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7月中旬，南阳师专毕业，分配回南阳县。吃罢早饭，把饭票换成粮票，拿上介绍信，就去教育局报到，带一卷行李，一个脸盆，一只装书的木箱。走下古柏森森的卧龙岗，心中有几分希望，也有几分沮丧。希望的是工作后不再挨饿，沮丧的是从这个破学校毕业远不是我的理想。高考时我的志愿是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自认为考得蛮好，而且那年“大跃进”还在持续，高校扩招，录取率接近百分之百。万万料不到，录取不论分数，只看“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我家是中农，不是贫农、雇农。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就因“只专不红”“思想落后”被“帮助”，“帮助”就是低头站在全班同学中，接受批判、训斥。那些整我的人为表现自己“政治挂帅”“思想进步”，一个个眼射凶光，恨不得把我吃掉。接着就写“思想检查”，而后学校做“政治鉴定”(那鉴定一定很糟)。检查和鉴定都进了档案(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见到自己的档案袋，厚厚的，几斤重，内中所装恐怕多为我从读高中到揭批“四人帮”写的全部检查)。录取结束，地、富、反、坏、右(即所谓“五类分子”)子女通通落榜，那些整人的积极分子，功课大都一塌糊涂，却都升入一流高校。我被弄到诸葛庐畔读二年专科也算宽大处理了。但心里一直抱屈，越想越觉得窝囊……

文教局在县政府，县政府在玄妙观。殿宇俨然，神像已无，深深的庭院遮满古树的浓荫。在藏经楼前一座老旧的瓦屋里，一位工作人员笑眯眯地接过介绍信，当即又开一张，让我去城南60里外的一所乡村中学。还说，可以到小南门码头坐船前往，并交代，船票保存好，到学校报销。正要告辞，又拿出一张表，让我签字，接着数给我17.50元钱，说，这是7月份后半月的工资。参加工作竟如此简单，还没走上讲台就领到了薪水，心中不禁一喜。走出玄妙观时，听到高树枝头鸟声喧哗，见两只白鹤联翩飞去，轻盈的翅膀扇动正午的烈阳。

怀揣那笔钱，顿生富有感。穿过县城去码头时，拐进新华书店，一下子买了五本书，其中有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这本繁体字竖排的书如今还在，定价0.70元，纸已惨黄，银鱼儿咬啮，蛀出了历史感。

出小南门，但见樯桅如林，远远近近的水面上，舟楫漂漂，白帆飘飘。踏过岸边的石头，扶着船老大伸出的竹篙，上了一条窄长的小木船(当即想到李清照的“蚱蜢舟”)。乘客连我仅五人，还有一条小狗，三只山羊，一头半大的猪。付罢船钱，我要票，船老大从腰里摸出一沓皱巴巴的纸，挑出一张给我，上写“船费二角”，盖的是他的私人印章。用篙一撑，船离岸，拉起帆，就溜溜地滑向河中央。他反复叮嘱坐稳，别乱动。还说，如果撒尿，去船尾蹲着撒，手抓紧船帮。顺水顺风，船行似箭，浪花儿如珠子，三颗五颗地跳上人身。赏一路连绵不断的风景，心神好清爽，想，这是否预示我以后的人生要顺遂了？

看着浩浩河面，片片帆影，正酝酿一首诗，忽听船老大叫道：“小同志，到了，你下船吧。”哦，帆已落下一半，船已靠了东岸，渡口的石头掩在荒草之间。先我一步上岸的还有一位抱小狗的汉子。问他学校在哪儿，他伸出下巴朝前一指：“你看，黄土打的院墙，杨树都有几丈高，那就是。”又感叹道：“这么年轻就教中学啦。”

步入绿杨夹道的校园，见几个老师正在路边刨红薯，一大片红薯地看着好眼馋。我介绍罢自己，他们忙走近：“啊，周老师，小周老师。”说着争相帮我背行李，搬箱子。那是这辈子第一次听人叫我老师，有一种陌生感。

晚饭，每个教师可以买半斤不要粮票的红薯。想，往后能吃饱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