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进入5月，“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学校停课，学生揭发老师，老师相互揭发，“大字报”糊满墙壁，揭出的言论真真假假，“上纲”的高度令人胆寒(比如那位教历史的老教师某晚说过“天太黑”被判定为“诬蔑新社会黑暗”)。校园大乱，我心更乱，虽然关于我的“大字报”只有两张，一是吹捧“色情小说”《红楼梦》，一是向学生推荐巴金的“黑书”《家》。最犯难的是自上高中以来写的那二十多本日记没法处理，烧掉，没有机会，更怕有人发现说是“销毁罪证”；留着，担心一旦暴露，马上大祸临头。惶恐中，挨到《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第二天(6月2日)，赫然看见一张题为《勒令周同宾交出反动日记》的“大字报”贴在正对我住室的墙上。这时我才想到，去年夏天，因为日记本发霉，拿到门外晒，被人看见过。交出后三日无事，我时时如坐针毡。第四天，一篇总题为《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分子周同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面目》的“大字报”一下子贴满四面山墙，而且标明是“材料之一”。我不敢走近看，只远远地扫过两眼，见配有漫画，画一个笑笑的我，一手拿笔，一手藏在背后握一把尖刀。最让我难堪的是学生时代写的爱情诗也公之于众，那一部分的小标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丢脸，无颜再见对我尊敬甚至崇拜的学生。

7月初，全县教师和学生代表集中搞运动。那时，县一级没招待所，更没宾馆，只有“县大会”。“县大会”毗邻玄妙观，院子极大。靠东是一排百余米长的草房，直通通的没界墙，院中横几座红机瓦盖的砖房。没床，都睡地上，冬天铺麦秸，夏天铺苇席。那是开全县大会的场所，与会者都自带行李。我校和另一中学的教师合住一座不大的瓦屋(小学老师都住草房)。运动的领导者向正中的一张席一指：“你睡这儿。”似乎意味着我已被革命群众包围。

开始一段，参加动员大会，学“十六条”(即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继续深入揭发，上街游行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情况还算平和。突然一天，临近的屋里传出愤怒的口号声、严厉的斥骂声。我们住室也顿时气氛诡异。我发觉所有同事和学生代表都不和我目光交接，更不说话。我怕，像一只意识到马上要被拉去宰杀的羊。第二天早饭后，校“文革”领导人(此时，校长、书记已“靠边站”)叫我到屋外谈话，表情冷冷的，教育我要老实，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等等。我进屋，全体“革命师生”忽地站起，一手拿“红宝书”，一手攥着拳头猛向上伸，高呼“打倒”口号，声音似能掀翻屋顶。勒令我站上一把短凳，低头弯腰，我腿发抖，心也发抖。一个学生先发言，发言稿开头引用的“最高指示”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他说的每一条都像是宣判，每一条都足以置我于死地。我都承认，不敢不承认。只有从我的爱情诗中摘出的那句“让我们驾一叶轻舟，漂呀漂，漂向那美丽的小岛”，被解释为“企图去台湾投奔蒋介石”，实在无法承认，禁不住掉下泪。接着就引来更愤怒的声讨：“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那些针对阶级敌人的语录，我早都会背，想不到现在通通用到我身上。

批斗会结束，全身衣服被汗水浸透。汗是冷的。

中午去伙房买饭，不敢走前边，排在最长一队的最后。待递上饭票，炊事员却朝我微微一点头，眼神里分明有同情，有抚慰，给我打的菜比别人多。我当即想起，他是我教过的学生的父亲，那年做家访，恰逢他还乡，见过一面。

晚上，睡不着觉。怕一夜失眠，明天再挨斗，招架不了，就去医务室要安眠药。扎羊角辫的女医生先是脸一阴，接着嘴一撇，拿药瓶倒出一片，也不包，放桌上让我捡起。我说想多要几片，免得今后每晚都来取。她吼道：“不中！”我转身走，她对另一女医生说：“早几天，剧团的浪八圈儿(一个旦角演员的艺名)前晌挨斗，夜里就吞30片安眠药想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