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

年底，跟文卫组组长下乡。这个组，管文化、教育、卫生。其实，下属单位都乱哄哄的，什么也管不了。组长是老干部，人正直，县革委会的掌权者却认为他右倾。一起下乡的还有李某。此人常以大老粗自居，因和革委会的掌权者是一条线，傲得说话都是冲的，因任支部成员，人称李委员。三人都骑自行车。下乡为看“教育革命”，当时正在贯彻“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最高指示”。

那天，到一所戴帽中学(那几年小学也办初中班，俗称戴帽中学)，听请来的老贫农讲红薯栽培。教室是两间草屋，门窗都是空洞。土坯支起木板做课桌，凳子是学生自带的，高高低低。那老贫农能说会道，可是每句话都带庄稼人常带的脏字：“红薯算?，只要使死牛。这话啥?意思？地犁?的越深，红薯长?的越大……”男孩一直笑，女孩有的撇嘴，有的勾着头。那一堂课，起码说有500个“?”。

课后，在和老师们座谈时，我说，农民兼职教师讲得生动，也很实用，就是“?”字太多，对学生影响不好。李委员马上接着说：“有啥?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贫下中农脚上有牛粪，思想最干净。臭知识分子满嘴都是文词儿，思想最肮脏。”我不再吭声。文卫组长斜他一眼，说：“会就开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