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春花开了，燕子回了，我上学了。小学原是地主家的宅院，全村唯一一座青砖蓝瓦建筑。地主一家已搬进原来的磨坊驴屋。

母亲用染成靛蓝的家织土布，缝一个长方形的布袋，上口用线绳束住，给我当书包。上过私塾的十爷教《国语》(那时还不叫“语文”)，第一课是“人，一个人。”第二课是“手，一双手”。算术是学打算盘，背“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教算术的老师当过财主家的账房先生，不懂阿拉伯数字(当时叫洋码儿)，只能教珠算。

常常搞文艺宣传(那个“搞”字，是当时的新词，一说搞，就有新社会的味儿)。先是打霸王鞭。我的霸王鞭是父亲做的，找来使坏的竹筢子的把，用菜刀砍透八个孔，每个孔放进三枚四枚铜钱，穿上铁丝固定，就成了。那时候铜钱不稀罕，家家都有好多诸如“康熙通宝”“嘉庆通宝”之类的前朝货币。霸王鞭有多种打法，打霸王鞭的队伍也有多种走法。排练多日后，老师领着排成长队的娃娃妞妞，在村中的空地表演，前行，后退，绕圈，穿插，千百枚铜钱的碰击声，嚓，嚓，嚓嚓嚓，唰，唰，唰唰唰，繁密而脆亮，节奏感很强，比戏台上敲打的大锣大镲还热闹，就引来男女老少围观。老师哨子一吹，学生蹲下休息。一个戴八角帽穿灰军服的女干部给大家讲话，讲的是地主恶霸如何坏，贫农雇农如何苦。她，眼大眉弯，脸皮细白，嘴角有颗豆儿大的黑痣，更添了几分俏。乡亲们好似没全听懂她的外地口音，只笑笑地看她的漂亮脸蛋儿。一个老奶奶说：“这妞长恁好，咋当兵了？”另一个说：“不知道有婆家没有。”

后来学扭秧歌。这好学，踏着锣鼓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双臂同时左右甩开，走两步，退一步，腰身和屁股也随着摆动。还有一种大秧歌，则是双臂平伸，两只手掌上下翩跹，就显出一种大气和潇洒。扭一阵，锣鼓声一止，就齐唱新编的词儿，现在还记得几句：

你也扭来我也扭，

咱们扭个风摆柳。

往前扭，往后扭，

为了翻身不嫌丑，

不嫌不嫌不嫌丑哇。

开始是男娃女娃排成一队扭。后来，要男娃、女娃各排一队。女孩上学的少，两队不齐，就挑了几个男娃扮女娃。扮女娃就得穿上带大襟的花布衫，脑后绑一根二尺长的大辫子。竟挑上了我。想到穿妮子的衣裳，扎红头绳的辫子在屁股后一摆一摆，太难看，小伙伴们一定会笑我，坚决不同意。那个女干部劝我：“新社会男女平等。当女的不丢人。”我心里说：“平等了我就该当妮子？”不禁委屈地哭了，眼泪扑嗒嗒掉。这时候十爷来了，他没胡子，像老太婆一样笑着，给我擦泪。他虽然识字，也要赶牛车、捋锄把，手就磨成糙糙的，把我脸上擦得痒痒的。另一只手摸着我剃成月牙形的头，说：“这娃脸皮薄，算了，换一个。”就又挑个男娃。那小子马上就笑了，露出掉了一颗的门牙，笑嘻嘻地穿上带大襟的柿红布衫，梗着脖颈让绑辫子。

秧歌队扭遍附近几个村庄。在一个小村的青草地上扭罢唱罢，一个老汉掂来一筐麦黄杏，十爷给每个学生分两颗，可甜，那个代替我扮小妞的男娃口水滴溜溜往下流，吃得急，连核儿也咽下肚子了。十爷自己没吃，那个女干部也没吃，她正给那十几个观众唱《妇女翻身歌》：“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妇女在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