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几经曲折，我进入文教局的写作组，为说唱团写曲艺唱词，唱“英明领袖”，唱新生事物，形式无非河南坠子、鼓儿词之类，演员唱几场就拉倒。我仍恋着文学，用更多的心思写诗写散文。后来发觉不是诗人的料儿，就专写散文。写出就向大小报刊投稿。忽有一天，同事悄悄告诉我，有两家杂志来信，调查我的政治表现，如同意发表作品，单位盖章寄还。那信压某支部委员处，已多日。这位委员因“上头”有人撑腰，一时红得发紫。我直接去找他。我们同住筒子楼，斜对门，那时候办公住宿都在一间屋。他双脚伸办公桌上，头仰靠椅子背上，正抽烟。我走近，才稍稍扭脸扫我一眼：“啥事？”我说罢，他不吭。直到烟将烧到手指，又接上一根(那时香烟没有过滤嘴)，才猛地坐正，冷冷地扔出一句话：“支部研究研究再说。”我竟幼稚而又迂腐地搬出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鼓励公民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我刚写过《歌唱新宪法》的节目，特别记住了这句话)他鄙夷地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再不说话。此事，当然就再无下文。

几天后，他老婆儿子从老家来，恰逢他下乡。两人在他门口一直站到午后。许多同事来回走过，没人搭理。我看那女的干瘦，满面凄苦，孩子脸蜡黄，显然有病，好可怜的，就问吃饭没有，答说，没粮票，忙让进我住室坐，去机关食堂买饭。

多天后，某委员下台。再见我，浑身上下呈现出谦恭模样，甚至称我是“作家”，还当众提到为他妻儿买饭的事。