常是一些漂亮的玩具，这些东西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远离严肃的事物。它们只是对毫无意义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的措施，而这目标其实可以轻松地达到，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从缅因州修建一条磁力电报线路直达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压根就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传达。正像一个人，急吼吼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贵妇人谈谈，他被引荐到她面前了，助听器一端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要对她说的。仿佛谈话的目的不是要说得合乎道理，而是只是为了更快把话说出来。我们急切地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从旧世界到达新世界的时间能缩短好几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得了百日咳之类的事。总之，一句话，策马飞奔的人决不会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他不是福音传道士，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蜂。我怀疑英国的快马其实根本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攒些钱呢？你热爱旅行，你应该乘车去菲茨堡，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想得比这更聪明些。我早就知道徒步旅行才是最快的旅行。我跟我的朋友说，我们不妨试一试，看看谁先到那里。这段路程是30英里，车票是90美分。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了。我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挣60美分。好了，我现在就开始出发了，不然天黑之前我就到不了了；一个星期以来，我都是按照这个速度前行的。这时，你在挣钱，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要是你运气好能及时找到工作的话，有可能今晚上就能到达。然而，你并没有去菲茨堡，而是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你都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哪怕这条铁路绕着全世界一圈，我想我还是总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一点这方面的阅历，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战胜过它；至于铁路，可以无限长，要修一条环球铁路，好像是把地球的表面铲平一样。人们稀里糊涂地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坚持用合股经营的办法，用铲子这样不停地铲下去，要不了多长时间，最后大家都可以免费乘着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可是，当人们一窝蜂地拥向车站，乘务员喊着“旅客们上车”！火车冒出的黑烟渐渐散去，蒸汽也越发浓密，这时可以看到只有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轮碾过去了，这真是一个“惨绝人寰的事故”。毫无疑问，挣够了车票钱的人也能赶上火车；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到时候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他们已经没有旅行的兴趣和愿望了。耗费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来赚钱，只是为了在最不宝贵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可怜的自由，这种事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日后回到英国过一种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我看，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才对。“不会吧？”100万爱尔兰人从棚屋里大声质问：“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相当好呢，不过你们可以搞得更好；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将来能找到比挖土更好的工作来打发你们的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