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

考上了高中。那是南阳县第一次办高中，只招收两个班。附近几个村庄只考上我一个。《录取通知书》说，学杂费三元，加上课本费、作业本费，拢共七元。钱难弄，在那时候的农村，一块钱的分量远远超过如今一百块钱的分量。

为凑钱，父亲卖劈柴(从农业社分得的口粮很少，当然不能卖)。我家宅院前后，杂木成林，合抱粗的就有数十棵。父亲放倒树，锯成二尺长的榾柮，用钢镢劈成柴柈子，晒干，担十里外的集镇上，卖给机关的食堂，街头的饭铺。一百多斤一担柴，换不到一块钱。

又一次去卖柴，我说，想要钢笔。父亲说：“中，咱买。”在这以前，一直使蘸水笔，只买笔尖，五分钱一个，用棉线绑上一截竹棍儿，写几个字就插墨水瓶里蘸一下。蓝色的墨水是用颜料兑水泡的。那颜料三分钱一包。父亲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粗粗大大的，“人民”牌，三毛钱买的。东邻小姑奶(辈分是姑奶，其实只十六七岁，辫子比擀面杖还长)，用七彩的丝线给我结了个钢笔套，收口处外翻绿色的荷叶边儿。套上系绳儿，插进口袋可以拴布衫的扣眼儿上，不会掉。钢笔套在当时很时髦，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里，主人公萧长春就有。

记得父亲把钢笔交给我时，只说一句话：“娃，好好写字。”他是文盲，庄稼活儿样样精通，一说到上学念书就没词儿。遗憾的是，我没实现父亲的朴素愿望，一直没把字写好，到如今仍是支支叉叉，草棍儿一般。还记得，正巧七爷来借簸箕，笑道：“要在老社会，就是考上秀才啦。娃，将来你做了官儿，七爷去给你当管家。”父亲说：“好赖能端上个公家的饭碗都比种地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